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我们在11月24日到了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的B 集团军群总部时，从其总司令魏赫斯上将（Col。 Gen。 V。 Weichs） 和参谋长萦登斯吞将军（Gen。 V。 Sodensteon）的谈话中，我们对于最近的经过和现有的情况，才算是获得了一个清楚的概念。
最初的印象和决定
11月24日下午，我们继续踏上征途，从斯塔罗比尔斯克前往新齐尔卡斯克。10年前，我也曾经过这同一条路前往罗斯托夫，去参加红军在高加索举行的大演习。在那一次旅行中，一切的印象都是十分有趣，今天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灵，对于任务的沉重，我和我的幕僚们都绝对不存任何乐观幻想。尽管我的副官斯塔尔堡中尉（Lt。 Stahlberg）努力设法使我们心境能够轻松，放了一些很好的音乐唱片和闲谈其他的问题，可是我们仍然时时会想到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战友们。自从斯皮赫特死了以后，斯塔尔堡就接替了他的职务，他是我的老友垂斯考介绍的，是他的侄儿。斯塔尔堡以后一直跟着我到战争结束时为止。这个阶段，在我的一切私人事务中他都是一个最忠实的助手。
11月26日上午，我在罗斯托夫暂停，与豪飞将军（Gen。 Hauffe）会晤，他是德国驻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原先已内定为安东奈斯库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他对于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描绘出一幅令人极为失望的图画。他告诉我们，一共是22个师，有9个已经完全被消灭，另有9个溃散了，一时无法再参加作战，现在只有4个师还能勉强一战。不过若稍假以时日，他希望能从残部中再编成几个师。
安东奈斯库元帅有一封信给我，也可以当作豪飞报告的反证。他对于德国统帅部是颇有微词，他指控说对于面对着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面的克里门斯卡亚桥头阵地中所蕴藏着的危机，他曾经一再提出警告，但是统帅部却仍然漠不关心。同时，他对于他亲自指挥的计划一再延搁也极为不满。
此外，这位元帅也极有道理地指明，在所有的德国同盟国中，只有罗马尼亚和他个人对于共同的利益已经作了其最大的贡献。他完全是自愿的拿出了22个师的兵力加入1942年的战役，而且与意大利和匈牙利不同，毫无保留的交由德国人指挥，尽管罗马尼亚与德国之间并无任何条约上的义务约束。
当一位军人看见他的部队由于受了他人错误的影响而几至全军覆没，其愤怒自然是可以想见的，他这封信也就代表这种观感。从我的内心上来说，我实在无法否认安东奈斯库的批评是正确合理的。
我回信给他说，因为我以前并不在场，所以对于他所说的一切，我自已不能表示意见，所以只把他的原信转呈希特勒了——我当然知道，其一切的批评都是以希特勒为目标的。这对于希特勒而言一点都不吃亏，他实在应该知道其最忠实同盟者所作的如此坦率的批评。此外，这封信还触及一个政治问题：即同盟国之间的互信问题。安东奈斯库提到他的死敌，“铁卫队”（Iron Guard）的领袖，已经由希姆莱所收容，现在在德国保护中，以便供将来不时之需。“铁卫队”是一个激进的政治组织，过去曾经企图发动政变以推翻安东奈斯库的政权，并且曾经一度包围这位元帅的官邸。虽然这种叛变终被安东奈斯库所削平，可是“铁卫队”的领袖逃出了国外，现在希姆莱既然收容这个人，所以安东奈斯库理所当然地会感觉到德国对于他不忠实。这种卑劣的策略的确足以破坏同盟间的团结。
安东奈斯库之所以写信给我，是为了指控德国的军官和士兵，无论在公私两方面，对于罗马尼亚的军人都犯有虐待的罪行，并且对他们加以恶意的诬蔑。虽然最近的挫败和许多罗马尼亚单位作战不力的事实都是足以当作托词，但我却仍然立即采取行动。当邻近单位纷纷溃逃之后，把德国部队陷在重围之中，这种愤怒之情固然可以谅解，可是这一类不幸事件的发生却只会损害共同的利益，而并无其他的好处。
我早已说明过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对于罗马尼亚部队，何者是可以期望的，何者是不可以期望的。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还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国，而且在许多地方都曾经英勇地战斗。
11月26日，我们达到了我们设在新齐尔卡斯克的新总部。唯一能够用来担负警卫工作的单位，就只有一营哥萨克志愿部队，很明显，他们认为能在我们总司令部门前站岗，实在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到第二天夜间，我们的主要通信网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于是我们在11月27日上午，才能正式接管顿河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具有双重性。其主要的一方面，也是其他一切行动的基础，即为救出第6集团军。除了人道上的优先理由以外，从作战的观点看来，这也同样是首要工作，因为除非第6集团军能够保持实力，否则东线的南翼，甚至整个东线，情况都将不可能有恢复的希望。
这个任务的另一方面——是我内心里经常感到忧虑的——即德军整个南翼都早已有全被毁灭的危机。若是这种情形发生了，则很可能东线的战斗就会从此结束，其结果即为我们输掉了这一次的战争。目前除了那个所谓“斯大林格勒要塞”以外，在A集团军群的后方与现在仍然存在的顿河正面之间的整个作战地区中，此时所留下来的就只有一点极微弱的掩护兵力。主要是由罗军的残部、德国的B级部队、和紧急单位所组成。假使俄军突破了这个单薄的防线，则不仅第6集团军的处境将会绝望，A集团军群的地位也将危险不堪。（注：所谓紧急单位是由非战斗人员、司令部人员、空军人员和告假或未能归队的零星人员等所组成。这种部队缺乏团结力，有经验的军官和兵器，尤其反坦克兵器和火炮。其中多数人员都缺乏战斗经验和接近战斗的训练。所以其战斗价值非常低。虽然如此，当他们经过了相当时间的战斗之后，却往往会打得很好。）
应该感谢第4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霍斯上将和新近任命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参谋长温克上校（Col。 Menck），否则在11月底那样紧急的关头上，是否能组成这样一个屏障，也许就会大有疑问了。我们终于还是建立了一道屏障，掩护着夹在第6集团军、A集团军群和顿河防线之间的巨大空隙，阻止了俄军在这个方向的任何扩张。假使在那个时候，俄军用一个快速集团军，直趋罗斯托夫的顿河下游——它毫无疑问具有这种能力——则A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的覆没也就是必然之势了。
但即使这个对南翼的致命威胁经常存在着，本集团军群却仍不能将需要用来拯救第6集团军的一人一弹分散在其它任务上面。因为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所以对于投入的力量和资源都应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为原则。这样的做法当然必须接受最大的冒险。
我们最后未能完成使命的主因是敌军的兵力实在太强大，而我们自己的兵力却又太微弱。此外恶劣的天气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它使空军的活动大受影响，对于第6集团军的补给尤其如此。还有运输的情况也使援军未能迅速采取行动。
更进一步说，我们现在也第一次经历最高统帅部的牵制，而其根源又是希特勒的性格和意见。这在前一章中已经分析过了。在这里的效果即为统帅部不愿意在其他的战线上，甘冒挫败的危险以集中兵力从事于救援的工作。此外，尽管情况的趋势早已一目了然，我们的总部也曾一再提醒希特勒，然而他们在确定优先顺序时，仍总是一再延误。
我已经说过，当本集团军群接管指挥权时，所面临的任务一共是有两个。其第一个任务——即救出第6集团军——到了1942年的圣诞节时，事实上早已成为过去了。此时已经明确地知道第4装甲集团军不再能够达成会合的任务。由于希特勒仍然不肯放弃斯大林格勒，所以第6集团军司令部违背了集团军群的指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机上，未能把握住其最后可能获救的机会。当这个集团军的命运已经确定了之后，希特勒还在幻想于1月间，从哈尔科夫（Kharhov）调来一个党卫军装甲军作解围的企图。这根本上就是梦想。
当第4装甲集团军的攻击被迫停顿之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才开始进入了生死的搏斗。不过由于集团军群的其它任务是还要设法防止整个南翼的毁灭，因此必须到这苦战已经真正要接近结束阶段时，为了减少这个集团军的牺牲和痛苦，才能够建议准其投降。
当然，拯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情况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另辟一章来检讨后者的原因，是为了使不同的作战考虑可以获得较大的澄清。
本集团军群于12月1日对于“冬季风暴”（Winter Tempest）作战所下达的命令，其假想如下：
在一个尚待确定的日期中（但无论如何决不会早于12月8日），第4装甲集团军应以柯特尼可夫地区为起点，用其主力在顿河以东发动一个攻势。在突破了敌方的掩护兵力之后，其任务即为攻击和席卷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南面及（或）西面的敌军阵地。
属于何立德集团军的第48装甲军，应提供一支较小的兵力，从顿河齐尔河交界处的尼曾齐尔斯卡亚（Nizhen Chirskaya）桥头阵地前进，攻入敌方掩护兵力的后方。假使在柯特尼可夫以北面对着第4装甲集团军的敌军，在攻击之前即已获得了增援，又或者是担负掩护第4装甲集团军东面绵长侧面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情况发生了第一次逆转，作战就应改取下述替换计划。第4装甲集团军的装甲师应沿着顿河西岸突然向北运动，然后从尼曾齐尔斯卡亚桥头阵地中，发动其主力的突击。此外，一支较小的精兵，也应从顿河以西的顿河齐尔河之间的桥头阵地中，向卡拉赫攻击，以求切断敌军在那里的交通线，并为第6集团军打通顿河的桥梁。
至于第6集团军方面，命令中规定在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了攻击之后，由集团军群再决定一个日期，命令他们向西南突围，其最初的方向为指向顿斯卡亚沙里特沙（Donskaya Tsarytsa），其目标为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并参加席卷包围南面和西面阵地的工作和夺占顿河的渡口。
希特勒明确指令这个集团军继续在包围圈中守住现有阵地。但是显然，当它向西南突围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这种坚守的命令事实上也就无法执行，因为在俄军攻击之下，其东北两面的正面必然会逐步撤退，最后，希特勒在无可奈何中，也只好被迫承认事实，以后他常常如此。（不过我们的这个作战命令当然不便说明，因为希特勒在第6集团军司令部中设有他个人的连络官，若是从那里获得了消息，他马上就会下达一个取消我们的计划的命令了。）
当我接管指挥权之后的最初几天之内，在本集团军群的地区内，一切都很平静。很明显，敌人正在准备对第6集团军作向心攻击。在另一方面，敌人显然不想以强大的装甲兵力，立即向罗斯托夫冒险作深入的突击，同时甚至于也不想直趋本集团军群在顿涅茨河的最重要的渡口，或是在里哈哈（Likhakha）的铁路交点。敌人也许不愿意作任何这一类的冒险，因为他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已经有了极优势的兵力，似乎无论如何都足以保证其成功。不过话虽如此，敌人却毫无疑问已经丧失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在11月底和12月初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能力拦截这种突击。
敌军对第6集团军的攻击
12月2日，敌军对第6集团军作了第一次攻击。接在4日和8日又连着发动了两次攻击，但均为英勇的我军所击退。很侥幸，补给情况现在变得似乎已经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好得多了，因为在12月2日，该集团军报告说，在扣发口粮和屠杀了一大部分骡马之后，他们估计从11月30日算起，大致还可以维持12天到16天的样子。同时天气的情况也使我们敢于希望空运补给的情况可以改良，在12月5日，曾经有过空运300吨的纪录（不幸，这是最高纪录了）。尽管如此，显然还是不应该浪费时间，必须尽快在地面上与第6集团军取得接触，并将其救出包围圈。
直到目前为止，唯一对于我方真正有利的事情，就仅为敌人不敢冒险深入，乘机切断我们后方交通线上的顿涅茨河的渡口，或罗斯托夫“瓶颈”（后者也同时可以切断A集团军群）。除此以外，在我们正拟发动救援的地区中，情况均在迅速恶化。
在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如前所述，第57装甲军从高加索赶来的行动已经受到延误。原定的集结日期为12月3日，改为8日，又再改为11日。在这样长久的时间当中，自然不可能希望敌人完全停止不动。12月3日他派了一支兵力趋向柯特尼可夫，这是第57装甲军的主要下车站，很明显，敌人的目标是想要肃清那个地区。次日，他为第6装甲师所逐退，该师是刚刚赶到的。从12月8日起，敌军又有在第4装甲集团军北面（即柯特尼可夫的东北面）增强兵力的迹象，已经发现了一个第51集团军的新番号。反之，在装甲集团军的东面却仍然平静无事，那主要由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部队负责。在依里斯塔附近的第16摩托化师也是一样。为了让罗马尼亚人可以比较安心起见，我们又命令该师派了一支快速的摩托化兵力向北搜索，深入正面对着他们的俄军的后方。它确实证明敌人在伏尔加河以西此时并未集结任何强大的兵力。
齐尔河正面的危机
在何立德集团军的地区中（也就是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地区中），情况的演变却很严重。这里在齐尔河的下游，从其与顿河的交点起，到向上游约45英里之一点为止，地面部队除了几个高射炮兵群以外，就只有由B级单位和第6集团军中请假后归队的人员所组成的警戒单位。以后才增加了两个空军师（那原来是指拨给何立德集团军的），但因为他们完全缺乏战斗经验，并且又缺乏有经验的军官和军士，所以用处也极为有限。
当11月间俄军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御时，在波尔西特尔罗夫斯基（Bolshoi Ternovsky）的齐尔河湾与仍然完整无恙的顿河正面之间被撕开了一个缺口。结果把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在顿河的单位（第1和第2两军）的右翼向后曲折，并把残破不堪的第22装甲师和罗军的残部填入，才总算是堵塞住了。不过事实上，本已指拨给何立德集团军的步兵师，也只好用在这里，以使这条75英里长的防线可以获得一种最低程度的稳定性。到了12月初，即显示了敌人有在齐尔河正面发动一个大攻势的趋势，两天之后在该河的下游，就开始发现了敌方的强大炮兵。12月3日，俄军开始攻击，连绵不绝地打击各个点。敌军愈是想突破，则情况也就变得愈为紧急。这沿河一线是我们所必须坚守的，因为我们在齐尔河与顿河交叉点上的桥头阵地，包括在尼曾齐尔斯卡亚的顿河桥梁在内，对于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而言，是至为重要的。此外，敌人若是突破了齐尔河防线，则又可以直趋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其间距离分别只有25英里和50英里，也可以深入到顿涅茨河的渡口罗斯托夫。在这种环境中，本集团军群已无选择之余地，只好同意把第48装甲军（它的第11装甲师和第336步兵师到此时均已抵达）暂时用来增强下齐尔河的防线。这个军所担负的是一种救火队的工作，从这里赶到那里，以使这一条脆弱的防线不至于立即崩溃。自然，这暂时使何立德集团军丧失了其唯一可以用来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