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由国家科学基金提供。＇2＇
获胜的约翰逊决心使国家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他寄希望于30年来成功的进步政策、国内的扶贫政策以及国外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来促进全国团结。但结果却是背道而驰——他不仅使国家分裂了，而且使罗斯福的大联盟瓦解了。1969年，约翰逊离开白宫时，共和党人接过了白宫的钥匙。西部保守派——其中有些人承认自己比其他人更保守、更具西部特性——在此后的24年里，把持白宫达20年之久。
这一时期无论对右派还是其他派别来说，都是一个混乱喧嚣的时期。1976年，水门事件尘埃落定之时，许多保守主义者断定，一代人的共和主义梦想已经破灭了。然而，在1964年至1980年的大部分年份中，右派大体上有了自己的根基。在这一时期，南方和西部的右派基层战士逐渐成为一支统一大军，右派知识分子开始制定政策，人口统计学继续使美国朝着有利于西南的方向发展。这三股力量在1980年通过罗纳德·里根汇聚到了一起，而里根的哲学恰恰与约翰逊的完全相反——政府是问题丛生之源，而非解决问题之道。
唾弃左派
1965年，约翰逊继续他1964年的事业。在《民权法案》上又增加了《投票权法案》。他宣布对“合众国里的一切贫穷和失业全面开战”。通过“贫困儿童学前教育计划”（the Head Start program of preschool education）、“国家艺术及人文学科捐赠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和庞大的“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the Medicare and Medicaid programs），他将联邦政府的功能延伸到了教育、高级文化和医疗保健领域。众议院议长约翰·麦科马克（John McCormack）吹嘘道：“这是国会梦寐以求的成就，这是国会梦想成真的事业。”＇3＇毫无疑问，“伟大社会计划”中的许多计划是值得称道的，但即使是最好的政策，也会产生意料之外的后果。这些计划自身的惯性激发了政府机构的统治权，激怒了白人。他们无情地拉开民主党与中间选民的距离，从而使曾经投票支持戈德华特的“极度厌倦联盟”（coalition of the fed up）不断膨胀。
民主党的民权议程迅速从保证黑人公民的基本权利——如平等的机会权和投票权——扩大到以优惠待遇来补偿过去的不公正。例如，约翰逊的“社区行动计划”，本来是要帮助穷人自救，但由于在贫穷社区里把权力给了那些专事抗议的人，以至于贫穷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加剧了。1970年，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在《暴力恐吓强词夺理的人》（Mau Mauing the Flak Catchers）（1）一书中讥讽过这类抗议者。＇4＇犹太人社区不断强化的激进主义使得民主党联盟内部更趋紧张，在北方城市暴乱不断的20世纪60年代末，情形更是如此。市区激进分子、知识分子和黑人构成了民主党支持者的半数，他们似乎觉得这种抗议是合法的，而解决之道就是给予更多的金钱和更多的优惠。由贫穷白人和市郊居民构成的民主党的另一半支持者厌恶秩序混乱，并且不明白为什么要给予黑人特殊照顾。
与此同时，传统的民主党人还发现，司法制度中存在另外一个令人忧心的根源。沃伦最高法院（the Warren Supreme Court）逐渐修改法律，将权利赋予此前被排除在外的各种群体——不仅包括黑人，还有妇女、同性恋者、残疾人、囚犯、心理疾病患者，甚至色情作家。＇5＇沃伦最高法院认为，宪法赋予被告犯人一系列内容广泛的权利：法定诉讼程序、保持沉默的权利、快速审判的权利、自证其罪的证言不能作为合法证据等，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美国的犯罪率飙升之时。1962年，沃伦最高法院禁止在公立学校里进行祈祷；1962年和1964年，沃伦最高法院两度增加猥亵起诉的难度；1965年，拜普雷斯科特·布什之友埃斯特尔·格里斯沃尔德所赐，沃伦最高法院使避孕器械（包括避孕药）的销售合法化。鉴于在死刑实施时存在“任意随性”的模式，在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Burger）的领导下，最高法院于1972年禁止死刑。尽管1973年“罗伊诉韦德案”对堕胎的判决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这只是随后一长串令戈德华特的“极度厌倦联盟”感到愤怒的案例中的一个而已。
对于大城市中的美国工人阶级来说，法庭判决最让他们感到愤怒的是规定学校用车接送学生。大多数普通人认为学校用车接送学生既不公平，又显得伪善。说它不公平，是因为孩子们得走上好长的路程以求得“种族平衡”；说它伪善，是因为支持这一政策的“自由派精英”总是把自己的孩子送往私立学校或郊区学校就读。1974年，当参议员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在波士顿试图对一个反对校车的示威活动发表演讲时，一群愤怒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叫喊声盖过了他的声音，并且追着这个自由主义之王掷鸡蛋和西红柿。正如克里斯托弗·拉希（Christopher Lasch）所说，他们“已经受够了肯尼迪王朝”＇6＇。
另一股分裂的力量是反战运动。对许多反战活动者来说，越南战争是当时最大的罪恶，而反文化与抗议活动天然相伴。然而，对许多基层的民主党人来说，反战运动令人厌恶至极。普通工人同那些把时间耗在吸毒和大肆挥霍家里钱财的嬉皮士以及亵渎美国国旗的学生之间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呢？那些反战抗议者得到的处罚不是被送往战场，而不过是延期学习，这些人甚至比战争本身还不受欢迎。＇7＇他们当中大多数的人并不是对美国的具体政策充满敌意，而是对美国总体上充满敌意。1970年，4个学生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被射杀，激发了美国摇滚歌星尼尔·杨（Neil Young）为之歌唱哀悼，但一星期后，一群头戴安全帽的工会建筑工人痛打一群反战示威者，美国蓝领阶级却为之欢呼雀跃。
民主党内部最明显的反抗象征，是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Gee Wallace）。1964年，华莱士试图取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但约翰逊轻而易举地打败了他。4年后，华莱士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表达了全国各地对民主党怀有不满情绪的白人的心声——这些人既有来自北方城市的，也有来自南方乡村的。他在回答一名记者有关主导1968年竞选议题的问题时，很好地表达了当时困扰美国白人的问题：
学校，那将是一个议题。到1968年秋，无论是在克利夫兰，还是芝加哥、加里、圣路易斯，人们都将对于联邦政府干预地方学校厌倦至极，他们将大批大批地投票支持我。人们不喜欢这种浪费孩子时间的做法；人们不喜欢别人来告诉他们为孩子选择什么样的老师和学校；人们不喜欢学校用车穿过半个城市接送学生，只是为了求得“足够的种族协调”……我将在1968年的选举中给人们另一个大议题：法律和秩序。街头犯罪。人们厌倦了林登·约翰逊及其周围那批低能知识分子和理论家胆小无为的态度。人们厌倦了最高法院……那是一个令人遗憾、差劲、没用的机构……人们将不会再容忍它……＇8＇
在1968年的选举中，有大约13。5％“这样的人”投票支持他，从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那里吸引走足够多的民主党选票，从而使理查德·尼克松赢得了选举的胜利。然而，民主党还在继续往左发展。激进自由派之所以能够在争夺民主党核心灵魂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主要原因在于党章微妙的变化使得少数派得到了额外的代表席位。几十年来控制该党的爱尔兰政府机构的政客、工会大佬、南方保守派，败在了与自己志不同道不合的一伙人手下——他们是反战抗议者、女权主义者和环保人士。1972年，民主党政治纲领的基本关注点是穷人、印第安人、身体残疾者、智力迟钝者、老人、妇女、儿童和退伍军人的权利。这份政治纲领更多关注的是恢复宪法赋予获释犯的权利，而不是如何努力应对街头暴力。＇9＇1972年，民主党大会提名乔治·麦戈文（Gee McGovern）角逐总统，此时，时势已与1964年约翰逊对决戈德华特时大不相同。改革主义已经变异为带有一些反美癖好的激进主义。1972年的民主党大会上，有4/5的代表此前从未参加过民主党大会。会场上到处是愣头青（有两个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代表当选时还未满18岁）。整个会议一片混乱：被提名人直到午后才想起发表演讲，从而使民主党丧失了电视观众。许多最重要的会议依然是在烟雾缭绕的房间里进行，但此时的烟味已完全变了。
此时，整个美国都乱套了。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宣称自己掌握了调整经济的技巧，以保持低通货膨胀和低失业，但“滞胀”搅乱了这一切。严重犯罪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但60年代中期却以每年20％的比例上升，其中黑人严重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比例过高。与此同时，黑人妇女未婚先育的数字也在攀升，从1960年的21。6％上升到1970年的34。9％。＇10＇几年前还信心十足的自由派精英，突然间似乎束手无策了。他们无力解决家庭破裂问题，只会更加慷慨地增加福利支出；他们无力解决犯罪率上升的问题，只会花更多的钱来进行罪犯改造和社会科学研究。权势集团不断失去大众的支持。1965年，36％的人认为法庭对待犯人“较严厉”或“太严厉”，1977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1％。＇11＇
更糟糕的是，从许多保守派的观点来看，文化精英们乐于沉迷于这样的无序之中。1967年8月，《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的封面还印出了教人制造莫洛托夫汽油弹的步骤。音乐家伦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甚至邀请美国黑豹党（Black Panthers）（2）的首领共进晚餐。好莱坞也在向左转：1965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是《音乐之声》（The Sound of Music），而1969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则是《午夜牛郎》（Midnight Cowboy）。＇12＇在1968年竞选之夜开始拍摄的《洗发水》（Shampoo）于1975年出品，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出演男主角。片中比蒂既与女友做爱，也与女友最好的朋友、女友最好的朋友的情人的妻子，以及女友最好的朋友的情人的妻子的女儿做爱。正如迈克尔·埃利奥特（Michael Elliott）所指出的那样，“他的所作所为可谈不上值得称道”＇13＇。
忽然间，保守主义认为政府是问题之源而非解决问题之途的信条开始得到共鸣。回到1964年，高达62％的美国人认为，华盛顿的政府在大部分时间里做对了事情。这一数字现在无情地下滑，最终跌落到1994年的19％。＇14＇
虚假的曙光：理查德·尼克松
对许多右派来说，这个将民众早期的怨恨转化成投共和党支持票的人永远是英雄。理查德·尼克松的反共历史悠久，但他的反共行为有的光彩彪炳，有的则声名扫地。前者如他在揭露阿尔杰·希斯谎言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后者如1950年他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参议院扣帽运动——指控女演员出身的国会议员海伦·加黑根·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说她“连内衣都是粉红色的”。同戈德华特一样，尼克松来自阳光地带，毫不掩饰自己对东部权势集团的厌恶。在他的整个生涯中，尼克松频频引发右派阵营的争议。他宣称自己是拉塞尔·柯克的崇拜者＇15＇，并且不讳言自己像约翰·伯奇社团分子和麦卡锡分子一样，心中充满了更加阴暗的幻想。在艾森豪威尔的选举使迪安·艾奇逊离开国务院不久后，尼克松说道：“终于可以有我们自己的国务卿了，太好了。”＇16＇
尼克松以保守派——一个有才干驾驭民粹主义，使之为自己的事业所用的保守派——的身份来进行竞选。在尼克松之前，被遗忘的大多数在反抗冷酷的精英时，其民粹式的反抗方式多是针对富人进行经济制裁。尼克松的才干在于他熟知民主党内部乔治·华莱士的反叛和反文化精英的直接民粹主义——反抗尼克松眼里那些腐朽衰老的势利者，他们手中掌控着像哈佛大学和《华盛顿邮报》这样的机构。为了回应华莱士，尼克松赋予“自由主义者”这个词一层新的贬抑含义。在尼克松的词典里，“自由主义者”是被惯坏了的精英分子，他们一点都不关心正直而辛勤工作的美国白人。
尼克松无情地在民主党中的工人阶级和他们那个自由主义色彩日渐变浓的政党之间打下了一个楔子。对于尼克松来说，自由主义的诱惑并不是什么芝麻小事，这个为嫉妒所左右的加利福尼亚人一心要激怒那些自由主义者。他招募年轻的帕特·布坎南，让他煽起民粹主义的偏见，并鼓动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在“左倾自由主义者”和“喋喋不休的富豪消极论者”之间制造裂痕。尼克松是首位获得多数工人阶级、天主教徒和工会成员等选民支持的共和党总统。
1968年，这位新当选的总统的确给了保守派一点希望。他任命一些保守派领袖人物在他的政府中担任职务：阿瑟·伯恩斯（Arthur Burns）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伦·纳特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部长、马丁·安德森（Martin Anderson）［他是《联邦推土机》（The Federal Bulldozer）一书的作者，后来成为罗纳德·里根的得力助手］任职白宫，甚至连威廉·巴克利都得到一项任命，虽然只是在美国新闻署的咨询委员会中任职。
尼克松是一个多面人，如果说这个加利福尼亚人是以保守派的身份来参加竞选的话，那么他的统治则是自由主义式的。他把政府中两个最显要的职位给了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这两个哈佛大学教授同洛克菲勒式的共和党人和肯尼迪式的民主党人关系紧密。因此，尼克松夸耀道，他的内阁还没有艾森豪威尔的内阁保守。＇17＇同艾克一样，尼克松也是主张欧洲优先的国际主义者，并且相信共和党的职责就是要比民主党更好地推行“新政”，但在社会问题上他的立场更自由。与艾森豪威尔相比，尼克松更关心黑人的权利，前者似乎认定黑人应该对自己二等公民的地位心满意足。尼克松是第一位积极采用平权法案的美国总统，并把该计划的施用范围扩展到了妇女和黑人。尼克松当政时，联邦支出和联邦规章的增加都快于约翰逊任总统时。社会支出首次超过国防开支。尼克松时期，美国政府公报《联邦纪事》（Federal Register）（联邦规则、规章的记录）页数增加了121％，而约翰逊时期是19％。1970年的《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是至今最为雄心勃勃的环境保护措施。一年后，这位总统要求国会批准一项全国综合医疗保险计划。有一阵子，他为能够保障所有美国人获得最低年收入兴奋不已。有个民主党人得意地说道：“保守主义者得到的是名，我们得到的是实。”＇18＇
这一切完全得到美国公众的赞成，但对右派知识分子不啻是一个灾难。强硬派抱怨道，亨利·基辛格的现实政治行为使得外交政策中不再有任何道德内容。美国从越南脱身并与中国做交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将其理解为外交上的平稳运行，但保守派却认为这是绥靖行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