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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不签名！”
中国的政治风云是多变的。
正当彭加木沉醉于科学王国之中探索珍宝时，“四人帮”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总理。
在制订十年科学规划时，周总理曾说过：“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把科学研究往高里提。”
“四人帮”反其道而行之，大砍基础科学研究。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七个基础科学专题小组，被解散了六个，只剩下彭加木的植物病毒组还在那里工作，不断写出科学论文。于是，种种流言飞语，向彭加木袭来：
“植物病毒组是一个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
“植物病毒组是打着联络实际的旗号，干着脱离实际的工作！”
彭加木没有理睬。他的回答是：“他说他的，我干我的！”
1976年春，周恩来总理逝世之后，“四人帮”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妖风，矛头直指邓小平。
对于“四人帮”的这些阴谋，彭加木是看得很清楚的。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强令党员要带头“反击右倾翻案风”，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写“批邓”大字报。
在“四人帮”的淫威之下，有些党员便照抄，写了“批邓”大字报，应付了事。然而，彭加木却一张“批邓”大字报也不写。这时，一位好心人给彭加木通风报信：“市里派来两个人，正在所里统计哪些党员写了‘批邓’大字报，哪些党员没有写。据说，查下来只有你没有写。你赶紧写一张吧，不然会惹麻烦的。”
彭加木笑笑，摇摇头。
下班之后，另一位好友到他家里去。彭加木毫不掩饰地谈了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他说：“群众纪念周总理，有什么不对？怎么会成为‘反革命事件’？以三项指示为纲，错在哪里？”
风声越来越紧。大约是那两个人的调查报告送上去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开始注意彭加木，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于是，在一次全所大会上，一个头头就声嘶力竭地叫嚷道：“到现在为止，还有这样的共产党员，连一张大字报也没有写！他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尽管这个头头没有点名，人们一听，心里都明白——这不是指彭加木，还会指谁呢？人们都暗暗替彭加木担心。
这次大会，又动员写“批邓”大字报。会后，有几位同事合写了一张“批邓”大字报，把彭加木拉住，好心劝他道：“你来签个名算了，免得麻烦。”
彭加木非常倔强地说：“我彭加木的名字，就是不签在这样的大字报上！”
这件事，被上面知道了。他们准备继“清队”、“清查5。16”之后，第三次揪斗彭加木。
就在这时，中国大地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八章 返疆
◆重回第二故乡
“四凶”肆为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风暴、动乱，结束了。被颠倒了的历史，恢复了本来的面目。
此时此刻，彭加木的心情既兴奋，又焦急。他急于想把被“四人帮”耽误了的时光追回来。他郑重其事地向党组织诉说了自己的心愿：“重上边疆，重当‘铺路石子’。无论是去西藏，去云南，去新疆，去青海，我都高兴！”
如今，那“内部控制使用”的紧箍咒，再也不会念了，彭加木可以展翅高飞了。尽管他在那“史无前例”的风暴中受了那么多磨难，他却不埋怨，不后悔，不观望，不犹豫，他的目光总是向前，向前。
组织上慎重研究了彭加木的要求，觉得青藏高原气压低，彭加木的身体恐怕吃不消；青海他没去过，开展工作较困难；云南和新疆他去过多次，比较合适。
新疆方面一知道彭加木要重上边疆，立即发出了邀请，于是，组织上决定让他去新疆工作。不过，考虑到彭加木年已半百，又有严重的上腔静脉后遗症，因此只同意他在每年夏天去新疆，其余时间在内地工作。
1977年，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给彭加木汇来了路费（他每次去新疆，都是新疆分院给他寄路费的）。7月，彭加木离开了上海，奔赴阔别了十多年的新疆。
一路上，他的感触颇深：在50年代，他从上海去新疆，只能坐火车到甘肃，再换长途汽车进疆；在60年代，火车可以直达乌鲁木齐了；如今，他坐着飞机进疆，花了六七个小时，便可从上海直抵乌鲁木齐了。
一路上，彭加木兴致勃勃地透过飞机的园形舷窗，俯瞰着祖国那广袤无垠的大地。飞机翼下出现巍峨耸立、顶上戴着白皑皑“雪帽”的博格达峰——天山的山峰，彭加木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他的心在激烈地跳动：
“哦，新疆——我的第二故乡，我又回到你的怀抱。”
唐朝诗人王维在《渭城曲》一诗中，曾感叹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如今，彭加木却是“西出阳关多故人”。当他走下飞机，老朋友们蜂拥而来，紧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放，热泪夺眶而出。
是呵，在那乌云压城的岁月，新疆的老朋友们听到了关于“梅花党”的传说，听到了彭加木的消息，他们心急如焚——彭加木为了新疆的科学事业呕心沥血，怎么反而被颠倒为到边疆“刺探军情进行特务活动”呢？这是多大的冤枉啊！
正因为这样，老朋友们一听说彭加木劫后余生，仍重返边疆，何等欢欣，奔走相告。他们都巴不得想早一点看到虎口逃难的彭加木。
想不到久别重逢，彭加木却只字未提那痛苦的遭遇，一个劲儿打听新疆分院186的现况如何，需要解决什么问题。
◆严师
彭加木劫后重返新疆，自然引起了记者们的关注。
有一次，一位记者问起了这样的问题：“你在新疆分院担任什么工作？”
彭加木一听，便知记者在打听他在新疆分院的“头衔”。
他幽默地答道：“我在新疆分院，担任铺路工作！”
彭加木的回答，使记者愕然。
确实，说来颇使人难以相信：彭加木多次来疆，是新疆分院的“开国元勋”之一，可是，他的唯一“头衔”只是“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从未在新疆分院担任过一官半职！在别人看来，这几乎不可理解，而在彭加木看来，却理所当然！
过去，彭加木来新疆是为了“铺路”；如今，彭加木来新疆也是为了“铺路”。
彭加木深知，人才是发展科学的基础。要推进边疆的科学事业，必须悉心培养一批科学人才。于是，彭加木在新疆，带了四个助手，开展植物病毒研究工作。
这四个助手，在植物病毒研究方面都是新手：
小李，她虽是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可是从来没摸过电子显微镜；小赵，新疆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在大学里没有学过多少专业知识；吾尔尼沙，维吾尔族姑娘，新疆医学院的毕业生，连讲汉语、看中文书籍，都感到吃力；小关，高中毕业生。
彭加木以他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格言：“我想作一颗铺路的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他，正是让这四个年轻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走上了攀登植物病毒学高峰的道路！
小李还清楚地记得，在1977年夏天，陈善明带着她去见彭加木。当时，彭加木正在电子显微镜旁忙碌，小李心里可紧张呢，双手不知往哪儿放才好。谁知彭加木一见她，便拿来一堆病毒照片给她看，又领着她参观电子显微镜，小李看到电子显微镜构造那么复杂，操作又是那么精细，害怕自己难以胜任。
彭加木却鼓励她道：“没关系，慢慢做，就会的。我在学校里，也没见过电子显微镜。”过了几天，小李很快就熟悉彭加木了，知道他是一个没有架子的人，也就很随便了。
小李是个急性子的人。她在家里用缝纫机做衣服，缝错了，照理应当用刀片把线一点点拆开，然后重新再缝。小李一急，索性用手扯，一扯便把布扯破了，结果做成的新衣虽然一次也未穿过，却已打上了补丁！然而操作电子显微镜，却要非常细心、耐心。要拍一张病毒照片，从田间采样开始，切碎、浸取、差速离心、提纯、成膜，一直到拍摄，要经过几十道工序。不论哪一环节出了问题，都无法拍出清晰的照片。
彭加木技术熟练，一个上午能拍90张电子显微镜照片。可是，小李拍了一个上午，连一张都拍不好。小李着急了，越急越是乱了套！
彭加木见了，总是安慰她：“急事要慢做，欲速则不达。你要学好电子显微镜，先要改掉你的急性子！”
一开始，小李每拍一张照片，送到彭加木那里，总是打回票。彭加木是很严格的，不是说照片丝点不清，就是说反差太小，不合乎要求，绝不会“通融”的。
有一次，小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拍出一张清晰的病毒照片，得意极了，拿给彭加木审看。彭加木这次点了点头，说“拍得不错”，紧接着，他又了头，说道：“裱照片用的纸，不合格，说明词也写得太潦草。俗话说，‘赖货也要好包装。’你重新裱一下，说明词也要重写！”
小李写起实验报告来，常爱把“为害”写作“危害”，把罗马数字“ⅠⅤ”写成“Ⅳ”。彭加木见了，总是逐字帮她改正。
彭加木写出了论文初稿，也总是请助手们审看。有一次，小李看到彭加木把“沉淀”写成“沈淀”，便指出他写错了。彭加木二话没说，立即改正。
有一次，师生俩为了一个名词，发生了一场有趣的争论：在一篇论文中，彭加木谈到新疆的一种小麦品种，写作“塔拉姆”。小李一看，说写错了，应当是“勃塔姆”。彭加木听了，马上打开自己的笔记本，见上面写着“塔拉姆”，便指给她看。
谁知小李也打开自己的笔记本，见上面写着“勃塔姆”。这下子，彭加木不响了。他并不轻易认为自己错了，但也不轻易否定小李的意见。这种小麦，是他们在石河子农场考察时听说的。于是，便挂长途电话查问，对方答复道，应当是“勃塔姆”。
彭加木就照改了。彭加木一向是个不轻易服输的人。这一次，他却很高兴，因为他培养了一个严格的学生。
小李呢？她也很高兴，因为她知道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是从她的严师——彭加木那里学来的。
◆“你是维吾尔族的骄傲”
跟小李相比，吾尔尼沙学习电子显微镜技术，更加困难。
吾尔尼沙30来岁。她本是学医的，1970年从新疆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去哈密工作。直到1975年，才调到新疆分院。她连中文资料都看不大懂，而掌握电子显微镜技术却还要懂得英文呢！
彭加木花费了很多的心血，来培养这位维吾尔族的科学工作者。
尽管彭加木对吾尔尼沙的要求很严格，可是，却跟培养小李的方法不一样。他知道，吾尔尼沙胆子小，常怕自己不能胜任工作，所以彭加木总是热忱地鼓励她，使她对事业充满自信。
当吾尔尼沙第一次用电子显微镜观察病毒的时候，尽管彭加木为她放好样品，调好焦点，可是，她什么也看不见。吾尔尼沙的脸上，出现了焦急的神色。
彭加木自己观看了一下，告诉她病毒在什么地方，安慰她道：“尼沙，看不见没关系。我最喜欢说真话的人。你看到什么，就说看到什么。别紧张。”
吾尔尼沙看了好久，总算看到了。
彭加木马上跷起大拇指，说道：“你进步了！只要多看，多做，多拍，就会成功的。”过了几天，彭加木把样品放好，让吾尔尼沙用电子显微镜拍照。经过多次失败，吾尔尼沙终于拍出了清晰的照片。
彭加木拿着这张照片，高兴地对她说：“尼沙，你拍得好，你成功了！我在照片上写上你的名字——这，是你拍出来的！”
渐渐地，吾尔尼沙学会了拍摄电子显微镜照片。这时，彭加木又对她说：“尼沙，你会拍照片了，这是很大的进步。现在，你还要进一步学会看懂照片，分析照片……”
彭加木总是对吾尔尼沙这么说：“不要怕困难，要刻苦学习。不懂，不要怕，有问题尽管来问我。你是维吾尔族的骄傲！将来，你要当师傅，要培养出一大批维吾尔族的科学家！”
有一次，彭加木写好一篇论文，把初稿交给吾尔尼沙，请她审看，吾尔尼沙一看，见把她的名字也写在上面，连连说：“不行，不行。彭先生，这是你的论文，怎么好把我的名字也写上去？”
彭加木指着论文中的照片，说道：“这照片不就是你拍的吗？这篇论文是我们小组共同写的，其中有你的贡献，你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之一！”
1979年，中国生物化学学会在杭州屏凤山举行年会，彭加木提议让吾尔尼沙作为新疆化学研究所植物病毒组的代表，在会上宣读论文。
这下子，吾尔尼沙可犯愁了，她说：“我怎么能在那么多专家面前作报告呢？”
彭加木鼓励她道：“专家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搞科研，你也在搞科研哪！如果你讲错了，也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会帮助你的。”
虽然吾尔尼沙答应了，可是，到了第二天，她又变卦了。她跟彭加木说，不离开新疆到内地开会。
彭加木不明白，吾尔尼沙从未到过内地，怎么会不愿去呢？
一调查，原来是怎么回事——她的爱人不同意！
原来，吾尔尼沙的爱人叫卡德尔，在仪表厂工作。他们有两个孩子，大孩子凯撒尔八岁，小女儿薇丽亚四岁。在维族家庭中，家务主要是由妇女承担。如果吾尔尼沙出差了，谁来照料孩子呢？
彭加木就来到吾尔尼沙家里，和卡德尔谈心，告诉他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应当支持尼沙去，这是维吾尔族的光荣！
卡德尔听了，非常感动。后来，卡德尔又从吾尔尼沙那里知道，彭加木自己不去参加这么重要的会议，让给尼沙去。卡德尔激动地对妻子说：“听彭先生的话，你去吧！彭先生是内地人，那么远跑到我们新疆来支持工作。彭先生是我们的好榜样。你去吧，家务事我来干！”
在卡德尔答应之后，吾尔尼沙就高高兴兴地走了。
在中国生物化学学会的年会上，吾尔尼沙作为第一个走上讲台的维族科学工作者，深受大家欢迎。吾尔尼沙，用汉语作完学术报告之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这时，曹天钦教授对她说：“你讲得很好，希望你进一步进行研究，下一届年会时再来作报告！”吾尔尼沙听了，受到莫大鼓舞，后来她在作报告时的照片，登在《生物物理与生物化学学报》上。卡德尔看了，非常高兴。
1979年秋天，为了进一步提高四个新手的业务水平，彭加木给他们办好了到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进修的手续。这一次，卡德尔热情支持妻子前去学习，说道：“多学一点东西，不要空手回来！”
来到上海之后，这四个新手就在彭加木领导的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学习。
彭加木担心吾尔尼沙人生地不熟，生活不习惯，便请她到自己家里住。彭加木很尊重维族的民族习惯，特地买了一套新的炊具，让吾尔尼沙烧牛羊肉吃。这件事使吾尔尼沙深为感动，同时也很不安。住了一个星期，吾尔尼沙看到彭加木的工作是那么繁忙，生怕给他多添麻烦，一定要搬到旅馆去住。
搬到旅馆之后，彭加木常去看望吾尔尼沙，叮嘱她：“你是个小丫头，要抓紧时间多学习。除了星期天之外，不要去逛街。”
吾尔尼沙在上海学习了几个月，彭加木先回新疆了。
刚到乌鲁木齐，彭加木便去看望卡德尔，问他和孩子们好。
当吾尔尼沙实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