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万历说物无所值有什么关系，只要有钱在，物不就有所值吗？那意思是只要钱能买东西，钱就是值钱的，东西也是值钱的。
你别说，他这个静态的逻辑也是成立的。所以张居正费尽口舌给他解释了半天，就差没把“通货膨胀”这个词说出来了。但就算张居正能泄露天机把这个现代经济学词汇说出来，小万历估计还是不能接受，因为他不能接受的是他是皇帝，江山都是他的，天下都是他的，为什么天下的钱却不是他的。张居正解释得了通货膨胀，却解释不了至高无上的皇权为什么在现实中有那么多束缚与限制。
所以，最后虽然小万历在这场有关铸钱的辩论赛毫无疑问地输给了他博学的张老师，虽然铸钱最终还是被张先生否掉了，但小万历心中的愤愤不平却是张居正已经抚不平的了。
在这场铸钱辩论赛完败之后不久，小万历又精心准备了第二场与张老师的辩论赛，这一次他的准备就充分多了。
万历七年的五月，张居正拟旨，封辽东总兵李成梁为宁远伯，并准许世袭爵位。
李成梁是边关大将，是张居正稳固国防的左膀右臂，再加上他累积功劳无数，最近又新获战功，所以张居正给李成梁的封爵，这一点谁也没意见。
小万历也没意见，而且他很高兴地同意了张居正对李成梁的封爵。可第二天，他就让太监到内阁传口谕，让张居正拟旨，拟封自己的岳父王伟为永年伯。
张居正一听眉头就皱起来了，凭啥封了李成梁就要封你岳父啊？那李成梁是因功封爵，你老丈人凭什么莫名其妙地封爵啊？所以他不同意，回复小万历说李成梁因功封爵是名至实归，你老丈人这时候跟着凑热闹恐怕不太合适。
哪知道小万历早有准备，让太监把查好的典章送来了。张居正一看，上面写着正德二年武宗为岳父封爵，嘉靖二年世宗为岳父封爵，这都是史有前例的事儿，也就是祖宗成法，你张居正凭什么不让我封自己的老丈人呢？
张居正一看，也彻底没脾气了，看来这个学生没白教，知道引经据典地跟老师争了。于是张居正只得拟旨封了王伟的永年伯，但没给“世袭”。小万历上朝时见到张居正就问：“王伟封爵，为何不给世袭？”
张居正也是有准备的，他微微一笑说：“老臣查了祖宗定制，嘉靖八年曾有旨说此后外戚封爵，都不准世袭。”
小万历显然对典故的熟悉程度不如他的张老师，但他也不示弱，说：“正德、嘉靖两次外戚封爵均有世袭，先生可知道吗？”那意思是说，你有根据，我也有根据啊。
张居正一听又开始宏论和说教了，他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说了一大堆滔滔不绝的道理，总的意思是太祖皇帝规定的，非有军功，不得滥封爵位，后来的做法虽然有很多既成事实，但实际上都不合乎我大明朝封赏的规矩。
小万历听他从太祖皇帝说起，长篇大论，听了一会儿就糊涂了。他知道说理说不过张老师，所以把最后的杀手锏扔出来了：“凭什么李成梁可以世袭，我皇帝的老丈人却不可以？”
张居正一听这话火了，说李成梁成什么人啊，我大明的半壁江山都靠李成梁这样的人守着呢。封爵的本意就是为了奖励贤能的，李成梁这样的人不封，你封谁呢？你老丈人没为国家立下半分功劳，但不是也封了吗？不过就是少了个世袭，况且这也是有祖宗规定的，你干嘛要较这个劲呢？
说小万历听了这通道理也火了，道理上他说不过张居正，最后只好怒气冲冲地问：“难道皇上的岳父还不如一个总兵重要吗？”
张居正听了这话突然不说话了，死死地盯着坐在龙椅上的小万历，那意思就是用沉默代表肯定的回答——不错！在我眼里，你老丈人就是不如李成梁这个总兵官重要！
小万历看张居正不说话，自己也不说话。他俩不说话，旁边谁也不敢说话。两个人就大眼瞪小眼地看了半天。
最后，张居正就是没给王伟的爵位上加世袭。小万历最终象一只斗败的小公鸡蔫下去了。
如果说前面的铸钱还是小万历因为实际需要而与张居正争执，后面的封爵就有点儿蓄意找茬儿的味道了。
那么，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为什么要对自己一直敬爱的张老师找茬儿呢？
除了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小万历的心里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奇特情结？
在小万历成长的烦恼中，张居正又会面临怎样的烦恼？这些烦恼又会给张居正带来怎样不可预料的后果呢？
请看下集：《误判去留之间》
第二十三讲 误判去留之间
政治智慧
还是在万历六年，也就是张居正回湖北老家安葬父亲的时候，等张居正赶回老家湖北荆州之后，他在老家铺开架势给老父亲下葬，而小万历和李太后在北京城翘首以待，就盼着这位张首辅、张先生能早点回来。
所以，在张居正安葬父亲期间，小万历一连发了三道诏书，问安葬情况怎么样，问安葬的事结束没有，问安葬结束了你张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动身回京啊，总之，那意思很明确，就像那句歌词写的——
“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
当今皇上和太后如此依赖张居正，这让湖北当地的大小官员都很震动，也感到无尚光荣，于是当地官员就有了一个拍马屁的举动——为张居正在荆州城外建立一座“三诏亭”，以资纪念。
建成之后，当地官员请张居正出席落成典礼，结果张居正当时就给这帮人浇了一盆冷冷水。他说，你们为我建这座亭子，现在看，好像风光得很。可过不了多少年，等时局变化、形势变化了，谁还会记得这亭子是因三道诏书而起的呢？也就是谁还管它是不是“三诏亭”呢？它终将只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迎来送往的、让人驻足歇脚的普通亭子罢了。
说罢，张居正拂袖而去，只留下一帮拍马屁的官员面面相觑地愣在当场。
我们不禁想知道，万历六年，刚刚经历了夺情伦理风暴，刚刚坚定了夺情决心、要以铁腕把万历新政推行下去的张居正，为什么在这时候会有这么消极的认识呢？
或者，我们不应该用“消极”这个词，更准确点说，这应该是个极为“清醒”的认识。
那么，在皇帝和太后全力依赖张居正，在整个万历新政完全依赖张居正，在整个大明王朝完全依赖张居正的时候，在他可以权倾天下、无所不能的时候，他张居正怎么会有这么清醒的认识呢？
我觉得，这就要说到张居正的政治智慧了。
我们以前提到过，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认为张居正是“明代唯一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我个人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而且是“明代唯一一个”，张居正肯定应该有极为出色的政治智慧。
那么，张居正的政治智慧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当然首先要算他作为一个改革家，根据形势，适时地施行了名为万历新政的这场明代最大的改革运动。这也是张居正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所在，所以当然能体现出他的政治智慧来。这一点，我想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这里不用多说了。
第二个，我以为要算他敢于选择夺情的勇气和决心。或者说，叫敢于把改革推行下去、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决心。
要知道，张居正自己也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也是一个以孔孟之道、宋明理学为思想根本的知识分子。夺情在名义上就是不守孝道，这算是动了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根本。但为了改革的大业和自己的政治理想，张居正能与自己所奉行的这套伦理规范、思想信念为敌，继而发展到与天下士大夫阶层为敌，这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光这种大无畏的勇气，我以为就可以算是一种大智慧了。
第三个方面，我以为要算他以相权钳制皇权的政治手法。
在封建时代，皇权实际上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你看历史所有的治世、盛世，哪有光靠一两个宰相、四五个大臣能整出来的呢？不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只要是治世，背后都必须有强大皇权的支持。所以诸葛亮再有本事，也整不出一个治世来，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相权本质上还是完全受刘禅的皇权控制着的。而控制他的皇权正好是个昏庸的皇权，诸葛亮再有本事也就没辙儿了。
历史上唯一一个特例，就是张居正的时代。他背后的皇权应该也不算英明，这从万历皇帝完全主政后极为昏庸的表现就可看出来。但张居正不同于诸葛亮，他的相权不像诸葛亮那样绝对服从于皇权，而是采取与皇权合作并适度钳制的策略，这才使得他的改革得以彻底推行，使得张居正在世时的万历新政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
第四个方面，那就要说到张居正对钳制皇权后果的清醒认识了。
当时以及后来，经常会有人评价张居正说，说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功高震主、也位高震主了，说这是张居正后来得祸的根本原因。比如明代《定陵注略》这本书里就评价说：“人知江陵威福自恣，不觉声色卒震于幼主之前。后来之祸，宜其及矣。”这话就是说，张居正已经位高震主了，将来必将因此而得祸，可惜他自己还不觉得。
事实上，我觉得这些评价也对也不对。对在对于张居正用相权来钳制皇权，甚至多少有点儿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事实认识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他们认为张居正身在局中，当局者迷，并没认识到这一点，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张居正对这一点认识得很清楚，他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政治名言，叫“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久居”。（《张太岳集·归政乞休疏》）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独掌大权久了，虽然风光得很，但高处不胜寒，总有要出事、要乐极生悲的那一天，所以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应该在政治生涯的高潮处要知道全身而退，像汉初急流勇退的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是聪明的保全自身的方法，否则，最终等待你的，一定不是什么好果子。
所以，张居正在面对为他而建的三诏亭的时候，才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拒绝了这些当地官员的拍马屁的行为，并当时就说出了自己对将来的担忧。
但问题是，这个拒绝“三诏亭”的时间实在太早了些啊！这时候不过是万历六年，也就是说万历新政也才刚进行了一半，像一条鞭法还没施行，清丈田亩也还未见成效，一切还谈不上大功告成的时候，张居正怎么这么早就有了功成身退的想法了呢？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功成呢，怎么就想到身退了呢？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和我们这几讲所说的张居正工作风格的转变有关。
操切风格
我们知道，张居正在经历了夺情伦理风暴之后，不仅个人的生活作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奢华，越来越铺张，而且工作风格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是“沉毅渊重”，也就是非常沉稳，可现在却越来越“操切”了，也就是不留情面，很极端。
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长定堡大捷的疑案中，张居正心中一句“国家利益至上”，置整个朝廷的脸面于不顾，从上到下，从万历皇帝开始，到他手下的亲信、部旧，甚至是左膀右臂，都兜头浇了盆冷水。连他自己都未能幸免，他和他手下的亲信因长定堡大捷所受的封赏全部革除，好些人还因此受到处罚。
所以说张居正太“操切”了的提法，并不是改革的反对派提出来的，恰好是张居正这边儿的人提出来的。
再比如说，张居正在夺情事件之后，面对士大夫阶层的汹汹之口，他心里也非常生气，甚至是非常反感。但除了个人情绪的原因，张居正更认识到这种对他个人的非议极有可能会演变成对整个万历新政的非议。于是，张居正于万历七年下令诏毁天下书院。
当时的书院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当时的书院既有公立的，也有私立的，所以在管理上并不能做到统一的行政管理。而且就算是公立的书院，因为明代士大夫阶层崇尚演说与争论，所以也是培养各种对立意见的沃土。明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一个最典型的特点就是流派之争特别激烈，流派也特别多，这都说明明代知识分子崇尚“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习气。
张居正要把改革顺利推行下去，最忌讳的就是士大夫之间的口舌之争，而爱吵架又刚好是明代知识分子最鲜明的职业特点，所以张居正为了维护改革思想的统一，也为了封住别人议论的嘴巴，他开始大规模地关闭书院。
私立书院基本上不让开，公立书院的规模也大幅缩小。而且是强制性的，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就为张居下留下了文化专制的恶名。
客观地说，这确实算是“文化专制”。但张居正作为一个改革的执行者，他这样做多少还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可他接下来为了堵住天下士人的议论，以异端邪说的名义对各思想流派进行打击，甚至为此秘密杀害了他的同学、明代有名的思想家何心隐，这就绝对是标准的“文化专制”了。
何心隐当年与张居正同年考进士，两个人算是同学。后来张居正考上了，何心隐没考上。有一次，何心隐在一个朋友家里碰到张居正，对于这位已经飞黄腾达的同学，何心隐上来就挑衅地问：“你可知太学之道乎？”
儒家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何心隐不谈“大学之道”，别出新裁，来了个“太学之道”。张居正少年就特别沉稳，他最反感的就是这些故弄玄虚的忽悠，所以他根本没搭理何心隐，只是略带着讽刺地回了何心隐一句说：“你是想飞却飞不起来吧！”说完，张居正掉头走了。
据说，何心隐当时大惊失色，对朋友说，你记着，将来此人必掌天下的权柄，而将来能杀我的人，也肯定是张居正这个家伙！
我就想了，何心隐只是被张居正讽刺了一下，又何至于推理到几十年后张居正一定会杀他呢？
后来我想明白了，何心隐知道自己必将是个思想家，思想家可以没饭吃，但一定得有话说，或者说思想家的嘴巴首先不是用来吃饭的，而是首先用来说话的，用来批评的，用来议论的。而张居正必将是个政治家，政治家可以没话说，但一定要有事做，或者说政治家宁肯多做事，而不愿多说话。要是你的说话，妨碍了他的做事，那么他就一定会做一件事——那就是让你闭嘴！
所以，作为动嘴的何心隐早晚要死在动手的张居正的手里，这也就是一条可以说得通的逻辑了。
连何心隐在几十年前就料到张居正掌权后会对天下动嘴的人下手，那么现在张居正诏毁天下书院、进行文化专制也就不是什么极为出人意料的事儿了。也就是说，他这时候的“操切”表现，看来也并不完全是突发的。
能证明这一点的更有力的证据是，张居正的操切，并不只是针对下级与改革的反对力量，他甚至对他的主人、和他情同一家人的小万历和李太后也是操切的。
对小万历就不用说了，我们上一讲已经详细分析过，小万历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逆反心理来，可以说就是张居正和李太后的所谓“家长式”教育造成的。
张居正对小万历有些操切那还好说，因为小万历毕竟是他的学生，也是他心目中要着力培养的改革接班人。但李太后绝对要算是他的主人，虽然这个女人也依赖张居正，而且还跟张居正在情感上有着一些“说不清、理还乱”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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