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故事和当时传说的各种汉奸活动，编说自己是王克敏派来的特务，而且编得有声有色，说什么她同敌人进行联系的密码结在毛衣的花纹里。康生明明知道，把密码结在毛衣上是完全虚假的事，然而他却到处宣扬。并把王比作日本间谍川岛芳子，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押至枣园中央社会部，亲自组织和参加对王的群众审讯会。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康生又亲自写信给王尊伋专案组，断定“王克敏侄女与复兴社有关系”，要求“严讯王尊伋”，“使之承认复兴社”。就这样，把王从一九三九年一直关押到一九四六年。
李凝同志，是东北地下党员，一九三八年到延安。一九三九年七月底，康生竟以“走路象日本女人”，“有一件日本式的女衬衣”等理由，令陕甘宁边区保卫处将李逮捕，硬是逼李承认“叛变投敌为特务。打人党内充当内奸”。更为荒唐的是，康生竟然在一次审判会上对李说：“李小姐！你长得这么漂亮，不当特务，谁当特务？！”
从这三个假案看，三位被诬陷者都没有在康生手下工作过。他们三人既不知康生的底细，又同康生没有什么冤仇，更没有反对过康生的什么“指示”，那为什么康生非得平白无故地加害于他们呢？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就是康生想用制造假案的办法来标榜自己立场鲜明、革命坚定、工作得力，
以便骗取更大的权力。而且在他看来，假案制造得越多越耸人听闻，越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第三，编造假证，把自己打扮成反王明的“英雄”。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党的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七、八月，党中央连续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九月，党中央又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政治路线错误，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始整风。
一向为王明卖力，作为王明心腹的康生，本应利用这一机会好好整整自己的“风”，以便使自己来个脱胎换骨的改造，彻底同王明决裂。可是康生又想出了新的花招。就在一九四一年底，经高岗许诺，他跑到西北局的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一次与会议内容毫不相干的表白，大讲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是反对王明路线的，是同王明作斗争的，。而王明是一向压制他，打击他，排挤他的。真是越是婊子，越要标榜自己是贞节烈女！
为了让人相信这套谎言，康生又煞费苦心地编造了一个假证，就是他把过去王明赠给他的，一直视作珍宝的，王明那本《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小册子找出来作了批注。在“两条路线”四个字旁边批道：“实际是一条路线，即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接着，又把“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中的“布”字改为“孟”字，并批道：“应该改为‘为中共更加孟尔塞维克化而斗争’，那就真正名符其实了”。
康生认为，这个伪造的证明可以作为自己反王明的资本。因此，他一直把这个带批注的王明的小册子留在自己身边，借以表白自己一贯反对王明，到处招摇撞骗。甚至到了六十年代前期，他在钓鱼台组织写反修文章时，还把这本小册子摆在自己在钓鱼台的办公桌上，任人传阅，任人摘抄。
其实，康生留下的追随王明的记录，百倍、千倍于这个批注，而且刊于党的正式出版物和党内文件，就是用斧头都不能砍掉的物证，还有大批的活的人证哩！康生对此只字不提，半句不讲，却偏偏拿出自己伪造的一个批注来骗人，这不是公然愚弄人又是什么呢？
康生这些做法，别说让那些知情者见了都会嗤之以鼻，就是让王明见了也会感叹他为无耻之辈！请看另外一个人的话：“王明很不满的讲到康生在莫斯科的情形。在莫斯科，这个未来的佞臣原属王明部下。他极力的讨好他，讨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所有有地位的工作人员”。“在那个时候，康生在所有的会议中，总是第一个跳起脚来，热烈地鼓掌，疯狂地大声喊‘王明万岁’！”这两段话是从共产国际派驻延安的联络官兼塔斯社军事特派员彼得。伏拉第米洛夫所写的《延安日记》中摘引下来的。这本日记的作者对
我党进行了不少歪曲、攻击和诬蔑，但是同我国当时在莫斯科的同志的揭发结合起来看，这里所摘引的两段话，还是可信的，因为它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以上所述，只是康生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至一九四二年底，耍弄顺风转舵、投机钻营之术的几个重要手法。由此可见，康生多么善于观察最高领导个人之意，以投最高领导个人之好！康生之善变，确实胜似变色龙。他不择手段，把自己装扮成“百分之百”的正确，也不择手段，把有碍于自己攫取权力的人打下去，以至肉体消灭。康生在延安整风中，不作任何检查，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就轻而易举地把自己打扮成一贯反王明的“英雄”，而且骗得了中央的信任，很快被任命为延安总学委副主任，掌握了全党整风运动的领导权，使之能够借整风之机大肆整人。今天说起来，真是有点可笑，然而这却是历史事实。仅从这点来说，我党就有不少教训应当记取。
第十一章 “抢救失足者”
一九四一年七、八两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在这之前，毛泽东同志于五月份，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过《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还于三、四月份，发表了他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的文章。应当指出，两年前即一九三九年还发表了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两篇重要文章。所有这些，都在预告了中国共产党向党员和干部提出的要求：思想方法的革命和工作作风的转变。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又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重要演说，动员党员和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运用这一锐利武器，反对危害党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借以达到改变思想、作风和团结同志的目的。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就是结合党的历史，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到同志之间互相教育、互相帮助，真正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统一认识，使全党思想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上来。这就必须清算王明先“左”后右的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和危害。这场运动，当然会涉及到而且主要矛头会指向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负责人王明及其追随者。
且看康生在这场运动中，又在扮演什么角色？前边已经提到，在整风准备阶段，康生已经制造舆论，给自己重画脸谱。他知道，在这场运动中，他怎样利用江青，江青又怎样利用他？
这时康生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和情报部部长，已经是中央领导的核心人物，而且直接掌握了反奸肃反的大权。整风运动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它同反奸肃反没有什么直接的必然的联系。康生就自己过去的经历说，应当自觉地作为重点检查对象，清理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行。他没有什么必要也没有这种条件插手领导这一运动，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完全可以领导这个运动。
可是，事实却不然，整风运动由总学委会领导，毛泽东同志兼任总学委会主任，而副主任则是康生。这就是说，康生除了掌握反奸肃反大权之外，又掌握了整风运动的领导权。
真是小人得志，踌躇满怀，有空就钻，有权就抓，你说你的，我搞我的。
事态的发展正是这样。尽管党中央作了决定，发了指示，规定了二十二个学习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于四月三日专门作了整顿三风的具体决定，《解放日报》又发了社论，而且各个机关和学校还专门成立了学委会进行领导。
可是，康生照样利用职权，塞进他的私货，对中央业已规定的整风计划，进行疯狂地干扰和破坏，企图拉向康生设制的轨道，使运动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
康生是怎样领导整风运动的呢？
康生虽然标榜他同王明是对立的，他是反王明的，王明是迫害他的。这只能给自己挂上一个并非假王麻子的真王麻子招牌。他的那套根深蒂固的“左”的思想、作风、习惯和心理，却是处处事事都还是王明路线的模式。
他想问题、出主意、提措施、使手段，都是“左”的。对他说来，用马克思主义作武器，对干部进行教育，倒还说过；从书本上摘引几句话，也有过；而和风细雨，团结同志，实事求是等，则是陌生的，从来没有经历过。
在他看来，党内斗争就是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康生的公式：整风审干肃反，这三者之间是必然联系，是铁的规律。康生的部署是，整风开始于机关学校，把许多干部，经过群众的七斗八斗，变成谁也弄不清楚的严重问题，最后交给社会部按肃反对象处理。在他看来，整风运动就是整人运动，整不成坏人也整得你长期苦痛！这就是康生津津乐道的专业。
在运动初期一段，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都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认真学习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对每个文件，都要精读，都要作笔记，都要进行讨论。在这个基础上，听领导同志讲解，受到具体的教育和启发，然后联系自己的历史，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作对照，作检查。在小组中，同志间互相帮助，进行同志式的交谈，进行同志式的批评。确实感到思想认识上有了提高，真正可以辨别真假是非，特别是对王明路线有了统一的认识，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了认真的了解。
康生看到了这个情况，觉得形势发展不妙，有抓住自己狐狸尾巴的危险，刚刚表白了自己是美丽的凤凰，人们很快就会认出自己是只讨厌的乌鸦；刚说自己是蜜蜂，别人一看是苍蝇！要制止这个危险，必须刹车转向。怎样下手呢？还是从自己熟悉的行当做起，顺手得多！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声言派兵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并派特务、奸细到延安进行捣乱。康生认为，这是转移整风部署，制造事端，借以蛊惑人心，进行煽动的大好机会。因此，当整风刚刚进入审干阶段的时候，康生就在自己管辖的社会部搞了一个离奇案件。事
情是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发端的，曾经轰动了整个延安和边区。
社会部所属的西北公学，是康生的试点。这个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是国民党统治区来的革命青年，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其中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叫张克勤。他原在甘肃，一九三七年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后经中共甘肃工委和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调到延安学习。康生认为，这是个特务的典型疑案：第一，他原在甘肃人党。甘肃党是“红旗党”，就是打着红旗搞破坏的假共产党。第二，张的父亲在兰州被敌人逮捕后出了问题。第三，张平时向领导提过偏激的意见。于是，康生突然下令将张克勤关押起来，进行审讯。对张进行残酷的折磨和斗争，威胁利诱，强行逼供，要他交代怎样当了特务？又怎样被派到边区进行破坏？不交代就受各种肉体折磨。连续几天，终于达到了康生原来设想的目的。成了康生亲自树起来的第一个特务被“抢救的典型”！康生便借这个“典型”推广他的经验。
让张克勤到“控诉、规劝”大会上去作“坦白”报告，以这个“典型”去带动、去挖掘新的“典型”！康生从这个案件得出的结论是；对国民党的特务政策有了新的估计，每个机关每个部门都会有特务打进来；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是靠不住的，是被敌人收买了的“红旗党”，不仅甘肃是这样，陕西、四川、河南、浙江、湖南、湖北、贵州、云南等省的地下党都是“红旗党”！来自这些省份的地下党员，都有特务的嫌疑，都应是审查对象！谁不这样看待，谁就是右倾。
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胡宗南的一个代表团公到延安，康生借口怕内奸与这个代表接触，批准保安机关一夜之间，在延安抓了二百多个“特嫌”，进行所谓“秘密突破”。康生根本不顾客观根据和可靠材料，也不理其他同志的意见，说什么“抓起来再说，关起来审问”。
一九四三年七月，康生认为经过几个月的突击，已经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于十五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长篇报告。这是一篇有名的报告，曾经流传全党，至今都不会被人遗忘，因为它曾经被一代青年称为恐怖信号而臭名昭著。奇文共欣赏，我们在这
里摘引若干：
“今天的大会，是紧急时期的会议，是军事动员时期的会议。因为我们这个会议是正当着国民党以三十四、三十七、三十八三个集团军的主力，
以暂二十五师、六十一师、二十八师、五十三师、新三十七师、第八师、
一百六十五师、新骑二师、新二十七师、一百六十七师。七十八师：新二十四师、新二十六师、一百九十一师，及七个保安团、一个炮兵旅、一个重炮营，作为第一线的兵力，将我们边区南线紧紧包围，待令出击之时来开会的。是正当着日寇第五纵队的国特机关假造民意，要求取消共产党，
取消边区，而国民党中央社向全国全世界广播之时来开会的。“
“现在边区的军队、边区的人民都动员起来了。因此，我们延安各机关学校更要加紧起来审查干部、巩固组织、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
“国特为日寇服务的事实，在延安反奸细斗争中，是不胜枚举。如：混入新四军的许遇之，破坏河南党的杜征远，破坏边区银行的肖煌，破坏自然科学院的彭尔宁等等，他们都是敌探兼国特，国特兼敌探的兼差特务分子，……”
“在三个月以前，我们在此地曾告诉过大家，日寇和国民党训练了大批侦探奸细来破坏我们，……因此，从四月十日起，我们党中央又一次的以宽大政策号召这些青年们起来改过自新，脱离特务陷讲。三个月来，经过所有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努力，促使许多失足被害的青年接受了党的号召，起来控诉日寇与国民党杀害青年的罪恶，到今天为止，已经有四百五十人向党坦白悔过了。……使我们可能引导他们跳出罪恶的泥坑，走向新生的道路。”
“一切失足的人们！无论青年人、中年人，无论是男人、女人，无论是自觉的为敌人服务还是不自觉的为敌人服务，我们共产党中央号召你们赶快觉悟吧！号召你们再不要为敌人第五纵队服务了！”为什么共产党这样苦心的要救你们？为什么在现在紧急的时期还要抢救你们？这正是要你们做一个中国人，不要再被欺骗着为敌人服务。失足的人们！现在应该觉悟，应该下最大的决心，向共产党悔过自新，赶快脱下特务的衣服，脱下第五纵队的制服，穿上中国人的衣服，将你们所受的欺骗、污辱、损害和所做的一切罪恶彻底讲出来，共产党是欢迎一切失足的人变为抗日救国的中国人，每一个失足者变为改过者。……你们被日寇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强奸了，欺骗了，拉你们去做了第五纵队，由于你们幼稚无知，贪名图利，贪生怕死，而走入了特务泥坑，我们共产党为使你重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