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他知道在官场上，你可以孤芳自赏，但你要想有所作为，就一定不能孤立无援。因为官场是最讲究团队合作的。“官场官场”，没有共振和呼应，哪来“场”的效应呢？
所以他刚入官场，就在严嵩的权势面前，伸出橄榄枝来，这说明他是有了这个准备的。
但其次，有了这个准备，并不代表就已经做出了必然的选择。
张居正向严嵩伸出的橄榄枝，更象是一种政治触角，他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保持一种可能性罢了。
可现在不选择，不代表永远不选择。张居正水平再高，也终归要有自己的立场。在政治上，最坏的情况不是你没能力，而是你没立场。
在即将到来的第二场风雨中，张居正面临严嵩与徐阶两大政治集团，他到底是该向左走呢还是向右走呢？到底张居正最后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而什么样的因素会成为决定张居正选择的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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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 向左走向右走
变故
我们在上一讲里说到，张居正初入官场，就面临着如何处理跟内阁首辅严嵩的关系，我们说他靠近严嵩、接近严嵩，但不等于说他加入了严嵩的政治阵营，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要从嘉靖二十九年的一场突然发生的变故说起。
嘉靖二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550年，这一年算起来已经是张居正踏入官场的第四个年头了。这一年张居正回江陵老家休假了半年，可是才回到家一两个月，就呆不住了。为什么呢？时局变化，时刻揪心啊，所以张居正在家没呆几天就开始又往京城赶。
那么，是什么时局让张居正这么着急呢？
他进入官场四年，前三年都任庶吉士，我们上次说过这只是个见习生的位置，好不容易三年试用期满，这才授了个七品翰林院编修的职务，虽然有品阶了，但一来七品，不过是京官儿里最低的，二来翰林院编修也是个闲职，不过就是皇家行政学院的研究员而已，论职称，张居正当时也就是个助教，也没什么实权，更谈不上什么政治实践了，什么样的时局变化能让他着急、能让他挨得上边儿呢？
这就要说到那句名言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牵扯到国家兴亡的大事儿，才让这个热血青年心急如焚地赶回了京城。
原来，北方蒙古族的后裔鞑靼逐渐变得强大起来，后来，在明英宗的时候，他们占据了河套地区，这一下就对北京的防卫形成了很大的威胁。前些年，他们还只是在边境上进行骚扰，随便抢点东西。后来因为明王朝国防力量越来越薄弱，他们就一次次地逐渐深入。
嘉靖二十九年初夏，鞑靼的首领俺答再次率兵深入内地劫掠，这一次本来也只是打算多抢点东西，所以深入的程度就加大了一些。哪知道，明朝的军队根本没什么战斗力，俺答的军队突入古北口，明军一战即溃不成军，结果俺答乘势兵进通州，一下就对北京形成了包抄之势，史称“庚戌之变”。
蒙古人眼见着就打到北京城下了，这可是国都啊，那是一个国家的象征，北京被打下来那就是算是亡国了。你说作为一个爱国青年、知识分子，张居正他能不着急吗？所以他急急地赶回京城，就是要在这国难当头做些什么。
但能做些什么呢？
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这个时候他应该站出来，站在政府当权者的面前，表明态度，积极进言，哪怕贡献一丁点儿个人的智慧那也是好的。
那么张居正一个七品芝麻官儿，他凭什么能到执政大臣面前说话、表态呢？张居正他为什么会有这份自信呢？
这是因为，他和当时政坛的两位当权人物的关系都还算不错。
一个就是严嵩。
我们上一讲说过，在严嵩斗倒夏言之后，张居正把友好的政治触角伸向了严嵩，也得到了一些回报，可以说严嵩虽然没重用张居正，但他对张居正的态度也是很友好的。
另一个就是徐阶。
夏言倒台前，开始认识到严嵩的奸诈，可惜为时已晚，于是他快速提拔了一个正直而又可以在将来跟严嵩对抗的人，这就是徐阶。徐阶这个时候任礼部尚书，因为也擅长替嘉靖写青词，也就是道教仪式中写给太上老君的思想汇报，所以徐阶正逐渐受到嘉靖的重视和喜爱。
同时，因为徐阶这时候还兼任翰林院的掌院学士，也就相当于是常务副校长，所以他才是张居正真正的老师。
我们以前讲过，张居正写过一篇谈改革思想的《论时政疏》受到过一个人的赏识，这个人就是徐阶。明末周圣楷的《张居正传》说“时少师徐阶在政府，见公沉毅渊重，深相期许。”这话也就是说徐阶看中张居正了，尤其是说“深相期许”，那意思也就是说徐阶很早就看重张居正并打算重点培养他了。
但嘉靖二十九年这个国家兴亡的危急时刻，张居正自己并还没清楚他到底是要走向哪个政治阵营。所以这个从湖北急急赶回北京的年青人，这时候站在北京的十字街头，就要面临着一个看似简单却又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选择
人活在世上，大概都面临过这个看似简单却又困难的难题，这个难题的名字就叫“选择”。
关于选择，先秦有个非常有名的故事。是说战国时魏国有一个叫杨朱的人，他有一天走到一个三岔路口的时候，面对着面前的三岔口，突然放声痛哭起来。
旁边的人就问他，说“诶，这位，您哭什么呢？”
这杨朱倒也老实，直接就回答说：“唉，我不知道该走哪条路！”
旁边这人听了直摇头，说“嗨，弄半天你就为这个哭啊，挺大个人，你又不是小孩儿迷路找不着家，你值当的吗？”
结果这个杨朱鄙夷地看了看身边这人，眼泪还没抹干，却带着满脸的忧愁说：“你哪里知道，人生到处都是这样的三岔路口啊！”
这就是有名的“杨朱临路而泣”的故事。杨朱是先秦有名的哲学家，他的临路而泣实际上是种面临选择时的人生感慨。
台湾作家几米用漫画的形式也演绎过这种“临路难”的选择情结。后来还拍成过一部特好看的电影，名字叫《向左走，向右走》。说实话，我个人特别喜欢这个名字，觉得起得特棒、特形象。
不只是我，我想448年前，也就是嘉靖二十九年的夏天，那个站在北京十字街头的年青人张居正如果听到了这个名字，也一定会觉得这个“向左走、向右走”的说法特棒，因为他当时正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人生选择。
向左走，是进菜市口的丞相胡同，那里是内阁首辅严嵩的府第；向右走，穿过两条街，到槐树胡同，那里则是礼部尚书徐阶的府第。
按道理要找最高的当权者，那应该向左走去严嵩家，因为严嵩是内阁首辅，是宰相啊。徐阶虽然是礼部尚书，但跟宰相还是没得比。从要向高层汇报思想、提建议的角度，当然应该去严嵩那儿；另外，从要加入某个政治阵营的角度说，严嵩这边儿也更有势力啊，加入进去个人也更有发展前途。所谓“良禽择木而栖”，这个“择木”俗话里就是“攀高枝”，宰相这边儿明显比礼部尚书那边是比较高的“高枝”，所以怎么看张居正也没必要犹豫，他的选择应该很明确：向左走，去严嵩那儿。
但张居正还就是犹豫了，他虽然没像先秦的杨朱那样“临路而泣”，但他在北京酷热的十字街头皱着个眉头还就是不抬脚。
说实话，要我们现在的人来帮张居正做选择，那也是很容易的。因为道理很简单，严嵩是个历史上少有的大奸臣，《明史》上都把他列在《奸臣传》里的，张居正怎么能跟他去同流合污呢？
但我们现在这样看那纯属是站着说话不腰痛，所有的选择回过头来看都清楚而简单的很，但在当时，在当局者迷的情况下，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对于绝大数人与绝大多数情况而言，那都是非常不容易的事儿。
所以凭着张居正的政治敏感，他也意识到了这一转身向左还是向右，完全可能会对他自己造成完全不同的政治后果。
于是他决定要往左走，因为他觉得他虽然不太了解这位严嵩严首辅，但自从他为严嵩写过几篇庆贺生日还有代严嵩写过几篇为朝廷表贺的文章之后，严嵩还是蛮喜欢他的。而严嵩这会儿毕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内阁首辅，对于渴望掌握最高权力的张居正来说，严嵩对他的重视程度完全会决定一个时期内他在官场上的发展。
但张居正临到转身又不自觉得犹豫了一下，这就是他的政治敏感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他虽然不了解严嵩，但在直觉上又觉得不能跟严嵩靠得太近，因为张居正从骨子里感觉到严嵩虽然是个权臣，但跟他心中所想像的政治家的形象总还有不小的距离，反倒是他的老师徐阶，一身正气，一心为国，虽然权势这时远不如严嵩，但总让张居正觉得那才是他发展的方向。于是，他又决定抬脚向右走。
这时候，张居正的随从游七在旁边说：“老爷，你怎么老在这路口愣着啊，咱们往前走，一会儿就到家了啊，您怎么大老远赶回京城来咋不先回家呢？”
原来张居正回到京城还没回家呢，他本来最直接的选择应该既不是向左走也不是向右走，而是应该直接向前走先回家。
但张居正听了这话，瞪了一眼旁边的游七，一转身，走向了右边的街道，直奔槐树胡同徐阶的府第去了。
交谈
见着了徐阶，和自己的老师一番交谈之后，张居正才知道，嘉靖帝虽然想抵抗，但京城这会儿根本没什么可以抵抗的力量。
因为长期不打仗，也不训练，京城附近实际兵员只有五万多人，而且都是老弱残兵，根本就没什么战斗力。而外地勤王的部队还没赶到呢。这会俺答的部队已经在北京城下大肆抢劫了，还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攻城呢。
而内阁首辅严嵩的态度居然是投降、献贡，省得城被攻下后，后果会更惨。
张居正一听这话就火了，当时一拍桌子就站起来，说严首辅怎么可以这样，这不是卖国嘛！他说了这话，看看徐阶徐老师并不吭声，就试探地问：“尚书大人总不会也向皇上这样建议吧。”
徐阶看看激动的张居正，心想年轻人还是好冲动。但他还是不露声色地问：“那你张居正要是在严首辅这位置上，你又会怎么办呢？”
张居正坐下来，想了一下说：“当然是坚壁清野，拼死抵抗，然后等待各地勤王的援军的到来。”
徐阶笑着摇摇头，说：“拼死抵抗固然勇气可嘉，但以现在京城的兵备情况，你看抵抗得了吗？等到各地勤王的部队赶到，北京城大概已经被攻下来了。”
张居正一听这话又站起来了，这一下他真的有点激动了，“这么说，徐大人的意思也是和严首辅一样，也是要降喽？”张居正这话已经很不客气了，就差没把卖国说出来了。
徐阶并不生气，微微一笑说：“做事靠的是动脑子，而不是凭意气，作为身担国家命运的大臣就更应该是这样。”
这话已经是在含蓄地教训张居正了。
徐阶看着又坐下来的张居正说：“你看俺答年年劫掠边境，每次满载而归，这一次虽然一直跑到皇城根儿这儿来了，但他毕竟还是为了抢东西，我看就算是他们打下北京城，也没有在这儿一统山河的志向，俺答肯定也是在北京抢劫一番再回他们老家去。也就是说，这俺答并没有想改朝换代的志向，他只不过是一个要抢东西的强盗和贼而已。”
徐阶这么一分析，张居正立马觉得思路开阔了许多，这会儿他不再激动了，而是完全以一种学生的口吻在请教老师：“经尚书大人一说，俺答确实是这样的情形，但毕竟兵临城下，俺答的逼降书都已经送来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徐阶说：“我看了俺答的逼降书，发现他们是用汉字写的，也就是不是用蒙古文写的，我觉得这倒是可以做文章的。我已经建议皇上，先派使臣跟他们说基本上答应他们所开出的各种利益条件，但他们用汉字书写逼降书这不符合外交礼节，是否可以请他们退到长城以外，再用他们的蒙古文写一份这样的外交文书来，我们再按他们的要求去做。这样的话，勤王的部队就有足够的时间赶来了。皇上已经决定按老臣的说法去做了。”
听了这话，张居正不由得疑惑起来：“那俺答会同意吗？”
徐阶又微微一笑说：“换了别人这招可能行不通，但俺答这个人，从他开出的条件就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目光短浅，只知道盯着财宝与利益的人，这样的人最适合用细节上的东西去干扰他的，行不行，你也可以瞪大了眼睛看下去嘛。”
从徐阶那儿回到家之后，张居正觉得是深有感慨，原来治国不仅要有治国之志，更关键的还要有治国之术。
看人家徐老师这一招，看似微不足道，但细想还真有玄机。一来想出了具体解决问题的可操作的办法，二又没得罪严嵩，三还让皇上觉得可以依赖，实在是“心机眼力”不同寻常。
过了几天之后，徐阶的缓兵计果然奏效，俺答只在京郊地区大肆劫掠了一番就真的退回到长城以外去了，各地勤王的部队也赶来了，除阶用一招看似绝不可能的“拖刀计”达到了当年于谦“北京保卫战”的效果，而且还兵不血刃，张居正简直对徐阶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此以后，在政治倾向上，张居正算是彻底与严嵩决裂，走向了徐阶的政治阵营。
站队的艺术
我们说张居正选择站队站到了徐阶这边儿，这固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就当时而言，毕竟还冒着一种巨大的风险，那也就是与严嵩集团为敌的风险，因为在朝廷上，能跟严嵩隐然形成较量之势的也就只有徐阶了。
但《明史·张居正传》又说：“严嵩为首辅，忌阶，善阶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
也就是说，随着徐阶地位的提高，严嵩看到嘉靖越来越倚重徐阶，就想着法子要打压和迫害徐阶，不仅徐阶，凡属于他政治集团的人，他都会予以打压与迫害，又因为严嵩权势熏天，所以当时官场上很多人都不敢跟徐阶走得太近乎。可是张居正却是这其中的一个特例，他一方面跟徐阶走得很近，另一方面跟严嵩的关系处得也很好，以至于严嵩虽然看到他跟徐阶的关系很近乎，可同时自己也很器重张居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
这就要说到张居正的政治智慧了，在严嵩与徐阶之间走钢丝，而且还能走得这么稳，这完全得益于他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技巧，我称之为“接触艺术”。
人和人总是在接触中产生感情的，即便是恋人之间的一见钟情，那也得从“一见”开始呢。
从心理学上看，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是孤独的，因为这种孤独感，所以渴望与他人沟通与交流，因为沟通与交流，所以才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感与幸福感。
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在冬天玩的“挤油”的游戏，北方冬天特别冷的时候，小朋友就靠着墙根儿乱挤人，你挤我，我挤你，逮谁挤谁，这叫做“挤油”，挤一会儿，大家就都暖和了。
所以在人群里、在官场上，也有个“挤油”的原则，也就是你总要跟一些不同的人时不时地保持下接触，尤其是要与和你相对立的政治集团的人保持一定的接触，这往往比只和你那个小圈子里的人保持接触还重要。
张居正虽然从“庚戌之变”中认清了严嵩的本质，也从政治立场上与严嵩集团划清了界限，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与严嵩保持着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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