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随即将已掌握的边界事件的材料拿出，要求怀给予答复。他语无伦次，交待不出来，把责任推到保安团身上，说是他们干的。岂料保安团负责人立即站起来反驳：我们干什么事不都要经过你批准吗？我们自己敢作主吗？他们狗咬狗，相互推御责任，倒真演了一场“好戏”。王旅长实在忍不住，站起来痛斥怀等人破坏抗战，造谣惑众，挑拨离问的恶劣行径并令怀建民当面向我道歉，还要向固临县人民道歉。并请我们将边界事件真相向宜川人民公布。怀此时只好一一赞同。
第二天，我们兵分5路，分别到中、小学校、集市、军营、农村等公众场所宣传、讲解我党我军的抗日救国主张，我们遵照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进行了家喻户晓的5天宣传，澄清了国民党顽固派在人民群众中散布的谣言，揭穿了他们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当我们决定撤回延长，将出宜川县城时，2000多群众自发来送行，高呼着：“八路军万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国民党顽固派滚出宜川城”等口号向我们道别。
1940年2月初，被称为“摩擦专家”的绥德行政和督察专员带少数人逃到榆林。为此边区政府以肖劲光司令员名义给程潜发电，要求陕西省政府迅速撤出在边区境内的国民党县长。电文日：“国共合作已历经三年之久，边区行政尚未确定，现在一县有两个县长，古今中外，无此怪事；且陕西省所派县长及绥德专员等以制造摩擦，扰乱后方为能事。在边区已忍让三年，现在彼辈益肆无忌惮”、“边区民众群以拘捕治罪为请，劲光为体念钧座息事宁人意志，顾全边区与陕省之团结起见，故请钧座令知陕省撤回，否则实行护送出境，盖亦仁之至，义之尽也”。程潜回电不得不同意边区各县长由边区政府委派，国民党县长全部离开边区。
据此，延长县的周金龙将于1940年2月4日被送出境。3日，由我方县长谭生彬召开了茶话会。谭首先讲话：今天请大家来座谈，我先讲几点，第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我大半个中国，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就应在抗日救国的各条战线上尽自己的责任。第二，破坏抗战者，不要再与人民为敌了。立功赎罪，回头是岸，这是唯一的光明大道。第三，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我党、我军、我们的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谁要妄想在我党领导的军队中做文章，只会是白日做梦。第四，边区人民经过土地革命，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谁想挑拨我们军民之间或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只能是痴心妄想。最后，谭请在座的谈谈近三年合作中对延长县工作的意见。
100多人中，只有四五个人发言。周金龙说：职责使然，只得忠于党国，不敢越轨。在边区的三年中，亲身体会到你党、政、军团结如一人，政治觉悟高，我们很是钦佩。我离城时请你们说服城中群众不要提出“送瘟神”的口号。
4日我们护送周金龙及其随行出延长东门，全城人民自发组织送“瘟神”。他们自制的标语小旗上写着：“专搞摩擦破坏抗战的瘟神滚回去”、“煽动群众闹事的瘟神见鬼去”、“鬼计多端的瘟神自食其果”等。他们组织了检查组，威风凛凛站在城门两旁，专门检查其中反动透顶、无恶不做的顽固者。查出他们藏有延长县的军事地图及军队布防图，藏有绝密的特殊人员的名单：如潜入我方者，拟从我方策反者，特务人员的布置以及极端反动分子等。检查时对私人财产丝毫不动，只是扣留了十几名作恶多端的、有血债的人。群众当场列出他们的罪行和确凿证据，要闫金龙对这些人做出裁决，周狼狈不堪，下不了台。此时我提出：把他们所携带的所有文件、地图、资料立即留下。为了团结抗战，十几名罪犯先逐个登记存档，交周金龙带去处理。我们相信，谁要顽固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继续反摩擦斗争
1940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与德、意法西斯签订了三国军事同盟条约后，急欲调兵南进，夺取英、美、法、荷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日以退南宁、龙州为钓饵，加紧对国民党当局的诱降活动。英、美力图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故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苏联也积极支援国民政府。蒋介石集团非但没有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积极打击日寇，反而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这次反共高潮的重心虽然在华中，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军队与之遥相呼应，蠢蠢欲动。胡宗南通令部属囤积粮弹，将“剿匪手册”作为军官教育的主要课目下发部队，要求研究并熟悉对我作战法，准备出动40万兵力，大举进攻边区。
当时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国民党有3个系统：一是蒋的嫡系胡宗南部，兵力最多，装备好，反共坚决；二是宁夏马鸿逵、马步芳部，兵力约5万多人。两马与蒋有矛盾，虽反共但不甚积极；再就是边区北面沿长城一线的邓宝珊、高双成两部，兵力有16000多人。邓、高同蒋有矛盾，对我军有好感，双方有一定的友谊。
当时我团除坚守河防外，还负责从云岩到延安三十里堡的边防线。边界处经常发生小“摩擦”。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团结抗日的大局，一方面需要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磨擦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为争取大多数，还要广泛地开展与国民党军交朋友的工作。
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士兵以及下级军官和一部分中级军官，多数出身农民或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对民族与国家兴亡是关心的，大部分具有爱国热情。只有正确分析国民党的情况，才利于对之进行分化瓦解、团结教育；也才利于争取其最大多数参加到抗日战争的民族大业中来，如前面曾提及在宜川顽固县长怀建民所设宴会上，国民党王旅长在我们感召下，就采取了中立。从此我们互派联络员，相互交换情报，各守边防、河防，形成有利于抗日的局面。
●留守兵团的全面建设方针与任务
我所在的留守兵团警备五团是从残酷的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绝大部分人都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艰苦环境的考验，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指战员中大部分来自农村，贫农占80％，雇农占12％，其他成分占8％；排以上干部党员占党员总数的91％。他们政治觉悟高，有坚强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忠于民族解放事业的决心；有顽强的斗争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这些都是我团建设的有利条件和基础。但仍存在文化水平较低、游击习气重、纪律松懈等问题。
毛泽东一直关心着留守兵团的全面建设，在非常繁忙的工作中，也总是抽出时间来认真听取汇报，亲自过问部队的学习、生活、生产、战斗、整顿等情况。在3年中就接见我和白志文6次，了解我团的工作。他要求我们留守兵团成为打不烂、拖不垮、具有很强战斗力的正规兵团。他指出关键就在于要按照“古田会议”的决议精神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建设，加强团结。
毛泽东的指示，为留守兵团的建设指出了方向。1937年12月第一次留守兵团首长会议做出了《加强战斗准备、部队正规化建设、统一战线教育、增强部队纪律、紧密与人民团结》的决定。1938年12月，留守兵团在延安桥儿沟召开留守兵团和边区保安部队第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提出“生产、学习”两大运动和“政治、军事、文化、党的工作”四项工作任务。提出在备战的状态下，加强部队的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同时要抓紧生产、克服困难、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强调要把部队建设成为战斗队、生产队，把每个战士变成抗日的优秀战士，为保证今后战斗任务的完成创造重要条件。
●政治思想工作
多年来部队长期处在作战、行军环境中，政治教育缺乏系统性。为此，我们首先建立了经常性的政治教育制度。方法是团领导以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重点：连以上干部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联共（布）党史》以及中央文件、毛泽东著作、讲话；连以下干部和战士每周两次政治课，以兵团政治部编的《政治课本》为教材，结合形势、任务学习毛泽东著作、讲话和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团、营配有专职的理论教员，连配有专职的文化教员进行辅导、讲课。并利用自编的墙报、板报以及自演的文艺节目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留守兵团曾于1941年4月，以“烽火剧团”为基础，开办了部队艺术学校，校长莫文骅，副校长王震之。开设课程有戏剧、美术、音乐。周扬同志很支持，帮助学校调来了许多专业教员，如：冼星海、吕骥等音乐家。该校为部队培养了大批文化骨干和宣传专业人才。在他们的辅导下，我团宣传队排练出《小放牛》、《兄妹开荒》、《送郎上前线》等小歌剧到连队演出，效果很好，既达到了教育目的，又活跃了部队生活。
思想教育工作的制度确定了，还要根据形势和任务以及部队中存在的实际思想问题，进行针对性教育。留守兵团建立初期，部队教育的重点是统一战线问题。在我们接受国民党改编后，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帽徽，不少同志想不通，群众议论也很大，有个别人还为此开了小差。加上1937年底，王明从共产国际回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造成思想混乱。我们遵照兵团的《统一战线教程》课本对部队进行了教育。针对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言论，组织学习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及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思想的论述。
我们把思想教育作为部队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对党员干部要求更加严格。我团人员主要来自陕北，其次还有部分知识分子和部分长征到陕北的同志。为增进团结共同战斗，我们提出本地干部向长征干部、知识分子学习，要互帮互学，共同提高。我们曾用张国焘作为反面教员，进行加强党的团结的教育。张于1938年4月5日借参加陕甘宁边区政府祭黄帝陵的活动，逃离边区，经西安到武汉，发表脱离共产党的书面声明，投入国民党怀抱。我们要求党员干部以此为鉴，自觉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维护军队的团结统一。
坚持团结，首先要从领导班子做起，重要的一条是坚持正确的干部政策，做到“任人为贤”，反对“任人唯亲”。我团坚决贯彻执行了兵团第一次党代会确定的选拔使用干部的标准，是以“能否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密切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不谋私利”的条件，来选拔配备干部。对干部坚持既放手使用又给予学习提高的机会。对犯错误的干部坚持批评自我批评的原则，耐心说服教育；教育从严、处理从宽，使其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在战争年代，一般而言前线干部提升快，因此，部分干部不安心后方工作，要求上前线。如三营教导员郭六胜调冀中马本斋骑兵支队任政委，就曾引起同级干部的思想波动。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一方面教育大家服从革命需要，克服个人主义；同时号召大家充分利用根据地相对稳定的环境，加强学习政治、军事、文化，掌握更多的本领以适应未来革命的需要。
我们还十分注重加强连队党支部建设，兵团举办了连支委、支书参加的党的知识教育训练班，团举办了党的小组长培训班。同时选拔一批优秀党员干部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对增强党员的党性、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密切军民、军政关系也是部队要经常抓的问题。我们教育部队凡是做错了事一定要向群众赔礼道歉，说明情况，做自我批评。在春播、夏收、秋收等农忙季节，组织部队积极进行助民劳动。还帮助地方群众防病治病。逢年过节，通过请进来、走出去与群众联欢等形式密切了军民、军政关系，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军心、民心。
通过坚持不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使干部、战士的马列主义理沦水平和阶级觉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为部队正规化建设打下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文化学习
经过多年的战争考验，部队的政治思想素质较高，但文化水平较低，部队中干部不识字的占50％，战士中文盲较普遍。1938年7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上，毛泽东提出“努力开展学习运动，把部队变成战斗的学校”的号召。兵团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还拨出专款每人10余元，购买学习用品。当时，在国民党严密封锁下边区日用百货紧缺，根本搞不到课本。我们就选用报纸上的有关文章当教材，自编识字看图手册，组织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战士任教。没有笔、墨、纸，就因陋就简，用羊毛自制毛笔，烧石膏、锅灰做成黑白粉笔，用染料做墨水。在纸张缺乏情况下，用树枝当笔沙地当纸演算术和练生字，或用树皮做笔记本。部队的学习风气非常浓厚，不管在什么地方大家都在用不同的方法学习。有的战士把生字写在手心上、床头上，营房的墙上、地上、树上到处可见生字。执行战斗任务的连队，分秒必争把生字贴在被包上边走边学，人们风趣的称之为“被包学校”。我团还在5月5日“学习节”进行文化知识竞赛，为优胜者颁奖，戴大红花。
由于广大指战员把学习文化当成战斗任务来完成，互帮互学，不断克服困难，文化知识提高很快。到1942年底，部队基本上摘掉了文盲帽子。绝大多数营、连干部能读书、看报，能从事军事、文化教学，并学会制订工作计划。50％的战士能看报，25％的能写日记。文化水平的提高为部队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等正规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制度、规定
1938年7月第二次兵团首长会议时，颁布了《建立正规军队制度的各种草案》，其中包括：《报告制度的草则》、《建立汇报制度大纲》、《司令部工作报告大纲》、《平时起居时间规定》、《值班制度规定》和《关于干部提升及调动规定》等等。
“汇报制度”中规定汇报时间为：班以下每天游戏时间后至熄灯前；连内，班、排长汇报为每日游戏至点名时间；营内，连长汇报亦于每日点名前后至熄灯前进行；营长向团长汇报，无特殊原因，口头汇报3天一次，书面汇报则每天一次。
“作息时间”规定为：每日保证有8小时的休息时间；严格建立早、晚点名制；保证军事、政治、文化教育以及游戏娱乐时间；每星期六中午12时至晚点名前为党日。
“值班制度”规定：班值班员每天正副各一名，由战士担任；排值班员由本排的正副班长轮流担任；连值班员由连的正付排长轮流担任；营值班员由本营的正付连长轮流担任；团值班员由各营长轮流担任；连以下值班每天晚点名后交接班，营3天交班，团值班一周一换。
“干部提升任命”规定：排以下干部提升由团自行任命；连级干部提升由团首长及政治机关审查后任命，并报留守处司令部检查备案；营级干部须经留守处先行批准，而后任命。
1939年5月，留守兵团召开营长、大队长以上军事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搞好正规化建设。在上述草案试行基础上，颁布了《内务条令》、《纪律条令》以及《参谋工作条例》等。《内务条令》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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