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门郎将赵王父子从华林园东门送出宫城，送回汶阳里赵王宅第。王舆领着几千殿中甲士到金墉城，迎回做了太上皇的司马衷。金墉城本在宫城北部，王舆簇拥着司马衷有意绕宫城一圈，从正南方向的端门入宫，沿途百姓山呼万岁，响彻云霄。
暌违三个月，司马衷重新上朝与百官见面。群臣伏地叩首向惠帝请罪，惠帝说道：“非诸等之过也！”随后惠帝颁布了复位后的第一道诏书，就是把赵王父子执送金墉城。
永康二年四月癸亥，即惠帝反正的两天之后，惠帝下诏褒赏齐王、成都王、河间王，以及广陵公司马漼、左卫将军王舆的拨乱反正之功，分别派遣使者慰劳三王的军队。为示普天同庆，惠帝还大赦天下，赐天下孤寡者谷五斛，大酺五日，改元为“永宁”
永宁元年四月丁卯，即惠帝改元后的第四天，成都王的二十万大军开进洛阳。
这时梁王司马肜领衔上表，“赵王伦父子凶逆，宜伏诛。”百官附和其后，皆奏请诛杀赵王。于是惠帝派尚书袁敞持节到金墉城，赐赵王司马伦金屑苦酒。据说赵王临死，自觉无颜去地下见父兄，于是以巾覆面，不停地说：“孙秀误我！孙秀误我！”
赵王的四个儿子，司马荂、司马馥、司马虔、司马诩都交付廷尉，在狱中杖毙。赵王做了一下皇帝的南柯梦，结局是阖门横死。
所有仕宦于赵王伪朝的官员被悉数罢免，洛阳朝堂因此大换血，据说尚书台、御史台、谒者台、门下省、中书省、秘书省这几个枢纽部门只留下一些府卫，其余统统斥免。
又过了两天，四月己巳，河间王的勤王军队也姗姗来迟，开进洛阳。
与此同时，成都王又派遣赵骧、石超领军赴阳翟相助齐王，张泓等被两面夹攻，只好投降。张泓、张衡、闾和、孙髦、高越等赵王将领被押解回洛阳，在东市斩首；当初杀害淮南王的凶手伏胤也在东市被斩首；另一个将领蔡璜回到洛阳之后自杀身亡。
清算还在继续。
五月，襄阳太守宗岱将附逆的孙旂夷三族，永饶冶县令空桐机将孟观夷三族，全都传首洛阳，与张泓等人的头颅一起挂在洛阳东市示众。
在洛阳，附逆的宗室成员很多，比如东武公司马澹，比如竟陵王司马楙，比如义阳王司马威等等。晋朝廷对于宗室一向是优容宽大的，因此东武公、竟陵王仅被免官。本来义阳王司马威也可以逃脱一死，只怪他当初太嚣张，被司马衷记了仇。惠帝开金口说：“阿皮扭伤我手指，抢我玺绶，不可不杀。”“阿皮”是司马威的小名，司马威因此也被拖到洛阳东市，一刀了事。
五月，惠帝册立愍怀太子劫后仅存的儿子，襄阳王司马尚为皇太孙。不久之后，大赦天下，受淮南王牵连被贬的司马晏也重新被封为吴王。
六月乙卯，齐王的军队，由新野公司马歆在前面开道，鼓噪而入洛阳，与成都王会师。此时的齐王军已与新野公的荆州军汇合，甲士有数十万之多。齐王在宫城外通章署前的御道上检阅军队，旌旗如林，威震京都。
至此，一场谋朝篡位的闹剧以赵王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这场兵祸持续六十余日，对方战死沙场者近十万，号称天下第一精锐的洛阳禁军损失殆尽。
司马衷又回到皇帝宝座上，但他并不是胜利者，经此一役，惠帝的无能已经彻底暴露，惠帝的威信大打折扣。事实证明这个皇帝不仅保护不了他的外公、母亲、爱子、妻子，连他自己都保护不了。
臣子们对于皇权仅存的一点敬意在这次勤王过程中消磨殆尽，在此之前，虽然中枢权臣变幻无常，但是地方上很少有人矫诏弄权，臣子们还是视矫诏为禁忌；但是这个禁忌已被打破，从此以后，惠帝的诏书如同废纸，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些臣子将肆无忌惮地玩弄惠帝于股掌之中。
因此永宁元年六月，看似暴风骤雨已过。洛阳上下欢声雷动，普天同庆之时，还是有许多人望着三王的鼎盛军事，担忧和平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他们的担忧是正确的，真正兵连祸结的时代这才开始。
第七章 齐 王
一、深沉的心机
赵王篡位是“八王之乱”的一个分水岭。
如果没有赵王篡位，中国历史上根本不会留下“八王之乱”这个名词。发生在晋惠帝朝前十年的系列政变，会被当做屡见不鲜的宫闱斗争而载入史册，其篇幅不会超过西汉初年的吕氏之乱，也不会超过东汉的外戚窦氏、梁氏之乱；论死亡人数，它与汉武帝戾太子之乱相去甚远，论惨烈程度，它与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之乱在伯仲之间。总而言之，历朝历代都有这种程度的阴谋诡计和杀戮，晋朝之前屡有发生，晋朝之后更是络绎不绝，它将湮没在数以百千计的政变之中，让后世读史者过目即忘。
赵王一篡位，就像汽油落下了火星、炸弹触发了引信，将这场原本止于京城之内的政变扩散为全国范围的战乱。那些利欲熏心的达官贵人固然死不足惜，但是战乱扩散之后，普天下的百姓都要为他们的野心承担后果。赵王从篡位到失败被杀共计六十多天，战火波及冀、并、兖、豫、司、荆、扬等七州，十万人直接丧生于战场，破坏程度与西汉“七国之乱”旗鼓相当。
“七国之乱”是汉景帝试图割掉尾大不掉的诸侯国、巩固君权而激发的叛乱，目的是国家的长治久安。平定“七国之乱”巩固中央集权是“文景之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武帝开土拓疆，建立不世伟业的前提。这一仗驱散了西汉王朝上空五十年之久的分裂阴影，此后中原一百五十年没有爆发生大规模内战。
“七国之乱”是一场伤筋动骨的大手术，恢复之后大汉王朝获得了新生，赵王篡位则刚好相反，它是君权破产的标志，也是国家分裂的开始。“七国之乱”中的十万尸骨奠定了汉武帝“筑城朔方，封狼居胥”的根基，而晋惠帝永康二年，十万将士的鲜血却润滑了乱世的大门，妖魔鬼怪从此推门而出残食人间，赵王可谓罪恶浩天。
赵王篡位是以失败告终的，司马衷在皇家监狱里住了三个月之后，又重新被迎回了皇宫。表面上来看是皇帝笑到了最后，实质上他是最大的失败者。从他被关入金墉城的那一刻开始，皇帝就已经死了，从此在天下人的眼里，坐在御座上的不再是受天明命的圣天子，而只是一个自顾不暇的傻瓜可怜虫。君主的权威扫地，朝廷的威严扫地，司马家的威信扫地，地方上开始离心离德，各异族也开始蠢蠢欲动，百姓们也开始忧心忡忡，觉得太平日子到头了。
齐王在赵王死后成为惠帝朝新的执政，表面上看来他是赢家，实则大不然。齐王的执政地位得之侥幸，失之必然。
执政实质就是代行皇帝的威权。赵王篡位之后，皇帝的威信扫地，各地方都督连皇帝这个真老虎都阳奉阴违，更何况狐假虎威的执政者？
按照晋律，各都督的权力是受中央严格控制的，他们不可以染指地方行政、财政，都督们征兵、发兵，甚至调动兵马，都需要皇帝的诏令才可以实施，否则就是矫诏，就是死罪。在君权巩固的时候，各都督都循规蹈矩俯首听命，即使贾皇后犯下了谋杀太子这样天怒人怨的罪行，他们也只能乖乖地接受现实。赵王将皇帝打倒，这给都督们提供了一个正义合法的机会来试探中央的实力，他们跃跃欲试又心怀忐忑，于是各地都督联合起来挑战中央，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结果都督们成功了，都督之一的齐王更是一跃成为新的执政者。但此时执政者的含金量已经降低，执政者再也没有以往那种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赫赫威权。事实摆在眼前，皇帝只是纸老虎，中央执政也只是纸老虎，尝到甜头的地方都督心中难免会这样想：“既然齐王打进洛阳就能成为执政者，那么我为什么不可以？”
实权人物动了这个贼心，“八王之乱”就彻底进入了弱肉强食的阶段，晋王朝也加速全面崩溃。此后，河间王、成都王、王浚等人动辄攻打洛阳，动辄劫持皇帝。司马衷彻底沦为玩偶，圣旨朝令一文不值，执政等同狗屁。
因此，齐王到手的权势全都只是幻影，迎接他的只有死亡。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大败局，没有人从中获益。
齐王入洛阳是在永宁元年六月乙卯。当时大局已定，惠帝复位，赵王已在两个月前被毒死在金墉城。
勤王既已成功，就没有继续拥兵自重的理由，如果齐王是一个纯臣，他就应该解散招募来的军队，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然后入朝觐见。但是齐王没有，不仅没有，他还在继续接纳从江南、淮南各地投奔而来的游兵散卒，同时联合新野公的荆州军，拥兵几十万，战争结束之后齐王的军队反而超越了战时。
齐王的动机明显不在于护卫皇帝司马衷，而是与成都王等人争锋立威，以求在新的政权分配中多分得一杯羹。
齐王虽然动机不纯，但也不宜对他责备太过。大乱之后必有大赏，这已经成为惠帝一朝的规律，文臣向往在和平盛世里平步青云，武将则最希望国家多发生战争，好树立军功升官发财，古人所谓“乐国家之多故”，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乱世将至的时代，千万别指望这些手持利刃的家伙会无偿替人卖命，所以齐王必须喂饱麾下的那些将领、士兵，否则就会军心涣散，导致众叛亲离。
而这并非齐王一人的处境，成都王、河间王也是如此，他们拥兵赴洛的动机表面上是忠君爱国，实际是邀功讨赏。成都王的十几万大军就一直驻扎在京城；连在勤王过程中未发一兵一卒，没有立下任何功劳的河间王也亲自带领关中大军，冲到洛阳去捡现成便宜，作为勤王大计的倡议者，勤王运动的总指挥，齐王当然不甘心落于人后。
齐王司马冏是个工于心计的人，他的心计贯穿《晋书·齐王司马冏传》的始终。齐王善于揣摩人意，也擅长表演，能够在最需要的时候展示对自己最有利的姿态，以趋利避害，争取最大利益。
齐王司马冏是已故的齐献王司马攸的第二个儿子。司马攸有四个儿子，依次是司马蕤、司马冏、司马赞、司马寔，其中司马赞六岁早夭，活到成年的有三子（《晋书》关于此处前后有矛盾）。司马攸将长子司马蕤过继给早夭的弟弟辽东王司马定国；又将司马赞过继给另一个早夭的弟弟广汉王司马广德，后来司马赞也夭折了，就将司马寔代替司马赞过继。
四兄弟之中，唯独司马冏被父亲留在身边，表明司马攸对这个儿子别具青眼。少年时期的司马冏几乎就是父亲的翻版：为人谦和、仁爱、好施惠于人，有良好的口碑，史书上说他“少称仁惠，好振施，有父风”。
后来司马攸与太子司马衷争嗣失败，被武帝逼死，年仅三十六岁。不期而至的死亡令司马攸措手不及，他当时显然没有做好准备，具体的表现就是他还没来得及册立嗣子。所以司马攸暴毙之后，无人能够继承他的齐国王位。
对于弟弟司马攸的英年早逝，武帝的心情一半是愧疚，但更多的是松了一口气。为了掩饰兄弟阋墙的事实，标榜自己是个好哥哥，武帝两次亲自到司马攸灵前吊唁，哭得哀恸无比。这幕亲情表演也许能骗倒一些不知内情的臣僚，但是绝对骗不了侄子司马冏和他的兄弟们——对此，武帝心知肚明。
所以当时司马冏兄弟仨的处境就十分凶险，倘若武帝认为兄弟仨内心潜伏着怨恨，说不定就会斩草除根。太子司马衷的低劣使得武帝的心理脆弱无比，他既然忍心逼死胞弟，就不会对侄子们心慈手软。诚然，武帝内心是怀有愧疚的，但是众所周知伴君如伴虎，皇帝的恩宠总是潜伏着杀机，皇帝的愧疚也不是每个人都有福消受的。
为了保住前程性命，司马冏兄弟必须解开武帝这个心结，但这谈何容易？皇帝圣心原本就难测，更何况武帝好名誉，司马攸之死引起朝野上下流言纷飞，成为武帝内心不可触及的隐痛。司马冏兄弟如果不知好歹，贸然向皇帝表示忠心、表示宽恕，只会加速灾祸的降临——皇帝可不需要任何人的宽恕，他如果欠了人情，能还的肯定还，不能还的只有杀掉了事。
生死关头优劣立显。司马蕤、司马寔显然在听天由命，他俩脸如白纸，吓出满身冷汗，不敢支吾半句；司马冏却跳出来在父亲灵前号啕大哭，请求皇帝伯父替先父报仇！
武帝吓了一跳，什么意思！大庭广众之下向我兴师问罪？
武帝充满杀气地问司马冏，何仇之有？
司马冏咬牙切齿地说，当初陛下派遣太医症治先父，没想到那些太医心怀叵测，竟然向陛下禀报先父无病。这是诬蔑先父欺君，也是陷害陛下于无法辩解的境地，最终导致先父含恨而死。太医们离间骨肉、荼毒皇室，请陛下诛杀太医，替先父报仇。
按司马冏的策略，父亲的暴死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武帝逼迫父亲离开洛阳也是无法掩盖的事实，一味地回避反而显得心存芥蒂，所以索性打开天窗说亮话，将问题引向别处，追问为什么武帝当初那么冷酷无情？
司马冏替武帝找了一个很好的台阶：皇帝也是被蒙蔽的。
按这个说法，司马攸惨死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些欺君罔上的太医，他们必须要为司马攸之死负全责，皇帝就此撇清了关系。同时，司马冏也很巧妙的向皇帝表明，他们兄弟仨是非分明，绝对不会误会，也绝对没有怨恨皇帝伯父。
果然，司马冏这套说辞让武帝龙颜大悦。武帝当即伸张迟来的正义，将那几个太医斩掉了脑袋。武帝又听说齐王嗣位空缺，于是任命司马冏接替父亲，成为新一任齐王。一场风波过后是皆大欢喜。
此后的十几年，齐王在政坛左右逢源，朝廷执政换了好几拨，齐王总能逢凶化吉。
贾皇后也是齐王的仇人，但齐王很好的隐藏了他内心的仇恨，齐王在元康年间历任左军将军、翊军校尉，执掌禁军是他后来参与赵王兵变的资本；
在赵王当政期间，齐王尽管心怀不满，但也没有让赵王过分不安，他很精明的避开与淮南王一起横尸洛阳街头的命运；
坐镇许昌之后，齐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甚至向盟友王处穆借人头，以骗取赵王的信任。
齐王司马冏一直扮演着温良恭俭让的软角色，可是这并非他的真实面目。赵王篡位也是司马冏人生的一道分水岭，此后司马冏将显露隐藏在面具之下的爪牙。
首先领教到的是司马冏的哥哥，东莱王司马蕤。
司马蕤据说是个粗人，嗜酒，经常喝醉了撒酒疯，有意挑衅污辱司马冏，当时司马冏表现得极有风度，他处处忍让，任由司马蕤无理取闹。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窝囊？他总是打个哈哈说，司马蕤是兄长，弟弟让着兄长那是应该的。此事传为美谈，司马蕤污辱弟弟的目的没达到，反而成全了弟弟的美誉。
司马冏是否真的顾及亲情，尊重兄长呢？
显然不是。在他出镇许昌的时候，哥哥司马蕤与弟弟司马寔都在洛阳。按照晋朝的惯例，出镇地方军事的官员都要派遣至亲作为人质留在洛阳，司马蕤、司马寔其实就相当于司马冏的人质，司马冏在许昌起兵的时候可没有把兄弟俩的死活放在心上，若不是机缘巧合，兄弟俩肯定已经横尸于洛阳东市。
赵王死后，司马蕤、司马寔两人恢复了自由，齐王进京的时候，司马蕤到城外去迎接弟弟。齐王既然已经得志，就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