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 第10部分

◆做科学的“铺路石子”

回到乌鲁木齐之后，是那么的忙碌。1980年7月21日，我应《新疆日报》之约，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还连夜赶写了一篇《做科学的“铺路石子”》，宣传彭加木精神。这篇文章后来全文发表于1980年8月5日《新疆日报》：

在新疆科普创作协会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听到一位科技工作者谈到这样的例子：他在写完一篇关于液氨的论文之后，为《新疆日报》写了一篇关于液氨的科普短文。这两篇文章都发表了。那篇论文，只有几位专家读了，没有多大反应。出乎意料，那篇科普短文却赢得许多读者。特别是广大农村读者从中懂得了液氨与氨水的区别，液氨的原理、优点和使用方法，对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这件事生动说明了科普工作的作用。有人常以为科普文章“不登大雅之堂”，是“小玩艺儿”，堂堂教授、工程师不屑于写这类“低三下四”的东西，甚至还有人把科技工作者业余从事科普创作是“不务正业”。其实，向广大人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是堂堂正业，是很值得提倡的工作。任何科学技术，只有通过普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许多着名科学家，都十分重视科普工作。科学巨匠爱因斯坦曾到世界各国作了近百次的科普演讲，通俗解说相对论，还写了许多普及相对论的书籍。华罗庚教授来新疆时，曾多次作过关于优选法的通俗讲演。彭加木同志制作了一套普及植物病毒知识的幻灯，一边在新疆各地考察，一边沿途给群众放映幻灯，亲自解说，进行科普工作。此外，像钱学森、竺可桢、李四光、茅以升、林巧稚、苏步青、朱洗等，都不愧为“堂堂科学家”，曾亲笔写下许多科普作品。凡是深知科学的人，同时也都深知科学普及工作的重要性。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向广大青少年普及科学知识，更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任务。青少年们今天是科学的客人，明天是科学的主人；今天是科学的后备军，明天是科学的主力军；今天上课堂，明天上战场。只有培养千千万万的科学的登山队员，才能把胜利的旗帜插上科学之巅。

最近，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教授的文集出版了，他给文集取了一个颇为奇怪的名字——《龙虫并雕斋文集》。这是因为人们常把科学论文誉为“雕龙工作”，把普及短文贬为“雕虫小技”，而王力教授则力主“龙虫并雕”，他既写洋洋几十万言的学术专着，也写千把字的普及文章。王力教授虽然谈的是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普及问题，其实，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科技工作者（包括教育工作者）应当像王力教授那样，来个“龙虫并雕”，既“雕龙”——从事科研，又“雕虫”——从事科普。

彭加木同志说过这样的话：“我要作一颗铺路的石子，让别人踏在自己的背上走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讲，科普工作也是“铺路的石子”，铺出一条引导人们走向科学高峰的道路。让更多的同志加入铺路的行列，让科普之花在新疆盛开。

1980年7月21日深夜于乌鲁木齐昆仑宾馆

◆在上海采访彭加木导师和入党介绍人

在新疆度过了紧张的20天采访生涯，我于7月24日乘飞机从乌鲁木齐返回上海。

一回到上海，我陷入了新的一轮的忙碌之中。

彭加木是上海的科学家，他的失踪牵动着上海科技界朋友们的心。我应邀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作了关于搜寻彭加木现场情况的汇报。我也应邀向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们作了一次同样的报告。

我继续在上海进行采访。

我拜访了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王应睐教授。他是彭加木的启蒙老师，指导过他写作毕业论文和一系列科学研究；采访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曹天钦教授。他也曾指导过彭加木的科学研究工作，与他共事多年；我特别仔细地访问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委员兼办公室主任王芷涯。她是彭加木的入党介绍人，并多年担任彭加木所在支部书记。她非常深入地向我叙述彭加木的感人事迹和高尚的品格。

我还前往上海中山医院，访问当年为彭加木治好癌症的主治医师曹凤岗。她回忆了当年为彭加木治病的经过。在谈话中，她五次重复说：“他是个很机灵、很聪明的人，他会回来的。”当年护理过彭加木的两位护士韩继文和郑幼明，也向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材料。

前前后后，我采访了彭加木的亲朋好友和相关人员达五十多人，获得了极其丰富的资料。

从8月3日起，我闭门写作，以日写万字的速度，赶写《追寻彭加木》（当时书名为《彭加木传奇》）。

到了8月15日，我写出了十几万字的《彭加木传奇》初稿。

8月16日，我把《彭加木传奇》初稿送往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将此书列为重点书，迅速进行编辑、审读。

上海人民出版社审阅之后，热情肯定了我的这部长篇新着，认为这是关于彭加木的第一部长篇传记，全面、详尽、如实地反映了他的一生。

1980年10月17日，我对彭加木夫人夏叔芳作补充采访并听取她对《彭加木传奇》一书的意见。

根据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彭加木夫人夏叔芳的审阅意见，我对《彭加木传》作了修改、补充。上海人民出版社发排了《彭加木传奇》。

与此同时，许多报刊获得我完成《彭加木传奇》，纷纷开始连载、选载。

就在这时，1980年11月11日，香港《中报》头版头条刊载了一则天下奇闻。据云，在9月14日，一个名叫周光磊的“中国留美学者”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管理留学生的戴莲如等人，在华盛顿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的时候，竟然看见了在中国新疆罗布泊失踪了的科学家——彭加木！

我的《彭加木传奇》，全面反映了彭加木为科学、为边疆献身的可贵品格，原本是驳斥这一谎言的最有力的作品。意想不到，《彭加木传奇》在报送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审查时，却出乎意外要我作许多删节和修改，据说“避免给海外的谣言提供证据”！

虽然我据理力争，但是不得不根据审查意见进行删改。

删改之后，再出清样，那时候已是1981年10月20日了。

再度报审。报审之后，又要删改。

不得已，第三次作了删改，排出第三稿，已是1982年2月17日了。

这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不再报审，打了纸型，决定出版。然而，就在付印前夕，又一次受到干涉。上海人民出版社无可奈何，放弃了出版计划！

我以满腔热情投入采访、创作的一本新书，就这样流产，不仅我想不通，上海人民出版社也极感遗憾。

好在当时许多报刊进行连载，毕竟还是使这部作品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转眼之间，彭加木失踪30年了，由于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的发现，使彭加木再度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人物。我在30年前所写的《彭加木传奇》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加以修改，写成了纪实长篇《追寻彭加木》，记述了搜寻彭加木的感人情景以及彭加木的一生。

写作纪实长篇《追寻彭加木》，使我意识到，从事纪实文学创作，必须不畏艰辛，深入第一线，获得第一手创作素材。也就是说，纪实文学是“跑”出来的。

从此，我非常注重“跑”，注重“第一手”，使我的作品中的“原创性”分量不断增加……

◆再访彭加木好友夏训诚

由于受香港凤凰卫视“寻找彭加木”节目组的邀请，我和彭加木挚友夏训诚教授一起担任嘉宾。2006年5月12日，我在北京与夏训诚教授久别重逢，分外高兴。

早在26年前，我在罗布泊参加搜索彭加木时，便在库木库都克炎热的搜索队帐篷里，采访了中国科学院新疆生物土壤沙漠研究所研究员夏训诚。他很详细地回忆了他与彭加木的交往、友谊以及彭加木感人的事迹。

这一次，我在北京再度采访了他。年已七十有一的他，身体很不错，如今仍很忙碌，忙于工作。他告诉我，他家在北京，而在乌鲁木齐也有住房，每年有一半时间在新疆。他不断往返于北京与新疆之间。过几天，他又要去乌鲁木齐，去马兰，在那里呆个把星期，完成工作之后，返回北京。

夏训诚谈起不久前在罗布泊发现的疑似彭加木遗骸的干尸。他说，自从彭加木在库木库都克失踪之后，这些年来，不断有人报告，在罗布泊一带发现干尸，怀疑是彭加木遗骸。那些干尸，有的距离彭加木失踪处二百多公里，他一听就排除了是彭加木遗骸的可能性，因为根据失踪时彭加木的体力，不可能走到那么6的地方；还有一具干尸，脚穿阿迪达斯球鞋，凭这一点也就可以排除是彭加木遗骸的可能性，因为彭加木从来不穿这样的鞋，失踪时他穿的是翻皮皮鞋。

夏训诚说，这一次发现的干尸，引起他的注意，有几个原因：一是这具干尸距离彭加木失踪处只有二十多公里，这是多年以来从未在如此近的范围内发现干尸；二是这具干尸经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古人类研究所的专家鉴定，身高172厘米，脚长22。5厘米（相当于41…42码），年龄中年以上，死亡时间二十多年，这些都与彭加木相符；三是这具干尸的第一发现地在彭加木失踪处的东南，这一区域恰恰是多次搜索忽略了的地方。因为搜索的重点是放在东面和东北方向。东南方向的地势稍高，以为彭加木不可能往高处寻找水源。

夏训诚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那是他在干尸第一发现地拍摄的，可以看出，有一条河道的痕迹。

夏训诚说，当然，这具干尸也有许多地方与彭加木不符。目前，只能说可能性50％。最后的结果，要待DNA鉴定。

夏训诚教授告诉我，邓亚军博士对于那具干尸的DNA测定已经全部完成。接下去，关键性的一步是从彭加木的儿子或者女儿身上提取对照样品。这一步，从技术上讲，很简单，只需要从彭加木子女的耳垂里取几滴血，就可以了。如果与干尸的DNA提取物呈阳性反应，就表明干尸确系彭加木遗骸；倘若呈阴性，就排除了这一可能性。

彭加木的儿子在上海，女儿在美国。最方便的，当然是从彭加木的儿子彭海那里取几滴血。邓亚军博士做好了飞往上海的准备。

目前的关键是彭加木之子彭海不愿意配合。作为长辈，作为彭加木的生前好友，夏训诚这几天跟彭海通电话，希望彭海能够配合鉴定。不过，夏训诚说，设身处地替彭海想想，他承受的压力太大。彭海在26年前失去了父亲，在3年前母亲夏叔芳又离开了人世。彭海当然期望能够有一天找到父亲的遗骸。正因为这样，在26年前，彭海参加了第四次搜索。那时候，夏训诚每天跟他在一起搜索彭加木，晚上彭海就睡在夏训诚旁边。彭海参加搜索前后达一个月，最后失望地离开了库木库都克，离开了罗布泊。此后那么多年，不时传出在罗布泊发现干尸的消息。这一次，又传出类似的消息，而在没有确认这具干尸的身份之前，“发现疑似彭加木遗骸”的新闻已经铺天盖地。何况又传出几家电视台要现场拍摄邓亚军从彭海耳垂取血样的镜头，这更使彭海感到压力。彭海在电话中对夏训诚说，如果那具干尸有90％的可能性是父亲彭加木遗骸，他愿意抽血验证。夏训诚毕竟是科学家，他说，他只能说，现在的可能性是50％。

夏训诚说，希望大家不要太着急，应该给彭海一个考虑的时间，要体谅他，要理解他的心情。媒体不要过分炒作这件事。

对于有人组织“寻找彭加木”探险队，要进入罗布泊，再度寻找彭加木遗骸，夏训诚表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他不支持，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是继承彭加木精神，大可不必再花人力、物力去罗布泊寻找彭加木遗骸；他不反对，则因为这些探险者毕竟是怀着对彭加木的尊敬之情。

夏训诚说，纪念彭加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继承他的事业，二是学习他的精神。

这些年，夏训诚致力完成彭加木的未竟之业。当年，彭加木考察罗布泊有两个目的，即考察罗布泊的自然条件和查找罗布泊的资源。在彭加木失踪之后，夏训诚多次率队考察罗布泊的自然条件，发表了许多论文。往日，“罗布泊在中国，罗布泊研究在国外”。现在，中国科学家对罗布泊的研究，已经超过了国外。他告诉我，查找罗布泊的资源，这些年也有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在罗布泊发现大量的钾盐矿，储量达120万吨。国家已经准备开发罗布泊的钾盐。

夏训诚以为，当今应着重宣传彭加木献身精神。彭加木的献身精神是值得青年一代发扬光大的。正因为这样，媒体要多多宣传彭加木事迹。彭加木毕竟已经离开我们30年了，现在的许多年轻人连彭加木的名字都不知道。应该让年青一代知道彭加木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的精神是什么，这才是对彭加木的最好的纪念。

夏训诚前后25次进入罗布泊进行科学考察。他非常熟悉罗布泊。他说，当年有关部门在库木库都克建造彭加木纪念碑时，考虑到彭加木是往东北方向找水井而失踪的，打算把纪念碑的正面朝着东北方向。在征求夏训诚的意见时，他提出，纪念碑的正面，应该朝西南方向。他以为，罗布泊盛行东北风，倘若纪念碑朝东北方向，风沙很快就会侵蚀纪念碑的正面。正是听取了夏训诚的意见，彭加木纪念碑改为面向西南，至今碑面上的字迹还清清楚楚。

夏训诚得知我不久要前往新疆，非常高兴，希望我们能够在新疆见面。

第一章　失踪

◆香港《中报》刊登天下奇闻

1980年10月11日，香港《中报》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大字标题和整版篇幅，刊载了一则天下奇闻：

在罗布泊失踪名科学家彭加木突在美出现

熟人见面拒绝相认

周光磊致函本报报道经过

据云，在1980年9月14日下午七时许，一个名叫周光磊的“中国留美学者”和中国驻美大使馆管理留学生的工作人员戴莲如、中国赴美留学的邓质方，在华盛顿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的时候，竟然看见在中国失踪了的科学家——彭加木！

报道写得有鼻子有眼，就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似的。

（中报特讯）三个多月前被中共宣布在新疆罗布泊失踪的大陆有名的科学家“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副院长彭加木已在美国华盛顿出现。

发现彭加木的是中国留美学者周光磊和中共在美留学生管理组之戴莲如女士以及不久前赴美留学之邓小平的儿子邓梓（质）方。时间是1980年9月14日下午7时许，地点是华盛顿一家饭馆内。周光磊为彭加木30年前的老友，去年春周返大陆时且与彭会晤。而邓梓（质）方在大陆时曾是彭的学生。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当周、邓等在华盛顿一家饭馆进晚餐时，突见彭随同二美国人步入馆内，既惊又喜，当即趋前问候，未料彭加木竟当面不认，自称并非彭加木，随即与二美国人匆匆离去。

周面对此种匪夷所思的情况，乃一面专函现在大陆的彭加木夫人夏淑芳女士，详告见到彭加木的情况，一面致函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告知此事。同时，将致周函之影本寄给本报编辑部，表示希望借本报一角澄清此一问题。其中有可疑费解之处，亦盼本报给予辩明真相。

兹将周光磊致函周培源及致函本报编者函分别照刊如下：

周光磊致周培源函

培源学长大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