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家睦也真是一位怪人：他在星期六、星期天坐了两趟夜车，星期天又奔波了一天，居然毫无倦色。当时，他的恋爱还属于“保密阶段”，几乎很少有人知道他在星期天去南京。当他星期一出现在实验室里时，王应睐教授像平常一样跟他谈论科研问题，压根儿没有发觉面前的这位青年助手居然是刚从“南京——上海”的火车上跳下来的。
1950年秋，夏叔芳从报上看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招收科研人员的消息，便把自己的履历表以及过去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成绩单寄去了。这位“书虫”的成绩单是出色的。没多久，她便把好消息告诉彭家睦——她被录用了！不久，夏叔芳到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报到，与她的哥哥夏镇澳在一起工作。
从此，彭家睦再也用不着在上海与南京之间像穿梭似的奔忙了。不过，到了星期天，他依旧是忙——与夏叔芳一起骑着自行车，游历上海城。
彭家睦与夏叔芳经过四年同窗，经过毕业之后的相处，他们之间的爱情从“保密阶段”转为公开，终于在1951年结婚了。
那时候，组织上在科学院宿舍大楼中腾出一间十来个平方米的房子，作为他们的新房。新房陈设很简单：一张木板床，一张书桌，一个小圆桌，两把椅子，仅此而已。这些家具都是公家借的。
举行婚礼的那天，倒很热闹。两个研究所——生物化学研究所和植物生理研究所的好友们都来了，开了个联欢会。大家一边吃糖，一边喝茶，即席发表各种热情洋溢的祝词，祝贺这对志同道合的新婚夫妇在科学的攀登之路上互相帮助，携手并进。
照理，结婚有三天婚假。可是，当时工作正忙，到了第二天，彭家睦就上班去了。
1952年，彭家睦结婚的第二年，有了一个男孩。彭家睦给儿子取名“彭海”，用以表达他对浩渺无垠的大海的向往。他，喜欢游泳，喜欢搏风击浪，喜欢茫茫海疆。另外，取名“彭海”，也是纪念儿子是在上海诞生。
◆入党的时刻
结婚以后，彭家睦更加忙碌。
他一直忙于科学研究工作。从1952年14日开始，他从事一项新的科学研究——原胶原的研究。原胶原是存在于动物结缔组织中的一种蛋白质。这项研究对于全面了解胶原组织以及生物纤维结构与功能，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他常常整天在实验室里埋头宰兔子，刮兔毛。把兔毛刮净之后，再从兔皮中提取原胶原。他花了四年多时间，研究发表于1966年的《中国科学》杂志。这篇论文对当时国际上关于原胶原的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发表后，引起了国际上的注意。
彭家睦忙于各种社会工作。当美帝国主义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的时候，彭家睦义愤填膺，向上级打了报告，坚决要求参加中国人民志8军。组织上考虑到他是专业科研人员，祖国的科学事业更加需要他，况且他结婚不久，妻子刚刚分娩，因此没有批准他的申请。然而，彭家睦那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那不畏险阻，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战斗的精神，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彭家睦被选为青年团和工会的干部。他很热心于这些工作，常找青年人谈心，发展了好几个青年团员。职工生活有困难，他一听说，就连夜进行家庭访问，然后向工会反映，帮助解决困难。当上海轰轰烈烈开展“三反”、“五反”运动的时候，彭家睦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负责查账组的工作。他像对待科学研究工作一样，认认真真地查账。有一次，为了查核一笔账，彭家睦耐心地查阅了几十本单据，直到查明了结果，他才像得到了准确的科学数据似的，脸上浮现了笑容。
彭家睦忙于家务，有了家庭，自然就会有家务。夏叔芳在怀孕时，得了心脏病，心律不齐，彭家睦便挑起了家务重担。从买菜到买米、洗尿布、抱孩子、擦地板，他样样都干。这么一来，在星期天，他很少出去“漫游”了，匆匆做完家务之后，还常常要到实验室里刮兔毛。
彭家睦尽管忙碌，但是心里很愉快，他感到如今生活是那么美好，忙碌是正常的，不忙才是怪事。
彭家睦的思想不断进步，成为一位党外的积极分子。1953年，彭家睦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终于端端正正写下了庄严的入党申请书。
彭家睦以非常诚恳的态度，向党组织说了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他出身于一个工商业兼地主的家庭，小时候只知道勤奋读书。在大学里，他是一个不问政治的“糊涂虫”，一个爱打抱不平的血气方刚的青年。是党，使他逐渐觉悟；是党，培养他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是党，使他决心把毕生献给人类最壮丽、最美好的事业——共产主义事业。
党组织对他的审查是严格的。当时，在生物化学研究所，除了原来的地下党员和从外边调入的党员之外，还从未在本所发展过一个党员，而彭家睦又是一个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何况他的四哥彭家颖又在台湾，因此对他的入党问题显得格外慎重。
党支部书记兼入党介绍人王芷涯主持了支部大会，会议开得隆重而热烈。人们赞扬了彭家睦高度的政治热情，充沛的干劲，踏实的作风，不畏艰苦的毅力；然而，同事们也直率地指出，彭家睦有点固执、主观、急躁，有时讲话太冲，不注意工作方法。
1953年10月，王芷涯把好消息告诉彭家睦：组织上正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成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第一个入党的党员。
◆改名
生活像一位严峻的老师，常常向人们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考试。
彭家睦在入党之后，就遇上了一场“考试”。
那是在1956年初，中共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在科学院里，人人振奋，个个争做向科学进军的闯将。
正在这时，王芷涯笑盈盈地来告诉彭家睦：“科学院要我们生物化学研究所派一个人到莫斯科留学，学习一项新技术——核磁共振。经过所领导研究，认为你去很合适。请你马上准备一下，很快就要办理出国手续。”
彭家睦高兴透了。他是一个很喜欢钻研技术的人，特别是对于新技术，总想多学点。
当时能去苏联留学，真是莫大的荣幸！那时候，在中国人看来，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能够到“老大哥”那里留学，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是极其难得的机会。再说，在当时，中国人除了前往苏联留学之外，几乎没有机会前往别的国家留学。彭家睦是中共党员，而且业务能力也不错，这才被组织上选入留学苏联的名单。
巧真巧，就在这个时候，彭家睦听到了另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科学院为了开发祖国边疆的丰富资源，组织了综合考察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正在“招兵买马”，分别组成好多个小分队，准备分赴边疆各地进行实地考察。
究竟是去国外留学，还是到边疆考察？在彭家睦的脑海中，产生了激烈的斗争。
去留学吧，这是彭家睦盼望已久的。况且，这样的机会是不多的。一旦放弃了留学的机会，也许以后十年八载不一定能遇上。年纪大了，出国留学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去边疆吧，那也很重要、很需要。当然，到边疆去，要比去莫斯科艰苦得多，条件差得多。
彭家睦经过反复考虑，选择了后者——到边疆去。
为什么彭家睦到边疆去呢？他亲笔写下了这样感人肺腑的话语：
我必须在出国和到边疆两者之间立即作出抉择。我考虑的结果，认为出国学习的任务虽然需要，但是可以由别的同志来完成，别的同志也乐于去。为了让科学在祖国遍地开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当选择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彭家睦几次向王芷涯提出申请——到边疆去。
为了争取组织上批准自己的请求，彭家睦还直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信中，彭家睦写下了这样一段铿锵有声的话：
……我志愿到边疆去，我这是夙愿。我的科学知识比较广泛，体格坚强。面对困难，我能挺直身子，倔强地抬起头来往前看。我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
后来，彭家睦正是用他自己的行动，证实了他的确“具有从荒野中踏出一条道路的勇气！”
令人不解的是，他在给郭沫若院长的信中，第一次署上了这样的名字——“彭加木”！为什么要改名呢？他笑着说：“‘家睦’，只是希望家庭和睦，着眼于小家庭，太狭隘了。我要跳出小家庭，到边疆去，为边疆‘添草加木’！”他还咬文嚼字地解释道：“加木，合起来就是一个‘架’字，我要在上海与边疆之间架设桥梁！”
从“家睦”到“加木”，这名字之改，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思想上的飞跃——从小家庭飞跃到了广阔天地！
1956年3月，领导上正式批准了彭加木的申请，办理了组织调动手续：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调到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工作，职务是助理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设在北京，彭加木的户口从上海迁到北京。在迁户口时，彭加木打了改名报告，正式把“彭家睦”改为“彭加木”。从此，他一直用“彭加木”这个名字，以至如今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他原名“彭家睦”。
◆跳出小家庭
在给组织的报告中，彭加木多次这样写道：
到边疆工作，困难比较多。我身体健康，家庭又放得下，还是让我到边疆去吧！
彭加木一向对组织很忠实。然而，在这段话中，他却在撒谎：他并不是“家庭放得下”，而是家庭正需要他！他的家庭——妻子多病，孩子年幼。
在1955年6月6日，家里又添了一个小成—员——女儿诞生了。当时，正是广东荔枝成熟的季节里，绿叶红果之时，为了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彭加木给女儿取名“彭荔”。
1956年，当彭加木向组织打报告要求到边疆去的时候，他的儿子才四岁，女儿只有几个月，妻子因病常常只能上半天班。这样的家庭，是多么需要丈夫细心照料啊！难道彭加木不喜欢自己的家庭？难道他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铁石之心？难道他是一个不懂天伦之乐的“怪人”？
不，不。彭加木爱自己的家庭，爱妻子，爱子女。
他与夏叔芳相爱，经过多年的考验。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他很爱惜体弱多病的妻子，在家里总是尽可能多做一些家务，以便让妻子能够休息一下。每天下班的时候，邻居们总是看到彭加木第一个回到家里，动手洗米、烧饭、炒菜，从厨房里常常发出菜刀剁肉的“笃笃”声。当夏叔芳从托儿所把孩子们接回来，彭加木已经把饭菜做好了。
彭加木也很爱孩子。他是有名的“孩子头”。他有一整套哄孩子的“技术”。正当彭海、彭荔号啕大哭的时候，他做一个鬼脸，很快就使孩子破涕为笑。彭加木什么时候在家，家里就充满笑声。
在科学院建造新宿舍之后，彭加木乔迁了。他住的是三层的小楼房，第一层住两家，第二层是一家，彭加木住在第三层。他的新居很舒适，有好几个小房间——孩子们有他们的小天地，他也有自己看书、写作的地方。
彭加木的小家庭是幸福的，充满欢乐。然而，他却下了很大的决心，跳出小家庭，离开上海舒坦的生活。他的心不在“小夫小妻小家庭，书桌台灯穿衣镜”，他的心在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当别人问他为什么要报名到边疆工作，彭加木说出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
北京、上海都是乐园，我也很爱这样的乐园。但是祖国这么大，难道只有这两个乐园就够了吗？如果要把祖国各地都建设成乐园，我们青年人不去，让谁去呢？……我刚三十出头，浑身是劲，虽然边疆的生活艰苦一些，但是，这正是要我们青年去奋斗建设的地方。当我们战胜困难，作出一些成绩的时候，就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幸福。
也有人为彭加木惋惜，说他“吃亏”了。理由是：彭加木年纪轻轻，精力充沛，他的学业基础扎实，上海的科研条件又好。当时，他已完成关于植酸酶、原肌球朊、原胶原等四篇论文。
彭加木深得他的导师、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长王应睐的赏识。王应睐曾一再挽留他。
他的另一位老师曹天钦教授也很希望彭加木能留下来。当时，曹天钦正在做大电泳试验，彭加木是他的得力助手：为了表示惋惜之情，曹天钦写下了一首打油诗，叹息“电泳走子龙”（子龙即三国名将赵子龙）！
彭加木在一篇文章中，作了这样的答复：
有人说我“吃亏”了，我想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没有吃亏……我今天做的工作就像耕耘，又像播种，一分耕耘终会得到一分收获的；如果有更多的人参加到科学研究工作中来，肯定比我一个人的力量大，成果也会出得更多，这对党、对祖国的科学事业有什么吃亏可言呢？如果说吃亏，那么许多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为了革命事业流血牺牲，他们甚至连革命的胜利果实都没有看到，这不是更吃亏了吗？还有无数的解放军战士，在战场上英勇作战，负了伤，甚至残废了，他们是否吃亏了呢？当然没有，他们都没有说自己吃亏了。至于我个人，虽然是一个科学研究人员，但我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个革命者。在入党的时候，我就向党宣誓：我要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党的利益坚决斗争到底。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里也不存在什么吃亏的问题。
彭加木这些闪闪发光的言语，象征着他的思想逐渐成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愿做铺路石子
叶圣陶先生在1929年，曾写过一篇着名的童话《古代英雄的石像》。
这篇童话描写一位雕刻家用巨石雕成古代英雄石像，却把凿下来的碎石在石像下面作为台子。人们向石像恭恭敬敬地鞠躬，石像骄傲起来，看不起垫在下面的小石头。小石头们生气地离开了，石像倒了，也碎成了小石头。人们就用这些小石头铺路。晴和阳光照在新路上，块块石头都露出了笑脸。小石头们都很高兴，赞美自己道：“我们集合在一块儿，铺成真实的路，让人们在上面高高兴兴地走！”
叶圣陶先生这篇童话的寓意是很深刻的：石头，与其做那“空虚”的石像而出人头地，倒不如作为平凡的铺路石子造福于人类，一点儿也“不空虚”。
彭加木非常赞赏铺路石子的风格，他愿一辈子做一颗铺路石子。
1964年，彭加木在上海《新民晚报》上发表《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一文，表达了自己愿意做一辈子铺路石子的心声：
我认为党领导下的一切工作都是革命工作，任何岗位都是重要的、光荣的岗位。像建筑工人，自己住的常常是简陋的工棚，等到新房子盖好，他们却又要到别的地方去了；又像筑路工人，他们铺好路，自己却不再走这条路。我想建筑工人、筑路工人能够默默无闻地做一些专门利人的工作，我为什么不能做一些科学组织工作，起一些桥梁作用呢？我想愿作一颗铺路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也是光荣的。我愿意一辈子作这样的铺路石子。
1956年5月，彭加木告别了工作了七八年之久的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实验室，告别了共事多年的老师和同事，告别了温暖可爱的小家庭，踏上了新的征途。
在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彭加木风尘仆仆，行程万里。
彭加木先是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队的云南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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