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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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 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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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沙王向天下人表示,成都王才是真正的执政者,为此他做出表率向成都王臣服。朝中政务事无大小,长沙王都派人赶赴邺城请示成都王,然后才实行。
    尊奉成都王是长沙王的策略。河间、成都二王都虎视眈眈,长沙王没有实力与之抗衡,只有合纵连横,选择与成都王结盟。那时成都王如日中天,只要引为奥援,河间王就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天下就可暂时稳固。更妙的是长沙王这种低姿态还可以狐假虎威,当朝廷出台某项会损及某些人利益的政令时,人们就会发现,这道政令是由长沙王与成都王联合签发的,其权威不容置疑。
    但是这个策略是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的,政出多门的唯一后果就是朝政更加混乱低效,用《晋书》中的原话就是“百度弛废”,胜过齐王当政时期。
    在如此惨淡背景之下,长沙王仍思振作,他执政期间重点要解决的是平定蜀中叛乱。
    蜀中叛乱是元康年间关中叛乱引发的连锁反应。追本溯源,罪魁祸首仍是赵王,此人祸国之尤,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要说蜀中,不得不先回顾一下元康以来的关中局势。
    元康初年,以武威太守兼任护东羌校尉的奉高侯马隆病死在任上。马隆是个传奇人物,武帝朝秦、凉两州的鲜卑人匈奴人羌人氐人叛乱迭起,十多年无法平息,马隆自动请缨,提三千士卒孤军深入,迅速平定叛乱。此后马隆镇守关中十余年,关中也因此平静了十余年。
    但马隆一死,这个平静就无法持续了。当时镇守关中的是赵王司马伦,他与他的幕僚孙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处理复杂多变的民族纠纷时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于是关中叛乱又起,元康四年(公元294年)五月匈奴人郝散在并州造反,攻打并州上党郡,失败之后逃往关中。八月,郝散在雍州北部的冯翊郡被包围,投降被诛。
    两年之后,元康六年(公元296年)五月,郝散的弟弟郝度元在雍州冯翊郡及其毗邻的北地郡再次举起反旗,与他同时起兵的还有北地郡的马兰羌、卢水胡两个种群。他们攻陷北地郡,杀死北地太守张损,屡次打败冯翊太守欧阳建。随后,率兵从长安赶来镇压的雍州刺史解系也吃了大败仗。
    王师的接连败北,助长了反叛者的气焰,也催生了新的反叛野心。于是雍、秦两州的羌人、氐人一时俱反,推举氐人齐万年为首领。齐万年则因利就势,建国号称皇帝。战火蔓延整个关中,成燎原的势态。
    由于兵祸,元康六年秋季,关中发生了大范围的饥馑,同时还爆发了瘟疫。到了第二年,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雍州(从元康三年起到元康七年,雍州的版图包括了雍、秦两个州)再次爆发瘟疫。祸不单行,这一年关中夏、秋两季滴雨未下,到了深秋天气陡变,突如其来的严霜又冻杀了大旱之下劫后余生的一点庄稼。
    于是元康七年的饥馑来势更加凶猛,波及范围更广。当时长安以西赤地千里,到处都是饿殍,谷价涨到每斗万钱的天价,百姓买不起粮食,只好人相食。而朝廷赈济无方,当灾情上报洛阳的时候,惠帝竟好奇地问朝臣:“百姓不食粥,何不食肉糜?”
    因此有大量关中百姓在家乡无法生存,沦为了难民。他们逃难的方向主要是向南逃入梁州汉中郡,那里有富饶的汉中平原,可以乞食;少部分流民向西,逃入凉州。
    汉中郡虽然富饶,但是地狭人稠,而关中流民有数十万之众,小小汉中郡立刻人满为患,如果难民长期滞留,汉中很有可能会成为新的灾区。
    流民们都知道区区汉中养不活他们,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地广人稀号称“天府之国”的蜀中。朝廷起初打算封锁剑门关,阻止流民入蜀,但是这一政策执行得并不坚决,在受命去汉中处理赈灾的侍御史李苾上书替流民求情之后,朝廷就对流民入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于是数十万关中流民涌入蜀中一住就是好几年。
    元康八年(公元298年)年底,朝廷(当时还是贾皇后主政,张华辅政)终于意识到仅凭关中地方军与赵王、梁王那些皇亲贵戚是不可能平定关中的,于是派出积弩将军孟观,率领中央禁军去关中戡乱。
    次年(公元299年)春,孟观在雍州扶风国的中亭川与氐族叛军发生遭遇战,此役生擒齐万年,长达三年的叛乱就此平息。随后朝廷改派年轻的、并且素有贤名的河间王司马颙出镇关中。
    关中虽然恢复了平静,但是关中流民心有余悸,同时贪恋蜀中的安逸,不愿意返乡,而当时中枢政坛动荡,贾皇后正步步紧逼要置皇太子司马遹于死地,洛阳人人自危,根本无暇顾及那遥远的、被大江群山阻隔的、蛮夷充斥的西南边陲。于是这数十万流民继续在蜀中乞食,与蜀中原住民摩擦不断,积怨越来越深。
    又过了一年,到了永康元年(公元300年),真正的多事之秋开始了。先是贾皇后杀愍怀太子,然后是赵王发动兵变,大肆清洗朝堂。这一清洗惹出大祸,贾皇后的姻亲、时任益州刺史的赵被调回洛阳任职,但赵怀疑这是请君入瓮的陷阱,因惧生变,竟举兵造反,他杀死了继任的益州刺史耿腾与西夷校尉陈总,打算学习刘备割据蜀中。
    赵的叛变发生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年末,当时赵王正在洛阳忙着篡位,他匆匆任命梁州刺史罗尚为益州刺史入蜀平叛,然后就无暇多顾了。
    罗尚于是领着一支七千人的军队穿越剑门关,他抵达成都时已是永宁元年(公元301年)三月。当时赵已死,不过罗尚并无尺寸微功,杀死赵的是关中流民领袖李特、李流兄弟。
    李氏兄弟原本是赵的爪牙,赵能够反叛成功,依仗的就是李氏兄弟手中的关中流民军。李氏兄弟有五人,老大李辅、老二李特、老三李庠、老四李流、老五李骧,其中以老三李庠出力最多,杀耿腾杀陈总都由他亲自操刀,替赵立下汗马功劳。没想到赵不足以成大事,还没过河就想着拆桥,他忌惮李庠功高难赏,将其诱杀。李庠一死,赵就与关中流民反目成仇,李特领着流民军攻入成都城,赵仓皇出逃,结果被家仆出卖,死于半路。
    李特消灭赵之后向罗尚投诚。罗尚见流民军人多势众,留在蜀中必有后患,于是催促流民返乡,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约定让流民再在蜀中待半年,等秋季谷熟,有了资粮之后再启程。
    当时中原鼎沸,赵王在永宁元年年初篡位,引发轰轰烈烈的勤王运动,杀个流血千里,死十万,伤者倍之。关中流民看家乡烽火未熄,都不愿意返乡。一转眼到了七月,罗尚频频催促流民启程,流民以秋汛方盛、秋粮未收为理由,请求延期到冬季。罗尚觉得这个请求很难令人接受,双方谈判未果,猜忌越来越深。此时广汉郡太守(注:广汉郡,隶属于梁州)辛冉等人眼红流民的财物,企图杀流民冒功,同时劫掠流民的财产,他与梓潼郡太守张演(注:梓潼郡,隶属梁州)在境内大设关卡,勒索过往流民。
    广汉、梓潼两郡是蜀中的北方门户,著名的剑门关即在梓潼郡境内,这两郡一封锁,数十万关中流民就被困于蜀中,呈瓮中捉鳖的态势。流民们大为恐惶,纷纷投靠李特兄弟寻求庇护,李特在绵竹安营扎寨,防备官军偷袭,大战一触即发。
    李特又派人向辛冉请求延期,辛冉不仅不答应,而且大发官威,他使人到处张贴悬赏告示,求购李特兄弟的首级。李特兄弟却偷偷将告示改成求购关中流民大小首领的首级,由此激起流民同仇敌忾之心,而流民对官军的敌意也更加浓厚了。
    到了永宁元年十月,按捺不住的辛冉不经罗尚同意,擅自派兵偷袭李特绵竹大营,大败而归,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地打响了。
    这一打旷日持久,从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十月打到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年初,罗尚节节败退,丢掉了梁州、益州大部分的土地。他向洛阳告急,不幸恰逢政客们正钩心斗角,做以邻为壑的勾当。执政者齐王与河间王不和,而蜀中毗邻关中,所以齐王视之为河间王的地盘,任其自生自灭;河间王则一心想要与齐王争雄,到洛阳做执政者,所以只派了偏师进蜀戡乱,结果大败而归。蜀中局势因此就更加不可控制了。
    二、秦兵复东来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正月,李特偷偷渡过郫水,绕过罗尚沿郫水设立的一系列防线,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成都城外。
    成都自古都是蜀中的政治、经济中心,它是东汉初年公孙述伪朝的都城,也是三国时蜀汉的都城。它由太城与少城两个部分组成,相传太城与少城都是战国时期秦惠王攻占蜀国后由张仪建造的,张仪先建太城,一年之后,又在太城西部建立了少城。
    当时罗尚在太城,蜀郡少守徐俭在少城。徐俭一看流民军从天而降,吓破了胆,献出少城向李特投降。成都内外的蜀人也纷纷向李特投诚,幸亏太城城防坚固,李特一时攻不下来。
    成都岌岌可危了,而成都如果陷落,那蜀中败局就不可挽回了,可是罗尚回天乏术,他所能做的就是再一次向洛阳告急。
    幸好当时的执政者长沙王不比齐王、河间王,他听到了罗尚的呼救声。
    于是太安二年初惠帝下了两道诏令:一道是派遣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阜帅水军三万,去支援罗尚;另一道是派遣侍中刘沈去蜀中取代罗尚,统领益、梁两州军事。
    长沙王并没有能力像当年平定关中叛乱一样,直接派出禁军良将去蜀中对付李特,所以他借助的是荆州都督新野王司马歆的力量。
    如果新野王有割据自雄的野心,他肯定不愿意派荆州的军队跑到蜀中去打仗,损兵折将不说,打赢了也无利可得,他肯定会阻挠这道诏令的实施,比如用偏师替代主力,或者干脆不出兵虚报人数,关中的河间王就是这么干的。幸好新野王是个怯懦平庸之辈,因此宗岱得以带出三万劲卒,在蜀中建立奇功。
    只是祸福相倚,宗岱后来病死蜀中,等荆州也发生叛乱的时候,新野王就实力不济了,这是长沙王始料未及的,容后再禀。
    诏令下达后,宗岱就率领着三万荆州水军从长江逆流而上,进入长江上游的支流西汉水(即今天的嘉陵江),溯流而上长驱直入蜀中腹地。长江上游的水道充满激流险滩,原本奇险无比,但是因为战火尚未蔓延到此,反而成为进出蜀中最便捷安全的通道。
    宗岱水师未至,但是官兵大军压境的消息已经传遍成都内外,已对叛军构成山雨欲来之势,在此强大压力之下叛军内部发生分裂,许多已经投降李特的蜀人又重新倒向了官军,罗尚趁机发起进攻,斩杀李特及其长兄李辅,几乎将叛军逼上绝路。
    几乎与宗岱出师同时,侍中刘沈也启程赶赴蜀中,他走的路线与宗岱不同,宗岱走的是南方水路,刘沈走的是北方的陆路,借道关中,由关中入汉中,经剑门关到达蜀中。
    但是刘沈最终没有到达蜀中,他在长安被河间王扣下了。
    关中(雍州)、陇上(秦州)、汉中(梁州)、蜀中(益州)从战国秦惠王时期开始就联为一体,唇齿相依,而且关中动乱是蜀中动乱的源头,蜀中动乱又会反过来影响关中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的局势。河间王坐镇关中,都督雍、秦两州军事,按理说,他应该是最关心蜀中局势的人才对。
    可是事实上河间王却显得十分冷漠,他仅仅派过一支偏师去蜀中聊尽人事,偏师的统帅是督护卫博,此人并非河间王的心腹,手下也并非强兵劲卒,理所当然的大败而归。若说当时他正铆足了劲要与齐王争权,所以将关中精锐(由张方统帅的那支军队)留中不发,那么如今齐王已死,他为何不派出悍将张方去平定蜀中呢?要知道当时的李氏流民军根本不成气候,他们最后能够割据建国,建立“成汉”政权,完全是河间王等人姑息养奸的结果。
    既然河间王对蜀中乱局漠不关心,长沙王就派出刘沈去主持平叛大局,河间王却对此反应激烈,他扣下刘沈,自己不救火,还不许别人救火,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无他,依然只是政客们的钩心斗角而已。
    自从河间王听从李含,发兵攻向洛阳,河间王与皇甫商就成为仇人,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时任秦州刺史。他无疑是与自家兄弟站在同一阵营的,所以当时关中局势很严峻,雍、秦两州之间很有可能也要爆发战争。
    而刘沈这人无法令河间王放心。刘沈死后进了《晋书·忠义传》,是晋朝廷的忠臣,此人出生于幽州蓟城的世家大族,敦守儒道素有才名,刘沈年轻时先在州郡任职,后来被卫瓘发现并器重,征辟为掾属,此后逐步升迁。齐王执政时期,刘沈出任齐王左长史,虽然他并非齐王的心腹,但是这一段崭新的履历足以让河间王心生忌惮。刘沈或许不会刻意与河间王为敌,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河间王无法驾御此人。
    刘沈一向以忠义著称,对朝廷唯命是从,而在洛阳执政的长沙王又被河间王视为潜在敌手。秦、梁、益三州毗邻,如果刘沈取得了梁、益两州军事指挥权,再与皇甫重联合,河间王在关中的统治就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因此要防患于未然,不能放刘沈到蜀中去。至于蜀中战火越来越炽热,罗尚的处境日益危险,河间王就不管了。
    河间王将刘沈扣在长安做军师,另派心腹席薳代替刘沈去蜀中。刘沈是由惠帝任命的,持有惠帝的节杖,而席薳却是河间王矫诏任命的,两者的权威不可同日而语,罗尚当然不可能听从席薳的调度,因此惠帝的这道诏令算是作废,长沙王的苦心也付诸东流。
    此事还有一个余音,就是河间王把刘沈留在长安极力地笼络,甚至表请刘沈为雍州刺史,长沙王顺水推舟,准了河间王的请求。河间王有恩于刘沈,以为他会知恩图报,没想到却是替自己挖了个深坑,几个月后河间王就差点死于刘沈之手,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虽然惠帝的两道诏书只被执行了一道,但是中央微弱的努力还是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太安二年三月,罗尚再次大破流民军,杀死李特的长子李荡,流民军继任领袖、李特的四弟李流甚至绝望地要向宗岱投降。若非后来宗岱在前线染病暴毙,蜀中稳定指日可待。
    此事可以有力证明,晋朝表面上亡于外患,实质是亡于内乱,与其一味谴责“五胡乱华”的狼子野心,不如先谴责司马家儿自坏长城。“五胡”在起始阶段都只是乌合之众,只要中央调度、地方协同,剿灭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事。“五胡”之所以成燎原之势,并非那时汉人力不如人,而是汉人忙于内斗,中央政令不行,各地拥兵自重,见死不救甚至以邻为壑,最终被各个击破。
    而在长沙王执政时期,晋室山河虽然日渐支离破碎,但是希望还是一息尚存。如果河间王在这时能够收敛贪欲,派兵入蜀助剿,则光复益州指日可待;而蜀中平定,那么荆州、江南的民变就不可能发生;如果此时成都王积极回应长沙王,则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洛阳以东、以北诸州就可免于战火,匈奴人刘渊、羯人石勒就无机可乘。消弭兵祸之后,成都王与长沙王以至亲的身份夹辅皇室,实现晋室中兴也未尝没有可能。
    但这只能是假设了,尽管长沙王表现出相当大的善意,无奈树欲静而风不止,作为“八王”之中最有才干的一位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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