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 第7部分

汽车在颠簸着。发动机发出单调的轰鸣声。我渐渐打起瞌睡来。每当汽车猛然一颠的时候，我睁开眼皮，朦胧中总是看见那绿衣战士目视正前方，手把方向盘，正襟危坐着。

我竟睡着了。

当我醒来，天已放亮。一瞧手表，快6点了。我看了看司机，他依旧端坐着，双眼射出明亮的光芒。他已经一连开了9个多小时了，还是那样精神抖擞。

我感到嘴唇干硬，伸出舌头舐了一下，马上被他从反光镜中看见。他从坐椅下拿出绿色的军用水壶，递给我：“累了吧！喝点水，醒醒！”

开车的人，反而问坐车的人“累了吧”，这使我很过意不去。唉，可惜我不会开车。不然，我应当跟他换一下，让他休息。

我朝车外望去，景色在变：公路两侧，满目黄沙！没有绿树，也不见小草。

“进罗布泊啦？”

“早哩！”

他，依然正襟危坐，目视正前方。我蓦地觉得，他像一座塑像似的，神情是那般严肃。他的绿军服的背脊上，泛着白色的汗霜。他的眼皮浮肿，眼白布满血丝。

破晓，我开始看清楚公路两边的景色，发现展现在眼前的是另一幅画卷：满目黄沙，而绿色的斑斑点点则夹杂在黄沙之中。

我不认识那新奇的绿色植物。司机告诉我，那红根、红枝、红果的柳树般的植物，叫“红柳”；那一丛丛低矮的则是“骆驼刺”。这些植物特别耐旱，所以能在这缺水的地方顽强地生长。它们的根很深，从深深的地下吮吸那稀少的水分；它们的叶子变成棒状，以尽可能减少水分的蒸发。

早上7点多，正前方出现了奇迹——一大片蓊郁葱茏的绿树林！在这广袤无垠的黄色荒漠之中，唯有“落日2”，不见“孤烟直”，除了沙，还是沙，沙，沙。

如今，陡地冒出这么个“绿岛”来，顿时精神为之一爽。这沙漠绿洲，便是核基地马兰。

司机把汽车驶进林荫道，停在一排营房前。下车时我发觉他像个龙钟老者般慢手慢脚——双腿都已经麻木不灵了。他熟门熟路，领我进食堂。

司机揉了揉眼，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呵欠，坐了下来。我们一起喝着稀饭，嚼着馒头。他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扫光了盘子里的馒头。

“吃饱了，好好睡一觉。”我说。

“嗯。”他点了点头。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调度1来了，说是前面的搜索部队急需一辆车……

“我去！”司机二话没说，拿起灌足开水的军壶，走了。

我望着那泛着白霜的军衣，望着他6去的背影，不知该说什么好。没一会儿，外面响起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没一会儿，汽车6去了……

这样，我就被安排在核基地马兰第一招待所三号楼一层5号房住了下来。

部队政治部接待人员告诉我，从乌鲁木齐到罗布泊有一千多公里，相当于上海到北京的距离。乘坐汽车到罗布泊，道路漫长而又崎岖。近日会有直升机路过这里，可以安排我乘坐直升机飞往罗布泊，比坐汽车快多了。

于是，我有机会领略这块位于沙海之中的绿洲。这儿，是绿色的世界：绿树成荫，青菜成片。一排排高高的白杨树，挺拔而整齐。

马兰原本是一片荒漠，生长着马兰花。马兰花是兰科植物，茎叶像剑麻叶，开出的花有紫色、嫩黄色。马兰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在戈壁滩上生长。这样，当把这里开辟为中国核基地时，就把基地命名为马兰。

马兰位于罗布泊的西端，属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号称“天下第一州”，因为在全世界所有的州中，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面积最大。

马兰的驻军和核试验科学工作者用双手建起了一幢幢楼房，一条条马路，使马兰成为罗布泊附近一座颇具规模的城镇。学校、医院、邮局、银行、商店，在马兰应有尽有。这里道路两侧，绿树成荫。

在那翡翠般的菜地里，我看见穿着绿军装的战士在松土、施肥。

浅蓝色的地下水从深井中喷涌而出，给沙漠带来青春活力。马兰以自己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醒目地镶嵌在大戈壁的黄色浊浪之上。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核试验的先驱们聚集在大漠深处的马兰，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祖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成为“马兰精神”的象征。正因为这样，如今马兰成为新疆“红色旅游”的景点。马兰和西昌，一个是中国核基地，一个是中国的人造卫星基地，是中国大西北的“红色双城”。

◆在马兰与彭加木夫人长谈

7月6日清晨，我刚刚住进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就得知彭加木的夫人、儿子、女儿以及许多相关人物，都住在这里！

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和儿子、女儿，是在6月27日，从上海来到乌鲁木齐。彭加木失踪的消息传开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们涌向乌鲁木齐。为了避开众多的记者，正处于牵挂、焦急、沉痛之中的彭加木亲属被送到了马兰基地第一招待所。由于进入马兰核基地必须办理严格的报审手续，记者们无法来到此地。真是天赐良机，“一网打尽”！在马兰核基地，除了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赵全章之外，我成了唯一的采访者！这里是那样的安静，我可以进行一系列采访。

当时，我住在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三号楼一层5号房间。隔壁的6号房住着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再过去，7号房便住着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和女儿彭荔，而8号房则住着彭加木夫人的哥哥夏镇澳和彭加木的儿子彭海。我与彭加木亲属不仅同住一层楼，而且在同一个食堂吃饭。

7月6日上午，我不顾一夜没有休息，采访了彭加木夫人的哥哥夏镇澳。夏镇澳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他出生于1923年，当时已经57岁。他向我介绍了彭加木的情况以及夏家的背景。

夏家是一个大家庭。祖父生活在绍兴。他和夏叔芳的父亲叫夏仁斋，排行老四。夏仁斋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夏仁斋曾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电政司的科长。后来到南京金陵大学做行政工作，然后到上海电信总局工作。在解放初病逝。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央大学是名牌大学。夏叔芳和彭加木是中央大学同班同学，而他当时也在中央大学上学，比他们高一年级。

接着，我采访了彭加木的儿子彭海。

彭海当时28岁，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吉林农场插队九年，担任过生产队队长。后来考入吉林农业大学农化系。

听父亲说，在中央大学上学的时候，母亲夏叔芳的成绩在班上不是第一名，便是第二名。就读书而言，女生比男生好，是大学中常有的现象。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论工作能力，则是父亲胜过母亲。

父亲喜欢旅行。父亲曾经带他到浙江镇海观钱塘江潮。也曾经带他去过苏州。

那时候，父亲有一辆自行车，是辆“老坦克”，很结实、很重，母亲则有一辆凤凰牌女自行车。父亲、母亲在星期天喜欢骑自行车出去。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空闲时仍喜欢骑自行车出去，借此锻炼身体。

平时在家中，父亲总是很早就起床，要么跑步，要么跳绳，进行早锻炼。早饭也往往是父亲做的。每天晚上，父亲总是工作到很晚才睡。

家里最艰难的日子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遭到批斗，母亲则进了“抗大学习班”。上海造反派的头头戴立清带着一批人闯进我家，进行大抄家，连地板都挖了开来，查看地板下面有没有藏匿着什么东西。

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上海插队落户到东北四平地区。那时候，他给家中写信，一般是母亲写回信。

他非常敬重父亲献身边疆、献身科学的革命精神。受父亲的影响，1976年12月，他在吉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次，父亲在罗布泊考察中失踪，他日夜想念着父亲，期望着奇迹能够出现——父亲回到考察队，回到亲人中间。

在吃中饭的时候，我在餐厅遇见了彭加木夫人夏叔芳以及女儿彭荔。我知道夏叔芳此时此刻正处于悲伤之中。我尝试着向她提出采访要求。大约是夏镇澳和彭海已经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出乎我的意料，她同意接受我的采访。

由于她就住在我楼上的房间，采访非常方便，所以在马兰的那些日子里，我得以多次采访彭加木夫人夏叔芳以及儿子彭海、女儿彭荔。

彭加木的彭荔，当时25岁，共青团员。她中学毕业以后，在工厂当过几年工人，后来考入上海化工学校化工机械系。

夏叔芳比彭加木大一岁，当时56岁。夏叔芳是彭加木的大学同学。她从彭加木的青少年时代谈起，谈在大学里如何认识，她和彭加木的恋爱、婚姻、家庭……

夏叔芳告诉我，在1980年6月22日，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领导来看望她，只是透露了一点点风声，但是没有说彭加木失踪。直到6月24日上海报纸发表了新华社新疆分社的报道，她这才第一次得知丈夫彭加木在罗布泊失踪的消息，顿时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与关切之中。

夏叔芳于2003年5月10日病逝。在她去世之后，2003年6月《植物生理学通讯》第39卷第3期曾发表施教耐、沈允钢两位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的《深切怀念夏叔芳同志》一文，详细介绍了她的生平，全文如下：

2003年5月10日，一生从事植物生物化学研究的夏叔芳同志因病不幸逝世，我们深感悲痛。

夏叔芳同志，1924年11月8日生，1947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农化系，先后在山东大学医学院生理生化科、中央大学（1949年改名为南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1950年8月调入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

植物生理研究室任助理员。该室于1953年独立成为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究所，她是该所建立时就参加工作的研究人员之一。她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于1988年11月退休。后来，由于她新中国成立前在中央大学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秘密外围组织，1991年改为离休。

夏叔芳同志在四十余年的科教生涯中，在植物生物化学的许多方面进行了研究。

1950…1952年，跟随汤玉玮先生从事植物激素的研究，1953年转到汤佩松、殷宏章先生领导的生化组工作，调研大豆和小麦籽粒品质的改良。分析过早稻早割对产量和品质的影响，从事过小麦叶片中硝酸盐还原作用的研究。另外，她还与别人合作翻译了普里亚尼什尼科夫的《在植物生活和苏联农业中的氮素》（俄文）和希尔等着的《光合作用》（英文）两书。

1960…1962年，她服从工作需要，积极参加华南橡胶的发展工作，研究橡胶树产胶、排胶生理规律和生化分析，并协助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建立有关的实验室。

1963年回所后，参加物质转化组工作，从事水稻和小麦籽粒成熟期间呼吸代谢、糖转化和各部位籽粒干物质积累规律的研究，发表论文多篇。

1965…1977年期间，她参加纤维素酶应用研究的工作，先后集体获得上海市1977年重大科技成果奖和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6…1977年，她到环境保护组工作，调研石油化工厂排出的乙烯对作物和树木的影响，并研究了乙烯对不同植物的生理效应。

1979年后，她转入光合作用研究室光合碳代谢组，从事光合产物转化与利用的探讨，对稻麦叶片和籽粒成熟过程中淀粉和蔗糖的合成与转化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包括：叶片中光合产物输出的抑制与淀粉和蔗糖的积累、玉米叶片中淀粉和蔗糖的昼夜变化与光合产物的输出、玉米叶肉细胞和维管束鞘细胞中光合产物的分析、无机磷对叶片中淀粉和蔗糖积累的影响、大豆叶片中蔗糖酶的分离纯化及其特性、大豆叶片中淀粉酶的特性、大豆叶片中淀粉的降解和淀粉解酶、水稻叶片中蔗糖磷酸合成酶的一些特性、水稻叶片的蔗糖合成酶、菠菜叶片中蔗糖磷酸合成酶的纯化、菠菜叶片中蔗糖磷酸合成酶的调节、红豆草和苜蓿根瘤固氮活性试验、红豆草和苜蓿根瘤菌的分离与回接、红豆草和苜蓿的光合效率比较研究、红豆草和苜蓿的光合特性比较及其限制因素试析、红豆草和苜蓿根瘤的固氮作用、红豆草根瘤的细微结构观察等。其中关于红豆草的工作曾获得甘肃省畜牧厅1991年科技进步一等奖。

20世纪80年代初，夏叔芳的爱人彭加木同志在新疆考察时遇难。噩耗传来，她虽然心碎，但很快地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她爱人的遗志，赴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积极协助他们做实验并作学术报告，为支持边疆尽力。

夏叔芳同志现在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热爱祖国，积极工作，严谨治学，关心边疆科研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就住在我的隔壁房间。在7月7日，我采访了赵全章，请他谈最初怎么发出第一篇关于彭加木失踪的新闻以及搜索彭加木的情况。

马兰又热又干燥。我测试了一下，洗了衬衫之后，晾在阳光下，五分钟就干了——除了领子还稍稍有点未干。晾在室内，一个多小时就干了。

◆从飞机上俯瞰大沙漠

当我在马兰核基地采访彭加木夫人夏叔芳的时候，部队集结在马兰，第三次搜索彭加木开始了。7月8日，新华社新疆分社发出电讯《人民解放军分东西两路二进罗布泊寻找彭加木》：

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8日电人民解放军分东西两路第二次进入罗布泊地区，继续寻找彭加木。

这次寻找行动，有两支队伍参加。东路从甘肃敦煌出发西进罗布泊洼地；西路从罗布泊地区附近部队驻地出发向东寻找。今天上午九时半，以罗布泊地区附近驻军为主组成的寻找彭加木的队伍，已经从部队驻地出发。寻找队伍临行前召开了动员会，驻地部队司令1张志善、政委胡若古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彭加木的亲属和这支队伍的同志们一一握手送行。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对党和政府以及人民解放军千方百计寻找彭加木，表示十分感激。

东路将于7日从敦煌启程。

新华社电讯中所说的“西路从罗布泊地区附近部队驻地出发”，这“罗布泊地区附近部队驻地”其实就是马兰核基地。

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搜索彭加木行动。

7月9日，我接到部队政治部通知，明天上午有一架飞机从马兰飞往“720基地”，你可以乘坐这架飞机，先到“720基地”，再从那里乘飞机，转往彭加木的失踪地——库木库都克。

“720基地”当然是一个代号。后来，我在采访马兰基地作战处处长周夫有的时候，他道出了“720基地”这一名字的来历：当时，从马兰基地铺设电话线到这个基地，把电话拉到那里时，正好用了720根电话杆，于是便给这个新的军事基地取名“720基地”。

7月10日上午，部队政治部派车送我到基地的永红机场。

永红机场是小型的军用机场，只有一条飞机跑道。那里见不到民用机场上那种大型喷气式客机，只有螺旋桨小型飞机以及直升机。好在我曾经在东北加格达奇深入生活，那里的林场机场跟这里差不多，我乘坐过各种各样护林用的螺旋桨小飞机，尤其是多次乘坐双翼的“安…2”型飞机（又叫“运五”型飞机）。乘坐这些小飞机，噪音非常大。我一看机场上停着一架“安…2”型飞机，就向机场要了一点棉花——我知道，乘坐这种飞机必须用棉花塞住耳朵，以防那震耳欲聋的噪音。

我注意到，永红机场还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