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以看作是皇帝的最后一点耐心。轩悬之乐，六佾之舞，黄钺朝车，这些都是受命出征的诸侯才能享用的，这些东西显然是提醒齐王尽快上路。皇帝恩威并施，看来是铁了心了。
这时齐王攸上书说自己病了，请求解除官职去崇阳陵给父母守陵。
但是皇帝不许。
在皇帝眼里，所谓的生病不过是个借口，所谓的守陵不过是拿父母来进行要挟。齐王攸又是借口又是要挟，就是不肯离开洛阳这个权力中枢，更显得居心可疑。
皇帝派出太医去给齐王攸治病，名为治病，实际是查验齐王攸是真病还是假病。不出意料，太医回复说齐王根本就没有病，换一拨太医再去，依然回复没有病。
皇帝因此措词更加严厉地催齐王上路。齐王临走，亲自入宫向兄长辞行，皇帝越看越觉得弟弟不像是个病人，心中不住冷笑。
但是仅过了两天，齐王攸就吐血数升，病发身亡。
凶信传到宫中，就好像抽了处于偏执状态的司马炎一记耳光。皇帝猛然醒悟，原来弟弟不是在使诡计耍小聪明，他是真的病了！
司马炎大哭了起来。那一刻皇帝想到的全是弟弟的好，想到弟弟幼年时的乖巧可爱，想到弟弟成年后的恭谨谦让，想到父母临终前的叮咛嘱咐，想到弟弟这十几年来对儿子司马衷的精心教导。
皇帝就这么真诚地哭泣着。直到侍中冯紞冷冷地抛来一句话，“齐王名过其实，天下归心，如今他自己病死了，这是社稷之福，陛下何必如此哀伤！”
皇帝猛然止住了泪，脸上浮现起冷冷的讪笑。
冯紞无德无能，但他为什么能一直得到皇帝的宠爱呢。因为他太了解皇帝了，甚至比皇帝自己本身还要了解。
在皇帝心底一直妒忌着齐王攸，妒忌他从小就得到祖父与父亲的优宠，妒忌他得到那么高的赞誉，妒忌他令自己自惭形秽。早在文帝死的时候，皇帝作为嫡长子，也不过服丧三日，而齐王攸却哀毁骨立，让人一看就知道谁孝谁不孝；后来王太后患病，稍有痊愈，兄弟俩摆宴给母亲庆贺，席间齐王攸想到母亲死里逃生，不禁喜极而泣，司马炎想陪着一起哭，却偏偏连一滴眼泪也挤不出来。
皇帝的杀心早就升起来了，他一直对齐王曾经威胁过他的皇位而耿耿于怀，现在齐王又威胁到了他的儿子，这更让他无法容忍。
皇帝一直没动手，不是宅心仁厚，而是因为懦弱，害怕承担杀弟不义的罪名。现在老天都帮他，为何不顺水推舟？在宫中谁不知道太医院里的那群人一向趋炎附势？将死之人脸上特有惨淡苍白的神色，皇帝又怎么可能视而不见？
表面上是冯紞等人在离间骨肉，承担着恶名。实情却是，皇帝的心中有魔鬼，这个魔鬼就是皇帝本人。
冯紞只有一点可恨。
皇帝正沉浸在自己虚假的悲痛之中，扮演着一个无辜的、被蒙蔽者的角色，扮演着一个痛失爱弟的悲情兄长角色，他就不能让皇帝多装一会儿清纯？
六、画皮的人撕开伪装
齐王攸死了，皇帝一如既往的显示了长兄为父的宽阔胸襟与对亡弟深沉慈爱。齐王攸的葬礼与十一年前叔祖安平献王司马孚的相同，规格仅次于皇帝皇后。
齐王的谥号也与司马孚一样，因此他就被后人称为齐献王。皇帝下令，以齐献王灵位配飨太庙，在齐国诸侯家庙里，设轩悬之乐。皇帝两次亲临丧所吊唁，亲自流泪，哭得很伤心，感动了一大批不知内情的臣僚。
但对知情者来说，齐王攸的死是皇帝一生的污点。数年之后，皇帝与桀骜不驯的王济产生了口角，王济这人一向口无遮拦，他当面讥讽皇帝说：“尺布斗粟之谣，常为陛下耻之。”
“尺布斗粟”是汉代童谣。汉文帝时，皇弟淮南王刘长犯法自杀，有人猜测文帝有意要将弟弟逼死，于是长安街头传唱这样的童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从此“尺布斗粟”就被用来指代兄弟阋墙。
《晋书》上说，皇帝听了王济的话后，并没有恼羞成怒，而是沉默不语。他这是感到羞愧，还是感到后悔？不管是出于哪种心理，这个姿态让后人觉得：在皇帝之中，司马炎还算是个好人。
随着齐献王的不幸薨逝，喧嚣十多年之久的皇嗣问题尘埃落定，储君的位置上赫然端坐痴太子司马衷。
悲剧的基调从太康四年开始奏响。
三百年后，编写《晋书》的唐朝史官充满遗憾地假设，如果齐王不死，兴许八王之乱就不会发生，随后五胡乱华、南北长达三百年的分裂就不会到来。
但也有人说，如果齐王不死，内乱将提前十年爆发，齐王的死消弭了一场分裂，其实是最好的结局。
孰对孰错，已经无法知晓。
因为历史不容假设，它永远按着自身独特的逻辑，诡异地在迷雾中前行。无人能看透这迷雾。
司马炎刚刚坐上皇位的时候，有一次他在朝堂上占卜探卦，卜算皇位可以传几代，结果他卜到了“一”。司马炎不像汉光武帝刘秀，他不相信图谶，在晋朝图谶是被严令禁止的，他探卦只是讨个彩头，所以探到“一”他也没有在意。晋武帝在这一点上像秦始皇，相信江山可以二世、三世的传下去，他不仅要替二世司马衷做打算，他还要替三世司马遹做安排。
谁能料到，世界上竟然真有一语成谶这种事情。
司马炎打点起了后事，他发现日月逝矣时不我与，曾经的股肱大臣纷纷衰老死去。泰始十年，荀凯病死；咸宁四年，羊祜病死；太康三年，贾充、羊琇病死；太康四年，山涛病死；太康五年，杜预病死；太康六年，王濬病死；到了太康十年，荀勖也病死了。
曾经的心腹，只剩下卫瓘、王浑、张华和杨骏、杨珧、杨济兄弟。卫瓘、王浑、张华与太子离心离德，不可重用，靠得住的只有杨骏兄弟了。杨骏是太子的外公，忠诚不容置疑，但是资历尚浅人望不够。皇帝于是有意识的树立杨骏的权威，杨骏因此权倾朝野，与弟弟杨珧、杨济，被天下人称为“三杨”。
太康十年十一月甲申（公元289年），久病缠身的司马炎下了一份诏书，重新安排镇守方岳的人选：“汝南王司马亮为侍中、大司马、大都督、假黄钺，都督豫州诸军事，治许昌；改封南阳王司马柬为秦王，都督关中诸军事；始平王司马玮为楚王，都督荆州诸军事；濮阳王司马允为淮南王，都督扬、江二州诸军事，并假节之国。”
这位诏书是司马炎对身后事的详细安排，总体思路是外戚与宗室共同辅佐新君，互相牵制、保持平衡；外戚侧重于掌握朝政，而宗室侧重于把握兵权。
秦王司马柬是太子一母同胞的弟弟。关中是天下形胜之地，外有雄关万丈，内有沃野千里，当年秦始皇、汉高祖在此发迹、遂取天下。司马炎曾经做“石函之制”，规定“非宗室不得镇关中”，所以这个地方必须交给太子最可信任的人；
楚王司马玮、淮南王司马允也是太子的弟弟，宗室里最可亲近的人。江南吴国新附，民心未稳，需要驻重兵防备。荆州、扬州、江州分别据于长江中游、下游，江南如有变故，两镇齐发，万无一失。
司马柬驻守的长安、司马亮驻守的许昌、司马玮驻守的襄阳、司马允驻守的寿春再加上东北处赵王司马伦驻守的邺城，正好形成了对洛阳的环卫。
如果有敌寇从外部进犯，则由洛阳调度各藩镇抵御；如果洛阳有变故，则各藩镇举兵勤王；若哪个藩镇心生不轨，则天下共击之。
武帝安排的藩镇分布图
朝廷之中，由杨骏与汝南王共同辅政。司马炎担心杨氏的势力太强，新君无法驾御，于是又任命太原人王佑为北军中候，率领洛阳禁军。王佑是王浑的从子，一向与杨氏不和。
如此一番布置，令宗室与外戚、京师与外镇、中央禁军与各地驻军之间互相制衡，司马炎觉得足以保证新君江山稳固。那么，接下来该替皇孙司马遹做安排了。
望气者禀报广陵那地方有天子气，司马炎于是封司马遹为广陵王，食邑五万户；散骑常侍刘寔博古通今，深有才学，司马炎任命他为广陵王傅。皇帝在此再次重申了态度，表示大晋朝的第三个皇帝的位子，他已经替孙儿预订好了。
既然一切都安排妥当，就应该了无牵挂。那为什么太熙元年四月司马炎到了弥留之际，迟迟咽不下最后一口气呢？
因为司马炎发现，他的百年大计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致命的偏差。
杨骏是司马炎治国蓝图中的关键人物。此人素无才干，也没有名望，以前做过县令之类小官，也做过骁骑将军、镇军将军的从僚，后来依赖女儿的裙带，被封为临晋侯，任命为车骑将军。朝中许多人都轻薄其为人，一向识人知鉴的尚书郭奕与尚书褚都曾上书劝过皇帝，说杨骏这人器量狭小，承担不了社稷重任。
臣僚们不明白，其实司马炎要的就是杨骏平庸无能。试想弱主当朝、宗室强盛，如果启用像霍光、王莽那样声名卓著、手段强硬的权臣辅政，势必会挟持弱主与宗室争权。霍光杀燕王盖主、王莽废黜刘氏诸王，这都是前车之鉴。如果权臣胜了，那么皇帝就不免当傀儡，甚至有可能被迫行禅让，司马氏的江山就是这样偷来的，皇帝不可能不深以为戒；而宗室也是虎狼，如果宗室占了上风，就不免要清君侧。汉代的七国之乱中，吴王楚王就是以“清君侧、诛晁错”为借口起兵造反的，幸好他们失败了，否则汉景帝的龙椅肯定是坐不稳的。
因此在司马炎看来，杨骏实在是辅佐新君的最佳人选。首先，他没能力独裁，没能力就不会生异心，就必须搞好与宗室的平衡，而宗室也不会猜忌这个人；
其次，他是司马衷的外公、杨后的父亲，而且杨骏“孤公无子”没有后嗣，即使生了非分之想也没有意义，所以最没可能生异心；
司马炎看重杨骏的第三个原因是他的出身。虽说杨骏这人没有美名，但是弘农杨氏的百年招牌在注重门第的魏晋时代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魏晋的高门大族在汉代大多默默无闻，而弘农杨氏“四世三公”，在汉末就显赫天下，与汝南袁氏齐名。汝南袁氏的后人袁绍、袁术甚至能够依仗袁氏的声名与门生故吏割据一方，杨氏稍逊，没出这种枭雄，但也因此保全了门户。百年之前，有个杨修稍露头角，可惜站错了队，支持曹植争嗣，被魏武帝曹操砍掉了脑袋。当时曹植的谋士不少，魏武帝单单诛杀杨修，也可见他对弘农杨氏的忌惮。
有虚誉、无实干，这种人最适合和稀泥了。太康九年起，司马炎的身体时好时坏，他就把朝政交给杨骏去打点，自己深居后宫养病去了。
渐渐地，皇帝感觉不对劲。皇帝任命了那么多的侍中，可是到宫中露面的总是只有杨骏一个。皇帝让杨骏打点朝政，并没有说自己一事不问，但杨骏那当仁不让的架势，俨然是一副“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的派头。
司马炎这时已经没有力气出宫转转，不然他会发现形势远比他想象的要糟糕。想见皇帝面呈机宜的臣子都被杨骏挡在了宫外，朝中人心惶惶，不知皇帝是死是活。大家私下里把杨骏比作秦末的赵高。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春，杨骏请司马炎下诏夺回繁昌公主。繁昌公主在太康年间下嫁卫瓘的第四个儿子卫宣，杨骏说卫宣好酒，经常嗜酒犯过失。
皇帝让身边的黄门郎去调查，黄门郎回复说杨骏所言属实。皇帝一听，既然属实，那就准奏。
接着，有人上书要求罢免卫瓘，将卫宣交给廷尉治罪，这回皇帝未允许。
不久后，卫瓘声称年老请求逊位。皇帝猛然醒悟，自己被杨骏当棋使了。杨骏表面是对付卫宣，其实意在逼卫瓘退位。
皇帝招来黄门郎大骂一顿，问是不是虚构事实污蔑卫宣，黄门郎抵赖不了，只好认错求饶。皇帝想让卫宣与公主复婚，可是卫宣这时已经忧愤发病而死。皇帝又气又无奈，作为补偿，将卫瓘升做太保的闲职，以菑阳公的身份回家养老。
挤走了卫瓘，杨骏接着就想挤走汝南王。在去年十一月甲申的诏书上，皇帝虽然任命汝南王都督豫州诸军事，但是还保留着“侍中”的职务。皇帝这是要汝南王留在洛阳，可是杨骏却不停的派人催促汝南王出发去许昌。
到了四月初，司马炎的时间越来越少，他经常陷入昏迷，神智时而清醒时而昏聩。有一次他醒过来，身边都是杨骏替换来的新面孔，个个长得那么寒碜，心里那个叫灰心失望，忍不住想骂人。司马炎一向好脾气，因此他调整了一下语句和语速，对杨骏说：“何得便尔！”这话相当于：“你怎能如此妄为！”
杨骏赶紧下跪谢罪，皇帝想接着骂几句，一口气没上来，又晕过去了。再次醒来，皇帝令中书监华廙起草诏书，召汝南王火速入朝觐见。
这时候，皇帝应该已经明白，他那个貌似憨厚的老丈人靠不住。他只看准了杨骏能力不行，却忽略了另一个问题：越是庸人越是不自量力。志大才疏，这是庸人的一个通病。
其实何必苛求杨骏，司马炎也不过是庸人之质，却做了汉高魏武都未必敢做的事。他的计划漏洞百出，偏偏自以为算无遗漏。
自从下达了召见汝南王的诏书，司马炎就陷入痛苦而漫长的等待。
夕阳日复一日映红天际，汝南王的身影一直未曾出现，渐渐地，司马炎气若游丝。
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汝南王根本没有接到诏书，诏书半道就被杨骏截走了。
这边华廙刚将诏书写好，那边杨骏就得到消息，赶过来借阅。按说身为中书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这种大不敬行为，可华廙不是有骨气的人，这家伙一辈子倒霉，早吓破胆啦。
华廙的名字不怎么为后人所知，但他的爷爷华歆名气很大，熟悉三国的人都应该知道。华歆没出仕前和隐士管宁交友，被管宁看不起，割席绝交。后来华歆跟了魏武帝，狠狠地做了几件长脸的事，其中有一件就是领着禁军冲进汉献帝的寝宫，揪出躲藏在夹壁里的伏皇后，交给行刑者缢死。华歆在曹魏做到了司徒、太尉的高位，这位老兄据说治家严谨，即使平时在家里也要求子孙像在朝廷上那样恭敬严肃、合乎礼节。
严格的家庭教养培养出了良好的家风，华家风气声名远扬。百年之后，晋朝的刘寔想娶华家的女子，却遭到家人的激烈反对，弟弟刘智对他说：“华家类贪，必破门户。”刘寔不听，执意要娶，生来出儿子刘夏果然败家。
华廙就出生在这个“类贪”的家庭，按他的门第条件，早就可以做官了，偏偏他倒霉，负责典选官员的是他岳父卢毓，按例不允许举选姻亲，所以他一直到三十五岁还是个处士。后来华廙终于开始做官，从中书通事郎做起，一点点往上爬，好容易爬到侍中、南中郎将、都督河北诸军事这些大官了，又得罪了中书监荀勖，莫名其妙的卷入了一场贪污案，被罢免。随后华廙居家近十年，教诲子孙，讲诵经典，抽空还养养猪。
有一天司马炎在皇宫凌云台登高望远，看见有一户人家的苜蓿园长势不错，一问原来是华廙家的；后来司马炎出宫，又看到华廙家的猪圈，觉得曾经的大臣混到这份上实在可怜。太康年间有一场大赦，华廙被重新起用，先做城门校尉，再迁左卫将军，最后做到中书监。
大起大落实在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