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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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乱:西晋那时的权谋诡计- 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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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伯玉难逃此责,情何以堪?”
    卫瓘回朝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杜预忏悔,但是大错已经铸成,无法补救。
    杜预的预言在二十八年后应验了。
    公孙宏收捕汝南王是靠蛮力强攻,虽然是作恶,倒也不失磊落;相比之下,荣晦则完全是小人行径,他收捕卫瓘靠的是骗。
    卫瓘与汝南王一样,也有一千亲兵在府内护卫,荣晦在大门之外,大声宣读楚王写的假诏书,要求卫瓘交还太保的印绶,免官回第,并一再保证不会伤害卫家人性命。
    卫府中人都觉得事情诡异蹊跷,怀疑荣晦手中的诏书有假,都劝卫瓘发亲兵抵抗,等天明后把事情搞清楚再投降也不迟。他们说:“礼律刑名,台辅大臣,未有此比,且请距之。须自表得报,就戮未晚也。”而卫瓘犹豫不决。
    正在僵持间,卫瓘的儿子卫恒发现禁军中有一个亲戚。这个亲戚叫何劭,是前太傅何曾的儿子,何氏父子因为生活奢侈而青史留名,实则人品也很差。何劭的女儿嫁给卫恒的哥哥,卫恒透过墙孔向何劭悄声询问凶吉,何劭明知卫家这次凶多吉少,却偏偏不说。卫恒素来有名士气质,以为这次不过又是免官,免官就免官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卫恒回到饭桌前,继续吃饭,卫瓘下令打开府门。
    清河王等人涌进府第,荣晦站在中门下,再次宣读诏书,再次保证了只是承诏免官。
    荣晦收走了卫瓘的印绶貂蝉,随即他脸色一变,严令卫瓘带领家人搬出府第。荣晦明显是有备而来的,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纸,上面抄录着卫家上上下下所有人的姓名。荣晦逐一点名,发现缺了两人,原来卫恒的幼子卫玠从小体弱多病,那晚他在哥哥卫璪的陪同下在外就医,兄弟俩得以幸免于难。
    结局虽然不是大圆满,但谅那两个漏网的小孩子也兴不起什么风浪。荣晦一挥手,上来一堆士兵,两个挟持一个,把卫家人捆绑起来。
    这时卫家的亲兵已经被控制,卫瓘的从僚们也都已投降。荣晦无所顾忌地露出了青面獠牙,他纵使士兵洗劫了卫府,然后,荣晦把卫家人拖拽到东亭道北围守,就着清风明月,不论老幼,全部斩首。
    四、过河卒子
    洛阳城笼罩在肃杀悲凉的气氛之中。
    半年之内,前后三位辅政大臣遭罹灭门惨祸,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作为两次政变的直接指挥者,楚王司马玮的声威在这一晚达到了最高点。
    但是楚王的脸上看不到一丝欢愉。所有受到权力蛊惑的人都是欲壑难填的,这种欲望会使人一叶障目,看不到陷阱。杨骏已经倒下了,汝南王正在引颈就戮,楚王也已经走上了这条危险的道路。
    推波助澜的依然是岐盛,《晋书·楚王玮传》里说他怂恿楚王:“宜因兵势,遂诛贾、郭以正王室,安天下。”
    如果这段史料是真实的,那么岐盛实在是个可怕的小人物。他是引发这场政变的因子,现在他又要将这场政变推向一个新的高度。从表面上来看,他俨然是这一场政变的导演,他先骗得了贾皇后的诏书,逼得楚王对汝南王下杀手,然后,又趁着楚王骑虎难下,引诱他去杀贾皇后,独掌大权。
    但岐盛真有那么大能量么?
    未必!
    岐盛再能折腾,也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小人物,劝王爷引兵向宫阙,这是离间皇家骨肉的重罪,是要被拖到铜驼街前活活打死的。
    前面说过岐盛曾经党于杨骏,他竟然不仅没有受到杨骏的牵连,反而成为楚王心腹,可见此人必有过人之处。这个常人不能及的长处,就是他特别能揣摩人心。他之所以敢对着楚王说出这么大逆不道的话,是因为他十分清楚,这些话是楚王的心声。岐盛其实只是一张嘴,从这张嘴里说出来的全是楚王的心里话。
    在这场政变里,楚王看似是承诏行事,是被动的。这实际是个假象,在贾皇后想利用楚王铲除汝南王的同时,楚王也想利用贾皇后,扫清他的障碍。
    楚王是有野心的,对此他与贾皇后心照不宣。让我们仔细推敲贾皇后下给楚王的那份诏书,就可以发现端倪。
    诏书是这么写的:“太宰、太保欲为伊、霍之事,王宜宣诏,令淮南、长沙、成都王屯宫诸门,废二公。”
    这意思很明白:太宰、太保要行废立之事了,楚王你该出手了,招集皇帝的弟弟们保卫皇帝,阻止并废黜两位辅政大臣。
    但这份诏书有两个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第一个不合理之处是:诏书中为什么要用“伊、霍之事”这样的字眼。
    “伊”是指商代伊尹,“霍”是指汉代的霍光。商代的第四任王太甲无道,伊尹将他流放,三年之后,太甲悔过自新,伊尹又将他迎回,复立为王;霍光受汉武帝托孤辅佐汉昭帝,昭帝驾崩时没有皇嗣,霍光就迎立武帝的孙子昌邑王刘贺为皇帝,后来发现昌邑王不成器,于是当机立断废黜皇帝,改立武帝玄孙刘病已,是为汉宣帝。
    伊尹、霍光两人的共同之处是都以辅政大臣的身份废立过皇帝,他们两人是史上公认的忠臣,他俩的废立之举历来被肯定,被说成“废无道立有道”。
    如果要说汝南王、卫瓘等人犯上谋逆,应该把他们比做王莽才对。诏书中把他俩说成伊尹、霍光,那就等于在说当今的皇帝司马衷是无道之君啊。皇帝下诏暗示自己被废是合理的,汝南王、卫瓘要做的事情是正义的,这未免太不可思议了。
    第二个不合理之处是:为什么让楚王招集“淮南、长沙、成都”参与行动?
    要知道,当时淮南王远在寿春,另外两个王爷都还年幼,长沙王司马乂才十六岁,成都王司马颖才十五岁,手里也没什么权力,这三个亲王是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的。当时真正对政变有用的宗室是中护军东武公司马澹,诏书中并没有提及,却特意点了这三个王爷的名,似乎这三个王爷参与政变是理所当然的事,为什么?
    如果不把这一张青纸看成皇帝下达给臣子的诏书,而是看成一封家信,疑问就可以迎刃而解。这个家不是指整个司马宗室,而是指宗室中皇帝嫡系,这是哥哥下给弟弟的一封求救信。
    从字面上解读这封求救信,说的是:哥哥的地位有危险,弟弟要起来保卫兄长。实际上,信的内涵不限于此。
    司马衷不能算是无道之君,但却是众所周知的无能之君,不堪社稷大任,汝南王要废掉无能的皇帝,这绝对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但是如果仅仅“废无能”,那么汝南王的“伊、霍之事”只进行了一半,他还必须得“立有道”。这个“有道”之君必须是武帝的嫡系,他必须贤明、有声望,能合理的继承皇位,并且不引起争议。
    当时朝中有没有这样的人选呢?有啊。这个人早已进入大家的视野,当他还是个儿童的时候,武帝就已对他寄予厚望,说“此儿当兴我家”!武帝说他的气质和长相都像先祖宣帝司马懿,武帝已经迫不及待地替他预订好了晋朝第三任皇帝的宝座。
    这个人就是皇太子司马遹。元康元年司马遹十四岁,一年前他就已经行过冠礼,按古时候的标准,他已经是成年人了。
    到此先解开第一个疑问,贾皇后在诏书中用“伊、霍之事”四个字,是想告诉楚王:汝南王要废黜你哥哥,立你的侄子提前接班。
    对整个国家而言,傻皇帝退居二线做太上皇,让聪明的太子提前上岗,这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但是,太子提前继位绝对损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一部分人宁愿傻子当皇帝,也不希望看到太子坐上龙椅。
    贾皇后当然包括在这一部分人之中,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个团体不仅仅有贾皇后及其党羽,另外有一些人,他们的面目闪烁其中,隐蔽得就比较深了。
    司马衷唯一的儿子司马遹后来在永康元年(公元300年)被贾皇后害死,司马遹的两个儿子司马臧与司马尚,先后被立为皇太孙,但后来都死于非命。司马衷的子嗣死绝之后,侄子司马覃被立为皇太子,但不久司马覃也被废黜,成都王司马颖被立为皇太弟。皇嗣的帽子跳来跳去,最终还是跳到了武帝的儿子、惠帝的弟弟头上。
    成都王被立为皇太弟是十三年之后的事,他克服了重重阻碍,才达到了做嗣君的目的。
    但是在十三年前的元康元年,太子司马遹还没生儿子,横隔在惠帝诸多弟弟与嗣君之间的唯一障碍,就是司马遹本人。只要是司马衷做皇帝,楚王等人就还有希望,毕竟本朝是有“兄死弟及”先例的;但如果司马遹做了皇帝,肯定没有侄子传位给叔叔的道理,那么楚王等人的皇帝梦想就彻底破灭了。
    第二个疑问也因此解开,贾皇后的完整意思是:汝南王要废你哥哥,立你的侄子提前接班,到时候你们兄弟就彻底没有指望啦。所以,一定阻止汝南王。
    这就是元康元年六月的政变中,楚王对汝南王等痛下杀手的真实原因,这也是楚王被贾皇后看穿的软肋。因为这个非分之想,楚王搭上了他的年轻的性命。
    楚王丝毫没有察觉,随着汝南王、卫瓘的殒命,他的项上人头也已经开始松动,在某个深邃的黑暗中,贾皇后偷偷露出狰狞的微笑,按着她写的剧本,这幕戏应该要收场了,唯一还欠缺的谢幕工具,就是楚王的鲜血。
    第二天,楚王司马玮擅自发兵,深夜杀害辅政大臣图谋不轨的消息,立刻传遍了洛阳城。
    三个月前刚血洗过一次,难道兵祸又要降临?洛阳城内的百姓心里充满恐惧,屏住呼吸,看楚王有什么举动。宫城再一次戒严了,不愿意站错队的朝臣们纷纷赶来表明立场。
    裴楷赶来了,气喘吁吁神情委顿,他已被任命为安南将军,但还没来得及出发去襄阳政变就发生了,随他一起进宫的是一个八岁的小男孩,名字叫司马羕,是汝南王的小儿子。
    裴楷绘声绘色的讲述了他昨晚的遭遇,他是如何得知楚王要兴兵杀戮大臣,他又如何预料到楚王一定会派人来杀他,然后他如何单车入城,如何在屠刀下救出司马羕,如何带着这个八岁的小孩子四处躲藏。他逃到岳父司徒王浑家,楚王的人就追到王浑家,他赶紧换地方,一个晚上换了八个地方,才侥幸大难不死。
    裴楷在讲,一旁的司马羕声泪俱下。朝堂上充满了悲愤之情,朝臣们个个表情凝重,义愤填膺。
    不久,司徒王浑也进宫来,他的证词进一步证明了裴楷控诉的真实性。最后,司徒王浑正色质问惠帝,有没有下诏命令楚王诛杀汝南王?
    惠帝一脸无辜,说怎么可能,汝南王德高望重、忠君爱国,并且是朕的叔祖,朕怎么可能忍心杀他?
    既然如此,真相就水落石出了:楚王司马玮矫诏杀戮大臣。
    矫诏已经是一项重罪,杀戮大臣更是罪在不赦,两罪合一,即使楚王是先帝之子,皇帝的亲弟弟,也不能免死了。
    楚王的罪行虽然确定,但朝臣们心情只有更加沉重。他们随即想到,楚王麾下的三十六军占领了洛阳城,宫城之外已经是楚王的势力范围。楚王没有杀进宫来,已经属于万幸。朝廷此刻哪有能力声讨楚王的罪行?朝臣们愁容惨淡,替自己的性命担忧。
    疾风知劲草,这时太子少傅张华让董猛传话给贾皇后,说:“楚王已经杀害了两位辅政大臣,天下威权都出于楚王了,如此一来皇帝的安全也得不到保障,应该当断则断,用‘专杀’的罪名诛杀楚王,以绝后患。”
    这是正确的废话,现在的棘手的问题不是楚王该不该杀,而是该怎么样杀?
    贾皇后假痴不癫,一副惊恐不安的样子。她问,如今这局势,诛杀楚王谈何容易?
    张华说有办法:“楚王矫诏擅自加害二公,事发仓促,手下将士都以为这是皇帝的意思,才跟随他。如今可以派人持‘驺虞幡’使禁军解严,必定望风披靡。”
    驺虞是传说中的一种瑞兽,外形像有黑条纹的白色老虎,尾巴有身躯那么长;幡是一种狭长而垂直悬挂的旗帜。驺虞幡就是绣有驺虞图样的旗幡,这是皇帝和经皇帝授权才能持有的一种幡,持幡者如同持节,可以代宣皇帝的旨意,通常用于制止干戈。
    惠帝于是派殿中将军王宫出宫城,手持驺虞幡,高声宣布“楚王矫诏!”另外,惠帝派车骑司马贾模领二百殿中虎贲,去拘捕楚王司马玮。
    驺虞幡的威力立竿见影,宫城外的禁军见到此幡,纷纷丢下武器作鸟兽散。不多时,楚王身边的人跑得一干二净,只剩下一个十四岁的贴身小厮。楚王没料到局势逆转得如此之快,惶恐中慌不择路,他坐上牛车准备去哥哥秦王司马柬那儿避难。
    途中楚王遇到了惠帝派来的谒者,谒者传旨令他回到武贲署的军营内等候处分。这时的楚王孤家寡人,已插翅难飞,他乖乖地回到武贲署被逮捕,被交付给廷尉议罪。
    惠帝下诏,说楚王司马玮矫诏杀害汝南王、卫瓘父子,又意图诛灭朝臣谋图不轨,罪恶浩天,处以斩首极刑。
    楚王当即被拉到城东牛马市刑场,临刑前,他掏出怀中的青纸诏书,给监刑的尚书刘颂看,哭着说:“我是奉诏行事,以为是为了江山社稷(而杀汝南王等),如今竟然因此获罪,我是先帝的儿子,竟然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希望你能替我申冤。”
    刘颂何尝不明白楚王是遭人暗算的,但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听了楚王的遗言,刘颂唯有陪着他一起哭,“殻ъげ荒苎鍪印薄
    据说楚王行刑的时候,天地变色狂风飙起,霹雳闪过天空,雷雨倾盆而下。楚王年仅二十一岁,他平时开济好施,能得众心。楚王的死讯传开后,百姓“莫不陨泪”,甚至有人为他立祠。
    惠帝也在楚王死后,下了一份诏书表示哀痛:“周公决二叔之诛,汉武断昭平之狱,所不得已者。廷尉奏玮已伏法,情用悲痛,吾当发哀。”
    至于惠帝是不是真的很哀伤,那只有天知道了。
    五、从此公卿皆姓贾
    元凶楚王已经伏辜,帮凶也要追究责任,公孙宏和岐盛都被“夷三族”。
    清河王司马遐对卫家的惨案负有直接责任,可是他没有受到任何处分;长沙王司马乂当晚领兵守东掖门,没有直接参与杀戮,却被贬为常山县王,随即被赶出洛阳,奔赴常山国。兄弟俩的待遇如此不同,原因在于司马乂是楚王的同母弟弟。
    被追究责任的还有一些与此次政变八竿子都打不到的人,比如司隶校尉傅祗,他被免除了官职,罪名是“闻奏稽留”,言下之意是听到风声没有及时禀报。
    司隶校尉是汉武帝时设的官名,在汉朝时职权很大,“察三辅、三河、弘农七郡”,但到了晋朝,司隶校尉已徒有虚名,监察京畿的重任交给了河南尹,司隶校尉只对京城的治安负有限的责任。惠帝的意思是,昨晚闹出这么大动静,你傅祗身为司隶校尉,竟然毫无作为,也没有及时上报朝廷,渎职!当免。
    惠帝下这道诏书的时候,可能忘了宫城的门禁是最严格的,入夜之后,除非是被宣诏入宫,臣子是没有办法进入宫城的。而且,满大街都是禁军,傅祗一介书生,手下只有可怜兮兮的一百从事官员、三十二名士卒,除了当炮灰还能起什么作用?
    如果惠帝确实痛下决心要彻查,任何官员有恶必究,那也无话可说,毕竟傅祗的确有渎职之处。偏偏惠帝一转身又下了另一道诏书,赦免“为楚王所诳误”的人,只要不是与楚王同谋的人都免除罪责。积弩将军李肇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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