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15＇难怪普雷斯科特·布什觉得有必要给他上上礼仪课。
麦卡锡的担心并非全无道理。国务院确实存在一些共产党人。但是他的不修边幅、恐吓举止和日益严重的酗酒行为，对他的事业无所裨益。甚至他的得力助手罗伊·科恩（Roy Cohn）也承认，由于他的“火暴脾气、单调而威胁人的话语、不苟言笑的神态以及下巴上永远刮不完的短须”，人们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到了1955年，麦卡锡已经使右派手中的王牌之一——反共——失去价值，自己也成了自由派长期打击的靶子。
偏执狂是右派最显著的失败，怪癖性则是右派更常见的病症。艾伯特·杰伊·诺克是战后右派为数不多的重要长者之一，但他却自称为贵族。他憎恶“我们的敌人——国家”（他的一篇文章就以此为标题），瞧不起普通老百姓，视自己的保守派知识分子同人为脱离美国主流的“残渣”。而为了凸显自己脱离美国主流，他身披花里胡哨的斗篷，手拿拐杖，并把自传取名为《多余人的记忆》（Memoirs of a Superfluous Man，1943）。他指责自己的祖国奉行劫匪的道德准则，并认为全世界的理想社会存在于比利时。
另一位身披斗篷的十字军战士是安·兰德（Ayn Rand）。她是一个俄国流亡贵族，写过好几部赞美经济个人主义的小说，现在是一个受到右派尊敬的人物。她的两部小说《欲潮》（Fountainhead，1943）和《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1957）卖出了好几百万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一度是她的狂热爱好者，这也抬高了她的地位。但对许多当代人来说，围绕在她周围的一批信徒却显得有点古怪。她预言将出现一个纲领要求极低的国家——没有税收、没有任何传统，尤其是基督教传统。她身披飘逸的黑斗篷，由美元符号的金别针扣住，用浓重的俄国口音鼓吹她的“客观主义”哲学，力劝人们尽可能多地享受性高潮。她向《时代》周刊解释：“十字架是苦难的象征，我更喜欢美元符号，因为它是自由贸易的象征，因而也是自由心灵的象征。”＇16＇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的结尾，一个劫后余生的主人公得到天启后在空中追逐一个美元符号，以祝福荒无人烟的大地。兰德坚信，人们有吸烟的责任，因为吸烟代表了人类对火的驯服。出版商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封面上画了一支香烟，上面饰以浮雕式的小金叶美元符号。1982年，在她的悼念仪式上，人们把一个6英尺高的美元符号放在她棺盖打开的棺木旁，房间里萦绕着《通往提伯雷里的漫漫长路》（It's a Long Way to Tipperary）那悠扬的乐声。＇17＇
兰德至少还是着眼于未来，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守主义的第三个特点则是怀旧症。理查德·韦弗（Richard Weaver）是个南方人，绰号“圣保罗的土地改革者”。他的大部分学术生涯是在芝加哥大学教授英国文学。他迷上了旧南方以及它的封建种植园世界、宗教忠诚和绅士派头的道德规范。在《港湾的南方传统》（The Southern Tradition at Bay）一书中（该书作为学术论文成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于他过世后的1968年），韦弗宣称，南方是“最后一片没有西方世界物质文明痕迹的净土”，是一个“没有认识到其正义性基础的正义社会”。他谴责内战使野蛮的自由市场契约准则流毒整个美国。他最有名的著作《思想产生结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1948）开篇即大胆陈述：“这是关于西方分裂的又一部著作。”他认为，自从14世纪末人们放弃对先验价值的信仰，转而喜欢上圣方济各会修士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cam）的唯名论（2），西方就走上了一条大错特错的道路。
美国最老牌的怀旧症人物要属拉塞尔·柯克，他企图为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重新阐释埃德蒙·伯克的思想。在《保守主义的心灵》（The Conservative Mind，1953）一书中，柯克认为，美国革命是一项以怀疑人性和崇敬传统为基础的保守主义事业。柯克的确得到了《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的热情评论，但有征兆表明，由于受到内心某种邪恶力量的驱使，他使自己从主流社会边缘化。他生活在密歇根州仅有200人的梅科斯塔村（Mecosta），称自己为“残缺不全的乡村里最后一个戴着软帽的地主”，并把汽车这一美国生活的标记描述成“机械雅各宾”。＇18＇对于柯克来说，资本主义就好像共产主义的幽灵，“洛克菲勒和马克思仅仅是同一股社会力量的两个不同代理而已”。人们只能在神意许可的固定社会等级里才能得救。无怪乎有批评家指责柯克，说他说话就像是“一个晚出生了150年并且生错了国家的人”。＇19＇
是什么把这些古怪的乌合之众转变成保守主义革命的拥护者呢？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有三股力量在表层下涌动：一是出现了一批知识型企业家；二是南方越来越对民主党失去耐心；三是美国的重心向西转移。巴里·戈德华特则把这三股力量拧到了一起。
思想开始的地方
一群信奉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崭露头角，证明右派的知识生活并不只是一场疯狂的闹剧。不过这些经济学家的灵感却来自于奥地利这个最不可能的地方。按照奥地利学派创始人之一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的说法，该学派认为，“主要的问题是，人们是否应该放弃自由、私人的主动性和个人责任，是否应该屈从于人为设计的巨型装置——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制性和威胁性监护”＇20＇。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米塞斯的学生，是他使美国人相信，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他们的战斗任务。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哈耶克对凯恩斯主义正统理论在经济学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发起了全面攻击，这种攻击有时也会令凯恩斯（Keynes）本人感到恼火。《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1944）这本引发争论的书的缩写本，使之成为美国的畅销书，哈耶克在全美国进行演讲。他在书中认为，中央计划是极权主义的前哨征兆。哈耶克的一个早期皈依者是人到中年的好莱坞明星罗纳德·里根。1967年，保守主义运动主要的历史记录者李·爱德华兹（Lee Edwards）去拜访加利福尼亚州的新州长里根，发现罗纳德·里根书架上那些哈耶克和米塞斯的著作里有密密麻麻的注解和评论。＇21＇
哈耶克还帮助右派建立了两个不朽的机构：自由市场热情支持者的朝圣山学会（the Mount Pelerin Society）和芝加哥学派（the Chicago School）。发人深省的是，朝圣山学会于1947年成立于瑞士而非美国。1950年，哈耶克移居芝加哥大学。尽管他在社会思想委员会（the mittee on Social Thought）而非经济系任教，但他还是使得芝加哥大学成为他反叛思想的指挥中心。芝加哥学派向“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引自《时代》周刊1965年的一期封面用语）以及“苏联经济证明……社会主义指令经济不仅能够运行而且能够繁荣兴旺”［引自保罗·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那时候的标准教科书］这样的观点提出了挑战。米尔顿·弗里德曼等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则坚持认为，政府开支应仅限于数量有限的“公共事业”——尤其是国防——其他一切则由市场决定。
芝加哥学派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对大政府干预主义发出了轻蔑的声音。他们说，以房租控制为例，要想减少可租房产的总量，除了限制房东收益量，还有人能设计出更好的方法吗？像哈耶克一样，弗里德曼不仅向学界同仁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也向街头的普通人提问。他在《新闻周刊》上开辟了一个专栏，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论战，由此产生了他1962年的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那时，右派已经开始聚集起一些思想阵地。20世纪50年代初，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的困境不仅仅在于他们的怪癖性。这些自由市场倡导者，迫切需要像伯纳姆这样的改良派共产党人，以及像柯克这样的传统派保守主义者，他们同样迫切需要机构的重要影响——他们需要在可怕的“自由主义”大学墙外，有地方供他们聚会讨论自己的观点，有平台来提升他们的影响力。20世纪50年代中期，两个复兴的智库和一份杂志的出现使之成为可能。
华盛顿历史最悠久的保守主义智库，是于1943年由一群商人成立的，诞生时被命名为美国企业协会（the American Enterprise Association），这个机构完全不起眼，最多只是一家游说放宽战时价格调控以及偶尔雇用学者撰写报告的行业协会。美国企业协会根本无法与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这个立场中立得多的智库相匹敌。后者预算充盈，办公场所布置得雅致得体，并能使学术氛围与政治机构紧密结合起来。美国企业协会主席招募美国商会年轻的经济学家威廉·巴鲁迪（William Baroody）来管理这个机构，希望使这个组织摆脱困境。
巴鲁迪这个黎巴嫩贫困移民之子，证明了自己是很有才干的知识型企业家。他的目标是把美国企业研究所——这是他为美国企业协会重新起的名字——改造为保守主义的“智囊团”。他知道，没有保守主义理论，就不会有保守主义运动。他和哈佛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家格伦·坎贝尔（Glenn Campbell）不知疲倦地工作，聚集了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并任命弗里德曼和来自伊利诺伊大学提倡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保罗·麦克拉肯（Paul McCracken）为学术顾问。他们的逻辑很清楚：既然在大学校园里要听到右派的声音这么难，那么右派就应该创立自己的保守主义机构。右派教授的是政治家，而不是学生。
与此同时，类似的事情也在美国另一端的胡佛研究所发生。1910年，赫伯特·胡佛在斯坦福大学成立了自己的智库，以存放他在欧洲担任赈灾官员时清理出的大量文件。1932年卸任总统后，他使得这个智库更趋保守。他要创立一个“免受左派分子玷污”的机构，并且担负着揭示“卡尔·马克思邪恶教条”的伟大使命。1960年，胡佛研究所任命巴鲁迪的合作伙伴格伦·坎贝尔为研究所所长，坎贝尔由此开始把胡佛研究所打造成自由主义学术海洋中的保守主义灯塔。
保守派最重要的思想阵地是《国民评论》。1955年，当威廉·F．巴克利决定创办《国民评论》杂志时，他赋予这个小小的保守派世界三个十分重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极度自信。据传，巴克利在6岁时仓促地写了一封信给英国国王乔治五世，苛刻地建议国王偿还过期的美国战争债务。＇22＇耶鲁大学毕业时，他出版了一本颇有才气的书《上帝与耶鲁人》（God and Man at Yale，1951），抨击母校敌视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行为。第二个特点是他秘密地从父亲的石油业那里获得可观的收入。第三个特点是他极富幽默感，这使得他的信条显得更加通情达理。
巴克利在发行《国民评论》第一期时便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意图：这份杂志是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在无人想做也无人有耐心容忍他人去做的时代，大叫一声停止”。他在《上帝与耶鲁人》一书中诊断，无神论和集体主义越来越流行，他要阻止其蔓延。他还要使保守主义从一种闹哄哄的地区性教义——南方保守主义、中西部保守主义等——转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教义，这就是为什么该杂志取了《国民评论》这样一个名字。对可能的资助人，巴克利给出的理由很简单：“新政”曾经得到过《国家》（Nation）和《新共和》（New Republic）两家杂志的帮助，为什么不资助一下承诺为保守主义摇旗呐喊的这本杂志呢？＇23＇由于美国这份最赞成自由市场的出版物一开始就发育不良，他不得不经常老调重弹。杂志启动资金只有巴克利的父亲给的10万美元，依靠捐赠人的慷慨赞助而运转。然而，杂志最终确立了自己在美国人生活中存在的理由，发行量从1960年的3。4万份猛增到1964年的9万份。＇24＇
《国民评论》成了右派辩论的阵地。巴克利成功避免让杂志成为反对派常见的虚张声势。他发表了一些公认的重量级人物的文章：詹姆斯·伯纳姆辟有一个尖刻的专栏，名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巴克利也挑选像琼·迪迪昂（Joan Didion）和加里·威尔斯（Gary Wills）这样年轻作家的作品发表，他们俩其时都正在经历保守主义阶段。这使得这一先前过于孤立和平庸的运动获得了一种世界主义的锐利锋芒。《国民评论》的矛头不仅仅指向左派，也抨击“不负责任的右派”，杰拉尔德·史密斯（Gerald Smith）和他的全国基督教十字军东征组织（National Christian Crusade）显然是被攻击的目标。但该杂志上早期发表的最出色的文章之一，是惠特克·钱伯斯把安·兰德的作品贬斥为异教徒矫揉造作的一堆胡言乱语。他说：“充斥《阿特拉斯耸耸肩》全书的，是一个实在令人痛苦的指令，‘去——到毒气室去’。”＇25＇兰德回击并谴责《国民评论》为美国最糟糕、最危险的杂志。＇26＇
巴克利试图对20世纪50年代保守主义的三个独立内容——传统主义、自由意志论和反共——进行综合表达。他问道：共产主义难道不是西方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最大威胁吗？在促进传统道德标准方面，自由市场难道不是比政府更管用吗？巴克利还为襁褓中的保守主义增添了几分魅力。《国民评论》执行编辑威廉·拉舍（William Rusher）曾注意到，“20世纪50年代保守主义不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特别关注，并不只是因为它不值得关注”＇27＇。那时候，大多数保守主义者过于呆板乏味，根本不想费心去吸引知识分子，而巴克利则一点也不呆板乏味。忽然间，出现了这样一个保守主义者，他写书很快，能同自由主义者在电视上一较高下，随后又消失在夜店之中。1960年，他协助成立了“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这个青年运动像野火一样燃遍全国。仅1964年一年就吸收了5400名新成员，而此时它更有名的竞争对手“争取民主社会学生”组织（the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总共才1500人。
南方的喧嚣
这些知识分子最终为右派提供了启示和灵感，但是基层战士的情形又如何呢？右派影响力不强，原因之一是它的支持者被分裂在两个政党之中。东北部和中西部的保守主义者自然把自己的家乡归为共和党的天下，而南方的保守主义者则属于民主党。
1950年，老大党中没有一个来自南方的参议员，而在105人组成的南方众议员代表团中，老大党只有两个席位。＇28＇以往50年里进行的2565场国会议员选举中，老大党总共赢得了80次胜利，其中50次胜利仅限于东田纳西州的两个选区。内战期间，共和党人疏远了南方，并且因大萧条而广受责难。1933年，萨姆·雷伯恩会见了一些华尔街的共和党人之后得出结论：“我一生中从未见到过这样糟糕的事情。”＇29＇对他们来说，民主党既为种族隔离辩护，又通过“新政”向南方投入大量资源，劝诱北方的纳税人为那些巨型水坝和公路买单。特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