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这个女人也依赖张居正，而且还跟张居正在情感上有着一些“说不清、理还乱”的关系，但不管怎么说，张居正总是他儿子手下的一个大臣，他怎么敢对向来强势的李太后也“操切”呢？
您还别说，张居正就是有这个胆儿。
有一次，张居正最为亲信的边关大将戚继光飞马奔回北京城，深夜直冲到张府，拿一件棉衣给张居正看。原来，戚继光拿来的是边关将士过冬穿的棉衣。戚继光撕开棉衣给张居正看，里头根本没有棉花，全是一些败絮和草絮，比那黑心棉的质量还差。张居正知道戚继光为啥为棉衣激动成这样，戚继光是个爱兵如子的人，他打仗从来都是跟士兵共进退，连平常吃住都和士兵在一起。他这么这一个疼爱士兵的人，看到士兵过冬的棉衣居然是这种次品，他能不生气、他能不激动吗？
所以张居正当时也很生气，也很激动。但换了别人，生气归生气，激动归激动，这事还不好明目张胆地查，因为负责军需后勤物资这个肥差的是李太后的亲爹武清伯李伟。那可是太后的爹，皇帝的姥爷，不看僧面看佛面，你张居正、戚继光再有本事，那也是给人家打工的啊！你总不能去查皇帝的姥爷、太后的爹吧！所以我说换了别人，这事没辙儿。
可张居正不一样，他不仅查清了李伟贪污的事实，还把难题直接交给李太后，让李太后自己看着办。
李太后当时也羞愧难当，又不能真的把自己的爹绳之以法，在封建社会那是大不孝，最后只好把李伟叫到宫里来，当面狠骂了一顿，然后让他爹在外面大雪天里罚站，罚站完剥夺公职，在家好好呆着，别管什么后勤了。
我们说李太后还是不简单的，她并没有护着她爹，对张居正的苦心也很理解。可我们说李太后这样做是为了他儿子的江山考虑啊，她不是迫于张居正的压力，而是迫于稳固皇权、稳固江山的考虑，再加上她不是一个糊涂的女人，所以他在“操切”的张居正面前屈服了。
可后来，张居正死后，小万历对张居正反攻清算，当时有人请李太后出面为张居正说情，李太后最终没有出面为张居正说半句话，只说“当初我爹站在大雪里，谁又为他说情来着？”
所以，李太后对张居正不是完全没有怨气，也就是说她也感受到了张居正的“操切”。
那么，从李太后和万历皇帝开始，到张居正的亲信、手下，到万历新政的反对派，都感受到了张居正的“操切”风格，难道张居正自己就没感受到吗？他要是自己也感受到了，那为什么还要这么“操切”，这么极端呢？
我们说，造成张居正工作风格越来越“操切”，当然首先有两个客观的原因。
一是夺情事件确实激怒了张居正，尤其是在士大夫阶层反夺情的过程中，大家对他的指责以及张居正自己所受的屈辱都使得张居正在性情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这种变化是越来越偏激的，所导致的工作风格也就是越来越“操切”的。
二是随着年龄与权势的增长，张居正的心态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恶性膨胀，我想这也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也是人之常情，你看曹操，我们说他杀杨修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其实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老了，随着他称魏王、加九锡、生前的权势达到极致之后，他再也不像年轻的时候那样可以唯才是举、礼贤下士了，他变得越来越不能容人，连荀彧这样他曾经最为倚重的大谋士，不过因为他晚年的时候劝他几句，他就把人家杀了。更不用说杨修这种好议论是非、嘴巴上没有把门儿的人了。
所以但凡权势显赫的，到了晚年没有几个不操切的，这也是种规律。
但我们说张居正晚年的“操切”还有几个“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地方。
一是张居正不是不知道自己变得越来越操切了。二是张居正变得越来越操切也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张居正在夺情事件后曾经在给好朋友的信里坦露心声说：“浮言私议，人情必不能免……不谷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而议者犹或非之，然不谷持之愈力，略不少回，故得少有建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书牍十二《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
这段话主要说了三点。
一是我为国家利益，不顾个人声誉，受到很多人的议论和批评，但批评我的人越多，我就越严格，越认真，丝毫不做退步，这就叫“持之愈力，略不少回”。
二是正是出于我这种认真和严格，我自认为才取得了一些建树，这叫“故得少有建立”。
第三，我这种操切、严厉，对个人声誉虽有伤害，但对国家却是有利的，这叫“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要想真的做出番事业，要想真的让万历新政得出巨大的成绩来，恐怕在个人声誉与国家利益的取舍之间要做一个明确地选择，这个选择做不好，那就意味着一事无成，意味着万历新政半途而废，所以说“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也就是说只要能对万历新政有利，只要能对改革有利，只要能对国家有利，哪怕全天下的人都骂我夺情、怨我操切，我也在所不惜！
所以我常说，张居正不仅是个有理想的人，而且是个能够实现理想的人。他在夺情伦理风暴之后已经意识到舆论对他的不利，也意识到整个社会氛围有可能对万历新政造成的不利，而万历新政在这个时期又刚好到了转折还是继续、生存还是毁灭的关口，所以他选择“操切”，是要以一人之力把他的理想——万历新政的改革完成下去。因为古代的中国社会，毕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靠“人治”而不是靠“法制”的社会！
坚决求退
可我们说政治家也是人，虽然张居正为了他的万历新政不惜“弃家忘躯”，甚至“破家沉族”（遗憾的是，他这句话后来真的应验了！），但当万历新政在万历八年之后开始全方位地表现出巨大的成果之后，张居正开始犹豫了。
他开始想为自己留条后路了。他觉得这九年来外除边患、内平叛乱，考成法肃清了官僚队伍，清丈田亩基本完成，国家赋税大幅增加，黄河水患也得到彻底治理，大明王朝正是一派国富民强的中兴姿态，这就是他万历新政的梦想。如今梦想实现，只需维持下去就行了。而他，这时也就可以选择全身而退了。
况且，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风雨之后，张居正殚精竭虑，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所以，他开始着手让已经十七、八岁的小万历来亲自处理大量关键性政务，并提出自己要退休养病。
不料这个名叫朱翊钧的万历皇帝，不仅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而且还有着不为人知的约拿情结。
那么，什么叫约拿情结呢？
约拿是圣经里面的一个人，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并且一直渴望能得到上帝的差遣。可等到上帝终于给了他一个光荣的任务，让他去宣布赦免一座本来要被毁灭的城市的时候，约拿却出人意料地抗拒了这个任务。不仅抗拒，他还逃跑了，来躲着他所信仰的上帝。上帝要约拿做这事儿，本来是一种很崇高、很荣耀的使命，也是约拿一直向往的，可一旦理想要成为现实，约拿反而感到一种畏惧，进而觉得自己不行，完成不了这个使命。这种面对成功、面对理想反而产生畏惧与怀疑的心理，就叫约拿情结。
明神宗万历皇帝就具有典型的约拿情结。
他和宋神宗不一样，宋神宗遇到王安石的时候已经二十岁了，已经是成年人了，心智已经成熟了，所以他需要王安石来变法，不论成功与否，他对王安石除了信赖与感激，没有什么过多的心理纠结。
可明神宗和张居正的关系就不同了，他很小就是在母亲与张老师的家长式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尤其是十到二十岁这关键的由少年到青年的十年，他可以说是完全按张老师期望的模式在成长的。而这十年又是人生中发展最快，思想与情感也最飘忽不定的十年。他先是对张老师绝对服从，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又产生了怀疑与逆反，他逐渐认识到天下是自己的天下，并不是张居正的天下，为什么什么事都要由张居正来决定呢？所以他才会逆反，才会在有些甚至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上跟张居正辩论、叫板。
现在张居正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放手让他来做，并提出自己要请假养病，可小万历却坚决不肯。他又想起张老师的好来了，有张老师在，他只要每天玩玩享清福就行了；要是张老师不在，那么多国家大事，找谁去做啊？怎么做啊？小万历想起来就犯愁，所以他反复下旨慰留张居正，坚决不肯让他退休。
到了万历八年的年初，小万历在张居正的安排下完成了“耕藉礼”与“谒陵礼”两大标志皇帝成年的重大礼仪。
“耕籍”就是以皇帝的身份，下田耕种，这在远古农业社会是男子成年的重要礼仪，后来的帝王为了表示以农为本的思想，都继承了这种“耕藉礼”。“谒陵礼”就是首次以皇帝的身份，前往北京城郊的天寿山，也就是现在明十三陵的地方，去拜谒、祭祀祖先的陵墓。“耕藉礼”和“谒陵礼”结束后，就标志着十八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正式成年了。
在这两大仪式结束后的第十天，张居正正式地上了一篇《归政乞休疏》。
这篇奏疏里有一段话很有意思，是这样写的：“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又不自意特荷圣慈眷礼优崇，信任专笃，臣亦遂忘其愚陋，毕智竭力，图报国恩。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盖九年于兹矣。”
注意，这段话的一开始有抄袭之嫌。
这句“臣受事以来，夙夜兢惧，恒恐付托不效，有累先帝之明”跟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一句“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几乎完全是一样的，都是说受先帝托付之恩，所以努力尽忠为国，不敢稍有懈怠。这也说明张居正一直是以诸葛亮为榜样的。
但诸葛亮接下来说，正因为不敢稍有懈怠，所以我才要更加努力，所以现在我准备亲率大军出师征讨。可张居正接下来却说正是由于自己为国之心不敢懈怠，所以九年以来，惹下不少非议，也惹下了一身的疾病，所以我现在要正式跟皇帝您辞职！
你看，到这个时候，张居正并没有以功成可以身退作为辞职的理由，而是以“非议”和疾病作为辞职的理由，所以说他怎么会对自己的操切以及操切的结果不清楚呢？所以他在在这篇上疏里甚至很动情地对自己的学生小万历交待了这些年来执政的心态——“惴惴之心无一日不临于渊谷”！那就是说执政的这九年，每天都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
谁又能想到，权倾天下、势压朝野、可谓立下丰功伟绩的张居正这九年来竟是这样一种心态呢！
所以，这就是张居正的政治智慧：功未成时，为了国家，他并不考虑自己的后路问题；可功已成时，为了自己，他也想功成身退。
误判去留
可张居正为什么最终没能功成身退呢？
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小万历和李太后一如既往的强烈挽留。
要知道依赖是有惯性的，从万历新政开始，小万历和李太后就严重依赖张居正，这么多年来，这种依赖都养成习惯了。而且小万历和李太后两个人，一个是孩子，一个是女人，那是依赖性最重的两类人啊！那张居正一直都是拿出宽厚的胸膛“让你依赖、让你靠”，现在突然要抽身而退，那这两人哪能答应啊？所以小万历这时表现出强烈的约拿情结来，就是因为觉得要失去张居正这个依赖惯了的依靠了。
所以小万历和李太后和在夺情事件中一样，不停地下旨不允许张居正退休。李太后甚至对小万历说：“让张先生辅政到你三十岁的时候，你再亲政吧！”
后人都认为这句话大大刺激了小万历，唤醒了他心底对张居正的仇恨与恐惧。
但我认为，这让小万历对张居正的辅政时间产生恐惧固然不假，但对于李太后的这个提议，十八岁的小万历当时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说明这母子俩对于国家大事终归要依靠张居正这个事实是认识一致的。
既然小万历和李太后态度如此坚决，认识如此一致，张居正想要抽身而退也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了。
第二个原因就在于张居正自己了。
一则权力场待久了，厌恶固然厌恶，但对权势的留恋多少在张居正心头还是会发挥相当的作用的。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虽然政治改革与增强国防力量的目标已经全部完成，虽然经济改革中的清丈田亩工作也基本完成，但张居正试验了多年的一条鞭法毕竟还没有完全施行。
我们以前说过，张居正的万历新政基本上是以清丈田亩、一条鞭法的经济改革为中心的，另外以考成法的政治改革与稳固国防力量为两个基本点。现在眼见着清丈田亩基本成功，而一条鞭法也因此可以提上推行的议事日程了，张居正要在这个时候离开的话，他的万历新政毕竟还是有遗憾的，张居正也会心有不甘的。
虽然他功成身退是为自己的后路考虑，但在先为国还是先为己上，张居正向来是以国家利益至上的，所以他对于一条鞭法、对于经济改革的最后蓝图，还是很难做到置身事外的。
当然，张居正要退休，那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要是只是上面两个原因，我想张居正未必事先考虑不到。也就是说，即使有以上两点原因，张居正既然下了要退休的决心，那就不会轻易放弃。可在他上了三次请求退休的上疏之后，他突然打消了退休的念头。导致这一变化的，是一个突发事件，也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只有两个字：担忧。
或者叫不放心。
对谁不放心呢？对他心目中的改革接班人——小万历。
万历八年的时候，因为一切都有张居正罩着，所以十八岁的小万历的日子就很清闲。有天晚上，他闲着没事就带着两个喜欢的太监溜到西城去混。这两个太监一个叫孙海，一个叫客用，两个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整天就琢磨着怎么带小万历玩出花样来。这两人先陪着小万历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又带着小万历仗剑夜游。
在这俩家伙的唆使下，小万历醉酒之后耍酒风，逮着两个小内监让他们唱小曲儿，小内监不会唱，小万历不是仗剑夜游的嘛，就仗剑割了两个小内监的头发，还说这叫以发代首，就算是砍了两个小内监的头。
这事儿被冯保知道了，立即打小报告告诉了李太后。李太后一听大为震怒，想不到自己满怀期望培养的儿子竟是这样一个纨绔子弟，所以她立即请张居正进宫。
张居正一听也极为生气，他也想不到自己满腔心血培养出来的学生、培养出来的改革接班人竟是这样一个纨绔子弟。所以他赶快进宫。
一进宫，张居正就看到小万历正跪在李太后的面前，不住地流泪、磕头、认错，而冯保一脸得意地就站在旁边。
李太后看到张居正来了，拿出一本书，啪地扔在小万历的面前，让他翻到某一卷大声念。
张居正一看李太后扔出来的是《汉书》就知道事情不好。只见小万历翻到《汉书·霍光传》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念起来，当他念到汉代的昌邑王纨绔腐化，不配当皇帝，而执政大臣霍光在禀明太后的情况废除了他的皇位后，小万历知道大事不好了，母亲这意思是要仿照汉代的旧例，要请执政大臣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