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可能会认为，克林顿那些小成就——劳动收入抵税金额、枪支销售限制﹑环保惯例等——终会积成大事业。乔·克莱因（Joe Klein）就是这样在杂志《自然》（The Natural）上优雅地做到了这一点。但无论这一大事业是什么样子，都不会是真正的自由主义大事业。这有点像艾森豪威尔——微笑就是他的哲学——克林顿本质上成了一个人们希望他成为的人。在“第三条道路”上，克林顿为自己找到了合适的宏大信念空间。1998年身陷莱温斯基风暴中的时候，克林顿用下面的话详细说明他在总统任职上的作为：
我们已经走过了那些毫无结果的辩论——有人说政府是大敌，有人说政府是救世主。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已经找到了第三条道路。我们的政府是35年中规模最小的，但却是最进步的。我们的政府规模更小了，但国家却更强大了。＇60＇
对这段话的理解，要视强调的不同方面而定。自由派可能会挑出“进步的”这个词，而保守派则可能会挑出“更强大”和“小”这样的字眼。然而，看看争论的内容，就会发现保守派赢得了多数争论。赤字本可以消失，由国防经费减少而可得的和平时期公共事业经费，本来也最终会被支用。但克林顿并没有把这些盈余用在自由主义新的大计划上，相反，他把这些盈余归入国库。“干预”规章当然有所增加，克林顿的托拉斯惩处者开始处理微软公司，但他们对20世纪90年代末的狂热兼并听之任之。等了一代人才等到的这首位连任总统的民主党人，他的主要行政遗产就是使联邦政府的收支重新正常有序，这一点似乎令人感到快乐。这将会使富兰克林·D．罗斯福和林登·B．约翰逊惊诧不已，更不用说留满胡须的麦戈文（1972年，他从耶鲁大学南下到奥斯汀，为“伟大社会计划”而战斗）会有什么反应。
另一个使克林顿在第二任期显得脆弱的原因，当然是莫妮卡·莱温斯基。用不着我们在这里详述，已经有足够的笔墨浪费在克林顿与他的实习生那档子事上面，还有他拒不认账以及共和党企图弹劾总统而未得逞。事情起因是这样的：克林顿刚刚拒绝《华盛顿邮报》索取文件的要求，就任命了一名独立检察官调查白水事件。第一个检察官是罗伯特·菲斯克（Robert Fiske），他于1994年6月公布了一份初步报告，报告为克林顿开脱了一些无法无天的指控，但他被狂热得多的肯尼思·斯塔尔（Kenh Starr）取代了。克林顿的忠实支持者正确地指出，斯塔尔与各种保守派团体关系密切，他把调查远远地从出发点本题引开了。对克林顿在阿肯色州一宗地产交易的调查，结果却是讨论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发生的一系列虽然肮脏，但却肯定是私人的性接触。整个调查花费大约5000万美元，却不能证明克林顿有任何违法行为。但保守派反驳道，斯塔尔逮住了总统在我们这个时代撒下的最无耻的谎言（“我没有同那个女人做爱”），而克林顿不说真话，导致斯塔尔被禁止在阿肯色州开律师事务所。
长期而言，莱温斯基案的可笑之处恰是双方做得过头的缩影。在比尔·克林顿的这个例子中，他认为自己可以再次侥幸逃脱［他在总统任期内的最后一天对马克·里奇（Marc Rich）（10）哗众取宠的赦免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在这件事上，他显然错了。美国人来帮他，主要是因为他们更不信任共和党人。克林顿总的来说是一位成功的总统，但最为人们记住的——至少在深夜的脱口秀节目中是如此——却是关于雪茄的笑料和重新定义何为“真相”（is）的笑料。他也对阿尔·戈尔造成了伤害——2000年，投票模式将会紧跟人民对克林顿的认可率，而小布什也会大谈把尊严带回白宫，引起众人共鸣。
然而，如果说克林顿做得过头了，保守派也毫不逊色。共和党坚持家庭价值一翼的极端主义观点，使民主党人团结一致地支持克林顿的事业，并激怒了许多独立派人士。对克林顿的弹劾企图，真的是基于宪法要求惩处重大罪行和坏事吗？还是仅仅出于自以为是的右派的政治野心？许多美国人发现，共和党人伪善的清教主义比克林顿的所作所为更令人恶心。纽特·金里奇、亨利·海德（Henry Hyde）、鲍勃·利文斯顿（Bob Livingston），这些人在生活中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干吗要克林顿走人？
共和党人已经变得太过偏执——太具南方色彩和福音派色彩，而弹劾听证会更加深了这一恐惧。独立派人士喜欢他们的保守主义阳光一翼站起来，走里根式的道路。1992年和1996年两次灾难性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上，人们只记住了自以为是的基督教右派和装腔作势的帕特·布坎南。《与美国签约》的部分成功，是由于它避开了宗教因素，但宗教因素很快又重新浮现。1995年5月，基督教联盟主办了一个名为“与美国家庭签约”的会议，共和党的衮衮诸公与会。在会上，拉尔夫·里德吹嘘道：“我们终于得到了自己总在追求的东西——参与谈判协商的地位、合法感以及在我们称之为民主的对话中能听到我们的声音。”
这类谈话当然激励了一些保守派，尤其是在南方，但也吓跑了独立派人士，尤其是投票支持佩罗的那些反政府的同道。尽管里德尽可能地调和罗伯逊谈话的信息，但还是受到了一个人的控制，这个人在一封资金募集活动的信中说，女权主义者鼓励妇女“离开自己的丈夫，杀死自己的孩子，施行魔法巫术，摧毁资本主义，变成同性恋”＇61＇。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保守派在堕胎问题上变得更加好斗。当1996年科林·鲍威尔正被苦苦哀求成为共和党可能的救世主（以参加总统竞选）的时候，他却因为赞成堕胎合法化而被保守派责难。1993年，同样的民意测验显示，投票支持佩罗的选民既不信任华盛顿和大政府，也支持堕胎的选择权。＇62＇共和党因为偏执而使其声誉付出最昂贵代价的地方，莫过于里根政治生涯开始的那个州。
与阳光地带分道扬镳
在尼克松和里根这两个加州人的领导下，共和党组成了一个十分成功的联盟。在对联邦政府心怀不满——对西部不满是因为经济，对南方不满是因为种族——这一共识的基础上，南方和西部迅猛发展的各州结成了“阳光地带联盟”（Sun Belt Coalition）。这是一个基于对各自的歧见视而不见的同盟。例如，迫不得已时，里根会以南方卫道士式的口吻说话，但却过着好莱坞明星式的生活。在里根州长于1968年签署《加利福尼亚州的自由堕胎法》至他当选美国总统的12年间，该州进行了1444778次合法堕胎。＇63＇但是，对这样的事情视而不见是有其政治功用的。20世纪90年代，由于共和党这个全国性政党太偏向南方的道德主义而忽视了西部的个人主义，加利福尼亚州脱离了共和党阳光地带的其他地区。
共和党人发现，在南方玩得得心应手的两张牌——种族牌和宗教牌——放在“金州”（11）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奇怪的是，被指责操弄种族牌的却是一名危机四伏的温和派。1991年夏，就在克林顿于洛杉矶比尔特摩酒店向人们施展自己的魅力之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皮特·威尔逊（Pete Wilson）去萨克拉门托参加了一个慈善烧烤晚宴。州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罗斯·约翰逊（Ross Johnson）为他的一些同事——奥伦治县那些顽固的穴居人（12）——缺席而道歉。约翰逊向州长解释：“他们正在外面用AK－47打斑点猫头鹰，在杉木火上烤鹰肉味道更美。”＇64＇至此，威尔逊这个典型的共和党实用主义者，不可避免地同他所在党的右翼爆发了全面战争——不仅仅是在环境问题上。由于威尔逊在任联邦参议员时曾支持堕胎选择权，穴居人已经不信任他了。1990年，成为州长的威尔逊发现预算糟糕得令人震惊，决定增税，穴居人激烈地反对他。与此同时，民主党人团结在州财政部部长凯瑟琳·布朗（Kathleen Brown）的身后。她引以为荣的是自己的名字（她是杰里·布朗的妹妹，埃德蒙·G．布朗的女儿）（13），政治上的中间主义道路以及自己那类似于情景剧中妈妈式的好外貌。那时候，加利福尼亚州一片混乱——1991年中央河谷地区闹洪灾，1992年洛杉矶发生暴乱。到1993年，布朗在民意测验中大大领先，以至于传言威尔逊用不着参选州长了。
不过，威尔逊进行了毫不退让的坚决抵抗，主要在死刑和移民两个问题上采取行动。威尔逊一直抱怨州政府把太多的钱花在非法移民身上，他尤其支持《187号提案》（Proposition 187）——一项寻求取消外侨福利金的提案。结果是短暂的胜利，尽管与法院相抵触，但白人选民还是通过了《187号提案》，而威尔逊在1994年也愉快地再次当选州长。1/4的拉丁裔加利福尼亚州人支持了这一提案。但长期而言，共和党赞同在加利福尼亚州这样一个文化多样性的地方实行《187号提案》的代价是巨大的。两年后，与里根1984年在该州获得45％拉丁裔的支持相比，鲍勃·多尔好不容易才获得了6％的支持。
如此明显地支持《187号提案》是没有必要的。到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正处于较好的恢复期，而布朗则被证明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候选人——她甚至在死刑问题上都下不了决心。本书作者之一还曾经不明智地出钱打赌，说布朗会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这个兼具南方和西部色彩的州，共和党在一个名叫布什的年轻州长的领导下，此时正在取悦拉丁裔，而不是中伤他们。
由于不满意糟糕的种族牌，共和党人打出了更臭的道德牌。20世纪90年代，福音派基督徒在该州的共和党内变得更加显要。1994年，内幕杂志《竞选与选举》（Campaigns & Elections）把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列为受基督教右派组织控制的18个州的共和党之一。很难想象在一个州里会有比这更糟糕的情况。威尔逊同时当选为联邦参议员和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原因之一，在于他支持堕胎选择权；共和党人理查德·赖尔登（Richard Riordan）1993年当选洛杉矶市市长，原因同样如此。拉尔夫·里德通过一次秘密偷袭，帮助保守派的福音派基督徒来负责维斯塔地区的学校学董会，随后，关于小学生正在被灌输创世论的争论迅速爆发。1994年，选民用选票赶走了鬼鬼祟祟的福音派基督徒。
在加利福尼亚这样一个懒散的州里，共和党的“迪克西化”（Dixification）产生了可怕的选举后果。只要看看两颗更耀眼的年轻共和党之星丹·伦格伦（Dan Lungren）和詹姆斯·罗根（James Rogan）的命运即可。伦格伦在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中有深厚的根基（他父亲是尼克松的私人医生）。他有过昙花一现的国会议员经历，帮助起草了《与美国签约》，并在当时被选为加利福尼亚州州司法部部长。他在任时最拿手的就是监禁别人，并为持枪权辩护，加之他反对堕胎，使他在1998年的州长初选中胜出。但在决选中，民主党候选人格雷·戴维斯（Gray Davis）在三个“南方性的”议题（堕胎、环境和手枪）上，将这个医生的儿子妖魔化。伦格伦以落后20个百分点败北。
詹姆斯·罗根比伦格伦更具魅力。他是酒吧女郎和男招待的私生子，回到母亲身边之前，他在旧金山艰苦的地区由许多亲戚带大（他母亲和她的酒鬼丈夫现有三个孩子）。他辍学后干各种零活，还做过3天的色情影院看门人。他以美国式的风格奋力进取，扭转了自己的生活，成为一名成功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代表南加利福尼亚州圣加布里埃尔山脉附近第27选区。人们本以为他有宽容他人不当行为的心智。但是在国会里，他与共和党南方一翼搅到了一起。他是试图弹劾克林顿的众议院委员之一，这使他成为全国共和党人心目中的英雄。2000年他再次竞选国会议员，全国各地潮水般的资金和志愿者涌入他的竞选活动中。但这件事却使他在自己的后院成了一个魔鬼。梦工厂、迪士尼和华纳兄弟等公司的总部都在他所在的选区，这些公司的员工认为，支持弹劾证明他是一个心智错乱的人。好莱坞名人戴维·格芬（David Geffen）花巨资反对他当选。据称，在2000年11月7日夜里，克林顿得知罗根失去了国会议员席位后特别高兴。
意料之外的总统
然而，那天夜里并没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克林顿高兴。戈尔在2000年选举中的败北是美国自由派的可怕遭遇之一。之所以这样说，并不仅仅因为这次美国历史上最接近的选举结果是由佛罗里达州的重新计票决定的——许多自由派依然强烈认为计票受到了操纵；也不是因为戈尔尽管得到了更多的选民票，却因选举人团票不够而遭淘汰；而是因为即使考虑了上述种种情况，戈尔本应轻而易举获胜。
克林顿的反复无常当然使得戈尔地位脆弱。但是，正如克林顿在2000年民主党大会的告别演说中夸耀的那样，在他的总统任期内，美国增加了2200万个工作岗位，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期。＇65＇戈尔是保卫克林顿政治遗产的不二人选。作为民主党领导委员会的早期支持者，他曾出力使克林顿改变了在预算赤字和福利问题上的想法，并在一场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辩论中赢了罗思·佩罗。他的环境事业使他在汽车生产州失分，但却赢得了左派的信任。然而，戈尔却在克林顿总统任期的最后两年里把手上最好的牌给扔了。在环境问题上，他滑向右派，从而给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以环保候选人的身份参选总统留下了空间。在其他几乎所有事情上，他却滑向了左派，以反抗强者的人民斗士身份参加竞选。这种民粹主义从来就不适合“艾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作为参议员的儿子，戈尔成长时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华盛顿一个漂亮的宾馆中度过的，周围是年长的政客和低声下气的侍者。他曾在参议院的池子里玩玩具潜艇，坐在掌控国会的副总统尼克松的膝头。戈尔似乎总是在向公众展示另外一个阿尔·戈尔——在代表工人家庭与大企业斗争的“民粹派戈尔”身边，还有腰间别着黑莓手机的“互联网戈尔”，垂涎吃掉对手的“阿尔法戈尔”，或者许诺“好戏还在后头”的“繁荣的戈尔”。
然而，就算在他的民粹主义躯壳里，戈尔也不希望退回到林登·B．约翰逊的大政府自由主义。在选举前的两周，他宣布：“我从未希望见到另一个大政府时代。说到两个候选人，我是坚信有限政府的人，并且远在民主党内大谈这一话题之前，我就已经坚信不疑了。我不相信哪个政府能够包治百病。我不相信哪个政府救济项目能够取代父母的责任、家庭的勤勉或产业创新。”
如果戈尔一开始就坚持这个信条，他还会是一个克林顿式的艾森豪威尔共和党主义者。但他没有这样做。相反，右派州勉强够数的选民把赌注压在了小布什的身上。小布什不是一个完美的候选人，尽管花钱无数，并且得到保守主义运动的祝福，但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中惨败于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手下，几乎失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然而，他的言辞不清以及他那副惊恐的傻笑样，却有助于掩盖他是一个熟练的政治家的真相。在竞选中，小布什自始至终坚持他关注的5个主题——税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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