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3月共和党主席马克·拉西科特（Marc Racicot）与同性恋游说集团“人权运动”（Human Rights Campaign）之间的一次秘密会见感到愤怒。而这一切在他们看来是一种令人担忧的发展趋势——“避孕套布什”（9）之子拒绝支持这个社会最根本的制度。他不是不动声色地去除了2000年费城共和党大会上的反同性恋言辞吗？他不是在政府中任命了几位身份公开的同性恋者吗？这些任命中包括一名大使和美国艾滋病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Natinal AIDS Policy）先后两任负责人。
桑托勒姆事件后，著名的社会保守派与拉西科特的会见使他们的不快有根有据了，他们使拉西科特承诺与“革新后的”前同性恋团体会面。但社会保守派事业的忠诚者还是感到紧张。加里·鲍尔（Gary Bauer）大声疾呼：“草根阶层再也不能忍受继续在这些道德问题上含混不清。”接替他担任“家庭研究委员会”负责人的肯尼思·康纳（Kenh Connor）说：“心不齐，事不成。”拥有近200家电台的唐·怀尔德芒（Don Wildmon）牧师宣称，如果共和党继续向同性恋者献殷勤，他们就走人。
当小布什最终要求修宪以禁止同性恋婚姻时，社会保守派松了一口气，并且在2004年的选举中以创纪录的人数投票支持他。然而小布什的其他背叛行为并没有使社会保守派放下心来。例如，他为什么要把伊斯兰教称为一个和平的宗教？在小布什可能任命一位温和派（比如艾伯特·冈萨雷斯）接任最高法院中将要退休的大法官问题上，社会保守派依然态度僵硬。老布什1990年任命戴维·苏特（David Souter）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打那以后，苏特在大多数问题上都采取自由主义的立场，在堕胎问题上更是如此。提到这件事情，菲利斯·施拉夫利说：“我们不能忍受又一个戴维·苏特。”保守派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西班牙语中苏特是怎样发音的？”“冈萨雷斯。”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社会保守派坦率地承认，小布什是他们有过的最好的总统。部分因为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一个正直的人。在小布什的整个总统任期里，基督教保守派对小布什的支持率出奇的高。曾经为两位布什总统效力的福音派信徒道格·威德（Doug Wead）在2000年竞选时美国公共广播公司（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的系列纪录片《前线》（Frontline）中这样说道：
每种亚文化都有自己的语言和变调。有时候，正是因为强调了某个单词中的一个音节，或者是一个单词念得不齐，你就马上可以认出某某人是来自与你相同的亚文化。而福音派亚文化在这一点上也是一样。当小布什与福音派基督徒相遇时，他们立刻就知道，他是他们中的一分子。＇2＇
尽管韦里奇对小布什没有支持桑托勒姆感到焦躁，但他还是欣然承认，小布什总统在社会问题上的记录比德高望重的罗纳德·里根还要好。正如本书第五章中所提到过的，小布什给予社会右派很多很多，足以让他们高兴不已：进行节制教育、签署对晚期堕胎的禁令、禁止克隆、在干细胞问题上取得了一半的胜利等。但他们要的比这多得多。
这就是为什么白宫在应对社会保守派时处于难以平衡的窘境。一方面，小布什和罗夫完全清楚假装对堕胎问题和同性恋持宽容态度的代价。他们也看见了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gger）在加利福尼亚州取得的胜利。这体现了求同存异的共和主义的巨大可能性。施瓦辛格是一个赞成同性恋和妇女自由选择节育的共和党人，因此他在共和党已经不抱指望的这个州大获全胜。另一方面，如果社会保守派不去投票，那么小布什的事业会遭到巨大的打击。仔细翻阅2000年的选举结果，共和党人发现统计数字令他们恐惧：1996年投过票的400万基督教保守派，2000年并没有去投票，而2004年他们重新回来投票，这是小布什赢得选举的一大原因。
在阵营内部
白宫还要考虑另一大挑战。基督教右派不再是一群只是在选举日去投票站的局外人了，他们完全处于共和党阵营的内部。基督教保守派等级制的守卫者已经发生了某些变化。一种普遍的疲乏氛围压过了基督教右派更为常见的东西。在经年紧张的活动主义之后，最杰出的福音派信徒最后都筋疲力尽、才思枯竭，代之而起的是新的机构和领袖。
基督教右派最有名的组织依然是基督教联盟。拉尔夫·里德创办的这一组织仍然同一些国会领袖关系紧密，著名的有汤姆·迪莱和里克·桑托勒姆。在2000年的选举中，该组织分派了7000万的选民指导，广播节目中充斥着支持小布什的节目，并且帮助制止了麦凯恩的造反。然而自从里德1997年9月离开，基督教联盟一直处境艰难。它宣称自己依然拥有大约200万会员，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夸大的不实之词。其他数据显示，会员人数不超过40万。该联盟的政治捐赠从1996年创纪录的2650万美元，下降到2000年的300万美元左右。组织裁员放弃了一个次要的扩展项目——撒马利亚计划（the Samaritan Project），且官司缠身——黑人雇员称，一起参加祈祷会时，基督教联盟的领袖们显得“不自在”。2002年基督教联盟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的年会上了无生气。即使这次会议是与著名的福音派电视节目主持人乔伊斯·迈耶（Joyce Meyer）共同主办的，会场也没有坐满，唯一促使忠实的会员去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因在于会议涉及以色列这一国外问题。
基督教联盟的问题也在宗教右派的其他地方有所回响。拉尔夫·里德和加里·鲍尔的半退休状态使这一运动失去了言辞清晰的鼓动家。没有退休的老兵帕特·罗伯逊和杰里·福尔维尔，则使这一运动的吸引力受到限制。罗伯逊和福尔维尔没有给基督教右派带来什么益处，“9·11”事件发生后，他们说由于美国已变成一个充斥着堕胎、同性恋和世俗价值的国家，因此是上帝让恐怖分子来袭击美国的。
然而，基督教右派并未完全消失。基层战士放弃了旧的旗帜，重聚在新的旗帜下了。最重要的新旗帜要数“关注家庭”，即我们在导论中提到过的那个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团体。“关注家庭”既不像基督教联盟那么有名，也不具明显的政治性，但在保持影响力方面，它的记录更佳。该组织于1977年由吉姆·多布森创办。时光回转，那时候多布森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学者，他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学院小儿科的终身教授，著有一本有关发育困难的教科书以及署他名字的若干篇学术论文。后来他出版了《勇于管教》（Dare to Discipline）一书，这本父母指南至今已售出了300多万本。随后出现了大批此类书籍，大多数的主题都是如何在一个满是敌意的世界里抚养孩子。多布森已经把“关注家庭”扩大为一个年收入超过1。3亿美元的组织。在美国，他的读者、听众和观众达2200万之多，而在世界范围内则可能有2亿人。“关注家庭”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85英亩的“校园”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有自己的邮政编码和高速公路入口。
多布森不像拉尔夫·里德那样全然是一个政治动物。“关注家庭”总部的人对政治怀有戒心（这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国税局的法规禁止其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多布森反复对支持者说，他们的首要义务是教会。“关注家庭”1。3亿美元的年预算中，只有大约5％用于公共政策。“关注家庭”组织的人说，堕胎这类事是道德问题，而非政治问题。然而，由于多布森自己的根本信仰是认为家庭是任何健康社会的基础部件，而在美国有股强大的力量反对这一点，因此，多布森不可避免地被迫要对堕胎和其他在政治上受责难的问题——如同性恋、克隆和学校祈祷——表明立场。例如，2003年8月，对于是否应允许亚拉巴马州的首席法官罗伊·穆尔（Roy Moore）在州法院大楼前保留一个刻有“摩西十诫”（Ten mandents）的纪念碑的争论，多布森走访了该州首府蒙哥马利市，对穆尔表示支持，并把穆尔的战斗称为“反抗司法暴政的斗争”＇3＇。“关注家庭”的网页上贴有“摩西十诫行动中心”，告诉人们如何参与这场争论。＇4＇
多布森在老大党内有巨大的影响力。例如，他帮助建立了家庭研究委员会，以便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为“传统的家庭价值”游说，家庭研究委员会现有会员45万。其展示自己力量的一个例子是在2002年。当时，共和党的工商界一翼试图改革美国的破产法。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Schumer）巧妙地把一款用于镇压反堕胎抗议者的内容附加到法案上。国会中的许多共和党人起初乐于忍受这一点，但“关注家庭”的政治主任汤姆·明纳里（Tom Minnery）开始行动，向国会解释多布森的不满。多布森自己则谴责汤姆·迪莱企图让议案在众议院进行表决。“关注家庭”敦促它的成员与国会议员进行接触，尤其是同汤姆·迪莱接触。议案被取消了。2003年，“关注家庭”的主席唐纳德·保罗·霍德尔（Donald Paul Hodel）（顺便说一下，他曾在里根的内阁中任过职）写了一封信给《旗帜周刊》，抱怨有篇书评敦促福音派信徒要将宗教与政治区分开来。霍德尔写道：“如果没有数以百万计基督徒的辛勤工作和选票，就不会有国会两院中共和党的多数党地位，就不会有布什父子的总统职务，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共和党州长，就不会有这么多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这就是事实。”＇5＇
“关注家庭”对地方共和党也有影响。“关注家庭”成员晚上回家后，仍是基督教保守派，他们以个人的能力（他们完全有这种权利）反复出现在地方选区会议上。例如，1997年至1999年，明纳里曾担任埃尔帕索县（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在其境内）的共和党副主席。当地有位定期与“关注家庭”及其成员打交道的著名的共和党人说：“不管怎样，20世纪90年代，基督教右派夺走了我们的许多选区。”选区会议是任何政党的核心问题，这些会议经常沉闷而无人问津。但那些不怕麻烦出席会议的活动分子，要选择到州县去参加干部会议的代表，而这些干部会议又将挑选初选的候选人。渐渐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周边地带的共和党地方政治家，都已具有“三R”的特点——激进的、宗教的和右派的（radical，religious and Right），或者至少知道怎样从同一部祈祷书里念祈祷词。温和的（名义上的）共和党人，在同性恋权利和堕胎等问题上持温和立场，但处境艰难。玛丽·卢·梅克皮斯（Mary Lou Makepeace）和马西·莫里森（Marcy Morrison）是两个具体例子。前者到2002年为止是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市长，后者是当地的女州议员。回顾1998年，莫里森被迫通过请愿来收集签名，以使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选票上，因为她知道，自己不可能从干部会议上得到所必需的支持。
不应该夸大基督徒的这种“接管”。梅克皮斯和莫里森打败了大部分的挑战者，尽管筋疲力竭的莫里森已经退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的相邻城市马尼图斯普林斯市（Manitou Springs）——一个更具波希米亚风情的城市——去担任市长了。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发生的事情似乎正在美国全国发生。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宗教保守派往往是局外人。现在他们组织草根阶层参加选区会议，并在共和党内发挥才干。根据《竞选与选举》杂志的一项研究，相对于1994年的31个共和党州委员会，现在的基督教保守派在44个共和党州委员会中有“强大的”或“中等程度的”影响。影响较弱的州只有6个，全部在东北部。＇6＇因此，拉尔夫·里德重新出山担任佐治亚州共和党主席，并不叫人觉得偶然。
党内的这种侵入可能会使白宫头痛不已，但根本上这只是投小布什的信任票而已。过去，共和党领袖通过媒体的宗教保守派领袖来吸引宗教保守派的支持，小布什则是直接吸引宗教保守派的支持——他更多是作为他们中的一分子，而不是作为党的领袖而偶然与他们结盟。基督教出版物和广播节目通常对他的领导才能倍加赞赏。宗教领袖把他的当选看成是天意。互联网上的几个网站因为为总统的成功祈祷而感到骄傲。
帕特里克·亨利学院
有些保守派同时把脚伸到了两大主要的保守派阵营里，他们似乎既受到怀疑政府之力的驱使，又受到信仰上帝之力的驱使。最能展示这一特点的基层战士是家庭学校教育者——他们不相信国家能够对他们的孩子进行神的教育。
家学运动（the homeschooling movement）是美国保守派最不同凡响的成功故事之一。1981年罗纳德·里根上台时，在大多数州里，父母在家中教授自己的孩子都是非法的，孩子必须到学校去接受教育。如今，这在所有50个州里都是一项合法的权利了——并且只有28个州要求接受家学教育的孩子进行官方评估。在13个州里，父母只需要告知官员自己将在家中教育孩子即可。在得克萨斯州，家长用不着向任何人说什么就可以这样做。
根据美国教育部最新的调查（1999年），只有85万孩童接受家学教育。家学合法权捍卫协会（the Home School Legal Defense Association）估计，有大约200万孩童接受家学教育，这相当于4％的学校适龄人口［比上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10）和参加学券制试验的人多得多］。意想不到的是，家学合法权捍卫协会的数字更接近真实。教育部长罗德·佩奇（Rod Paige）所使用的数字就是200万。尽管家学教育者拒绝回应政府的调查，但是有许多传说的证据表明，家学教育正迅猛增加。家学教育的教材市场价值额，一年至少达8。5亿美元。超过3/4的大学现已有针对在家接受教育的孩子的政策。全国各地数以百计的城镇纷纷建立了援助网络，使家长从建立科学实验室到成立体育队和捍卫自己的权利及声誉，无所不能。2001年，J．C．彭尼公司（J．C．Penny）（11）开始销售一种T恤衫——印有“家学”（Home Skooled）的字样，旁边画着一辆房车，然而抱怨之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该商店立即把它撤下了货架。如同所有的保守主义亚文化，有关家学教育巨大成就的消息很快被传开：某某家庭三个接受家学教育的孩子上了哈佛大学；某某家庭教育成员写了一本畅销小说；接受家学教育的孩子在2000年的全国拼写大赛中一举摘得了前三名。
家学教育的崛起，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而显得非同寻常。第一，它需要家学的教育者付出大量的时间和巨大的努力。家学教育者放弃了自己付过税的免费公共教育，他们通常也得放弃第二份家庭收入，因为其中一位家长（通常是母亲）要留在家里教育孩子，还需负担教育资料的成本。第二，家庭学校教育明显代表着对国家权力的拒绝。自从150年前发达国家引入大众义务教育以来，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等社会学家就认为，国家对教育的控制是“现代化”的自然结果。然而，在这个星球上最发达的国家里，有大约200万家长坚持认为教育应该由家庭来进行。
把所有的家学教育者都说成是宗教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