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 第24部分

此外，玉米条纹病毒、枣疯病毒、西红柿花叶病毒、白菜孤丁病毒、萝卜花叶病毒……也曾使我国农业受到莫大损失。

彭加木借助于“科学之眼”广泛地研究了危害柑橘、桑树、水稻、小麦、玉米、甜瓜、哈密瓜等的各种病毒，作出了不少贡献。为了研究植物病毒，他走南闯北，什么地方发生病害，他就跑到哪里采集样品，然后带回上海用“科学之眼”观察、拍照。

就这样，彭加木从1961年之后，忍受着病痛，每年夏天奔赴新疆工作，其余时间多次到广州、福州、郑州、南京、杭州、昆明等地，深入到田间，进行植物病毒研究。他本人就像他的那架“老掉牙”的照相机和那辆“老坦克”自行车那样，大大超出了癌症病人的“作用期”。他用那病弱的身体四处奔波，同样把“老本”都用出来了。

◆党和人民的表彰

彭加木的毕生志愿，就是默默地“想作一颗铺路的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

他乐于作铺路石子，安于作铺路石子，然而，他又是一颗闪光的铺路石子！

彭加木的铺路石子精神，受到了人们的赞扬。

在1964年初，他光荣地成为中国科学院的先进标兵。

在1964年春节前夕，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召开了一个青年科研人员迎春座谈会，在会上向大家介绍彭加木的先进事迹，并宣读了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写给彭加木的一封信：

亲爱的彭加木同志：

……你自从一九五七年身患重病以来，一直遵循党的教导，革命意志十分坚定，战斗精神十分顽强。你不但发扬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同严重的疾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在疾病折磨的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生龙活虎，赤胆忠心，英勇顽强，奋不顾身，把党的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一再拣重担挑，抢重活干，带病奔赴祖国边6地区开创科学研究工作，考察祖国自然资源，始终坚持为党工作。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工作，你不但做好了革命工作，而且制服了严重疾病的折磨。你这种一心为公、不怕牺牲，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青春和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党的事业的火热的革命感情和崇高的革命品质，是广大党员学习的榜样……

我衷心地祝愿你，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下，进一步发扬这种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和大无畏精神。我衷心地祝8你，早日完全恢复健康，对党对人民作出更大更好的贡献……

柯庆施

1964年2月11日

当天夜里，彭加木给柯庆施写了一封回信：

……我做过的工作不多，取得的成绩很有限，与党的要求距离尚远。今后我决心要遵循您亲切的教导，学习毛主席着作，努力学习解放军，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发挥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和大无畏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团结群众，在亲爱的党和毛主席所指引的革命化大道上奋勇前进……

绝不辜负党的多年培养和教育，立誓要做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做人民的勤勤恳恳的勤务员。鼓足干劲，为攻克科学堡垒、攀登科学高峰而献出个人的一切。

1964年4月，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彭加木顽强抗拒病魔侵袭、赤胆忠心为革命事业拼搏的先进事迹。

当时，上海树立了一系列先进标兵，其中有上海广慈医院治疗大面积烫伤工人邱财康、上海第六人民医院陈中伟医师断手再植成功、工人王林鹤试制高压电桥成功、小学先进教师吴佩芳、少先队先进辅导1刘元璋等，彭加木也名列其中。

彭加木的事迹引起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元帅的注意，写下了这样的题词：

向彭加木同志学习。

学习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学习他克服一切困难、埋头苦干的精神，

学习他全心全意地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精神。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早在1956年收到彭加木要求到边疆工作的报告，便曾为之感动。此时，触发了他的诗兴，写下了一首词《满江红》：

大学之年，

科研界，

雷锋出现。

彭加木，

沉疴在体，

顽强无限，

驰骋边疆多壮志，

敢教戈壁良田遍。

铁道兵，

铺路满山川，

为人便。

病魔退，

英雄显；

乐工作，

忘疲倦，

老大哥，

永远令人钦赞。

活虎生龙爱国，

忠心赤胆常酣战。

望大家，

都向彭看齐，

比帮赶！

彭加木的甘当铺路石子的精神，鼓舞了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用这样炽烈的语言，赞扬彭加木：

他是一位革命者。在他的身体里好像有一只共产主义的马达，使他永远不知疲倦。

彭加木同志用自己的行动说明他热爱党的事业胜过自己的生命，真正做到了古人所说的“鞠躬尽瘁”。

学习彭加木同志，就要学习他那种远大的革命志向，坚定的革命意志，豪迈的革命气概！

彭加木是生活中的萧继业！

彭加木同志身上所具有的品质，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品质，是创业者的品质。

直到这时，人们才认识到彭加木的“铺路石子”精神的含义。曹天钦教授深刻地指出了这一点：

科学研究最困难的阶段是建立起必要的技术和打开研究的局面。一旦突破了难关，成果便不难接踵而来。彭加木在实验室中也是一个话剧《年青的一代》中热爱边疆事业的英雄人物，垦荒者。他付出了巨大的劳动，突破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建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系统。但随着工作的需要，在得到第一批成果后，他教会了别人，使后来者可以比较容易获得更多更好的成果，自己又去挑新的重担了。

直到这时，人们历数彭加木在科学的道路上如何“铺路”，才看清了他的不平凡的“铺路石子”精神：

1956年在昆明帮助建立化学实验室，建好之后，他走了。

1956年起，在乌鲁木齐筹建化学实验室。建成之后，交给别人使用。

1960年，在北京指导建成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中心化验室。建成之后，他走了。

1962年，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指导建立第一台电子显微镜实验室。后来，他又帮助广州、福州、乌鲁木齐等地建立电子显微镜实验室……

确确实实，彭加木如同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像建筑工人，自己住的常常是简陋的工棚，等到新房子盖好，他们却又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又像筑路工人，他彭加木照片们铺好路，自己却不一定再走这条路。”

然而，真正要当一个科学的建筑工、铺路工，又没有自私自利之心，却并不那么容易做到的哪！彭加木甘愿“自己种树，让别人乘凉”！

在过去，不少人不了解彭加木，总以为他“只会东奔西跑，科学成果不大”。正因为这样，当提职升级的时候，彭加木正在边疆工作，而所里又有这种舆论，便没有提拔他，所以他一直是助理研究员。尽管彭加木本人并不介意此事，但是，当大家都了解彭加木感人的“铺路石子”精神时，便一致同意为他提级。这样，在1964年底，彭加木被提升为副研究员。

曹天钦教授在当时公正在评价了彭加木的学术成就：

在去边疆工作之前和1962年迄今，彭加木同志在酶、纤维状蛋白与畜牧业有关的病毒方面，发表过八篇学术论文，还有一篇即将整理就绪。其中，由他负责进行的五篇，参加进行的四篇；在参加的工作中，有些技术关键也主要是由他解决的。九篇论文，不能算多，可也不能算少。如果考虑到这些成果都是在开辟研究基地、建立技术系统、进行综合考察、同恶性肿瘤作斗争的情况下，六出玉门、两下海南的间歇中获得的，就知道产量是很可观了。和他经常接触的同事和朋友，有人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彭加木同志。是不是论文不够水平，以致无人注意呢？上述的例子和国外杂志对有些成果的援引，国内有关单位看到文章后写信要求交流协作等等，都说明不是如此。对彭加木同志来说，论文只是从事科学工作的一小部分；论文，从未限制过他的见解，也不是什么工作动力。他的动力是全心全意为党为人民工作。

不久，彭加木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出席大会时，他又被选入会议主席团。

1965年1月3日，他在会议期间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紧握着毛主席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他还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周总理关切地握着他的手，嘱咐他：“要注意身体，好好工作。”

在会议期间，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见到彭加木，很热情地邀请他到故乡广东来协助解决柑橘黄龙病害问题。

1965年4月9日，柯庆施病逝。彭加木发表了《牢记柯庆施同志的教导，“一心为公，不怕牺牲”》，表达对柯庆施的怀念：

今年春节，我在广州过年。初一那天，参加中南局组织的团拜，看见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的柯庆施同志。谁想到，4月10日上午，突然传来柯庆施同志逝世的噩耗。我心情十分沉重。

柯庆施同志对我的亲切教诲，我终生不会忘记。去年2月里，他在百忙之中，还写给我一封信，鼓励我全心全意把自己的青春和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党的事业。其实，柯庆施同志身体力行，他的一心为公，不怕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正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他的教导一直鼓舞着我，他写的那封信，我一直珍贵地保存着，我把它抄在笔记本上，出差时，带在身边，时时温习他的亲切教导。

去年，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6月到11月在新疆，以后回来了一星期，即去南方。这样的走南闯北，虽然工作和生活比较艰苦，但是柯庆施同志的革命精神，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和信心，使我克服了工作上的困难，身体也得到了锻炼。

我在新疆，大多数时间在野外搞盐湖的考察工作，有时要爬上海拔4千米的高山，但是，我觉得精神比以前好，没有很大的反应，既不呕吐，也不头晕。有时我们到深山密林去考察，从早到晚骑着马，腰也酸，脚也麻。而下马步行，遍161地是“盐壳”，戳得脚底痛，更是寸步难行。这时候，是柯庆施同志的一心为公、不怕牺牲的教导激励着我，去排除万难，坚持到胜利完成任务。

4月13日上午，我在北京公祭大会的灵堂前，对着敬爱的柯庆施同志的遗像，心里有多少话要讲呀！敬爱的柯庆施同志，我们一定要继承你的遗志，学习你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学习你艰苦朴素、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坚决做一个一心为公、不怕牺牲的革命战士。

正当彭加木受到党和人民的表彰，准备在科学上大干一场的时候，他却遭到了第二次沉重的打击……

第七章　风暴

◆两颗“重磅炸弹”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席卷中国大地，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开始了。这场风暴的最大特点，可以用“颠倒”两字来概括：人颠倒为妖，妖又颠倒为人；白颠倒为黑，黑则颠倒为白；真颠倒为假，假颠倒为真；善颠倒为恶，恶却颠倒为善；美颠倒为丑，丑反而颠倒为美……

在风暴刚刚掀起的时候，那“横扫一切”的“铁扫帚”，便扫到彭加木头上了！

在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大院里，出现一张话虽不多，“质量”却高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一下子击中了彭加木的“要害”。它揭发：

彭加木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这句话不对，不能这么提。马列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毛泽东思想也是不断发展的。到顶了，就不能发展了。我认为，不能提‘顶峰’。”

有人本来就想搞彭加木的，认为他是“标兵”，搞他影响大。然而，罗织了许多罪状，都未击中“要害”。自从这张大字报贴出来之后，一下子轰动了，被称为“爆炸了一颗重磅炸弹”！策划者得意洋洋地说：“揭发的材料不大多，在于有分量！”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这是谁的话？这是当时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林彪的话，是赫然写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的话。彭加木敢于反对林彪，真可谓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于是，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彭加木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之类的标题，比比皆是。彭加木，成了“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的对象。彭加木，成了“黑标兵”！彭加木，犯了“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的“滔天大罪”！

彭加木细细一想，他确实讲过大字报上所摘引的那段话。那是在一次党小组会上，讨论“再版前言”，彭加木觉得其中提法不对，就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彭加木是一个胸无城府的人，心中搁不住话，有什么就说什么。谁知那一席话却被记录，成了他的“罪行”。其实在党内的会议上，本来就允许发表不同的意见，更何况彭加木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然而，在迷信泛滥的年头，在“顶峰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哪里还讲民主？哪里还讲真理？就这样，彭加木遭到了数以百计的大字报的点名“批判”。批来批去，所批的“黑话”就是那么一段话。

策划者们渐渐感到那颗“重磅炸弹”虽有分量，但是只有一颗，未免太少了。于是，深入“发动群众”进行“揭发”。

不久，又一颗“重磅炸弹”在彭加木头上爆炸了。

这颗“炸弹”也够厉害，标题是：“彭加木骂马克思‘该死’！”

哼，彭加木不仅疯狂攻击毛泽东思想，还攻击马克思，真是“狗胆包天”、“狂犬吠日”！于是，又一批大字报开始“批判”彭加木。

如果说，第一颗“重磅炸弹”还算是依据事实进行“揭发”的话，那么第二颗“重磅炸弹”则纯属造谣了！

事情是这样的：彭加木是学农化的。在19世纪，德国有个化学家叫卡尔，他是一个很顽固的燃素论者（燃素论是一种错误的关于燃烧的理论），彭加木曾说过他“真该死”。想不到，却张冠李戴，被说成是咒骂马克思——卡尔？马克思！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彭加木的名字，被列入了“反党集团”名单之中。

◆居然当上了“头头”

风暴是一阵一阵的，当第一阵“十二级”的“红色台风”刮过去之后，稍稍安静了一下。

这时，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里，王应睐、冯德培、曹天钦等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赶进“牛棚”；王芷涯等被作为“走资派”，也扫进“牛棚”。“造反派”们已经夺得了大权。可是，要实行“三结合”，总得结合个“头面人物”来坐在台上，摆摆样子。

找谁呢？

找“反动学术权威”们，不行！找“走资派”们，也不行！

找来找去，在矮子里面拔将军，结果找到彭加木头上：

第一，彭加木自1964年春天之后，已成为全国知名的人物，有一定的社会

影响；第二，彭加木刚被提拔为副研究员不久，算不上“反动学术权威”；

第三，尽管彭加木被两颗“重磅炸弹”炸了一下，可是，除此之外并无别的把柄可抓。

于是，在那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彭加木被变戏法似的，一下子从“反党集团”成员变成了“三结合”的“革命干部”。

1967年12月，一张大红纸贴出来了，上面除了写着“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