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王死后，司马蕤、司马寔两人恢复了自由，齐王进京的时候，司马蕤到城外去迎接弟弟。齐王既然已经得志，就无需再掩饰对兄长的厌恶，当时赶去拜谒齐王的达官贵人络绎不绝，齐王很解气地把哥哥晾在门外，说现在没空接见，等着吧！
粗人司马蕤吃了闭门羹，气愤难平，说：“吾坐尔殆死，曾无友于之情！”那意思是说，我差点被你连累死，现在却给我摆谱，一点兄弟情谊也没有！
后来司马蕤、司马冏兄弟相残，司马蕤死于非命，重演了他父亲与武帝之间煮豆燃萁的悲剧，这是后话，容后再禀。
二、三个军政府
齐王入洛阳的时候威风无比。身后是浩浩荡荡数十万大军，进军的鼓声震天彻地，旌旗如林绵延几十里；身前有新野公司马歆亲自执戈开道。新野公食邑一千八百户，所受的礼遇与县王相同，爵位仅仅比齐王低一个等级，他降尊给齐王开道，实际是在给齐王造势，做秀给成都王等人看。《诗经》所谓“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新野公通过这一举动暗示成都王等人：齐王是我们大家的领袖。
成都王、河间王全都亲自出马，去迎接齐王入京，惠帝也派出使者慰劳齐王。为了炫耀军威，齐王直接将军队开进了洛阳（这应该是很无礼的行为，不过当时成都王、河间王都是这么做的），并且在宫城外通章署前的御道上进行了一次小规模阅兵仪式。这次阅兵据说把全洛阳的百姓都惊动了，史书上说“旌旗器械之盛，震于京都”。
齐王如此咄咄逼人，用意显而易见，就是想压成都王一头，争夺执政的位置。
面对齐王咄咄逼人的态势，成都王与河间王不可能无动于衷。天下大权近在咫尺，麾下士兵遍布全城，他们底气很足，所以不可能轻易言弃。
当时的洛阳劫后余生，表面上是波澜不惊，实则暗流涌动。三位手握重兵的王爷正纵横捭阖，往来于公卿之间，密谋于暗室之内，他们以一次次筵席盛会为战场，在觥筹交错之中施展口蜜腹剑，他们还在朝堂上，以谦和的姿态用华丽的外交辞令，争锋相对寸土必争。
这场博弈在十四天后有了结果。永宁元年六月甲戌，惠帝下诏对各位勤王的王爷进行褒奖，任命如下：
齐王司马冏为大司马，加九锡，备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辅佐皇帝处理朝政；
成都王司马颖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录尚书事，加九锡，入朝不趋，剑履上朝；
河间王司马颙为侍中，太尉，加三赐之礼；
常山王司马乂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
广陵公司马漼进爵为广陵王，领尚书，加侍中；
新野公司马歆进爵为新野王，都督荆州诸军事，加镇南大将军。
五天之后，惠帝又封梁王司马肜为太宰，领司徒。不过当时的梁王已是强弩之末（他本来也不是什么强弩，只是张劣弓），无力再参与朝政，十个月之后他就病死了。
根据这道诏书可见，这场博弈的结果是齐王大胜，他如愿以偿地成为新执政，主导朝政“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成都王的收获则次于齐王，他得到了兵权，“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但是这个兵权徒有虚名，因为从法理上讲，有权动用天下兵马的只有皇帝一人，成都王这个大都督只是一个执行者，而皇帝的控制权在齐王手里，所以成都王的“都督中外诸军事”有名无实。
而且当时不比往日，实际上已经没有人能够随心所欲地支配天下兵马，即使成都王控制了皇帝，他也只能支配自己势力范围内冀州兵与兖州兵。北部的幽州兵、南部的豫州兵、荆州兵、西部的关中兵全都各为其主，绝对不会听从成都王号令。同理，齐王、河间王等人也都没有能力号令天下，在皇帝失去威信之后，诸侯割据的局面已经隐然呈现。
成都王的所得与他的身份与贡献是不相匹配的。论亲疏，他是武帝的儿子，惠帝的亲弟弟；论功勋，他的军队是扭转战局的中流砥柱，是他击溃了赵王的主力，率先进入洛阳。相比之下，除了首倡大义，齐王在各方面都要逊成都王一筹，齐王之所以能够得志，是成都王谦让的结果。
齐王对此心知肚明，于是他投桃报李，给成都王“录尚书事”，魏晋以来朝政大权逐渐由三公九卿转移至尚书省、中书省，“录尚书事”即意味着有权参政议政，齐王此举实质是在邀请成都王共同辅政。
但是此时的成都王并未对权力表示有很强的欲望，无欲则刚，成都王对于此次齐王主持的权力划分并没有显示出不满。
感到不满的是河间王，他在这次博弈中可谓惨败。论收益，河间王甚至不如常山王、广陵公和新野公，后三者加官进爵，加的都是掌握实权的官衔，进的都是实实在在的爵位。河间王千里奔赴，却仅仅得到一些虚职：“侍中”这个职位表示河间王以后有直达禁宫向惠帝奏事的权力，而“太尉”只是一个虚衔三公，并没有指挥兵马的权力。河间王在想要染指的政治领域，可谓颗粒无收。
河间王颗粒无收的原因是齐王的有意压制。齐王痛恨河间王当时的骑墙行为，更加痛恨河间王事后凑过来捡漏，所以只给他一些虚幻的优宠，将其排除在参议政事的门墙之外。
河间王固然贪心不足，齐王也未免有些意气用事，二王因此结下仇怨，导致日后的反目。
由这道诏书也可以看出皇权的微弱的趋向，说赏与罚是人君驾御臣子的两大利器，此时这些利器已经失效。
如果赏罚分明，河间王不仅无功，反而还应当受罚，结果他却升任三公；无独有偶，幽州的王浚拥兵自重、首鼠两端，惠帝不仅没有降罪，反而给王浚官升一级，由宁朔将军升任为安北将军。
当罚不罚，当赏则在滥赏。在平时，封三公是不寻常的朝廷大事，皇帝要为此祷告天地，到太庙向祖宗备案；而加三赐之礼、加九锡之礼更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几百年才碰上一次。如今可好，惠帝一口气封了三个三公，给两个大臣加九锡，另一个加三赐。
显而易见，这道诏书不符合惠帝的利益，只符合权臣们的利益。这次权力重新分配的博弈，其依据也不是功劳的大小，而是拳头的软硬、武力的强弱。
齐王在豫州滞留的两个月并没有白费，他带足了兵马才来，果然是深谙政治的有心人。
不过尽管齐王心思缜密，有的地方他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在分配利益的诏书下达之后，成都、河间二王仍赖在洛阳不走，齐王对此无可奈何。
乱世之中的政治话语权是与军事实力相匹配的，齐王只是略胜一筹，并非一家独大，虽然惠帝充当了仲裁，判给齐王执政权，但是齐王到手的仅仅是纸面上的权力，他根本无法号令天下。远的不说，即使在区区洛阳城，缺乏成都王、河间王的配合，齐王就无法控制住局面。
当时洛阳汇聚了晋朝半数以上的军队，大大小小的军事团体成百上千，每一支队伍都代表着一方势力，要求在新政权中分一杯满意的羹。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为了增强竞争力，他们又相互结党，最后形成三大阵营。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就是这三大阵营的核心。
所以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也不是为自己一个人在战斗，身后那几十万军队是他们争权夺利的利器，同时也是挟持他们的力量。三王必须喂饱麾下那些将领，满足他们的野心。
惠帝诏书一下，三位王爷都成为三公，三公照例就要开府。
开府是一种优宠，也是种特权。普通的朝廷官员都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如尚书有尚书台、御史有御史台、太仆有太仆寺等等，他们的同僚、下属也全部由朝廷任命；享有开府殊荣的官员则不同，他们可以在自家府邸开设办公衙门、处理政务，并且还可以自主征辟属官。
于是齐王、成都王、河间王在各自的官邸开府办公，各自任用亲信征辟为掾属。三王的身份全是都督，他们的亲信也都是军人，他们的衙门通行军中号令，实权都掌握在军人手中，文职官员只负责抄写文书等可有可无的职务，这俨然是个军政府。
齐王的开府地点是在他父亲司马攸的故居，史书上说齐王“大筑第馆，北取五谷市，南开诸署，毁坏庐舍以百数，使大匠营制，与西宫等”。如此大兴土木，一方面反映了齐王的骄奢，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齐王几乎另立一套政府班子，使惠帝与朝廷完全成为摆设。另外二王想来也是差不多行径，只是规模有所不及而已。
三王这些僭越违制的行为在当时就很引人非议，于是有侍中嵇绍直言进谏。嵇绍是“竹林七贤”中大名士嵇康的儿子。嵇康在四十年前被文帝司马昭诛杀，嵇绍这人与司马家有杀父大仇，却是晋朝的头号大忠臣，《晋书·忠义传》里排名第一的就是他。
嵇绍写信给齐王，说：“夏朝的大禹王、还有唐尧与虞舜这些古代贤王，生前都安居于茅苇搭建的陋室里，他们也因此显示出贤德，留下了美名。华屋美宅，无益于拯救国家危亡，殿下大兴土木为三王扩建宅第，甚至不惜为此毁坏太乐寺等建筑，这岂是如今当务之急？如今大乱甫定，天下人翘首以待，盼着朝廷的惠政，请殿下居安思危，停止这些奢华的营建。”
嵇绍的话绝对正确，可惜却在缘木求鱼，不过当时齐王新官上任，还摆着求贤若渴的样子，对于像嵇绍这样的名人贤达，齐王表现得十分尊重，每次嵇绍去大司马府议事，齐王都会亲自出殿迎接。收到劝谏信之后，齐王谦顺的给嵇绍回了封信，打了通哈哈说了些老先生言之有理之类的话，然后就你说你的我建我的，两不相干。
嵇绍还上书傻皇帝，提醒当权者要居安思危，说“存不忘亡，《易》之善义；愿陛下无忘金墉，大司马无忘颍上，大将军无忘黄桥，则祸乱之萌无由而兆矣”。
嵇绍倒是苦口婆心，只可惜清风过驴耳，司马家的那些王爷们根本没放心里去。
三、成都王退出弈局
三个军政府架空了傀儡皇帝与傀儡朝廷，瓜分了洛阳，也瓜分了天下。洛阳城内旌旗林立，到处都有惹事生非的武卒，横行街头滋事扰民。有见识之人都意识到，和平仅仅是暂时的，兵祸随时都有可能再次降临。
这种感觉是正确的，三王不可能并存于洛阳。在岌岌可危的和平表相之下，确实有人蠢蠢欲动。
惠帝反正之后，觉得有必要向先帝祖宗报一下平安，于是组织了一次拜谒皇陵的活动，所有面和心不和的王爷全都参加。刚刚由新野公荣升新野王的司马歆与齐王同车前往，而与成都王同车的，是他的哥哥常山王司马乂。
谒陵途中，新野王悄悄对齐王说：“成都王至亲，同建大勋，今宜留之与辅政；若不能尔，当夺其兵权。”
新野王这两句话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劝齐王夺走成都王的兵权，所谓“今宜留之与辅政”的意思，就是把成都王留在洛阳，不让他回邺城。而邺城是成都王的根基所在，成都王麾下的军队都来自兖、冀两州，失去对邺城的控制，就意味着失去兵权，失去兵权就意味着失去参与政治角逐的资本，沦为齐王的附庸。
新野王袒露了齐王麾下很大一部分人的心声，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他们当然希望齐王能够踢开成都王，独擅朝政，他们也好附骥尾，跟着鸡犬升天。
但新野王这是在冒险，齐王要是听从了这个馊主意，结果只有逼着成都王开战，喋血京城。
无独有偶，在离齐王等人不远的另一辆车上，常山王也在怂恿成都王对齐王下手。常山王说：“天下者，先帝之业，王宜维正之。”
常山王的身份与新野王不同，新野王是武帝的堂弟，是宗室疏族，所以身为长辈，却对齐王保持着谦逊的姿态。常山王的口气则比新野王来得坚决，来得理直气壮，他直接抬出父亲的名号，要求成都王向齐王收回旁落的大权。
当时，常山王司马乂二十五岁，成都王司马颖二十四岁。常山王的母亲是武帝的审美人，成都王的母亲是武帝的程才人，兄弟俩打小没什么交情，成年之后又分居两地，十多年才见一次面，更谈不上什么情谊。帝王之家包罗万有，唯独亲情是奢侈品，尤其是兄弟之情，更是奢侈品之中的奢侈品。常山王以兄长身份要求弟弟维护家族利益，看似无可厚非，实则冠冕的言语掩盖不住勃勃私心。
常山王司马乂是“八王”之中势力最为弱小的一位，与成都王相比，司马乂可谓命运多舛。当年成都王还在皇宫中过着无忧无虑的皇子生涯，司马乂已经披上戎装，成为守护京畿重地的步兵校尉，永平元年他跟随同母兄长司马玮参与了诛杀杨骏、讨伐汝南王的两次政变，原以为这是谋取大权的良机，没想到竟是一个陷阱。最终司马玮堂堂皇胄，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斩掉首级，以耻辱的方式终结了生命。当时驺虞幡一出，司马乂就明白大势已去，他扔掉手中的弓箭，眼看着兄长被擒被杀，无计可施唯有恸哭。
随后，司马乂也被追究罪责，他被免去一切官职，封地从十个郡骤减到几个县，地点也从长江中游的长沙迁到北方靠近鲜卑，境内有匈奴杂居的冀州常山。他被逐出洛阳，在内史程恢的监督之下软禁在常山，一住就是十年。
这十年里洛阳中枢发生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大事，吸引了全天下的眼光，没有人在意到那个囚居于千里之外郁愤满怀的落魄王爷。司马乂看到侄子司马遹、嫂子贾南风、兄长司马允先后人头落地，也看到了叔祖司马伦自取灭亡，他更看到了弟弟成都王司马颖风生水起。
当年离开洛阳的时候，司马颖还只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可如今竟然已成为雄踞一方的霸主。司马乂反观自己，无权无势无兵，这十年来他错过的东西太多了，他要弥补回来。所以司马乂抓住机会，在第一时间响应勤王，紧跟成都王的脚步，回到他魂牵梦萦的洛阳。
惠帝封赏功臣，司马乂被任命为抚军大将军，领左军。司马乂明白，以自己目前的实力，只能得到这么多。但是这不能使他满足，因此他使劲去撺掇成都王向齐王夺权。所谓的“先帝之业”，言下之意就是这个天下应当由我们兄弟掌握，而在当时，武帝二十多个儿子死得仅存下了五个：惠帝司马衷、常山王司马乂、成都王成马颖、吴王司马晏、豫章王司马炽。
惠帝与吴王都是劣等不堪的人物，豫章王一直闭门读书，韬光养晦。常山王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想借助成都王的手，替自己从齐王怀里夺权。如今是齐王执政，成都王相辅；如果赶走了齐王，就成为成都王执政，常山王相辅。
成都王据说“形美而神昏，不知书”（这话十分可疑，《晋书》下文里说成都王临死，问狱卒，五十可知天命？若真不知书，何以有此一问？怀疑又是后人妄污），他的决策常常会受帐下谋士的左右，幸好，当时成都王最信任的谋士是范阳人卢志，他是一个公忠体国顾全大局的人。
常山王在怂恿成都王的时候，或许是他天生嗓门大，更有可能的是他居心不良，存心制造矛盾，这原本应该十分机密的交谈竟然让在场许多人都听到了。大乱之后人心所向当然是企望和平害怕战争的，所以“闻其言者莫不忧惧”。
而卢志担心成都王犯糊涂，忙不迭赶来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