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进攻即是对北约全体成员的进攻），但是他们还拿不准“战争”是否只不过是一个比喻。美国人把这场冲突看作是善与恶的冲突，许多欧洲人则反对这一“简单化”的用语。有位法国专家抱怨道：“我们正经历再生者之间的战斗，布什是再生的基督徒，本·拉登是再生的穆斯林。”＇11＇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争吵显示，反恐战争将美国推向了先发制人的政策，而不是盟友更喜欢的遏制和威慑信条。即使小布什或继任者拒绝了新保守派的道德帝国主义观点（本书第八章已有论及），美国显然还是要做一个不会受到挑战的霸主——一个舒舒服服但权力大于任何大国的霸主。甚至连伟大的“自由派”反战候选人霍华德·迪安都自夸“无论何时何地”都愿意“派遣军队”，并抱怨小布什对沙特阿拉伯人过于谨慎。＇12＇
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如此例外，并且这种例外可能因三个根本原因而继续存在：权力、人口和爱国主义。就权力而言，美国是当今唯一能够在全球投放兵力的国家。法国人和新保守派都感知到，“超级大国”这个词不足以概括美国当今的支配地位。巅峰之时的英国可能像紧随其后的两个国家力量之和一样强大，而今天美国的力量则是其后20个国家的力量之和。美国的军费开支占世界军费开支总和的40％，而且还在上升。欧盟军事装备的总开支只及美国的一半，而军事装备的研发经费则只及美国的1/4。＇13＇
曾经有一阵子，克林顿及其亲信为欧洲人的一种恐惧所慑，即认为美国的支配程度是有问题的。他们并不反对欧洲和联合国企图将巨人捆住，但这一战略马上就被扰乱了。美国发现，欧洲的多边主义应对不了巴尔干问题。欧盟在未来可能会有一项共同的外交政策或者一些共同的外交政策内容，但至少此刻不存在。人们看到的是法、德、英三国由于各自的深刻分歧，而无法在伊拉克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外交政策，甚至在以色列问题上也是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三国无法将它们的主要协定转化成一种协调的战略。某一天，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对手，但此刻中国的全部官方军费预算还不及美国的年度增加额度。
军事力量并不是一切。随着重建伊拉克的努力，美国重新意识到盟国和“软实力”的重要性。（有位欧洲的外交部长评述道：“即使美国是最大的锤子，也并非每个问题都是钉子。”）但是，美国卓绝的硬实力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被迫去处理那些失败国家（尤其是那些与恐怖网络连接在一起的失败国家）；这种硬实力意味着，美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棘手冲突或最糟糕的人道主义危机的仲裁者；这种硬实力意味着，美国考虑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与别的国家不同。正如罗伯特·卡根在其著作《天堂与权力：世界新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Of Paradise and Power：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小国总是寻求规则的保护，而大国则总是担心受到规则的束缚。18世纪，恰恰是美国要求将国际法应用于公海，而“海上霸主”英国海军则反对这样做。＇14＇在可见的将来，美国将是世界警察，而警察的显著特点，就是不会有一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美国人寻求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倾向比欧洲人要强烈得多。55％的美国人“非常同意”，为了得到正义，战争有时候是必要的。这一数字在欧洲只有18％。＇15＇
美国将保持例外的第二个原因是人口统计学。18世纪80年代，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注意到，“土生土长的那一代美国居民人数在迅猛增加，并且随着外国人的加入而更为迅猛”。今天，这种说法依然正确。美国大概是唯一一个年轻人口不断增长的发达国家。最近的人口普查显示，进入美国的移民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增长得更快，并且美国的出生率也在令人吃惊地增长。按照目前的趋势，美国人口在未来的25年里，将从2。8亿增加到3。5亿至4亿；到2050年，其人口将增至4亿到5。5亿。西欧人口似乎在稳步下降，有些地方甚至急剧下降。在爱沙尼亚，总理甚至被迫请求该国的男性更经常地进行性生活。这种不平衡对外交政策有巨大的影响。美国注定会更集中关注向其输入移民的国家——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而不是老欧洲。美国的年龄中位数在接下来的50年里将维持在大约35岁，约等于世界的年龄中位数，因此注定要比欧洲和日本“年轻”，欧日两地的年龄中位数将分别从38岁升高到53岁和从41岁升高到53岁。＇16＇欧洲人和日本人将不得不把更多资源用于老年人，他们也将发现，其文化将被那些墨守成规、怯于冒险的人所支配。
美国注定不同于欧洲（虽然与日本和中国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最后一个原因是民族主义。欧洲人已经开始了一项在一个欧洲超级国家里解决民族认同问题的实验。由于在过去数百年里，民族主义战争曾反复将欧洲摧毁，因此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美国的民族认同没有这样的不安之处。事实上，美国与欧盟间的许多难题源于美国人认为欧盟只不过是一个经济体而已。就华盛顿而言，布鲁塞尔只是一个讨论贸易而非外交政策的场所。美国人不理解，为什么欧盟不像美国“接纳”墨西哥进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一样，接纳土耳其进入欧盟。
美国的爱国主义非常深沉。没有哪个发达国家像它那样如此强制性地展示国旗，如此频繁地咏唱国歌。这不仅仅是对自己国家感到非常自豪（虽然80％的美国人对美国感到自豪，其比例远高于欧洲），＇17＇3/5的美国人认为，自己的文化要优于其他文化，而持此观点的法国人、英国人和德国人则分别只有1/3、1/4、1/4。＇18＇贝尔纳亨利·利维（BernardHenri Lévy）是法国著名的知识分子，他自豪地认为，他的国人说“我不再是法国人，而是法国出生的欧洲人”的人数在不断增加。＇19＇如果一个美国人放弃自己的国籍，那他可能连回国都困难。
煽动这种爱国主义是右派的特点之一。“9·11”事件发生以来，小布什行政当局的成员上电视的时候从来不会忘记在翻领上别上一枚美国国旗别针。但是即使民主党重掌白宫，我们也不应指望美国会着手签署条约并放弃主权。你可以议论美国例外论的程度，但是在可见的将来，美国的世界观将与他人有很大的不同。
公正的惩罚
在外交上，有时候很难将政策直接描述为右派的或左派的，而在犯罪和犯罪惩罚方面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由于遵循的是保守主义的法治议程，仅仅在过去30年里，美国被判入狱的人数就增加了3倍。美国现在每10万人中就有700人遭到严密监禁，是欧洲判刑最严厉的国家英国的5倍。每20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进过监狱，每8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被宣判过重罪。在一些群体中，上述平均数还要高得多。几乎每5个美国黑人中就有1人蹲过监狱，每3个美国黑人中就有1人被宣判过重罪。按照目前的监禁率，2001年出生的美国男性，每10人中就有1人在一生中要进一次监狱。＇20＇
高关押率部分与高犯罪率有关，但也反映了右派下决心增加强制性判决数，尤其是对贩毒罪的判决数。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关押率大致与欧洲相当，大约每10万人中有100人。然而，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保守派成功地奋力争取到限制任意决定权的法律——既限制“自由派”法官任意决定罪罚相符的权力，又限制“自由派”假释委员会任意决定何时释放囚犯的决定权。1986年以后的10年里，联邦监狱中的刑期由平均39个月上升到54个月，并且由于受到像加利福尼亚州“三振出局法案”（three strikes and you're out）（1）监狱数量急剧增加的推动，刑期似乎还要继续上升。1997年，私营监狱营运商美国感化公司（the Corrections Corporation of America）宣布，该公司正在加利福尼亚州建造3座纯投机性的监狱，公司发言人解释道：“如果监狱选对了地方，囚犯自然就会来。”＇21＇
与此同时，“反毒战”既可以作为扩大警力的借口，也可以作为使用警力的借口。在欧洲，还很少听说警察使用武器。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弗雷斯诺（Fresno），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队配有夜视镜和两架直升机，每星期巡街7次。印第安纳州的布恩县（Boone County）配有一辆两栖装甲运兵车。最近的两个会计年度里，美国国防部向地方特种战争装甲运输车队发放的武器装备超过了100万件，其中包括73件枪榴弹发射器。＇22＇
美国司法体系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其缺少宽容的本质。全世界各地的监狱都是恐怖的，但是在第一世界中，美国是做出最少努力来使囚犯恢复正常生活的国家。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随着保守派立法者修建更多更大的监狱，他们有意减少了那些伤感无聊的“欧洲式”项目，如戒毒项目。他们也剥夺了“自由派”假释委员会的权力。强制性判决意味着，囚犯没有义务证明自己已为狱外生活做好了准备。监狱外的狱后治疗体系更加脆弱，许多有前科者只得到了一张单程车票，犯重罪者被禁止进入许多工作岗位。而在有的案件中，他们还被判得不到房屋福利，并且他们之中有接近500万人无权投票。这样，在10个州里，就有超过20％的适龄黑人男性被禁止投票。今年大约将有60万囚犯被释出狱，数量多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人口。这些人中有2/3将在3年内再次被捕。＇23＇
右派用两个常识为自己处理犯罪的方法辩护：第一，这种方法管用；第二，这种方法受欢迎。即使被释放的囚犯使得犯罪率回升了一点，过去10年里美国的犯罪率也已经降低了。按照某些衡量指标，纽约比伦敦要更加安全（尽管其中没有考虑谋杀的指标）。自由派犯罪学家可能会认为，犯罪率下降更多地是与人口趋势和治安整顿有关，而非与重刑有关。但是有多少民主党政客愿意为较轻的刑罚做辩护并拨出更多的钱使囚犯恢复正常生活呢？这鼓舞了右派在第二个基础上的自满情绪——美国人喜欢他们处理犯罪的严厉政策。所有保守派都钟情“劳拉·诺德”（Laura Norder）（2），这个老玩笑听起来还真没错。法律和秩序是一台可靠的选票吸收机。本书中见到的共和党最古老的伎俩就是暗示民主党在治理犯罪方面偏软，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如此愿意采纳死刑的原因之一。
美国缺乏宽容的态度甚至触及那些按欧洲标准来看并未犯罪的人。美国人远比欧洲人挑剔，不仅是对毒品，对酒精问题也是如此。大多数欧洲国家把酒精饮料看作是文明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父母亲用餐时会向青少年孩子介绍葡萄酒。然而清教主义在美国存活了下来。20世纪80年代，美国大多数州将饮酒年龄从18岁提高到21岁，这差点使总统的一个女儿成了牺牲品。19岁的詹纳·布什（Jenna Bush）在她父亲担任总统的第一个夏季，仅一个月就在得克萨斯州两度被控企图购买酒精饮料，在该州如果三次违犯就将强制被判入狱。科罗拉多州一个郊区学校的校长，由于在法国一顿3小时的餐宴上允许初中生尝了“微量的”葡萄酒而被停职。学校发言人说：“他们可能已经喝下了酒精饮料。”
在欧洲人看来，有时候美国人似乎决心要通过判定为非法、宣布为反常、管制或立法手段，禁止一切的冒险行为。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处罚烟民（或者说，实际上是处罚烟草公司），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制定如此多的规则来维护人类生活的秩序。现在美国大多数学区对不当行为采取零宽容政策。5岁大的孩子就会被学校开除，理由是他们携带咳嗽滴剂、穿戴配有纸剑和假长钉的万圣节服装，或者玩橡皮圈或玩具枪。一个5岁的孩子因为将在公交车站捡到的刀片带到学校而被开除，一个6岁的孩子因为亲吻同班同学而被学校除名。＇24＇
无处求助
另外一个大的差别是人们对国家的期许。简言之，美国人格外喜欢限制国家的规模及国家行为的范围。政府开支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远低于英国的39％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50％的水平。如果你还记得美国的军费开支远远高于其他国家——2002年美国的人均军费开支是1138美元，英国则为590美元（大多数其他欧洲国家比这低得多）——那么美国政府开支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似乎比这还要低得多。＇25＇
在许多欧洲国家里，对于是否可以提高税收水平以换取更优质服务这一问题，存在着激烈的辩论。2001年，有大约62％的英国人告诉民意调查者，他们认为是可以的。在美国，只有1％的人认为税收太低。＇26＇美国政治生活中最熟悉的咒语之一，即钱是人民的钱，而不是政府的钱。如果不把这些钱作为减税款拿回来，就会在华盛顿白白浪费掉。小布什常向下属员工提起自己在艾奥瓦州的竞选路途中遇见的一位妇女，她对他说：“我知道，如果盘子里留有饼干，就会被人吃掉。”＇27＇2002年，预算盈余没有了，而人们对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减税计划依然记忆犹新，这时如果通过实行更多的减税来参加竞选，或许会被认为是鲁莽之举。然而那恰恰是小布什在中期选举中的作为，而且共和党漂亮地赢得了选举。2003年1月，当小布什公布一项67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仅从它将使政府的规模缩小这一点而言，这项减税是合理的。他说：“缩小政府规模的唯一途径，是让父母控制孩子的挥霍，减少他们的零花钱。”＇28＇
对于许多美国人，尤其是保守派来说，他们有一个要使政府保持小规模的根本原则，即权力归于个人而非国家。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权力下放”只是一个政治词语，而在美国，权力由中央下放的思想却是一种矛盾。权力首先归于个人，其次是地方团体，然后是各州，最后才是联邦政府。美国人甚至对把权力交给他们选出来的代表都感到紧张不安。除瑞士外，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复决权（referenda）普遍存在的国家。
公民投票创制权（Ballot Initiative）是右派最强有力的武器。像《13号提案》这样的减税措施，在右派的图解中所起的作用就像大罢工曾经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图解中所起的作用一样。大量的此类提案被用来减少政治家的权力，或限制任期，或限制开支。美国最大最富裕的州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只掌握该州大约1/5的资金额度，当然，州长还会被公民随心所欲地罢免。
在利用国家来战胜贫穷方面，欧洲人比美国人要热心得多，而在区分出值得帮助的穷人方面，欧洲人则远比美国人缺乏这种倾向。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表明，分别有74％的俄罗斯人、71％的意大利人、62％的法国人和62％的英国人认为，相对于政府让个人自由追求目标，政府保证每个人都免于危难更重要。34％的美国人赞成社会安全网的建立优先于个人自由——这一比例只相当于那些政府长期腐败和缺乏竞争传统的国家，如委内瑞拉、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加纳、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只有29％的美国人同意，政府有责任帮助穷人（而在英国这一比例是它的两倍）。＇29＇美国人担心，国家福利会奖励人们的自毁行为，并减少他们重新自主的动力。当比尔·克林顿的福利改革进一步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