我们得赶快说明一下，这种例外主义中存在的许许多多的例外现象。有些宗教上的保守派总是很乐意让政府绕着《圣经》转，而去拜访南方拥有土地的贵族时，听到的是那些熟悉的军功故事、御马故事以及先祖在决斗中丧命的故事。威廉·巴克利1955年创办《国民评论》，其所散发出的并不是乐观主义的情绪，而是试图“逆历史而动，大叫一声‘站住！’”“斯特劳斯式的保守派”所持的精英主义和对进步的怀疑观，很难有能出其右者，这是一群从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出生于德国、终生都在为现代性的堕落而痛苦的哲学家——身上吸取灵感的新保守派。
为了避免此后在书中出现混淆，我们将以美国人所指的右派和左派的方式，来使用“保守的”和“自由的”这两个术语。同样，美国右派是一个覆盖面十分宽广的派别，它既包括具有浓重异端色彩的自由派，又包括传统的保守派。这使得它既脆弱又强大。就积极的一面而言，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这是一个如此充满活力的大运动。由于美国的保守主义中有许多至关重要的不同元素，因此它无法阻止自身矛盾的存在，而只能包容它们。保守派有数千名活动家、数百个智库、一小批高级知识精英。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是右派运动的最大智库，它出版了一本很有帮助的保守派专家名录，那本书厚得就像电话黄页一样。然而，派别覆盖面太广也意味着人们经常各拜各的庙、各烧各的香。
人们发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就存在至少三股相互竞争的保守主义力量：支持减税和持有枪支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者；“关注家庭”等组织的基督教道德主义者；以及军国主义式的爱国主义者，他们以相邻的美国空军学院和那些打出嘲笑萨达姆·侯赛因招贴广告的人为代表。但是，在响亮的军号声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中，人们怎么可能拥有一个小政府呢？在个人服从上帝统治时，人们如何能够颂扬个人主义？今天的右派美国充满了这样的矛盾。
这是一场运动，而非一个政党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强调一下保守派的美国与美国之间的差异。尽管美国的保守主义者欢呼民粹主义，但却并不像自己一厢情愿认为的那样受到欢迎。右派可能处于统治地位，这也解释了美国的与众不同，但右派并不等于美国。2000年，乔治·W．布什赢得了总统位置，但比对手少得50万张选民票。在莫妮卡·莱温斯基（Monica Lewinsky）事件＇10＇期间，曾经创办“道德多数”组织（Moral Majority）的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承认：“我并不认为多数美国人与我们的价值观相同。”“关注家庭”组织的吉姆·多布森或许能够使800万美国人想起同性恋的罪恶，但每周有2000万美国人观看情景剧《威尔和格雷斯》（Will & Grace）（7），而这部片中有几个角色是身份公开的同性恋者。
因此这场运动——以及“道德多数”和“关注家庭”这些组织——的重要性在于：无论它们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自己所宣称的真正的美国，它们都取得了部分成功，因为在这个只有一半选民愿意投票的国家里，它们比其他美国人组织得更好。当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谈论右派的大阴谋时，保守派的活动分子对希拉里讲话口气的控诉，要比对她讲话内容的控诉严厉得多。不仅在地方层面，在全国范围，保守主义运动的团结也要比大多数美国人意识到的紧密得多。
这种组织能力每周三在华盛顿展示一次。这一天的展示始于格罗弗·诺奎斯特（Grover Norquist）（8）位于L街的“为了税改的美国人”组织（Americans For Tax Reform）的例行早餐会。这通常是一件相当古怪的事：那些参加会议的不讲卫生的自由行动者因其“胡言乱语”而为人们所知。如今参加聚会的人数过百，其中1/3是女性。这些活动分子包括美国全国步枪协会（the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的说客、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的工作人员、主张家庭学校教育的人、极端的自由市场论者、敌对的黑人、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学者、国会议员、参议员、偶尔来访的州长（包括科罗拉多州州长比尔·欧文斯），当然还有白宫来的人。乔治·W．布什的首席政治顾问卡尔·罗夫（Karl Rove）对此十分重视，每年都要参加几次这样的会议。
聚会有十足的平等主义色彩。卡尔·罗夫、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比尔·欧文斯这些共和党要员同刚刚从灰狗巴士上下来的学生活动分子比邻而坐，桌上满是高胆固醇、高淀粉的食品和咖啡因。任何还能放东西的地方都满满地堆着保守派的文献，有活动预告的小传单、问题研究论文报告、《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时报》的专栏、关于政府浪费的小册子、美国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新作等。聚会期间，人们在屋内四处走动，散发更多的材料。一份试图在俄勒冈州加税的材料这样写道：有人能阻止这件事吗？你听说了吗，竟有人卑鄙地想阻止火星对私人企业开放？现在掐灭这种想法还不迟。＇11＇
诺奎斯特的聚会在上午11点半结束。许多活动分子立即跳上出租车朝国会山和美国联盟（Coalitions for America）午餐会奔去。在这里聚会的人数要少一些，只有70到90人，但更庄重些。1983年，保罗·韦里奇创建了这一组织。参加聚会的人年纪更大，通常身着整齐的套装，关注文化战争问题胜于低税收问题。放有餐具架的桌子上覆盖着一面绉纱美国国旗。大多数与会者的翻领上都别着美国国旗徽章。会议开始前，大家都朝房间角落的国旗重复自己的效忠誓言。誓言结束时，有人还大声加了一句：“向已在世的和尚未来到人世的人宣誓。”
比起诺奎斯特处的会议，这里的氛围更有质询味道。韦里奇的午餐会并不是活动分子和职员分享计划的论坛，而是给那些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来自行政当局的成员提供了一个场合，让他们有机会在有备而来的保守主义运动重量级人物面前为自己辩护。韦里奇在一张轮椅上主持会议。他还创办了传统基金会，现管理着自由国会基金会（Free Congress Foundation）。有个国会众议员因考虑参选参议员使共和党在众议院的一个关键委员会中失去一席而受到呵斥。由于受到哥伦比亚特区即将进行的学券制投票的威胁，有个参议员答应提供那些可能还“有点点动摇”的同事的名单。商业巨子们对处方用药的提案显然感到不快，有人把它说成是一个“怪胎”。但有个众议员对此进行了辩护，认为这是政治上必须做的一件事，尤其是它还得到了乔治·W．布什的支持。
比起诺奎斯特的团体，参加午餐会的这个团体关注的面要窄得多，它集中关注宗教和社会问题。当有人谴责拔掉佛罗里达一家医院里无行为能力的病人特丽·辛德勒·夏沃的进食管，并进行“罗伊诉韦德案”式的安乐死处理时，房间里不约而同地爆发出掌声。有个与会者吼道，这事发生时，美国正让那些关塔那摩湾的敌方战俘吃饱喝足，使他们的体重平均增加了15磅！尽管如此，这两个会议还是显得十分相似，这从会议上的高胆固醇食品到各自发布的新闻稿中可以看得出来。两个会议的与会者都认为他们属于一个内在一致的运动。他们蔑视温和的共和党人，认为他们是“守旧派”；他们讨论在即将进行的国会竞选中，谁应该成为“我们的候选人”；他们已经认命，自己终其一生都将没完没了地与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邪恶做斗争了。韦里奇会议上的每一页纸都是号召武装起来的檄文。有2/3的晚期堕胎（partial birth abortion） 是在新泽西州进行的！（9）有一半的婚姻最终解体！超市里竟然销售《放荡少女》（Girls Gone Wild）的录像带！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想到要举行午茶会，但许多参加过上述两个会议的人，傍晚又会聚集到诺奎斯特家里喝酒。他们中有些人将再次参加“中世纪周末聚会”（Dark Ages weekends）——回应克林顿式的“文艺复兴周末聚会”（the Clintonian Renaissance weekends）的保守派运动，或者一起度过周末假日。最近的一次是保守派海上漫游，纪念格林纳达解放，由伊朗叛军丑闻（the Iran Contra Affair）（10）的中心人物奥里弗·诺思（Oliver North）中校、美国步枪协会主席韦恩·拉皮埃尔（Wayen LaPierre）和两名国会议员主持。
这伙人吃在一起、喝在一起、度假在一起，因而不可避免地会睡在一起。初看起来，并无什么特别之处——多数政党都有自己的俱乐部、会议和罗曼史。但他们喜欢的东西不会像这些人那样无所不包，对一项议事日程不会有那样的忠诚度和斗争意识。也有其他类似的团体，但它们只是寻醉者的团体、实习生的团体。有一阵子，类似这样的组织也曾充满生气，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时的民主党领袖委员会（the 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就是个好例子。但它们没有坚持下去，也没有团结的运动思想信念。历史上，近期与美国新右派真正相似的，是欧洲的老左派。老左派也有自己的议事日程、无所不包的兴趣、热情和它的后方腹地。老左派聚在一起，总是处于自我嘲弄的危险之中，美国右派也是如此。可曾记得，女权主义者为了避免使用“man”（男人）这个词，因而要别人称她们为“wimmin”（女人）？如果去参观一下共和党两次全国大会之间的主要盛会——年度“保守主义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你就会看见，面带稚气的年轻人购买乔治·W．布什的人像玩具，他们在“传统价值联盟”组织（the Traditional Values Coalition）那里列队等候，将小布袋砸向那些叫作“希拉里·克林顿”“自由主义媒体”“同性恋议事日程”的奇形怪状的巨魔娃娃。
保守主义 美国主义？
对于右派来说，保守主义的崛起，并不是有关政治战略问题和竞选机会主义的问题，而是做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核心问题——这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东西。如毛拉所说，“人们到美国来是为了追求一样基本的东西——自由，而保守主义在其发展中，已将自由融入了自己的灵魂”。
与那些具有深刻思想的保守主义者交谈时，他们常常会提及，有四样东西使得他们的国家如此特别。第一样东西是宪法。据说这份宪法文件经久不衰的力量，乃是源于它对人性的现实（保守的）评判。美国的立国者认为，人本质上是有缺陷的，而要防止人们滥用权力，唯一的办法就是分散权力。他们也认为，由于人的个人主义和占有欲本能，需要建立一种制度，使得个人能在其中追求自我充实的自然愿望。当然，美国政治中最古老的伎俩就是宣称自己一方代表了宪法精神。但值得注意的是，有许多新保守派都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进展甚微的原因之一就是美国宪法。
第二样东西是美国的地理位置。在过度拥挤的欧洲，人们被迫共享空间，并受劝放弃了美国人认为理应拥有的自由。美国能够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大片土地，而美国大陆上（这还不包括阿拉斯加）＇12＇仍然只有1/20的地方有人居住。这使得普通的美国人渴望拥有一栋大房子、大片土地、把遗产传给后代；而很久以来，这在欧洲只是富人特有的奢侈。美国的边疆开拓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习惯于使用暴力，虽然在比较历史中这还是一个难解之谜，但在加拿大，类似情况却并没有产生相同的结果。美国的拓疆者以枪炮来驯服蛮荒。他们还诉诸最高的惩罚形式——死刑——来维持不稳定的秩序。
第三样东西是彻底改造、重新再来。新世界总是能够使自己保持常新，在此过程中，美国例外论不断得到强化。工作岗位和人口不断朝南部和西部迁移，以寻求更廉价的土地和更宽松的法规环境。100年前，缅因州和罗得岛的国会议员，分别多于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时至今日，这两个东北部州只有8名国会议员，而那两个阳光地带州则有61名国会议员。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的人口中心正以每小时3英尺、每年5英里的速度，朝西南方向移动。＇13＇保守主义似乎同共和主义一道，先是在郊区、随后在远郊地区成长兴旺。在像达拉斯这样欣欣向荣的阳光地带城市里，大教堂紧邻办公区和商业街而建。
第四样东西是道德主义。右派的美国一直以来同样是正义的美国。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曾说过这样的名言，美国是一个“宗教精神浸透了灵魂”的民族。＇14＇布朗大学的政治学家詹姆斯·莫伦（James Morone）在最近出版的《地狱之火的民族》（Hellfire Nation）一书中指出，美国历史就是一系列道德运动的历史——它反对女巫、醉汉、堕落的女人、异乡人、共产主义等。这些威力巨大的运动甚至战胜了美国人对大政府的偏见，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禁酒法这个例子。道德主义并不是右派垄断的专有物，19世纪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和20世纪对民权的热爱，都是以准宗教的名义进行的。美国传统上倾向于从个人的德行而非宏大的社会力量来看待世界，而欧洲人却迷恋后者。19世纪的公理会牧师亨利·沃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说道：“如果不是自己的过错，如果不是自己的罪恶，没有人会在这片土地上挨饿受穷。”＇15＇这种传统使美国人外出到处寻找屠龙的机会。直到柏林墙倒塌，右派美国一直认为，上帝赋予美国的任务是要把世界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美国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懈怠。现在，它正在组织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
对于右派来说，反对互联网上保守派博客所称的“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战斗，是一场善反对恶的战斗。别的国家越是反对美国的战争计划，这个救世主式的国家就越是确信自己的正当性。布什主义要求美国在随后的数年，或许数十年里都要打击恐怖主义，其潜在的要点与确定性有关。对右派来说，恐怖主义是非黑即白的事情；而对世界其他地方来说，恐怖主义的辩论很复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the Republican National mittee）的一名重要战略家这样说道：“我们的人民和总统一样，无条件地应对恐怖主义；他们，即我们的欧洲盟友和民主党人，则是相对主义者。”
这种办法有其选举上的简单考虑：用“邪恶轴心”来填补“邪恶帝国”留下的空隙，乔治·W．布什将保守主义运动重新团结起来。然而，几乎也是出于完全相同的原因，反恐战争强化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分歧。在美国吹响民族主义的号角并大把大把地将钱投入军事用途的时候，欧洲国家正在将民族认同升华至对欧盟认同，并削减自己的军队。对于美国人缺乏对复杂性的考虑，无力看清恐怖主义产生的社会原因，以及在采取行动前不事先向他们问询一声，欧洲人都是大摇其头。在两年的时间里，乔治·W．布什耗尽了“9·11”事件以后人们给予美国的良好意愿，这主要是因为他大力发展那些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受用，而巴黎或东京不买账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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