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以为大功告成，大办酒席。没想到，左宗棠又向皇帝上奏折，说西捻军首领张宗禹并没有投河自杀，而是逃走了。
他要李鸿章拿出张宗禹的尸体来证明自己举报错了。
李鸿章自然找不出来。
皇帝果然怀疑起来，问李鸿章：怎么回事？
李鸿章说：已经消灭了，只是找不到，不信朝廷可以派左宗棠去找。
左宗棠当真派出士兵，到处悬重赏去找张宗禹尸体。当然，最后也没有找到。
淮系将领刘铭传听说了，气得半死，破口大骂：左宗棠这个王八蛋，也不想想，现在盛夏，张宗禹尸体早腐烂了，到哪里可以去找来做证？我如果碰到左宗棠，非一刀砍了他不可！
李鸿章则无所谓，笑着说：麻子，你气什么气呀？让人家去搜嘛。
这次左宗棠举报张宗禹没死，就像湘勇打下南京后，他举报幼天王没死一样。当年曾国藩与此时李鸿章的反应一样，很生气。但幼天王确实没死；至于张宗禹，是死是活，永远是个谜案了。
民间至今还在流传，张宗禹确实没有战死。后来或者出家为僧，也有可能落难到了孔家庄。＇3＇
左宗棠的举报，看准事实，认死理，死较真。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都在那里。
这种性格好还是坏，福还是祸？左宗棠自己不会去考虑。
与认死理、死较真风格对应的，是他的刚正、直率、敢担当的性格。易中天曾提出“性格互补结构”概念，认为湖南人“霸蛮”，必然有“灵泛”补充。性格矛盾对立、相互转化，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相互依存。
左宗棠因为这种性格，得罪了李鸿章，也得罪了曾国藩，还得罪过许多朋友。可也有人喜欢：陶澍临死前与他“结亲托孤”，看中的是他这点；林则徐对他“事业托孤”，还是看重他这一点。
现在，慈禧太后也发现了他这个性格。
清廷国防正危机四伏，“少争论”、“不争论”需求强烈，朝廷不允许重臣左宗棠与李鸿章把大量时间花在空口辩论上。大敌临头，大事在即，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但在封建集权社会，“不争论”首先得靠一个实权人物来平息。
已经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的眼光与判断，变得重要起来。
海防，还是塞防？到底起用左宗棠，还是听信李鸿章？
她要二选一。
西北危急
中国海防与塞防同时出现了大危机。
左宗棠知道，要破解这个危机，首先得弄清楚：这些危机，在历史上是怎么形成的？
中国东南沿海的危机，最早起源于日本的处心积虑。
1609年，萨摩藩发动了侵略琉球的战争，以武力征服了琉球王国，背着中国，将琉球北部的几个岛屿全部置于自己的直接统治之下。
1874年4月4日，日本正式成立侵略台湾的机构：台湾都督府。授命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番地事务都督”，率军舰5艘，从厦门进犯台湾。
此时已经经过两百多年，日本企图篡改历史，禁止琉球群岛向清廷进贡。
总理衙门派何如璋去日本交涉。
交涉首先需要确定中方原则。李鸿章下指示说：“琉球以黑子弹丸之地，孤悬海外，远于中国而迩于日本。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百唯不暇，亦且无谓。”按照这个意见，琉球舍弃给日本，对中国有大好处。原因是琉球跟中国远而跟日本近，为琉球每年对清廷的那点小小的贡品而跑大老远跟日本打一仗，是贪图虚名，是吃饱了饭没事干。
如此现实功利，难免目光短浅。用长远眼光来说，李鸿章错得彻底。因为本来独立自治的琉球，一旦沦落为日本附庸，则完全可以成为日本侵占台湾，进而侵略中国的一块跳板。以军事家百年的战略眼光，以政治家千年的长远布局来看，李鸿章等于在为中国挖坑。（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证实）。
晚清朝廷伤病缠身，病痛不止。相比于远隔东海的琉球，另一个发生在陆地上的更大危机，正如一把尖刀，锋利地插入中国的脊背。那就是新疆刚成立的阿古柏政权。
阿古柏政权是怎么产生的？
1864年，新疆民间发生动乱，库车、和阗、喀什、吐鲁番等地，动乱的首领，先后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与清兵互相攻伐，局势陷入一片混乱。
占据喀什旧城的柯尔克孜伯克司迪尔自立为“帕夏”，为了树立威信，决定派手下金相印去浩罕城迎回号称“圣裔”的布素鲁克。其父张格尔多次入侵南疆，被立为傀儡。
1865年春，浩罕阿力木库尔汗派阿古柏率领50名骑兵护送布素鲁克去喀什。
一到喀什，布素鲁克和阿古柏便组织兵变，将司迪尔逐出喀什。 3月，司迪尔率7000余柯尔克孜兵回袭喀什。阿古柏仅带100名骑兵夜袭敌军，击溃了司迪尔，接收了司迪尔势力的阿古柏迅速组建了数千名士兵的军队。 4月11日又攻克了英吉沙，并将司迪尔残部彻底逐出新疆。
在阿古柏的扶持下，布素鲁克于1865年4月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意即“七城汗国”，表明了一统南疆七大城（一般认为是喀什、英吉沙、叶尔羌、和阗、阿克苏、库车、乌什）的野心。
1868年，英国派遣特使会晤阿古柏。
1868年，阿古柏分两路，一路派侄子沙迪·米尔扎去阿拉木图，到了塔什干和圣彼得堡，一路派亲信穆罕默德·那扎尔赴印度旁遮普会见英国总督，争取英国支持。英国给他赠送了一大批军火，还允许他在印度招募工匠回喀什设立军工厂。
同年，俄国派赖因塔尔上尉来喀什沟通， 1872年6月，俄国派人前往喀什会晤阿古柏，双方签订通商条约，俄国正式承认阿古柏政权。
有了大批先进的杀伤性武器，阿古柏1870年5月攻占了吐鲁番，切断了北疆和河西走廊的联系，又收降了以白彦虎为首的陕甘回民起义军残部，实力进一步增强。
到1871年底，迪化、玛纳斯、鄯善先后被阿古柏攻克。同时，俄国为阻止阿古柏进一步扩张，出兵占领伊犁。这样，清军除塔城、乌苏等还有少数据点外，已经全部从新疆撤出。
俄国与英国都在极力扶持这个外来政权，阴谋让新疆“去中国化”。
1872年，俄国与阿古柏签订条约：俄国承认“洪福汗国”，“洪福汗国”给予俄国控制区内贸易权。
阿古柏随即派遣阿吉托拉回访圣彼得堡，并访问奥斯曼帝国，身兼伊斯兰教领袖哈里发的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封阿古柏为“埃米尔”（意为“受命的人”，伊斯兰教国家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的称号），并派遣军事教官去喀什噶尔，这样阿古柏在伊斯兰教法上就获得了合法地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笔致信阿古柏，拉拢关系。
1874年2月2日，“英阿条约”签订，除了“俄阿条约”内容，还规定双方互派大使。
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因为阿古柏这个外来入侵政权迈出脱离中国的第一步，变得岌岌可危；如果再朝前迈出一步，就要被俄国与英国联合起来瓜分。
东南沿海与西北边陲同时遇此大难，清廷该怎么做？
在慈禧太后表态之前，要看左宗棠与李鸿章想怎么做。
李鸿章抢先发表了他对新疆问题的全面看法。
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写了一本长达九千字的《筹议海防折》。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中，李鸿章系统提出并论证了“放弃新疆、专务海防”的主张。
新疆本来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要抓紧时间送给别国呢？李鸿章说出自己的理由。
第一，新疆土地贫瘠，难以开发，如果不送给别国，这块百无一用的土地，不但不能帮中国赚钱，反而消耗掉国家大把的钱。李鸿章提笔这样表达：“而且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卮漏，已为不值。”
第二，新疆邻居都是虎狼之国，强而且多，就算我们现在守得住，不代表我们将来也守得住。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根本没有力量去守得住了，早放弃早得利，为什么不早放弃？曾国藩早年也主张放弃新疆。“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力恢复，将来定不能守。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
在这两点论证基础上，最后他作了指导性的结论：现在中国应抓紧丢弃新疆领土，将派去新疆的兵，“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将这些撤、停省出来的钱，用到海防上去。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打比方来劝导朝廷：新疆呢，就像中国的手和脚，东南沿海呢，就像中国的心脏。手和脚被人砍掉了，有什么关系呢？照样可以活；心脏被刺中了，就有大麻烦了。李鸿章继续提笔给朝廷写道，“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李鸿章颠倒黑白，将卖国卖得这么有理，卖得这么名正言顺、苦口婆心、冠冕堂皇，实在叫人担心。
李鸿章论述没有摆事实，而只是论观点，继续在清王朝闭目塞听的路上越走越远。他没有去了解世界，不知道当时中国已经被动地卷入了世界争端中。翻开美国的历史，有一则故事，值得借鉴。
那是发生在李鸿章出生前一个世纪的事。
故事是关于美国当年买下了位于北美洲西北角的阿拉斯加（Alaska）的事。
阿拉斯加是西半球最大的半岛。北接北冰洋，西临白令海峡和白令海，南靠太平洋和阿拉斯加湾，东与加拿大育空地区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壤，面积150万平方公里，略小于新疆。
阿拉斯加本来属于俄国领土。 1784年，俄国人在该地三圣湾建立居民点，宣布主权；1799年，俄国正式将阿拉斯加纳入版图。但俄国后来发现有点麻烦，阿拉斯加跟中国新疆一样，地势偏远，土地荒凉，难得管理。 1867年，美国当时一位政治家，愿意花720万美元买走。俄国那位跟李鸿章想法差不多的外交官，头脑发热，拍板成交。俄国人拿到那笔巨款，以为狠赚了一把，暗自高兴。其实算下来，一亩地才卖几分钱。
俄国的外交官回去后受到朝廷表扬，一块垃圾土地被卖出宝贝价钱；美国的政治家买回后全民指责， 720万怎么买了块有六个英国大的荒地？
就在李鸿章现在提出专注海防放弃塞防的时候，他不知道俄国已经品尝到了苦头。不说阿拉斯加成了美国挑战、侵略俄国的跳板，弄得俄国人每年额外支付军费来对付，早超出区区720万美元的数万倍，未来千年军费支出还看不到头，关键是，阿拉斯加被探明是美国资源最丰富的州，潜力抵得上六个英国。也就是说，六个英国加在一起，被俄国外交官卖了720万美元。如果英国可以拍卖，俄国外交官就有本事卖出120万美元的价钱。
那么，左宗棠又是怎么看的呢？
朝廷将李鸿章的上述意见，下发给左宗棠参考。
左宗棠还没看完，拿起来就丢了。
他自己早有主见。
左宗棠想不通李鸿章的逻辑：琉球地小，他建议扔掉；新疆地大，他力主放弃。
看到李鸿章的比方，左宗棠冷笑了一下：到底是自己砍断手和脚好，还是被一刀刺中自己的心脏好？你以为自砍手脚为最佳方案。怎么就不去想，还有既不自砍手脚，也不自刺心脏的选项呢？你还可以选择将刀锋对准侵略你的人的手脚与心脏嘛。
左宗棠冷静下来，并不急着反驳。
支持左宗棠塞防的恭亲王，对李鸿章就没有这么客气。他看完奏折，抓过桌上的大盖碗，狠狠地往地上一甩，哐当！从牙缝里蹦出三个字：李鸿章！
西北军情紧急，软弱不是办法，投降不是方法，自割自残是违法。唯一的出路，是面对周边大小国家的挑战，为捍卫主权，用拳头打出中国气魄。
帝国的外交与主权问题，“唯铁血可以购公理，唯武装可以企和平”。
朝廷内意见分歧如此之大，一场在道理上说服对手，在政见上扳倒对手的大较量，无法避免。
左宗棠有什么办法，争取朝廷来支持塞防？
海塞并防
站队伍，分派别，组团队，压服人，是中国官场政见斗争的传统，这次也不例外。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首，很快就凝聚了一班人。浙江巡抚杨昌浚、两江总督李宗羲、湖广总督李瀚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江西巡抚刘坤一、督办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成了这一派的支持者。
“塞防派”除了左宗棠，鼎力支持的有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漕运总督文彬。
“海防还是塞防”争论正不可开交，半路又杀出个“江防派”。他们更加保守，认为重点既不在海，也不在塞，而在长江、黄河。这派主张的人，有长江水师统领彭玉麟、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裕禄。
“江防派”的意见，像在建议头痛医头发，完全不靠谱，没有几个人相信。
但“海防派”既然有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牵头，一旦面对左宗棠出面挑战，他们就展开了自己的拿手好戏，四处搞人际关系网络圈，组团来打击“塞防派”。
集权体制中，每一个政见成败背后，都事关官员的切身利益。利益面前，他们会奋起力争。
1875年1月，刚参加完同治皇帝的丧礼，李鸿章回到天津，马上规划“倒塞行动”。他的策略是党同伐异。“党同”的做法，是给河南巡抚钱鼎铭写信，发动他来打先锋。钱鼎铭根据李鸿章的安排，上奏折请将豫军撤回河南，让想西征的左宗棠削弱军队。“伐异”的方法，是将支持左宗棠的江西巡抚刘秉璋一手拉、一手打。打的方法是骂，说他“坐在屋内说瞎话”。通过骂将他拉成“海防派”。刘秉璋是李鸿章的老部下，碍于情面，不好再支持左宗棠。
通过李鸿章不遗余力的鼓动，中国的官方与民间，几乎同时形成一种舆论氛围：放弃新疆是爱国行为，收复新疆是卖国举动。
在站队的政治压力与官僚的利益诱惑支配下，不少大员成了李鸿章的信徒。在“海防派”的成员里，沈葆桢的名字列入，让左宗棠格外受刺激。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得意女婿。在左宗棠办理洋务运动时，曾重点培养过他，举荐他做了福州船政大臣。
如今大权已经在握的左宗棠，始终不忘柳庄时与林则徐的湘江夜谈。林则徐对塞防认识最深，左宗棠想，这些沈葆桢应该知道。毕竟，林则徐临终前事业托孤，就是将收复新疆的历史担子，一把压到左宗棠肩上了。这些都是“心忧天下”的大事，是国家与民族利益，而不是左宗棠个人私家事情，沈葆桢也应该想得到。
左宗棠心里气啊。收复新疆这副担子，没有交给你沈葆桢，已经愧对祖宗了。
左宗棠猜测沈葆桢是出于官僚利益、人情考虑，违心地背叛了林则徐，也背叛了自己。
左宗棠一生从不背后议论人，但他会当面骂人。以他刚直的性格，自然骂得一点不留情面。他拿着沈葆桢的折子，当着幕僚与部下的面，骂沈葆桢是卖国贼，是林文忠公家的败类，连丧权辱国的李鸿章都看不清。又说林则徐当年被沈葆桢这个大骗子欺骗了，错将女儿嫁给了他。又说曾国藩当年瞎了眼，还保举推荐沈葆桢。
骂着骂着，他放声大哭起来，说自己也是天下第一无用的人，眼看着林文忠公守住的伊犁，被俄国人占领了，自己竟不能收回来。
在场的人听着，有人愤慨，有人惭愧，有人跟着他一起哭了起来，场面悲切，促人泪下。
这恐怕是左宗棠一生中唯一一次因朋友背叛而大哭。
当年在湘阴旱涝灾害相继袭来，全家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他也没有哭过。
左宗棠势力单薄，有心保疆，无力争权。他此时最大的痛苦，是不能自己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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