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为强大的敌人，已经用尽了最后的气力，对整个东线的战斗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第6集团军的苦难已经不再能够牵制任何敌军了。
在长时间和激烈的辩论中，希特勒拒绝了保卢斯和我自己所作的要求，并命令该集团军抵抗到底。他的理由还是说，能多抵抗一天，则在斯大林格勒的俄军即不能转用于其他地区。事实上，全盘的情况现在已经够严重了，俄军在顿河已经击溃了匈牙利集团军，B集团军群在地图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从顿涅茨河的弗洛希罗夫弗格勒（Voroshilovgrad）起，到顿河的弗仑尼兹（Voronezh）为止，已经裂开了一个大缺口，大量敌军可以从此涌入，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在这种环境中，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现在正从高加索撤退）能否得救，似乎都已经大有疑问了。
希特勒认为第6集团军现在即使已经不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正面，但仍可以分为几个小型包围圈，再继续抵抗相当长的时间。最后他又宣称根本不能投降，因为俄国人从来不会遵守他们的诺言。
第二个预测就原则上来说是很正确的，尽管表面上并不如此，事实上，落在俄国人手中的战俘总数为9万人，存活至今的不过几千人而已。而且此处应该强调说明，当时俄国人还有完整的铁路线，直达斯大林格勒。若是他们有善意，就可以供养和撤出战俘。固然寒冷和疲惫足以丧失很多的生命，但死亡率还是高出了应有的标准。
当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不准第6集团军投降之后，我自然面临着一个私人的问题，是否应该辞职表示我的不同意。我起了如此的念头也并非第一次。在1942年圣诞节前后，我未能说服希特勒准许第6集团军突围的时候，这个问题尤其困扰着我的良心。在以后的几个月当中，我又一再碰到这个问题。
我想任何人都应能体谅我在当时的心情。如果一个人在执行任何紧急军事行动时，都必须事先与自己的最高统帅做一番神经紧张的拉锯战，都会感到吃不消而想摆脱责任。当时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曾经向第6集团军的工兵指挥官说过：“假使我不是为了部队的缘故，一再恳求他（曼施坦因）留下来不走，否则他早已向希特勒提出辞职了。”布西是我的最亲密同僚之一，他的话很能代表我在当时的态度和立场。
但是对于一位高级指挥官在战场上辞职的问题，我也有略加评论之必要。第一点，高级指挥官也象普通士兵一样，并不能随意卷起铺盖就回家。无法强迫希特勒接受辞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如此。在战场上的军人，所处的地位并不象政治家那样的自由，政治家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军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服从命令作战到底。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高级指挥官发现若要执行某种命令，就会违背他的责任感。诚如赛德里兹（Seydlitz）在左恩多夫（Zorndorf）之战中所说：“在会战之后，国王可以随他的意思来处分我的头脑，可是在会战之中，他却应准许我用自己的头脑。”任何将军在战败之后，都不应宣称他是违反自己的判断被迫执行一种命令所以才会导致失败——这种借口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唯一应该采取的路线就是不服从，因为他应向他自己的头脑负责。成败往往足以决定他的是非。
这就是我在12月19日为什么要违反希特勒的命令，下令第6集团军应立即向西南突围的理由。事实上，仅仅因为第6集团军未能执行这个命令，所以才会无所成就。以后，我在必要时，也常常违反希特勒的命令行事。成功证明我是对的，连希特勒也得容忍这样的不服从。（注：不过却不可以越轨，因为那会使邻近的集团军群感到手足无措。）
不过辞职的问题除了上述的理由以外，还更有另外一种考虑。这就是说高级指挥官对于其部下也应有一种责任感。在这个时候，我所要考虑的还不仅只是第6集团军。我们整个的集团军群，连同A集团军群在内，都是在危难之中。我若在此时抛弃我的职责，就希特勒拒绝批准第6集团军投降一事的人道动机而言，尽管是合理的，但却会愧对那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外正在作生死搏斗的其他英勇部队。
事实上，后来顿河集团军群还是稳住了战争中最困难的局势。照我自己看来，足以证明我当时没有由于纯粹的感情用事而辞职的决定是合理的。
只要把顿河、A、B三个集团军群在1943年1月间的情况发展作一个简明的分析，就可以理解第6集团军的艰苦抵抗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
12月29日，陆军总部终于拗不过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开始命令A集团军群撤出高加索，最初从左翼开始——即第1装甲集团军——撤到库马（Kuma）河一线。（在沙尔斯克（Salsk）河东南面约155英里。）因为想要保住那些装备，所以行动非常迟缓，暂时没有任何的兵力可以抽动。到了1月9日，即第6集团军拒绝投降之日，第1装甲集团军仍未能达到库马一线。
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掩护A集团军群在顿河以南的后方，并同时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不至于被切断。它在顿河南岸与极大优势的敌军（共3个集团军）苦战之后，已经被迫通过柯特尼可夫向西撤退。到了1月9日，它正在沙尔（Sal）河与马立赫（Manych）河之间的库比里（Kuberle）河沿岸进行艰苦的防御战，而我们可以看出来敌人有从两面向其包围的意图。俄国的第3近卫坦克军，本在顿河君士坦丁罗夫卡（Konstantinovka）的附近，现在正向东南旋转，直趋第4装甲集团军后方的普罗里塔斯卡亚（Proletarskeya）。同时，从卡米克大草原方面前来的俄军第28集团军，也沿着马立赫河企图向南进行一个大迂回。
何立德集团军在顿河大河湾中作了一番苦战之后，被迫退到卡加尼克（Kagalnik）河的地区。甚至在这里，敌人也早已突破了其阵地的南侧面，1月7日，敌军一支小部队已经在新齐尔斯克（即集团军群总部所在地）的东北面渡过了顿河。在这个集团军的北翼上，第7装甲师正在用局部突击的战术，尝试迟滞敌军向弗尔赫斯塔德的顿涅茨河渡口的前进。对于卡门斯克的渡口，只能用一些临时单位和少数尚未脱离战场的罗马尼亚部队加以掩护。
从这一点向西北，即为意大利集团军崩溃所留下来的巨大缺口。属于B集团军群的脆弱的费里特皮柯战斗群（Fretter—Pico BattleGroup）则在米里罗夫附近战斗，一度几乎完全被包围。
1月24日，第6集团军最后在斯大林格勒及其周边地区被分割，变成了3个孤立的小包围圈，已经不再能牵制大部分的俄军兵力。当时其余正面的情况如下：
A集团军群的北翼仍在贝拉亚格里拉（Belaya Glina）的附近，甚至于更向南，在艾尔马弗尔（Armavir）之东，换言之距离罗斯托夫100英里到125英里左右。把第1装甲集团军的主力从罗斯托夫抽回的计划，现在终于获得了陆军总部的批准。
在顿河集团军群方面，第4装甲集团军正在罗斯托夫的东南作拼命的苦战，以确保顿河渡口的畅通，使第1装甲集团军便于撤退，我希望该集团军能够部署在本集团军群的左翼，扼守从弗洛希罗夫格勒以上的顿涅茨河防线。何立德集团军正在防守顿涅茨河防线，从顿涅茨河与顿河的交点起到弗尔赫斯塔德为止。
费里特皮可战斗群（下辖两个残破的师），正在卡门斯克两侧防守着顿涅茨河。
由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集团军都已溃散之故（后者此时已在顿河被击溃），所以自1月19日起，从顿涅茨河的弗洛希罗夫格勒起，到顿河的沃罗涅什为止，中间已经裂开了一个宽达200英里的缺口。自1月23日起，直到斯塔罗比尔克为止的正面就都改由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在那个地区中实际上的余留下来的唯一兵力即为第19装甲师的残余部队。面对俄国的3个军，在苦战之后终于放弃了斯塔罗比尔斯克。
当第6集团军于2月1日停止抵抗时，敌人在弗洛希罗夫格勒地区中，正准备以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步兵军所组成的集团军渡过顿涅茨河进犯。此外面对着该河一线，从里希强斯克（Lissichansk）到兹拉凡斯克（Zlaciansk）为止，另有一个集团军（包括34个坦克军和1个步兵军）也似乎正要想进攻。
假使不是第六集团军的英勇抵抗，在斯大林格勒牵制了敌人巨大兵力达那样长久的时间，则从1月9日到2月1日之间的情况发展及以后的演变，都将不堪设想。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这个集团军方面，看看其最后的情形。
1月24日，正面破裂，缩成了3个小包围圈，一个在斯大林格勒的中央，其它两个分别在南北外围。
1月31日，刚刚升任了元帅的集团军司令和其集团军部人员，都做了俘虏。2月1日，当第11军的残部也在城北投降之后，最后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第6集团军的苦战终于完毕！
德国军人在弹尽援绝，饥寒交迫之下才开始投降，而在被俘之后，由于虐待和饥寒，更是死亡枕籍。不过应该感谢空军人员的自我牺牲，还是从包围圈中撤出了3万余人的伤患。
任何人若是要想追问斯大林格勒悲剧的责任，则希特勒亲口所说的话应该可以算是一个答案。2月5日，我被召往统帅部，我曾经力劝希特勒本人到前线上去亲自视察一次，或至少应派总参谋长或约德尔将军前往，但任何的口舌却都不能打动他。
希特勒在这一次会晤中，大致是用下述语句当作开场白：“我对于斯大林格勒应独自承担责任！我也许可以责备戈林，怪他对于空军的实力不应作不正确的估计，但是他已经被我指定为我的承继者，所以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格勒的责任加在他的身上。”
这一次希特勒居然肯勇于负责，而不去寻找一个赎罪的羔羊，这总要算是难能可贵的。但使我们感到遗憾的，却是他并不承认这次失败的主因为其领导的错误。
这些军人的英勇牺牲在德国军事史上是永垂不朽的。其全部的番号名单如下：
一、第4、第8、第11军；第14装甲军；
二、第44、第67、第79、第94、第113、第295、第297、第305、第371、第376、第384、第389步兵师；
三、第100轻步兵师和第369克罗提亚团；
四、第14、第16、第24装甲师；
五、第3、第29、第60摩托化师；
六、还有许多集团军直属和集团军群直属部队、高射炮部队和空军的地面部队；
七、最后还有罗马尼亚第1骑兵师和第20步兵师。
第十三章 1942年南俄冬季战役（上）
当1942年和1943年正要交替的时候，整个德国的眼睛都盯着斯大林格勒城，许多焦急不安的心都在为在那里苦战的子弟祈祷。可是在东线的南翼上也同时正在苦战之中，其规模之大比为了挽救斯大林格勒20万壮士的生命和自由的战斗是尤有过之。
这里所争的问题还不仅一个集团军的命运，而是东线整个南翼的命运，最后更可以说是东线全部德军的命运。
这个斗争是为了避免失败的悲剧，尽管其中也还有昙花一现的胜利——这是第二次大战的最后一次胜利。这个战役中充满了惊涛骇浪的危机，其紧张的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个战役在整个战争中要算最富有刺激性的。在德军方面，最后胜利的希望都已经不在考虑之列了。由于1942年夏秋两季战役的领导失败，现在的主要目标就只不过是避免失败而已。敌人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使他保有一切可以获胜的机会。德军统帅部必须一再凑拼应付，而战斗部队的英勇表现更是史无前例。
虽然其结束既非赫赫的胜利，而也不是为第6集团军送丧的鼓声，但是这个战斗却仍然值得记录。因为是一个撤退性的作战，它注定了不会有光荣的胜利。但事实上，其结束却绝非失败，而且也还使德国最高统帅部获有一次至少可以构成军事僵持形势的机会，其价值可能更超过了一次寻常的胜利。
冬季战役的战略基础
为了了解这次在南翼上的决定性战役的重要性，以及其所包括着的危险程度，我们必须简略的检讨在开始时的作战形势。
在1941年到1942年的冬季中，俄国的军事资源只足以阻止德军对于莫斯科的攻击。于是到了1942年的夏季中，战线又再度向东推进，最后终于达到了伏尔加河和高加索。
但是现在——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的冬季中——敌人终于感觉到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从我们手中夺取主动权了。今后的问题就是在那一个冬天里，否能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使德军在东线遭受到失败。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虽然惨重无比，但就整个战争而言，它还不能算是决定性的一击，可是若德军整个南翼被歼灭了，则即可以为俄军对德国的胜利铺路了。俄国最高统帅部有两个理由可以希望在东线的南翼上达到这个目标。第一是俄国的兵力拥有绝对数量优势，第二是由于德国人的领导当局在斯大林格勒犯了极大的错误，所以使他们在作战上居于有利的地位。俄国人毫无疑问在追求这个目标，尽管他们并未能获得成功。
在1942年11月间，德军的正面构成了一个宽广的弧线，在高加索和乌克兰东部的地区中，一直向东弯起，这条弧线的右翼在罗弗罗西斯克（Novorossisk）碰到了黑海，沿着A集团军群（第17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正面通过高加索北部，但在东面却并未实际与里海接触。
这条正面的纵深开放着的侧面，面向南方，只有第16摩托化师在东面向着伏尔加河下游的方向上，担负掩护的任务。这个师位置在依里斯塔以东的卡米克大草原上。
B集团军群的连续防线仅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某一点才开始。从斯大林格勒它退向顿河之上，然后沿着顿河直达沃罗涅什为止。在这个集团军群之内，所有的部队为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第6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一个意大利和一个匈牙利集团军，然后才是德国第2集团军。德国兵力的主力过去几个月来都陷在斯大林格勒的附近，所以其余的正面，尤其是顿河一线，主要交由盟军负责。在A集团军群或B集团军群正面的后方，根本上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预备队。
敌军方面，他们的各个集团军组成了一个“高加索方面军”，一个“西南方面军”和一个“沃罗涅什方面军”，不仅在第一线上拥有优势的兵力，而且在所有这些集团军群（即方面军）和东线的中央或莫斯科地区中，以及其大后方地区中，也都有巨大的预备队。
为了了解这种情况的真正危险，以及其对于敌方有利的程度，我们应该首先弄清一两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距离。
从11月19日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被击溃的顿河地区中（即面对克里门斯卡亚俄军顿河桥头阵地以及西方的地区）起，和从意大利集团军在康桑斯卡亚（Kassanskaya）两侧所占领的地区起，到罗斯托夫的顿河渡口为止，其间的距离只比185英里略多一点。不仅整个的A集团军群，而且连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在内，其后方交通线都要通过罗斯托夫。但是A集团军群的左翼距离罗斯托夫却至少为375英里，而位置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第4装甲集团军也在大约250英里以外。
在更后方的地区中，德军左翼的交通线又越过在查波罗齐（Zaporozhye）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的第聂伯河渡口。通过克里米亚和越过刻赤海峡的联系也不十分有效。这些在德军南翼后方的重要第聂伯河渡口距离斯大林格勒在440英里以外，而到高加索正面的左翼则更在560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