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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顾任何复杂，坚决不移地执行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四中全。。。。。。。。。。。。。。。。。。。。。。。。。。会所决定的总。。。。。。
的政治路线。。。。。。“他还特别强调说：”根据四中全会后新的政治局领导的实际例证，每个共产党员，每个工人和每个劳动者一天一天地更加相信了：中。
共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这个口号，是使。。。。。。。。。。。。。。。。。。。。。。。。。。。。。。。。
党更加布尔塞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着重号均为王明所加）显然，这是打肿脸充胖子，用谎言来说明四中全会的”正确“，用捏造的”事实“来证明王明路线的”胜利“。
康生报告的题目是《非苏维埃中国内革命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
康生在这个报告中，也不顾王明路线给白区工作所造成的损失，硬说王明路线在白区工作上，特别是在自区组织工作上，“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与巩固”，说什么只在“最近一年来”，非苏维埃区域内党员人数“从三万人增加到六万人”，“使我们在上海的党的工人成分从百分之六十增到百分之八十六到九十。”更有甚者，他竟说：“当（上海）纱厂工会代。表开会时，八十个工厂代表听了共产党的报告，一致举手要求加入共产党组织。这种现象是过去从来没有的”。这里使人怀疑的是，当时革命并非处于高潮，而白色恐怖又是如此严重，在这种情况下，一致举手要求加入共产党是可能的吗？如果是可能的，那也只是在极左情绪煽动下，偶尔出现的个别现象，怎么可以将这个别现象拿到国际讲坛上作为典型大肆炫耀呢！然而康生是顾不得这些的，他为了说明王明路线的“胜利”，特别是要说明他自己的“胜利”，就是没事实，也可以加以编造，反正没有人去核实。在康生看来，这样做，既可骗人，又可捞功，是一个不亏本的生意！
康生在报告中，不仅列举了发展的“事实”，还分析了发展的原因。他说：在极端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我们的组织为什么能够得到极大的发展呢”？这主要是实施了“真正实际的具体的活的领导”。这无非是向共产国际会议的参加者宣扬王明领导的党中央。所谓“活的领导”，就是王明和康生的领导。康生接着鼓吹说：当时“曾经动员了中央的同志组织支部巡视
委员会，以实行对支部的帮助和监督“，帮助支部吸收党员时注意发挥”积极性、创造性“，帮助支部”把征收党员的运动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帮助支部”采用苏联共产党布尔塞维克的经验，广泛的利用革命竞赛的方法，利用突击队去帮助落后的支部“，去发展党员。当时白区党的工作，在白色恐怖之下，已由公开转入地下，由进攻转入防御。在这种情况下，鼓吹”用革命竞赛的方法“去突击发展党员，这本身正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突出表现。正是这种错误方针，很快地使党的组织遭到很大破坏。这本是令人痛心的失败的教训。然而，康生只讲组织发展，不讲组织破坏，这实际上是把党的失败当作王明、康生的功绩来宣扬。康生这种宣扬所获得的成果就是：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标志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发展到顶点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康生在缺席的情况下，被选为政治局委员。
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写道：“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塞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1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对王、康等人多年来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以及他们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上的报告所作的否定性的科学结论。
第三，蔑视遵义会议，继续搞拥戴王明的活动。
一九三五年一月，为了挽救处在危险中的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中国共产党在遵义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在大多数同志的拥护之下，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在军事上，总结了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分析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带根本性质的错误，彻底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军事上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在组织上，撤换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领导职务，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确定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
1 《毛泽东选集》1953 年版第3 卷第 970 页。
康生很快得知了遵义会议情况。但是，他得知之后，不是高兴，不是拥护，更不是贯彻；而是表面无动于衷，若无其事，。实则蔑视和反对。他不仅利用职权，长期向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严密封锁会议情况，而且在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中加紧了继续吹捧王明、拥戴王明的活动，以抵制遵义会议。
请看事实：
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康生以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为基地，串连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大的一些中国学生，联名写信给共产国际，要求批准王明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事后，康生承认确有此事，但是多方辩解，说自己没有参与此事。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举行宴会庆祝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上，康生突然出面向与会者提议“拥护王明同志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带头举杯，“为王明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而干杯！”1 与此同时，康生还指示莫斯科东方劳大中国部举办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突出宣传王明路线的“正确”，吹捧王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2一九三六年三月，吉合同志为离苏返国之事，曾去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找过康生。康生当着王明的面，径直介绍说：“王明同志，即陈绍禹同志，是我们党的总书记”，并嘱咐吉合同志：“回国后，要好好学习
王明《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
化而斗争》“。
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日，就瞿秋白同志逝世一周年，康生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公开发表自己亲笔起草的《我国共产党领袖王明康生等对于瞿秋白之哀辞》。人们仍然记忆犹新，几年前，康生还在积极尾随王明对瞿秋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哩！现在，即翟秋白逝世一周年之时，康生却假心假意地表示起“哀悼”来了。谁都看得明白，“哀悼”是假，惜机吹捧王明、康生是“中国共产党领袖”是真。
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莫斯科为中共诞生十五周年举行庆祝宴会。会上，康生高举金杯虔诚地“祝王明同志健康”，并领头高呼“王明同志万岁”。
对王明吹捧得如此肉麻，真可说到了不堪入目，不堪入耳的程度！
一九三七年底，王明和康生从莫斯科回国，康生留延安工作，而王明到国民党统治区做统战工作。王明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都统一于蒋介石，一切都服从于蒋介石。康生则在延1 吴坚同志于1979年的揭发。
2 侯志同志于1979年2 月25 日至3月5 日的《谈话记录》。
安中央党校作报告，着力宣传王明这一投降主义言论。1一九三八年，在共产国际任中国党代表的王稼祥同志从莫斯科回国。回国前，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委托他带给中国共产党两个重要指示。王稼祥同志回到延安后，向毛泽东同志如实作了汇报。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当时，王明在武汉，他要中央全会到武汉去开，遭到中央拒绝。王稼祥同志电告王明，立即回延安参加六中全会，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极其重要的指示，如不参加会议，后果自负。在这种情况下，王明才回到了延安，参加了会议。在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同志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文件，又传达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主要内容是：“从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看，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这不仅给王明当头一棒，也给康生当头一棒。2当然，以上事实仅是举其要者。但仅仅这些就可看出康生在遵义会议之后对于王明及其路线是什么态度了。
第四，炮制“王、康指示”，使东北抗日联军遭到破坏。
自一九三三年初，中共中央由上海撤至江西中央苏区之后，特别是一九三四年底，中央红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长征之后，我东北的党组织就开始失去了党中央的领导。趁此之机，身居苏联的王明、康生，以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指令中共东北党组织直接接受他们的领导，并下达了所谓的“王、康指示”。结果使东北党遭到很大破坏，特别是对抗日联军的危害甚大。但是，长期以来，康生为了掩盖自己破坏东北革命事业的罪恶，极力否认有个“王、康指示”的存在，并疯狂迫害知情者。在“文化大革命”中，康生给知情者扣上莫须有的种种罪名，不是关押，就是逮捕，甚至采取各种卑鄙手段进行残害以至灭口。然而中国共产党人既然没有被蒋介石杀绝，当然也不会被康生杀绝。不管这些穿着不同衣服的封建法西斯多么凶残，革命火种是扑不灭的。坚持斗争的幸存者还活着。不仅有不少知情者还健在，更重要的是那个臭名昭著的“王、康指示”也被有心人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了下来。
“王、康指示”，是一九三五年六月由莫斯科发出的。其要点是：现在苏联不能帮助你们东北，中央也不能援助你们东北，你们要“保存实力，待机而行”，“如实在坚持不了，可以撤出根据地到别的地区活动”，“东北农村可以将小屯并为大屯”，云云。
这个指示，散布了悲观情绪，借“保存实力”为名，分散东北党的力量，取消东北游击战争。所谓“东北农村可以将小屯并为大屯”，正好符合了日1 延安中央党校第五期学员李一夫同志揭发。
2 见1981年2 月4 日4 工人日报》所载王震、廖承志等《回忆与继承》。
寇搞无人区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取消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可能。从这封指示信看，王明、康生又从极左转到了极右，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
当时，东北党接到这封指示信，立即在黑龙江省诸河县开了一个会（即东北历史上有名的帽儿山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这封“指示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示坚决反对，并作出了拒绝执行“指示”的决议。但是，大权在握的王明、康生，首先将“王、康指示”的
坚决反对者赵尚志同志开除出党，接着又将东北党的干部分期分批调往苏联，长期进行迫害，致使东北的党和军队均遭严重破坏。本来，我们的东北有辽阔的土地，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者的广大群众，地形复杂，
有利于建立抗日救亡根
据地，可是长期建立不起一块象样的根据地，就同“王、康指示”有密切关系。康生作为王明的国际伙伴，在东北所犯下的这些罪行，任凭他怎么狡辩、耍赖，都不能抹杀铁一般的事实。
第五，借苏联“镇反肃托”之刀，捕杀残害我在苏联的共产党员。关于这个问题留在后面专章评述，这里从略。
从上述事实来看，人们不免产生疑问，康生本来投机起家，善于见风使舵，而且已经尝到了甜头，可是，为什么在遵义会议之后，康生不但没有马上“反戈一击”，甚至在四、五年之后都没有明确表态，而且在莫斯科如此，到延安之初也是如此呢？难道康生真的对王明表现得如此忠贞不二，
没有一点“灵活性”吗？不，这里关键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隶属于共产国际的情况没有改变。当时共产国际还是全力支持王明的，而王明在共产国际中还有显赫的职位。在这种情况下，一心向上爬的康生，当然还会以王明的是非为是非，抱他的粗腿。在他看来，紧跟王明，就可稳步上升，只要王明这个靠山不倒，门庭是不能轻易改换的。实际上，康生死盯着不放的是权力和职位，始终不变的是他的野心！
第八章借题目搞陷害
康生到达苏联的第二年，突然发生了基洛夫被杀事件。不久，苏联宣布此事系由托洛茨基派所干。于是，在苏联全境之内迅速掀起了一个“镇反肃托”运动。这一运动，无疑打击和镇压了一些真正的敌人，但也确实冤枉了不少好人，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这正是美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称之为“大疯狂”的时期。
康生在国内就曾利用领导错误，趁火打劫，混水摸鱼，而且从中捞到了“好处”。对于苏联这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当然要重操故技，再次陷害别人以抬高自己。事情也就这样发生；正当苏联“镇反肃托”运动刚刚发动的时候，康生就闻风而起，伙同王明迅速成立了一个所谓肃反办公室，按照苏联的规格，在中国共产党旅居苏联的党员干部中，也要照样搞一个“镇反肃托”运动。本来，康生自己的历史就不那么干净，但是由于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运动的领导权，从而使他不仅不受审查，而且还能审查别人。康生正是利用这个方便条件，打着“肃反”的幌子，以“叛徒”、“特务”、“间谍”、“奸细”、“托派”等等罪名，通过苏联公安机关任意捕杀大批好同志。这那里是肃反，这纯粹是借肃反之题，达其杀人灭口、排除异己的目的。康生认为，地处异国，知者甚少，又无从查对，实属秘密，怎么会走漏风声呢？任何干见不得天日的罪恶勾当者，都以为神鬼莫知，藏起屠刀，就当菩萨！可是，血债，总不会在历史上自行消逝的。当时旅居苏联的同志中还有幸存者，他们现在仍还健在。他们共同回忆了当时康生借题害人的情景。有的同志说：当时旅居苏联的中共党员中，经常有人失踪或被捕。这些失踪或被捕者，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劳改，有的至今下落不明。例如：一、肖寿煌、武胡景、欧阳新等四人的被害。肖寿煌，广东人，一九三二年到中共中央某机关工作。武胡景，又名林大生或吴福敬，山东人，曾任山东省委书记，一九二九年调中央组织部工作，一九三一年调东北任北满特委书记，一九三二年调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一九三三年复任中央某机关负责人。欧阳新，又名王子春，化名老大，湖北人，一九二九年前曾去苏联学军事，一九二九年后在中央某机关工作，曾任某机关二科科长。
还有一位，也是湖北人，详情不清。他们四人于一九三五年春受中共中央某机关所派，去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六年，皆以“托派”“特务”之名被捕处死。
二、王环、苏长（又名罗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