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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那时没空调，再调节也不过是微调，不过是夏天在张老师身边放点冰块，冬天在张老师脚下放块毛毡。
虽然温度上只是微调，但这种行为方式，对于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来说，那绝对不会是作秀，那绝对是出自真心的关爱了。
作为一个皇帝，小万历对于张居正的关心有时真的只能用“亲情”这种感觉才能解释。
有一次张居正生病了，大概也就是感冒发烧，身上发寒。张居正拖着病体来上朝，一站上大殿，小万历隔着老远就看出来了。他立刻停止朝议，亲手为张老师熬了一碗姜汤，又亲手端给他敬爱的张老师，让张老师喝下去发发汗。
要知道再怎么说小万历那也是皇帝啊，张居正再怎么着也只是个大臣，皇帝给大臣端汤送药，好像在史书里我们很少读到吧！就算是三国里刘备对诸葛亮尊敬成那样，也没见他给孔明先生熬过药啊！那后主刘禅口口声声把诸葛亮称为相父，也就是明确地把诸葛亮称作父亲，但也没见他对病中的诸葛亮有过这种实际行动上的关心啊！
所以说，小万历这种举动完全就是发自一个孩子的真心，完全不是所谓皇帝关爱大臣的作秀。
所以，张居正是含着热泪喝下了这碗姜汤。
我估计张居正这碗汤喝下去之后，大概连为小万历母子粉身碎骨的心都有了！
后来，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张居正又生病的时候，要是在家休养，小万历都会亲自为张老师抓药，再包好了让御医专门送到张老师家去。
所以我们套用“患难见真情”的话来说，那叫“生病见亲情”！越是在病中，越是在一个人脆弱的时候，我们才越能体会到亲情的温暖。所以为什么有些孩子愿意生病呢？那是因为生病的时候爸爸妈妈才会不要求他们做奥数了，才会不要求弹钢琴了，才能分外地得到亲情的关爱与呵护。
而当轮到小万历生病的时候，张居正的表现也十分感人。
据说有一次小万历出疹子，张居正作为一个大臣当然不能守在宫里服侍，他也只能隔些天率领文武百官来宫门前问候一下。可等到小万历出完疹子结了疤重新上早朝的时候，张居正竟然一直走到龙椅的面前，扑通一下跪在小万历的身前，仰着个脸，盯着小万历细细地看。
小万历也不觉得奇怪，微微地俯下身对着已经两鬓斑白的张老师说：“先生看朕容色如何？”
张居正也不答话，只在晨光里又跪着向前挪了挪，当他看到小万历气色红润，又听到小万历声音清亮，知道小万历已经大病痊愈了。张居正这时候开心地笑了，一边笑，一边渗出了满眼的泪花。
这时候小万历俯下身拉着张居正的手说：“朕日进膳四次，每次两碗，但不用荤。”也就是汇报一下，说自己的食欲也很好。
张居正听完抹了抹了眼泪说：“病后加餐，诚为可喜。但元气初复，亦宜节调，过多恐伤脾胃。”也就是说大病初愈，胃口开了是好事，但不宜吃得过多，要一点一点地来。
你看这两人在朝堂之上发自肺腑的关心与关切，哪有把其他人放在眼里？又哪有把皇帝与大臣的名份放在眼里？
这不是“亲情”又是什么呢？
所以后来张居正丧父之后，把母亲接到北京来住，李太后、小万历接张老太太到宫里吃饭、聚会什么的，都是用的“家人礼”（《明史张居正传》），也就是皇上和太后对张老太太就像是自己家人一样。
为什么会把这个素不相识的湖北老太太当成家里人呢？
那还不是因为他们把张居正当成了家里人！
那如果李太后和小万历都把张居正当成了家里人，那他们之间的感情不是亲情又是什么呢？
所以后来的史学家们都评论说，君臣之间能像小万历和张居正这样感情真挚的，古今罕有。
教育
我们再从张居正的角度看，他和小万历之间情同父子的关系让他下了一个重要的判断，那就是小万历是他教过的最出色的学生，这意味着小万历长大后极有可能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君王。
张居正做出这样的判断是有根据的，我们可以举三个例证来看一下。
第一个例证，张居正教导小万历说，作皇帝的最根本的任务和工作是什么呢？是上朝。听大臣们汇报工作、汇报思想、汇报朝廷各方面的情况。从根本上说，也就是要跟大臣们保持通畅的交流与接触，这是保证大明王朝能够顺利运转的先决条件。
事实上，张居正说的一点儿也不假，明代之所以宦官专权，甚至成为明代政治的最大弊病，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皇帝与大臣不接触，或者说接触很少。像正德皇帝、嘉靖皇帝和隆庆皇帝都是典型的消极怠功不上朝的皇帝。这样“君臣不相接久矣”，而日常能够接触皇帝的宦官自然就把持了皇权。
张居正认为要扼制这一情况，作皇帝的就不能偷懒，就得忠于本职工作。
皇帝的本职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上朝。
所以在张居正的教导下，小万历小小年级，从十岁开始，一大早就不辞辛劳地早早爬起来参加朝会。
后来，张居正也心痛小万历了，实在不忍心，折衷了一下，每十天里逢三、六、九日设为朝会，这样小万历就能多睡两天懒觉了。
这种早朝制度在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小万历一直都认真地坚持了下来。说实话，这对于一个十岁开始君临天下的孩子来说，确实是不容易的。
能够坚持早朝，让张居正认为小万历有了能够治理天下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勤奋和不怕吃苦。要知道，要做个坏皇帝，那当然很轻松；但要做个好皇帝，那在中国古代，可是一件标准的苦差事。
不过，张居正不知道的是，在他死后五年，长大后的小万历就再也不坚持早朝了，他在位的四十多年里，后面的二十多年，几乎就再也不上朝了。
第二个例证，张居正教导小万历要节俭，要爱惜民力，这是做一个好皇帝的根本条件。结果小万历小的时候就非常知道节约。万历元年的时候，因为快到春节了，张居正在讲课后就向小万历提出来，说先王去世后才一年多，也就是小万历还在三年的服丧期内，所以春节期间宫中的宴会和元宵灯会最好就都取消吧。
小万历听了马上就说：“昨天我就吩咐过他们了，让焰火什么的都不要办了，能节省些就节省些。”
张居正听了频频点头。
可小万历毕竟还是个孩子，过了春节后实在想看焰火，想看灯会，就试探着问张老师说：“元宵螯山的焰火灯会是不是祖制啊？”
这话也就是说张老师您不是最喜欢抬出祖宗成法吗？这个螯山的元宵灯会那可是祖宗的规矩，每年都搞的，要不张老师咱们今年还小小地搞一下？也好解解眼馋。
张居正当然知道小万历的鬼心事，马上扳着脸说：“这事儿嘉靖时偶一为之，主要是为了敬神，不是为了娱乐。咱们现在万历新政刚刚施行，应当以节省为要。”那话的意思就是这只要是花钱的事儿，就不能办。
旁边冯保看着小万历心痒得很，就替小万历求情说：“要不，咱们就搞一次，以后就不搞了？”
结果张居正一点都不让步，说你知道搞一次要多少钱吗？要十万金！现在国库空虚，百姓生活艰难，我看还是省省吧。
冯保还要争，结果这时候小万历听了张居正的话却立刻回心转意了，他说：“朕极知民穷，如先生言。”（《明神宗实录》）
张居正听了这个十一岁孩子的这句回答，当时就很感动。心想，这样一个爱惜民力不爱财的小皇帝，将来肯定是个明主啊！
张居正哪里知道，在他死后，那个长大了的小万历却是历史上难得一见的贪财皇帝，不仅贪财，而且极不爱惜民力，终于把张居正苦心经营的万历新政的家底都赔了个精光。
第三个例证，张居正教导小万历要仁慈，要重视人才，这是做一个好皇帝的重要条件，而这一点小万历也做得非常不错。
小万历小的时候就非常仁慈，隆庆帝的遗孀恭妃让人把宫里的金壶偷偷地拿回家去，守门太监举报之后，小万历不仅没有责罚她，还批示说：“她家贫，赐她一百金。但先帝赐她的器具，则不许拿出去。”
你看，既讲规矩，又体谅人。
张居正有一天给小万历讲自编的插图本教材《帝鉴图说》，刚说到宋仁宗有个很奇特的习惯就是不喜欢珠宝，这时候十岁的小万历张口就说：“贤臣为宝，珠玉何益！”（谈迁《国榷》卷六八）
那意思是说，仁宗这个习惯不奇怪啊，一个作皇帝的当然应该把贤臣当国家的宝贝，珍珠这些只能算普通人的宝贝，哪里能算国家的宝贝呢？
张居正一听大喜过望，说这就是明君的想法，明君就知道人才远比珠宝要珍贵得多。
到了万历元年的十一月，在张居正张老师辛辛苦苦教了小万历将近一年的治国之道之后，这个还不满十一岁的孩子突然有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召见吏部尚书张瀚和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说要亲自召见天下廉洁自律且有能力、有工作业绩的官员，让各地推荐这样的优秀官员到京城来，他要亲自接见并给予褒奖。
张居正高兴啊、欣慰啊，他感觉自己的心血没白费，他的万历新政终于有了个万里挑一的最佳接班人。这个孩子要是能好好地培养，大明王朝必将有一位中兴的明主、振兴的帝王。
后来不停地有人批评张居正虽然很好地执行了万历新政，虽然在万历新政的头十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他死前对于内阁的人事安排并没能体现出一个政治家的远见，也就是在内阁里没有培养出能够继续其辉煌事业的改革接班人。
其实，张居正确实没能像徐阶培养他那样在内阁里培养出自己出色的接班人来，但张居正之所以没在内阁里培养出出色的接班人来，是因为他心中最为出色的改革接班人根本就不在内阁里，而是在皇宫里，在大内里，这就是他那位最得意、最器重也是最看好的学生——小万历。
可惜，张居正看不到自己的身后事，他看不到小万历对张家极不仁慈的血腥报复，也看不到小万历怠政、荒政、几乎毁灭了所有政治后备人才的后半生。
逆反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目光如炬的张居正会看走了眼了呢？
难道小万历小时候的这些优良表现都只是作秀吗？
如果只是表演，一个孩子又怎么可能表演成这样呢？
如果不是，那么年少时有望成为栋梁之才的小万历为什么长大后又会成为一个“朽木不可雕也”的极端呢？
我个人认为，这既是一个教育问题，也是一个人生的成长问题。
这首先是一个教育问题。中国传统教育最大的问题在于三个字——家长制——或者叫“家长式”教育。《三字经》不是说嘛“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话的愿意是说教育是家长和老师的责任，可这种责任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异常膨胀，最终在家长与老师看来，教育的责任变成了教育的权利。
注意，责任是种义务，从责任到权利，教育者的教育心态就完全发生了扭曲。
既然教育者有家长式教育的心态，被教育者的教育环境也就可想而知了。张居正和李太后对小万历奉行的正是这种“家长式”的严格教育。
《明史·张居正传》有一段记载说：“帝初即位，冯保朝夕视起居，拥护提抱有力，小捍格，即以闻慈圣。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段话是说，小万历小的时候，都是冯保看护他的。等他以十岁的年龄坐上皇帝位置的时候，冯保还是从早到晚看护着他。小万历要是有什么小错误，冯保就吓唬他说“你再这样，我就告诉你妈！”一听这话，小万历就老实了。
但如果有些错实在掩不住，被李太后知道了，李太后就吓唬小万历说：“你再这样，这就告诉你张老师！”
经过这两级恐吓，小万历就彻底老实了。
这说明，到李太后那儿，还只是启动“黄色预警”，顶多就算是“橙色预警”。但到张居正这儿，已经算是启动“红色警报”了。你说这小万历对张老师害怕成什么样！
当然，张居正作为大臣，虽然他是小万历的老师，但他倒也不敢打骂自己的皇帝学生。可即使没有打骂，小万历也对他怕成这样，这就更能说明这种家长式教育环境下学生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了。所以张居正说不许办灯会，就是不许办灯会；说不许看焰火，就是不许看焰火。虽然张居正的出发点没错，但他完全忽视了一个孩子在心灵上的渴望与要求。
说实话，张居正并不知道他这个最得意的学生想要什么，他跟大多数家长一样，只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教给他的就应该是他最需要的。
可惜，大人的“应该”和孩子心目中的“应该”永远不是一回事儿。
这就要说到一个孩子成长的问题了。
美国曾经有部非常有名的情景系列剧，叫《成长的烦恼》。在剧中，家庭里最突出的矛盾就是望子成龙的父亲与日渐长大的儿子迈克之间的矛盾。看来，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教育难题，即一个父亲如何面对一个成长中的儿子的逆反心理。
据心理学家分析，男孩子最容易在十一到十三岁产生逆反心理，而在十六到十八岁这种逆反心理往往表现得最为强烈。
大概小万历的成长环境更为恶劣些，十一到十三岁的时候我们还看不到他的逆反表现，可到了十六岁之后，这种表现一下子就强烈起来了。
当然，公允地说，这种情绪的滋长也与张居正有关。
张居正在经历过夺情伦理风暴之后，不论是性情上还是工作风格上都有很大程度的变化，时人评论是变得更“操切”，也就是更极端了。遗憾的是，因为小万历在张居正心中具有“接班人”的重要位置，他对小万历的期望也随着这种“操切”变得极端起来。而在这种期望下，越是跟张居正有着类似于父子之情的小万历还就表现得越逆反。
比如说过了十六岁的小万历，结完了婚，成人了，思路和习惯也不再跟敬爱的张老师合拍了。而面对这种不合拍，张居正的态度则是加大力度，一定要把它扭合拍，所谓“强扭的瓜”就是这么产生的。
有一次，小万历觉得自己大内的钱不够花了，就跟户部多要五十万两。户部说年初的财政计划里没有这笔钱，所以国库里也拿不出这笔钱。
小万历一听就说那就不走财政计划好了，省得耽误了其他方面的费用。他转头命令工部，说你们不是可以铸钱吗？你们就另外给我铸五十万两，这样不用动原来的财政计划，而我又有了多余可用的钱。
说实话，小万历完全没学过经济学，这不怪他。可张居正听到户部的汇报后当时就很生气，让工部不要理这道命令，而自己则去苦口婆心地去找小万历说理。
小万历一见张居正就用质问的语气问：“先生为什么不让铸钱？我不用户部的钱，让工部铸钱也不行吗？”
张居正费神地解释说：“天下有一两银钱，必有相应的一两货物。这叫物有所值。现在货物不增加，而银钱的总数要是增加了，那不就物无所值了吗？”
小万历说物无所值有什么关系，只要有钱在，物不就有所值吗？那意思是只要钱能买东西，钱就是值钱的，东西也是值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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