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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是，这“左膀右臂”毕竟不像我们自己的胳膊和手这样简单。
这些“左膀右臂”再往下，他们还有自己的“左膀右臂”，这样延续下去，从中央到地方就会形成庞大的各种各样的利益团体，这些利益集团之间勾心斗角，于是就构成了官场上典型的拉帮结派的现象。于是，官场就成了角斗场，一个国家的资源、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智慧往往就消耗在了这种无穷无尽的无聊争斗中。
我个人认为，当初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之所以会失败，根子就在这儿。
王安石锐意变革，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也就是哪怕天下人都反对，哪怕反对的声浪可以把我前进的身体淹没，也不可以把我前进的精神淹没。所以在取得了宋神宗的支持之后，王安石根本就不屑于调和各方面的矛盾，尤其是在用人上，司马光、苏轼这些人不是反对我变法嘛，我就另起炉灶，用我自己的人。于是他在人事上，大量起用新人，在官场上形成了一派，当时叫“新党”，和司马光领导的“旧党”、程颐程灏兄弟领导的“洛党”、苏东坡领导的“蜀党”相抗衡。
应该说，王安石的这个选择是极不明智的。这不仅造成了北宋历史上著名的文人党争，也让官场上的很多投机分子看到了机会。
后来，比如说像吕惠卿、章惇、蔡京这些原来并不突出的人，因为投王安石所好都成了新党的重要成员。在王安石的一手提拔下，他们都平步青云，后来都做做到了宰相的位置。这些人虽然平心而论也很有才，但往往人品都不咋的，因为喜欢政治投机嘛，当然也好不到哪儿去。
我们说有德又有才的人才那是上品，有德无才那可以算合格品，无德无才也还是次品，但有才却无德那就是毒品了。所以像章惇、蔡京，后来都成为宋代历史上有名的奸臣，祸国殃民，尤以为甚！
王安石用了这些人作为变法的骨干，既惹恼了旧党等政治力量，又为自己新党内部的纷争埋下了祸端，所以他的变法最后走向了失败也就可想而知了。
张居正饱读史书，我想他一定认真钻研过王安石变法的得失成败，所以他在人事问题尤其吸取了王安石的教训。
有趣的是，历史总是有些惊人的巧合。王安石变法得到的是宋神宗的支持，而张居正变法得到的则是明神宗的支持，万历帝死后的庙号就叫神宗皇帝；宋神宗的背后有个强势的高太后，而明神宗的背后则有个强势的李太后。王安石只知道搞好与神宗皇帝的关系，却不知道要搞好与高太后的关系，最后，正是因为高太后的强力反对，才导致了王安石被贬职，也最终导致了他变法的失败。
张居正不像王安石那么脑子一根筋。他既知道向上，首先要处理好与李太后的关系；向下，也得要处理好与官僚队伍中各集团的关系。这些，就集中表现在他的用人上。
因为高拱失势了，而高拱原来在官场上的势力庞大，很多官员可以算是高党成员，现在张居正上台了，而且民间还盛传是张居正连手冯保搞倒了高拱，这下，很多高派成员就开始惴惴不安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大家都在想：张居正面对这些高派官员，会不会来个人事上的大清洗呢？
这里有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典型个案，个案的主人公是应天巡抚，也就是现在南京的地方长官张佳胤。
张佳胤也是明代有名的大才子，他是高拱的门生。因为高拱的关系，再加上张佳胤确实有才，很快，张佳胤就被提拔到了应天巡抚的位置。可才干了没多久，高拱就倒台了。
本来，张佳胤虽然算是高拱的门生，但自己行得正，也不怕影子歪。现在张居正上台了，自己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可刚巧就在这个新宰相刚上台没多久的节骨眼儿，出了件让张佳胤揪心的事儿。
什么事呢？
一件有关田产的民事诉讼案。
案子的主人公姓徐，叫徐什么倒无所谓，问题是他爹的名头比较响。他爹姓徐名阶字子升，正是高拱的仇人、张居正的恩师、退了休的前任内阁首辅徐阶。
徐阶自退休后，因为无权无势了，备受高拱的欺凌。当初自己还掌权的时候，徐阶教子不严，导致三个儿子仗着老子的权势在地方上胡作非为惯了。按道理说，徐阶倒台了，他的儿子们也该收敛些。但胡作非为这种习惯它是有惯性的。你看，习惯的“惯”就是惯性的“惯”，这恶习一旦成习惯，想一下子改掉还真难。
高拱抓住了徐阶儿子们的把柄，把徐家往死里整。先是把徐家大片的良田没收充公，又把徐阶三个儿子中的两个先后定罪发配到边疆去了。还是因为张居正实在看不下去，站出来“从容为拱言”，也就是为徐阶辩护，再加下天下人的非议，高拱才收手，没折腾徐家老三，给徐阶留了个儿子在身边儿。
可这个老三也不消停。他看高拱一倒台，他爹的得意门生张居正掌权了，立马就又耀武扬威起来，又霸占了别人家的田地，这主家就到应天知府把徐家老三告了。
张佳胤本为是要秉公办案的，但一看被告是徐阶的儿子，心里就犯开嘀咕了。心的话，谁都知道徐阶是张居正的恩师，都传张居正跟高拱闹矛盾，根子就是因为徐阶，所以现在这个徐家的案子可不好断啊！况且，官场上都在传，张居正马上就要对高派成员开刀了，自己是高拱的学生，恐怕本来就难脱干系，现在又碰到这样一个案子，那不是自寻死路吗？有心想袒护徐家老三，可又违反自己做人、做官的原则；但说要秉公而断吧，又肯定会遭到徐家的报复。罢了，罢了，与其这样为难，还不如洁身自好，回家写自己的春秋文章去吧！
正所谓“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张佳胤心一横，写了一篇辞职报告递交内阁，自己这边打好了包袱，就等着走人了。
张佳胤这边儿为难得很，他哪知道，张居正那边儿比他还为难。
张居正同时收到了张佳胤的报告和徐阶的信。张佳胤的报告里倒没提徐家的案子，只说是自己能力不够，所以想辞职。可徐阶的信里把这事说得清清楚楚的啊，张居正那是多聪明的人啊，一看就明白张佳胤是因为徐家的案子才要辞职的。而且明里是因为徐家的案子，深层的原因还不是因为这些官员心中有党派或者说是帮派之争的观念吗？
所以，张居正没把这事儿当小事看，他要从张佳胤的身上给整个官场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呢？
他张居正虽然要用新人，但也不舍旧人！
徐阶的信里是以师生之情要求张居正为他在高拱执政时期所受的冤屈拔乱反正，顺带着说了一下这个徐家老三的官司。那意思是恢复名誉这么大的事儿你张居正都不能耽搁，就更别提帮老三官司这件小事儿了。
张居正这下就很为难了。一方面不能对不起一手培养自己的恩师、冷了徐阶的心，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冷了张佳胤这批高派中层官员的心。张居正确实为难，但张居正面对为难事儿的时候向来都有一个很好的办法。
什么办法呢？
四个字：开诚布公。
你看他想救杨继盛的时候，就直接去找徐阶，明知徐阶不会答应，还要做道义上的努力；他要搭救徐阶的时候，就直接去找高拱，明知高拱气量小，还要“从容为拱言”。后人很多人说张居正城府深，会耍手段，事实上我看张居正最会用的手段就是面对问题不回避，不绕圈，直接面对，单刀直入，这样直截了当的效果有时反而会出奇地好。
张居正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给徐阶，一封给张佳胤。
给徐阶的信里先叙师生恩情，承诺为徐家平反昭雪那是一定的事儿，把大事答应下来之后，笔锋一转说到徐家老三的案子，摆明当前的政治局势，说明这桩民事诉讼案现在已经不再是一起简单的案子，那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牵了“张佳胤”这“一发”，可就动了“官场人心”这个“全身”！老师您也是当过首辅的，也教过我要以国事为重，所以这个时候居正我绝不能因事废人。换了老师您，我想也会这么做的。
这话说得在情在理，据说徐阶看了之后惭愧不已。但张居正帮徐家平反昭雪的承诺下了，徐阶最大的心病也就了了。
给张佳胤的信写得就更有水平了。张居正一句点破，说张佳胤的顾虑还是在党派之间的成见，然后话锋一转，透露了个小秘密说：
“自公在郎署时，仆已知公，频年引荐，实出鄙意。不知者，乃谓仆因前宰之推用为介，误矣。”
这小秘密就是你以为你的提升是因为你的老师高拱呀，事实上我现在可告诉你了，那是我张居正很多年前就发现你是个人才，虽然没和你结交，但是我反复在组织部门面前推荐，你才得以被重用的，要较真起来说，你张佳胤不知道——你应该算我张居正的人！
当然，张居正这话也不是为了贪功、套近乎，他紧接着说：“天下之贤，与天下用之，何必出于己？……区区用舍之间，又何足为嫌哉？”
就是说，不论是谁推荐的你，那都是为了国家而起用人才，这是公理。我张居正在这个位置，和你张佳胤在那个位置，我们都是为了国家才不辞辛劳、勇担重任的。君子立身为国，当坦坦荡荡，又何必心存芥蒂，分谁是谁的人呢？如果只执迷于此，又如何对得起自己心中那满腹的才学呢？
这番话说得是出人意料，又直指要害。
说是张佳胤看到之后，心中也不由得一阵惭愧。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人家张居正说的是句句在理啊，而且自己以为自己不得了，在人家张居正的肚子里，那还不过只是一条小船。
尤其张居正在信的最后又用了一大段美文把张佳胤的特点、才学推崇了一番，话说得是既准确，又漂亮，让张佳胤感觉自己对自己的认识也没那么准确，所以张居正在信最后对张佳胤提出的“愿努力勋名，以副素望”的殷切期望算是真正打动了张佳胤。从此他安下心来，秉公断了徐家的案子，也努力工作，一心为民，后来终于在万历年间做到了兵部尚书，成为了万历朝的一代名臣。（以上引文俱出自《张太岳集卷二十五答张崌崃》）
收服了张佳胤的心，可以说也就收服了中层官僚中那些摇摆不定的高派官员的心，这一下张居正要在人事上进行的大清洗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可当大家都以为没事儿了的时候，张居正又突然下刀了，人事上的大清洗还是如期而至了。
干事与说话
这就要说到张居正的第二个用人艺术了，这就是：用干事的人，不用说话的人。
张居正留住张佳胤这批高派官员的人心，那是因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行政系统内干事儿的人，但对于监察系统内原来的高拱的那帮手下，张居正可就不客气了。
明代的监察系统和我们现在的监察系统不太一样，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的御史们虽然工作职能也是监督与考察行政系统各部门的工作，但他们的工作方式却只有一种，那就是——议论和弹劾！
议论朝政、弹劾官员就是他们最常干的、最重要的、也是最无聊的事儿。
你想啊，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好议论个是非，徒逞口舌之利，现在给他们专门设了这个平台，那还得了。所以明代文人最大习气就是争辩，最大的本事就是弹劾。为了一点小事儿，你弹劾我，我弹劾你，争吵个不休。
还记得吧，我们以前说过，高拱之所以跟徐阶结怨，就是因为一个叫胡应嘉的给事中弹劾他上班时间回家忙着“植树造林”去了。人家高拱快六十了还没儿子，偷空回家“植树造林”关你什么事儿啊？这胡应嘉道听途说，就上本弹劾，弄得高拱以为是徐阶指使的，这才导致了两派政治力量的大决斗，几乎把隆庆朝的政治全败坏掉了。
这就叫文人政治，因为好为议论的习气，文官们把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到争吵上去了，国家也就在这种乌烟瘴气的争吵中萧条下去了。
张居正也是一个封建文人，他不可能取消这种沿袭了上千年的代表文人政治的言官制度，但他深切认识到这种言官制度所导致的恶劣后果。朝廷养着一大帮只说不练的官员，这些人只说不练也就罢了，他们的“说”还要干扰干事人的“练”。
所以，张居正决定痛下狠手，一上台就破例提前举行“京察”，也就是提前举行本来每三年才举行一次的干部例行考察。利用这个机会，对监察系统的官员搞了一次大清洗，一下开掉了很多人。当然，这些人主要也是高拱原来的手下。
有人据此说，张居正还是不能容人，还是要对高拱原来的亲信挟私怨进行报复。
事实上，张居正的考虑有两点：
首先，出于政治局势上的需要，确实要对原来高拱手下的那批言官进行一个清洗。
在明代，言官的品级一般不高，像六科的给事中，一般也就是七品，那在京官儿里也就是最低的。但由于他们的身份比较特殊，所以高层官员一般都注意拉拢他们。反过来，有高层的拉拢，这些言官为了将来的仕途考虑，也愿意背靠大树好乘凉。这样，言官跟人也就是官场上一个最典型的帮派现象。
高拱手下原来的那帮言官跟张佳胤这些人不一样，他们是铁了心跟高拱的，身上的政治帮派标签最为鲜明。现在高拱倒台了，他们暂时老实了，但留着他们就是留着潜在的祸患。就算有人是墙头草，看风使舵两边倒，那也说明这种人不可靠，更不能留。所以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张居正决不肯留这些潜在的威胁在朝廷里。
其次，更重要的是，张居正不只开除了属于高派成员的这些言官，他把一些好斗分子、好争吵分子趁机也都给清洗掉了。
张居正说过：“二、三子以言乱政，实朝廷纪纲所系，所谓‘芝兰当路，不得不锄’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同卷《答汪司马南溟》）
这个“芝兰当路，不得不锄”是什么意思呢？
“芝兰”那还是指优秀人才的。可虽然你是“芝兰”，只要你挡在我前进的路上，我还是要不客气地把你给清除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挡路了。
那么，既然是人才，怎么又挡路了呢？
其实这是个比喻，这里的人才指的是那些好议论、好争论的人才，就算他们本身是有本事的，但这些人因为好议论、好争论，所以对于国家大事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好事，这就叫“二、三子以言乱政”。
这说明张居正看得很远，他是为了推行即将进行的改革的需要，才不得已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们知道一项新的变革开始之初，最难做到的就是意见的统一，所以回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当初不讨论“姓社、姓资”的问题，也就是埋头做事不争论，那真是个极其英明且伟大的见地。
张居正也正是出于这一种考虑，才决定对言官制度的代表监察系统开刀的。
不只如此，为了让干事的人好好干事，不受说话人的干扰，他甚至走得很极端。他在任上曾经大力裁并书院，当时的书院就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知识分子聚在一起难免会议论是非，张居正就把他们的平台连锅端，这也使他在历史上留下了文化专制的恶名。
张居正对此倒并不在乎，只要能达成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