赚大钱？而且外汇储备数量大了，人家搞一个贬值，这钱不就等于送给人家了？
一九三三年年初，关利清他们在争论：现在美国的股市在跌了三年后略有回升，是从此回暖了？还是下跌中的整理？现在美国还有企业在倒闭，股票就成了废纸；很多股票的价格非常低，成了垃圾。所以多数人都认为美国股票没用了，没有人气了。在财迷送张学亮回上海时，他们来问一下“股神”才弥先生。财迷听了，马上决定让人用外汇去买一些美国的石油、汽车等企业的股票。美元以后肯定是要贬值的，但这些股票，以后肯定是要升值的。
于是，关利清等人也跟了财迷，用现金换成外汇，去炒美国股票。美国人民应该感谢才弥先生，他们的资金投入，帮助了美国股票市场的上升，不到一年中，股票涨了不少。关利清等人真是佩服才弥先生的先见之明，问是不是可以卖出股票了？财迷说不急，他有外汇富裕时，还在买入股票呢！
如果年底算一下账，财迷今年在美国股票上的投资，可是赚了不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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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方面，一九三三年，在长城和热河的抗战激烈时，东三省的抗日武装也没有休息。这一年，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中，开始赶热闹而参加抗日的、没有太多耐心抗日的人，有的回关内了，有的回家了，极个别的被日军收买当了伪军，但留下的都是坚定的抗日分子。抗日队伍有的变小了，变精了，不过也有扩大的。抗五军的游击部队就扩大了，根据地也扩大了。
一九三二年财迷带领的抗五军在打了上海战役后，进入东三省时，在辽宁和吉林原来有共济会基础的乡村地区，都留下了几支抗五军的游击队，这些地区就成了共济会的根据地或者他们的游击区。
还有一些留下的抗五军伤员和保护伤员的部队，也在当地发展共济会员，并组成了游击武装部队。
例如留在辽宁省的一支保护伤员的部队和和伤员，带队的是上海沪江体校的女学生姚瑞芳。一年多后，这支队伍发展成了有一千五百多人、有一个半县游击根据地的抗五军队伍，还出了侯小燕、欧阳德这样截肢后继续抗战直到英勇牺牲的特级英雄。
这么大的队伍，就是游击纵队了，而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年青姑娘，按当地的习惯，被叫成“姚总司令”。虽然别的抗日义勇军中，也有个别女的当首领的部队，但毕竟是极少量的，而她一个上海姑娘，能在东北的抗战中这么出色，名气就更大了。
这一批进入东北的学生兵中，有不少成了“总司令”，也有一些成了县长之类的地方干部。
共济会与别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注意组织地方政府。别的抗日武装也有一定的“根据地”，或者说自己的地盘。他们的粮食等供给也是由自己的地盘里的居民提供的。但他们除了收“抗日捐”，并为这此民众提供一定保护之外，就不管其它事了。
九一八后，辽宁、吉林等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一度是日军扶植的伪政府，而这时很多九一八之前的政府官员已经进关内，或者当了伪政府的官。可后来日伪军没能力守这些地方，又让抗日武装给占领了，伪政府自然也垮台，但政府机构却出现了真空。
在这些地方活动的抗日武装就成了这些地方的“管理者”，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什么管理可言，也就是凭自己需要大概地收缴一些钱粮。有些部队也就找一些乡绅什么的出面，按他们的要求张罗收粮食。
而共济会抗五军则不同，他们在管理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政府，不光按规章制度收点税粮，还做一些管理者应该做的事，包括发展工商经济、建设农田水利、建设道路等公共设施，也组织村庄一级的管理者和民兵、调解群众间的纠纷等。由于共济会制定的收费比较合理统一，使共济会根据地边上的地方，或者也发展成了共济会的管理势力，或者有些抗日武装也套用他们的收费制度。
有些抗日武装，对这些政治管理一点不重视，就把政府事务交给共济会来管，他们只要每个月能拿到地方上供给的一定量粮食等物品就行。他们对地方管理完全是外行，如果由他们来管，就这点征粮工作他们都不一定能做好，与百姓的矛盾反而大。现在好了，都交给了共济会的行政人员，他们与老百姓反而客客气气的，省事了。
共济会中间有一批热血青年学生，体力不太好，当兵不一定行。但经过短期培训后，就成了这种行政干部，派到各地去当乡镇干部。这个时空地方官员少，一个镇只要一、二个干部就把水利道路、工商经济、税收、公证、法庭、教育……，N套班子都兼起了，还兼顾了宣传共济会爱国爱民理论。不过平心说来，这个时空农村干部要管理的事确实也并不太多。一个县，也不过是十多个干部就行了。
这样，共济会在东北的游击根据地，也有相当规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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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辉产业这一年的收益比上一年又有新的提高，这不光是因为抗菌素应用更普及、销售量增加，而且因为其他各种企业更多了、产能也都有扩大、利润上升，农业、渔业也都不用补贴、略有盈利，特别是联合银行的利润，相当的大。科辉总的利润达到三千多万元。
而用于抗日义勇军的开支、军火开支是一千余万；今年民众对抗五军的捐款比去年少，只有不到一百万。这是因为民众的经济能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持久地捐；另外是东南亚的经济受欧美国家经济萧条的影响，现在形势很不好。加上科辉学校的开支一百多万，救济灾民、贫民一些，这方面支出共计不到二百万。
倒是马鞍山的投资最大，有四千多万，把科辉企业的利润放进去后，还欠联合银行贷款二千几百万。不过一年下来，马鞍山已经有一些小型的油漆厂、选矿厂等开工了，可以产生效益了，投资已经有回报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七章 福建事变
◆字数：2468◆
年底前，一般财迷会忙于年终结账和总结，不过今年年底前，财迷就不用管什么结账和总结的事了。大凤的水平已经很高了，加上卢作孚、杜重远等人，这些工业农业上的事，就不用财迷操心了。但年底前发生了“福建事件”，李济琛、陈铭枢等人在福建又成立了一个政府。这事，也牵涉到财迷，还有黄琪翔和王亚樵。
十月份，十九路军就派人来找财迷，带来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等人的信，说是要成立一个反对蒋中才的“联合政府”，让共济会会长才弥先生也参加、支持。
但才弥先生对他们的有些意见并不赞同。他们提出采用联邦制度统一全国，也就是地方自治权很大。这对于吸引广西、四川、贵州等地的实权人物（就说是地方军阀不就得了？）参与、支持他们新的政府，是有好处的，所以是必须要这么提的。但这样容易分裂国家，特别是现在日军正在找了些汉奸，制造“通州独立”、“河北独立”、“华北独立”的，这样搞，不是合了鬼子的意？如果日军全面侵华，联邦制的国家就更容易各个收买、击破。而各个地方之间，也容易相互打仗。八、九月份时，四川的刘湘、刘文辉两军还又有激战！
但这些，陈铭枢他们没有考虑到，他们是先要把政府成立了，把蒋中才先搞下来再说。要搞倒蒋中才，这就又要有内战了！尽管财迷对蒋中才没什么好感，但这个时候打内战，合适吗？
来上海的说客对才弥先生说，他们的新政府将是一个抗日的政府。但是，为了避免刺激到福州等地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峡对面的日军，所以在政府刚成立、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就先不提抗日这一点。具体以后怎么抗日，等以后强大了再说。
卢作孚、杜重远他们觉得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在东北应该拖住日军南下的步伐，在关内应该抓好马鞍山等经济建设，所以，国内不能乱，不能再起内战。于是，财迷没有同意参加他们福建政府的事情，希望他们能够等以后有合适的时机再搞反对蒋中才的事，现在还是先对付日军，壮大自己的力量。
但陈铭枢他们成立反蒋政府这事，干的动静比较大，戴笠他们知道了。蒋中才立即派人去福建活动，让他们不要搞这个事，并拉拢他们中的人。这下子，陈铭枢他们反而决定马上成立这个政府。
黄琪翔和王亚樵与这个政府的要人都是好朋友，不过他们十一月二十日召开“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成立“大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时候，黄琪翔还在赤峰地区指挥抗五军，只有王亚樵还是从北平去到了福州。
结果，黄琪翔被任命为这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还兼了个经济委员会委员。（这个经济委员会委员，是不是原来给才弥先生准备的位置？）黄琪翔确实表示以个人名义支持他们的行动，但人还在热河抗日，任命了什么职务都由他们了。黄琪翔作为抗日义勇军的总参谋长和抗五军的总参谋长，声望虽然比才弥先生低一点，但也是灸手可热。
而王亚樵，抗五军敢死大队的大队长，也是赫赫有名；被新政府任命为中将，不过手下没什么兵，主要让管情报、安全工作。算是“师长级待遇”的连长吧，除了他自己带去的十多个徒弟，派去当他手下的人，不够一个排的数量。而王亚樵对福建政府这么怕日军不满意；光之老弟说的，搞这个联邦制不利于抗日，对九哥也是有影响的。
王亚樵的好朋友，抗四军的军长方振武，也去到了福州，不过没带什么兵去。一南一北的，时间又这么急，自己带了几个人能赶到就相当不错了。他在新政府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上将军长。只是他的军还在北方，他在福州也就是“军长级”的排长而已。
这时，福州等地是允许日军驻一些海军陆战队的。为了向福建政府施压，日军借口要加强对福建日侨的，从台湾增派部队到福州，同时也加强了在福州的间谍活动。
由于离台湾近，在福建的东洋人是比较多，福州也有黑龙会这样的组织。他们可没有像上海的这种组织，受到共济会的教训，还是一付高人一等的样子（就是上海的东洋浪人，也还是一付鼻孔朝天的样子）。他们这些台湾过来的日军海军陆战队，也没被我抗日武装打痛过，又听了关东军的一些宣传，所以气焰嚣张得很。日军的间谍活动，也是很活跃的。
日军对这个福建政府，抱有矛盾的心理：能让大华有更多的政府，实行联邦制等等，都是日军所希望的；但第十九路军是以抗日著名的部队，日后恐怕也是要提抗日的。所以，日喷政客中有人说要打压这个新政府，有人说要支持这个新政府。福建政府态度也暧昧，既不提要抗日，更不会提不抗日。
福建的部队为了备战，就以十九路军为主体，加上地方保安部队，还扩招了一些新兵，组成新的部队。
日军既然对十九路军要防一手，就派了间谍去刺探这些部队的情报。可他们也不想一想，现在负责安全保卫的是谁！
王亚樵他们虽然到福州没几天，但已经上任。两个属于黑龙会的探子，穿上十九路军的军官服装，闯入了十九路军军部大院。这俩家伙是浪人，东洋鬼子的动作特征太明显了，一下子就让王亚樵的手下看出来了。
两个家伙到大院后，分开行动，探头探脑的想进办公室看。后面王亚樵的人跟上后，一下子就把他们擒拿住。问了他们是什么部队的，三句话问下去，东洋间谍就露出马脚。
但这俩家伙进来时，在院子外面还有同伙在观察他们，准备接应。看到他们一下子被几个大汉拿下了，赶紧回去报告。
日喷在福州的领事知道了，就跑到新政府的外交部门，说十九路军的人抓了他们的无辜侨民，要新政府立即释放他们，并陪礼道歉！
新政府在目前定的政策就是绝对不去招惹日军，所以，马上派人领了这领事馆的人到王亚樵处，让他们放人。王亚樵说，这明明是间谍，证据确凿，怎么能放呢？可外交部门的人又找了陈铭枢，打电话让王亚樵放人。
东洋人就这样给放了，王亚樵也生气了。这个样子，我这安全工作没法做了！你们另请高明吧！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抗日，在这儿，还不如进入东北去，痛快地杀鬼子！于是，他又带了十几个徒弟，回北平了！又准备进东北了！
第六卷 1934年 第一百六十八章 少帅回国
◆字数：2350◆
这个福建新政府一出台，中央政府的主要精力自然就放到他们身上了。双方都拉拢一些中间势力，广西、四川的都拉了，东北军、西北军的，也都要做工作。共济会的才弥先生，福建政府拉了，这中央政府当然也要拉。现在共济会、抗五军，实力不小，在全国的影响更大。
于是，吴铁城、杜月笙等先来找了财迷。讲友情，吹捧才弥先生的爱国热情、丰功伟绩。
蒋中才蒋委员长对才弥先生是非常仰慕的，以前发青天白日勋章给他，现在让他担任上将参议，都是器重先生的表现。虽然因为他身在职位的原因不能公开多表扬才弥先生，但心里清楚知道才弥先生为国家作出的贡献；知道要不是抗五军在东北的抗日，就没有关内人民的安宁日子。现在希望才弥先生一如既往，继续顾全大局、支持政府，不要去支持分裂国家的行动；继续撑起抗日的半壁江山，发展经济，为我民族奋起、人民生活安康，再作贡献。
这个时候，中央政府与关东军的一些谈判还在进行中，例如谈一些“为了民生，先与关东通邮”的问题。中央政府确实希望能经过谈判，解决东北问题。不过让日军撤出热河和东北的事，关东军是回避与你们谈的。而现在中央政府的谈判代表口气也不软，与“承认伪满州国”沾点边的，都是不与日喷谈的。
所以，中央政府这个时候是很避免公开说支持抗日的话的，对抗五军等抗日义勇军，是当作“东北民众自发的反对日军占领的运动”这样处理的，以表示政府是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的。而对长城抗战、以前的上海抗战，是中央政府参加和领导的，这些战功，是可以表扬的。
再后来，宋子文也来找了光之老弟。他就讲得比较实际，他说，他是不赞成蒋中才对抗五军的一些做法的，也不完全赞同中央政府的抗日政策的；他觉得就算不能明着给抗五军以支援，至少暗地里要给帮助，更不能反而影响共济会的经济收入。不过他的那个姐夫说怕东洋人掌握他们给抗五军支持的情报，影响与日军的谈判，甚至再起战事（好象东北现在没有战争了？），所以有些事宋子文也没办法。
对撤消五十五军的事，宋子文也是反对的，不过为进关抗日的军队再发饷，日军知道了又是一个闹事借口（他们要闹事，还愁找不到借口？），只好另想办法补上。这不，现在宋子文就送来了一张支票，一百万大洋。这点钱，对一个军的部队来说，算是多的，这也是知道财迷对比较少的钱根本不会放在眼里，才多给了点。
对于银行政策的调整，宋子文说不是针对大华联合银行的。这是政府正规化的需要，也是政府控制金融体制的需要。
不过，蒋中才开出最让财迷动心的条件，是让共济会的人当马鞍山和芜湖的市长、保安司令。也就是把这两个市名正言顺地让共济会管，尽管现在这些地方实际上已经是共济会的天下了，但现在让当地的保安部队也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