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尔尼沙在上海学习了几个月，彭加木先回新疆了。
刚到乌鲁木齐，彭加木便去看望卡德尔，问他和孩子们好。
当吾尔尼沙实习结束，回到家中，发现一件怪事：孩子们一见到她，便说上次她托彭伯伯带来的上海糖果和巧克力真好吃。可是，吾尔尼沙并没有托彭加木带过东西呀！一打听，她才明白：原来是彭加木自己花钱买了糖果和巧克力，送给孩子们，却说是妈妈带来的！吾尔尼沙把这件事告诉卡德尔，卡德尔连连说：“彭先生真是一个关心同志的好人哪！”
◆挚友·同志
彭加木对小李从难从严，对吾尔尼沙热情鼓励，对小赵、小关则手把手教。彭加木培养小李和吾尔尼沙掌握电子显微镜技术，培养小赵、小关掌握样品的浸取、抽提技术，这两方面的技术，都是进行植物病毒研究必不可缺的基本功。
彭加木跟小赵接触不久，很快就发现，小赵跟小李的性格迥异，小李直爽、敢说，而小赵则胆子小，性格比较浮，有一次，彭加木把论文初稿交给小赵，请他提意见，小赵一字未看，便说：“您是老专家，我能提啥意见？”彭加木听了，很不高兴，他认为这不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便说：“下次再不许讲这种话了。这论文是我们共同做的，是用我们几个人的名义共同发表的，我们都是作者，有啥说啥，谁说得对就照谁的办！”这次谈话，引起了小赵的注意，从那以后，小赵有了进步。他不再把彭加木当作那种家长式的权威，而是看成挚友、同志。这时他又表现出有点得意洋洋，喜欢在别人面前吹嘘，说：“彭先生真不错，
真平易近人，常跟我们这样的小助手平起平坐，写了文章还叫我帮助他改哩！”
尽管小赵流露出一些缺点，彭加木对他毫不嫌弃，而是从各方面关心他，帮助他。在外出考察途中，给他讲历史，讲故事。有一次，彭加木在汽车上一连讲了好多个关于阿凡提的故事，大家听了笑痛肚皮。小赵感到奇怪：彭先生不是新疆人，怎么对阿凡提的故事那么熟悉？彭加木告诉他，新疆人民出版社刚出版了一本《阿凡提的故事》，他只是个“贩子”而已，那些故事都是从这本新书中“贩卖”来的。他劝青年人不要只看科技书，也应当看些历史、文学、音乐、美术方面的书，要扩大自己的知识面。他向小赵推荐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赵朴初的诗集《片石集》，并将这本书送给了小赵。
工作上，彭加木对年轻的同志要求严格，从不马虎。实习结束了，四个新手中，三个完成了实习任务，小赵一人没有完成。小赵很着急，想跟大家一起走。彭加木知道后，要小赵一个人留下，再学几天，完成任务再走。他语重心长地说：“来实习，就得把本领学好，要培养独立工作的能力。回新疆，你们都将要独当一面，不会独立工作是不行的！”
对年轻的助手，彭加木不仅言教，更注意身体力行，作出榜样。如研究植物病毒的第一步是从样品中提取病毒，然而这一工序目前仍处于手工操作的落后状态。每次从田间采到有病的枝叶（数量往往达几百个）之后，送回实验室，要马上用菜刀剁碎枝叶。然后放在石臼中捣烂，即把植物细胞的细胞壁捣破，使其中的病毒能用抽提液提取出来。这工作，也是很繁重的体力劳动。取样一次，往往要用石臼捣几千次之多！这样才能提取到较多的病毒。接着，还要加缓冲液，用纱布过滤，低速离心，去渣，用氯仿处理滤液，差速离心，提纯病毒……
这一系列繁重的工作，一般都是由彭加木和助手小赵负责。他们常常干到深夜，甚至通宵。经过连续几天的剁呀，捣呀，滤呀，离心呀，最后才提取到了一点点纯净的病毒。
在结束一次提纯病毒的实验之后，还要把工作过程中用的几十种试管及烧杯等仪器一个个洗妆（要用自来水洗，去污粉擦，最后用蒸馏水洗三遍）。而且每提取一种病毒，很少一次成功。常常要走失败——重做——再重做，一直至胜利的道路。每重做一次，要多捣几万次石臼。如抽提甜瓜花叶病毒，就是失败了二十多次才获得成功的。
这种繁重、琐碎、单调的工作，有的研究人员交给助手去做。而彭加木在这方面却从来不撒手，他总是身体力行，与助手一起做。有时，他甚至还骑着自行车，到一两百公里之外，亲自采集样品。
就这样，彭加木和助手们一起处理过上百个病毒样品，从中提取了玉米、甜瓜、大丽菊、苹果、燕麦、小麦等作物的病毒。如果要统计这一过程中彭加木手持菜刀剁了多少次，用石臼捣了多少遍，洗了多少支试管、烧杯，恐怕不得不求助于电子计算机了！
至于小关，彭加木更加耐心地从头教起。因为小关是个高中毕业生，基础较差。有一次，彭加木和小赵经过多次抽提，得到一小试管样品。试管中上半部是溶液，下半部是渣。要提取的病毒，是存在于溶液之中的。小关不懂，竟把千辛万苦得来的上半部溶液倒掉了，剩下无用的残渣。对此，彭加木并没有斥责小关，而是耐心地把原理讲给小关听。
由于彭加木针对四个助手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所以助手们进步很快，不久就能独立工作了。彭加木看到助手们的进步内心十分高兴，但是，为了使他们不致自满，除了对吾尔尼沙之外，他很少当面表扬，相反总是严格要求。
在彭加木的带领下，助手们奔赴新疆各地，行程万里，他们的足迹遍及塔城、奎屯、石河子、伊犁、阿克苏、吐鲁番等地。他们共同努力，写出了许多关于新疆植物病毒的论文，填补了中国植物病毒学上的空白，并为发展新疆的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
他的助手曾用这样发自内心的话语，称誉彭加木：
不曾见过彭先生畏惧困难，也不曾见过他颓废懊丧。结果不满意时，他总是说：“我再做做看。”“我来做给你看看！”“不要急，好事多磨嘛。”
不曾见过彭先生摆过架子，也不曾见过他支使别人。虽然他是研究员，可是从田间采样、刷洗试管到冲洗照片，他都乐于亲自动手去做。他常讲：“我们干的是实验科学，就是要多动手，不能轻视平凡的劳动。”
不曾见过彭先生下车伊始，叽里哇啦，也不曾见过他指鹿为马。别人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说：“等我们做做看。”
不曾见过彭先生居功自傲，也不曾见到他停车靠站。他总是向前看，每当我们获得了一点进展，彭先生总是兴高采烈，但跟着总是说：“下一步……”在他的笔记本上又列上了新的计划。
不曾见过彭先生有片刻的懈怠，也不曾见过他虚度片刻光阴。就在他要乘飞机回上海的当天上午，还在和我们一起进行电子显微镜观察；就是在漫长的旅途中，也很少见他打一个盹儿。我们知道他患过癌症，我们知道他天天都在服药，我们常常听到他那阵阵干咳。
他常说：“艰苦的劳动会带来丰收的喜悦。”在彭先生的帮助指导之下，我们国内的生物化学家认为新疆的植物病毒研究“打开了局面”。
◆“彭先生是一团火”
彭加木不仅是一个科学家，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党员。他常常从政治上关心同志，做了许多思想政治工作。
就拿小李来说，她出身于清华大学一位教授之家，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到边疆工作。她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写过入党申请。可是，由于她父亲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她一直未能入党。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她父亲的政治问题得到了纠正，但是人们仍用老眼光看她。为了这事，小李感到苦闷，常常影响工作情绪。彭加木知道了她的心事后，多次找她谈心，鼓励她继续写入党申请，争取进步。小李感动地说：“彭先生是一团火，把别人冷掉了的心烤热了！”
陈善明是在彭加木热情鼓励之下，于1958年毅然离开上海，到新疆工作的。当时，他的爱人不在上海，家中只有三个孩子。彭加木和夏叔芳便主动关心这三个孩子。晚上，彭加木常给这些孩子辅导功课，教他们写字。每隔一两个月，彭加木给孩子拍张照片，寄给陈善明，使他安心在新疆工作。彭加木很关心陈善明的入党问题，从50年代起，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彭加木多次鼓励陈善明写入党报告。他几乎每次来疆，都问及陈善明的入党问题解决了没有。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的一位同志，由于在“四害”横行时，曾被污蔑为彭加木在边疆“搜集情报”的“特务”，她爱人又因其他问题受到冲击，因而不幸得了精神分裂症。
1977年，彭加木重返新疆，立即去看望他们夫妇。这时，他们俩正在联系调往南京或成都工作，彭加木一听，连忙劝他们：“粉碎了‘四人帮’，我们国家有希望了，新疆也有希望了。内地需要人，边疆更需要人。在边疆，培养一个科学工作者，不容易啊！你们在这里工作多年，熟悉这里的情况，最好还是留在这里工作，为边疆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彭加木的一席话，使夫妇俩打消了调离边疆的念头。他们说：“老彭受了那么大的冤枉，还坚持来新疆工作，我们怎么好意思离开新疆呢？”
1980年3月，彭加木来到广州，与阔别多年的哥哥彭浙重逢。彭加木发觉，哥哥因在“四害”横行时，被关进“牛栏”（广东称“牛棚”为“牛栏”）达八九年之久，为此事，至今仍有一股埋9情绪。
彭加木鼓励哥哥：“别灰心，要朝前看！集中力量先把手头的工作做好。过去的时间荒废了，剩下的时间更宝贵。要抓紧时间，为‘四化’出把力！”
彭加木从手提包中拿出幻灯机，在哥哥家里放映。哥哥知道彭加木受到的委屈比他大得多，可是，彭加木斗志昂扬，在边疆做了那么多工作。他一边看幻灯片，一边受到了教育，决心不9天，不尤人，从现在做起，赶紧为‘四化’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彭加木像一团火，温暖着别人的心，使许多被“四人帮”迫害得心灰意懒的同志，振奋起精神，扬起风帆，朝着“四化”的大目标前进。
◆于细微处见精神
一滴水可以见太阳。在这里请允许我用白描的手法，罗列许多在采访中了解的关于彭加木的小事。这些事虽小，但“于细微处见精神”，从中可以使我们更了解这位传奇式的人物。
彭加木心灵手巧，样样事情都喜欢做，为此人们给他起了个雅号“万能博士”。星期天，如果他在家休息，领导们常来“抓差”，请他修自行车。他备有一套修车工具，本来是供自己骑“老坦克”外出时修复用的，此时便用来替邻居修车。只见他捋起袖子，满手油污，在那里聚精会神地修车，宛如一位道地的修车工，没有半点架子。
彭加木不仅会骑自行车、修自行车，还会开汽车、修汽车。1963年，彭加木去南疆考察，快到目的地时，汽车突然发生故障。司机检查了一下，认为毛病较大，一下子修不好，便跑到治沙站去求援，请他们来一辆汽车，把坏车拖去修理。治沙站的汽车开出后，忽然遇见彭加木驾驶着汽车来了。原来在司机走开之后，他试着动手修理，不仅把车修好了，而且亲自驾车前往治沙站！
彭加木常常笑称自己是条“毛驴子”。他往返于上海与乌鲁木齐之间，总是尽力为朋友们捎带东西。他每次离疆时，都要大包、小包七八个，其中大部分是别人托带的东西。比如，哈密瓜是新疆的特产，回沪时他很想带点给亲友们尝尝，可是，他自己很少有机会带哈密瓜回来，因为临走时别人也托他带哈密瓜，而坐飞机每人所带的行李是限定重量的，于是他宁可替别人带，自己不带或少带。
有一次，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一位工人，想买一辆童车。彭加木在北京出差时，看到有一种童车式样好看，价格又便宜，便买好带回上海，亲自推到这位工人家中。这位工人见到彭加木这样忙，居然会把一个工人的小事放在心上，感动之极。
还有一次，一位彭加木的“朋友的朋友”，托他在新疆买一种中药。彭加木未能买到，心中颇为歉疚。后来，当他在海南岛考察时，偶然见到野生的这种中药，如获至宝，立即亲手采集、晒干，回沪时交给朋友，由朋友交给那位不相识的“朋友的朋友”。
彭加木在当上新疆分院副院长之后，每次回到上海，照样提着菜篮子去买菜，回家后洗菜、做饭，样样都干。为了节省时间，他家常买皮蛋、咸蛋、肉松、咸肉、板鸭之类。1979年，轮到他当宿舍代表（一年轮一次，宿舍代表负责整幢宿舍楼的公益工作），他常常打扫宿舍楼梯、走廊，从三楼扫到一楼。走廊上的公用灯泡坏了，他悄悄地拿自己家的换上。
彭加木自幼喜爱花木。他的屋前宅后种了许多夹竹桃、月季花、枇杷、葡萄……孩子们常跟他捣乱，不是把幼苗拔掉，便是把花摘掉。彭加木知道了，既不埋愿，更不呵斥，而是给孩子们讲道理，使他们懂得爱护花木。经过他耐心教育，后来，这类“侵犯”花木的事情就减少了。有的孩子甚至从“小捣蛋”转变成保护花木的“哨兵”，一看到谁偷摘花果，立即向彭伯伯“通风报信”。
彭加木家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当时有的邻居家还没有电视机，彭加木便对孩子们说：“来，晚上到我家看电视！”彭加木很喜欢孩子，从来不嫌他们“烦”。
彭加木喜欢书。他买的专业书、文学书，常放在实验室里。同事们向他借，他总是说：“借什么？拿去看就是了。你们愿意看书，我心里很高兴！”
不过，彭加木对那些爱沾公家便宜的人，却不宽容。1977年，他重返新疆不久，有一次发现电子显微镜实验室的暗室中，有许多刚洗印好的个人生活照片。彭加木一看，火了，把管暗室的助手叫来，问道：“公家的暗室，怎么好印私人照片？”
助手满不在乎地说：“在我们这儿，历来如此！”彭加木一听，颈部的青筋立即怒张，他大声地说道：“怎么历来如此？历来不如此！这暗室是我亲手创建的，从1963年以来，从未洗过私人照片，哪有什么‘历来如此’？”
打这以后，彭加木当众宣布，谁都不许在公家暗室里冲洗私人照片。
事有凑巧。有一次，彭加木与几个外地朋友合影，嘱咐助手送到照相馆冲洗，而这几个外地朋友马上要走，等照相馆里印出来，来不及。助手就瞒着彭加木，在公家暗室里洗印，以便及时送给外地朋友。谁知彭加木看到照片时，一下就认出来用的是实验室的相纸，他严肃地对助手说：“下不为例！”
彭加木是一个不轻易挥泪的人。在癌症和“四人帮”所带来的迫害面前，他没有流过泪。然而，有一次在看电视剧《失望人的希望》时，看到青年们受到“四人帮”毒害，心灵空虚，走上犯罪道路时，他难过地哭了。他噙着泪水说道：“如果党不能挽救他们，我们的党是干什么的？我们应当挽救这一代人！”
1979年夏天，彭加木即将出发到新疆去，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一位朋友托他从新疆带一点羊的胎盘，以便研究“活性多肽”用（因为羊胎盘中含有许多的“活性多肽”）。彭加木满口答应。他想，新疆有的是羊，弄个羊胎盘还不容易。可是到新疆之后一打听，才知道这是道“难题”！原来，羊一般都在四五月下羊羔。当时已是七八月，羊不下羔，到哪里去弄羊胎盘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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