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时候，每个人都较真起来，争议越来越大，但相对越来越集中，都倾向于“补荐”。胡鉴还是死扛不放，他对徐法绩说：“中不中，你说了算，荐不荐，我说了算。”其他考官当然都坚持自己的意见，胡鉴势单力薄，压力很大。众命难抗，迫于无奈，他略做妥协，将“欠”改成“尚”：“尚通顺”。
胡鉴死死卡着，改得这么勉强，距离补录，基本看不到希望。
但运气说来就来。就在胡鉴最牛钉子户一样死死卡住左宗棠做举人梦时，突然暴病身亡。人死不能说话，意见马上作废。这下轮到徐法绩一个人说了算，他当即将左宗棠的试卷列为“遗首”，也就是补录第一候选对象。
拿着“候补举人”左宗棠的试卷，考官们组织了一场大讨论：这篇文章到底好不好？
徐法绩拿出左宗棠这篇《选士厉兵，简练杰俊，专在有功》，首先表态：这篇文章不但很好，简直算得上全部考卷中最出色的一篇。湖南巡抚吴荣光这次也专门来听意见，他叫人打开密封条看考生。现出左宗棠的名字，他很高兴，回忆说：我在湘水校经堂讲学时，这个学生七次考了第一，写出这篇好文章，绝对不是偶然。
省长回忆历史，以多次成败论英雄，当场表态了，这事也就一锤子定音了。
结果出来，左宗棠被录为第十八名。二哥左宗植居然高中榜首，成了“解元”。
左宗棠的举人身份，得来如此惊险，出人意料：如果不是皇帝恩科，不是胡鉴突然暴死，不是省长吴荣光在座，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他都要榜上无名。
险中举人，左宗棠当然不知内情，看到榜单，他万分高兴。兄弟同中，回家祭祖，举杯同庆。
他开始雄心万丈地计划做“当代诸葛亮”的大梦了。
花钱买文凭欠下债，家里已经一贫如洗，肚子跟锅里一样空。饿着肚子谈理想没有未来，得先解决生计问题。
等待发榜期间，左宗棠还做了一件人生大事：当年八月与湘潭女子周诒端“闪婚”。他是“入赘”周家的，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倒插门”。倒嫁女方，在古代是很没面子的事。活人要紧，左宗棠已经没能力顾及这廉价的面子。
生计的问题解决了，余下事情，是聚精会神破万卷，一心一意考进士。
1833年正月，会试大考到了。 21岁的左宗棠，已经获得举人出身，他与二哥左宗植再度踌躇满志，从湖南湘阴挑书北上，坐船荡过洞庭湖，进京求取功名。
冒险漂过茫茫洞庭湖，头一次踏上中原大地，沿路各省见闻，让他眼界大开。
这次考试虽然没中，收获不是没有。他沿路思考国家天下事，一路琢磨着，写下了一些开发与建设边疆的诗句，思考着中国怎么办。
这次赶考最大的收获，是偶然结识了胡林翼。
胡林翼这次也是进京来考进士的。两个湖南老乡碰面，一问同是21岁，胡林翼还大四个月。北京要地，人分五湖四海，老乡见老乡，有话好商量。两人一聊开来，一面如故，一见定交。
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湖南学生，越谈越投机，考场出来后干脆同住一屋。两人不再讨论考试内容，点灯夜话，论古今大政，评施政得失。说着说着，越聊越大胆，两人同时预测：国内将乱。相互间便不停地叹息，像干着急的好事者。
旁人听到了十分惊诧，这两个年少轻狂的考生，疯子一样指天论地，谈东论西，脑袋是不是已经被考出问题来了？
中国官学从宋朝起，就颁定了对学生的罚规，第一等为“谤讪朝政”。用今天话说，知识分子议论国家政策好坏、得失，提出批评意见，要惩罚。清朝官学试图继续通过限制、责罚的方式，来维持帝国集权。但书院的教育与管理，却反其道而行，强调引导学生独立思考，激发学生对国家政策提出自己的看法。
湘水校经堂属于书院讲堂。左宗棠与胡林翼“谤讪朝政”，在校时已成习惯，他俩对旁人的惊诧，同样感到莫名其妙。
旁人当然更不知道，从明末起，湖南的读书人，爱讨论天下事，已成习惯。那些跟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他们谈得津津有味，衡阳王船山当年办“匡社”、“行社”＇5＇，就聚了这么一帮子读书人。
这次两人考得都没对考官的味，榜上无名。但第二次会试，胡林翼鱼跃龙门，一跃成了进士。
左宗棠的会试又变得惊险而戏剧性起来。
1835年， 23岁的左宗棠满怀信心参加第二次会试。这次考得本来确实不错，主考官已经拟好，以第15名录取。但考得好不如运气坏：主考官最后一统计录取名单，出问题了：湖南多出一人，湖北少了一人。
清朝考试录取跟今天差不多，要注意省与省之间的平衡，不能单以成绩定结果。如果早生一百多年，赶在“两湖分闱”前，湖南湖北同属湖广地区，不用担心被“调剂”。但既然两湖分家，榜上写好的“左宗棠”，只好被“啪”地一把叉掉，勾上湖北考生。
虽然没有考取进士，左宗棠还是被录取为“誊录”。 誊（téng）录专作抄写人员来用，相当于今天政府办秘书，虽然比不上进士，但不算很差，在位上干得好，有机会保举做县令。但左宗棠想都没想，顺手就将“誊录”通知丢了。他正醉心于梦想做“当代诸葛亮”，做个小县令，小看人么？！
心还在，梦也在，他决定重头再来。
1838年， 26岁的左宗棠抖擞精神，第三次到北京参加会试。这次没有任何原因，反正没中。机会不好不止他一个，与他同来的湘阴老乡郭嵩焘也没中。但急人的是，秀才屡考不中的曾国藩，这次意外中了。这对好胜心强的左宗棠，无疑是个比较大的刺激。他平时的考试成绩可比曾国藩不知道好到哪里去了。但刺激只会伤到自己，不能改变落榜命运。
这次赶考，左宗棠准备工作其实做得很充分，自信心也很足。沿路上他还在意气风发，激扬文字。过洞庭湖时，他即兴做了一副《题洞庭君祠》对联：迢遥旅路三千，我原过客；管领重湖八百，君亦书生。
“迢遥”化用自“迢迢牵牛星”，他潜意识中确实已将自己看作“牵牛星降世”了。后一句很有气魄：洞庭君不过是个书生，却能管理八百里湖区。意思很明白：别小看我左宗棠这个穷苦书生，将来也是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的。
干大事业固然需要自信与实力，但在封建大一统的大清帝国，文凭硬通货才是通行证。即使文凭也说明不了什么，但国家有规定，它就比自信与实力更加重要。现在好了，三考三败，空有一腔热血，满怀抱负。
左宗棠自尊心受打击的程度与失败的次数成正比。情绪与意气，在左右他的判断，干扰他的理性。一怒之下，他干脆发誓，不考了。
以读书取功求名之路，在这里骤然画上休止符。
带着名落孙山的惆怅，回路上心灰意冷地想，从14岁参加科考， 12年来的挫折历历在目，他心中泛酸。他感觉自己凭实力完全可以。尤其第二次会试。香喷喷的桌上鸭肉原来真的会变作野鸭子飞掉！
他感觉命运在捉弄自己。
这些年，左宗棠内心实在太在意中进士。第一次会试落第那次，忧愤的情绪在胸中起伏、翻滚，率真与狂傲，将他的胸气逼了出来，浩荡汹涌，有如洞庭春潮。左宗棠抓起墨笔，以撼人心魂的气魄，在家门上题下一副惊天动地的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写下这副对联，他22岁。
第三次会试失败，锐气再度受挫，在热血沸腾中想，在心冷如冰时也想，想来想去，他决定再做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提前给自己写好挽联。
慨此日骑鲸西去，七尺躯委残芳草，满腔血洒向空林。问谁来歌蒿歌薤（xiè，野蒜），鼓琵琶冢畔，挂宝剑枝头，凭吊松楸（qiū，梓桐）魂魄，奋激千秋。纵教黄土埋予，应呼雄鬼；倘他年化鹤东归，一瓣香祝成本性，十分月现出金身。愿从此为樵为渔，访鹿友山中，订鸥盟水上，消磨锦绣心肠，逍遥半世。惟恐苍天负我，再作劳人。
大意是，像我这样的天才，即使朝廷不用，也是一世大雄。我来到这个世上，本意是今生来做个自由自在的自由人，没想过去干什么读书做官的事。只怕中国缺不了我，到时又要来打扰我。
这似牢骚，又像预言。儒家的积极，道家的超脱，在这里相互交融，意境悠远。
这副对联，今天读出忧愤，也读出洒脱。左宗棠心情正矛盾纠结。 26岁，年纪轻轻，出世的门敞开着，入世的门紧闭着。他怎么做到冷静呢？像一头被堵在胡同里的斗牛，进退失据。
人生每段路，起伏峰谷间。
左宗棠少年天才，却三考不中，背后到底有什么原因？
落榜之谜
左宗棠本来可以有一个很好的科举前途。
出身“秀才世家”，一出生，家庭就在按“科考取官”的模式对他进行培养。 4岁那年，祖父开始教他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5岁时，他正式读儒家经典的基本课程，包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兼读书中的大注，接着读《诗经》、《尚书》、《礼记》、《易经》和《春秋》。 8岁起，他按正规教育，学作八股文。他的悟性很高，反应敏捷，记忆力超人，因此八股文做得比别人都好，对联常常脱口而出。
但他的求学兴趣，却因为转学长沙，而发生了转移。这一转移，直接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
18岁这年，左宗棠来到长沙城南书院就读。一年后，湘水校经堂成立，左宗棠又转入学习。
湘水校经堂最早由成德堂改建而来，由湖南巡抚吴荣光1831年在长沙创办，地点就设在今天的船山祠。
湘水校经堂是一所特别的学校。与专门为考试而设置的学校不同，它是一家以研习汉学为主的学校。汉学即研究与中国汉民族有关的经史、名物、训诂考据的学问，研究内容以经学为中心展开，治学方法遵循“实事求是”。吴荣光为什么要创办它？是为了矫正当时中国书院教育专重“科举仕进”的陋习。
吴荣光，广东南海人， 1799年的进士。广东人的性格是敢为天下先，吴荣光将这种性格带进湖南。他尝试第一个在湖南吃螃蟹，一反专门培养学生作八股文的教育模式，侧重培养人才经世致用的能力，要求学生“通经史、识时务”。求索学问真理上，以朱熹、张栻为榜样，兼容各派不同观点，完全打破门户之见。
吴荣光苦心开创的这种学校，避免了之前应试教育弊病，侧重培养学生实际能力。这无形中为青年左宗棠凿开了一扇素质教育的窗。这里不看重作八股文，左宗棠的兴趣从此也不再在作八股文上。左宗棠天资不错，接受能力强，适应能力好，学起来如鱼得水，遥遥领先，这也就有了曾7次名列全校第一的好成绩。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扇素质教育小窗透过来的光，对左宗棠诱惑力实在太大，沿着这束光，他好奇跟去，终于翻窗出墙，越走越远。
课余时间，左宗棠放下科考必背的四书五经，经常穿越长沙贫民杂居的棚户区，在古书摊破旧的席子上淘书。某次，他突然发现一本线装版的《读史方舆纪要》，作者是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 130卷本的。左宗棠拿起来就翻，越看越喜欢，他想着要买下来。价格谈好了，八块铜板。他忘记自己很穷，口袋里只有5个铜板， 4枚制钱。卖书的老汉见他确实没带足钱，便告诉他：自己也是家道中落，被逼将祖传之书卖掉换饭钱的，家里还有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问他想不想要？左宗棠当然连口说要。他们约好，老汉将书先留着，等左宗棠借到钱，下次专门来，全买了去。
老汉乐得将书一并卖给左宗棠，固然有货卖于识家的道理。读书人最开心自己的藏书被人喜欢，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
就在这年（1830），左宗棠长沙城南书院老师贺熙龄的兄长贺长龄，因为母亲过世而回家守孝，以江宁布政使的身份回湖南了。
左宗棠马上顶着风雪，踏着冰路，前去拜见。见后先借书，贺长龄爬着楼梯去取，将自己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送给他。
这些在当时都是最时新的书了。里面谈地理、水利、军事、农业、海事，全是些经世致用的学问。
经世致用，就是经国济世，学用结合，学以致用。中国自隋朝科举以来，完全不顾经世致用，读书就为了背诵四书、五经之类，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侧重单一传承古人学问，即所谓述而不作，既不鼓励学生创新，也不需要学生发挥，至于学问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能不能推动科学发展，更加不管。
那些真正关注天下兴亡、社会安危的读书人，这时起，开始从科举的锁链中挣脱出来，像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说，用独立的眼光，对社会科学“保持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
这种独立眼光、好奇心、探索精神，在明末思想家王船山、顾炎武第一次提出“经世致用”时开始萌芽。经过近两百年的孕育，在湖南开始养成了相对成熟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一些有远见的官方人士也开始全力研究与实践。与左宗棠同时而年龄长他一辈的两江总督陶澍，以及陶澍的幕僚魏源，就是经世致用派的代表。贺长龄也是长沙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的代表。
大环境造就小环境。王船山影响过陶澍，陶澍影响到吴荣光，吴荣光影响进民间。贺长龄、贺熙龄，则直接改变左宗棠。
经世致用思想在当时成为一股激越澎湃的思想潮流，漫溢进民间，于是民间的小书摊上，也开始卖起这些书来。
左宗棠就是在这样渐成气候的大环境与小环境里，在湘水校经堂的课堂里，在棚户区的书摊上，读到了这类书。他听从内心的兴趣，通过买书、借书读的方式，开始系统而全面地接触这些在当时科考看来还完全是离经叛道的学问。
像一头饿牛闯进菜园，左宗棠贪婪地从这些“杂书”中吸取知识。
杂书的思想，开始逐渐融进了他的头脑，改变着他的知识结构。
左宗棠第一次去见贺长龄，贺长龄“以国士见待”。一个18岁的青年，受到时任江宁布政使（相当于今天副省长兼民政厅长）的贺长龄如此厚待，多因贺熙龄的推介和褒奖。贺熙龄是左宗棠在城南书院的老师，他当时评价左宗棠“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用今天话说，能“独立思考，自由思想”，这在当时已属罕见。自己思考能得出什么新发现？贺长龄想当面考一考，左宗棠自学得到底怎么样。
一来二去，跟贺长龄熟悉后，左宗棠开始找他聊天。一次，贺长龄问到《读史方舆纪要》等书中不少观点的疑问，他本来没想到左宗棠能回答上来，他自己有些困惑还没来得及想清呢。没想到，左宗棠接过话题，评论起来：我认为顾祖禹的这本书，关于考证的事实方面，太粗糙了，也太简略了，许多立论的观点，并不成熟。（“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间欠酌。”）而魏源的书呢，总是在谈向外进取，却很少谈守势，总是在谈进攻而不关心防卫，这更像是谋士在浑水摸鱼、强词夺理。（“多言取而罕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抢攘策士之谈。”）
这个评价让贺长龄着着实实吓了一大跳。一个18岁的青年，记下书中观点不稀奇；能独立思考，批判书中不对，需要勇气。左宗棠小小年纪，怎么这么有主见？看问题怎么可以这么稳、这么准、这么深？这些可都不是他课堂上学的，老师也不会教，科场不会考。课外书看到这个水平，不是天才还能是什么？他一眼认定，左宗棠是个成大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