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果，打击了调和主义，使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走上了健全化的道路”。1 在康生这篇文章中所使用的“国际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等等用语都是王明“左”
倾盲动主义的代号。对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只能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容许有半点怀疑，如有谁不象康生那样理解，也不象康生那样贯1 谢康：《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1931 年12 月21 日），载《红旗周报》第28期。
彻，那就成为康生所说的，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是“立三路线残余”，就“必须坚决肃清，坚决打击”！
二、“武装工人”、“武装保卫苏联”。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侵占我东北的“九一八”
事变。这本是日本帝国主义奴化整个中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共产党，应当面对这一新的形势，分析各种交错的矛盾，向全国人民及时地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收复失地”、“保卫祖国”、“联合一切民族和阶层，一致抗日”等口号，积极推动当时已经日趋高涨的全国民族民主运动。可是王明等人对于这一新形势，从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他们认为“九一八”事变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和独霸中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步骤，而是“瓜分中国为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始”，是各帝国主义一致地“进攻苏联”、“进攻中国革命”的开始，是“反苏战争的序幕”。因而他们提出“武装工人”、“武装保卫苏联”、“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等口号。而康生就是这种错误估计、错误口号的积极兜售者。他一再宣扬，“九一八”之后是“帝国主义积极的实行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新形势，大声疾呼“保卫苏联”，“拥护苏维埃”、“拥护红军”、“公开赤色工会”等口号。他说：只有取消派对于“帝国主义积极的实行瓜分中国，进攻苏联”的估计“最不愿听”；只有取消派“对于共产党提出拥护苏联的口号是最痛恨的”。1 因而他极力主张“开展动员工人拥护苏联、拥护红军苏维埃、武装工人的工作”，并要求以实际行动去援助苏联和红军。
2这种宣传，既不了解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情绪，也不懂世界形势带来的变化。它只能引起全国人民的误解和不满。使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之间的关系隔膜起来。
不可否认，“九一八”事变确实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和反革命营垒的分化。然而康生却利用这一点，过分地夸大革命力量的发展和国民党统治的危机，极力否认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盲目地强调国民党统治正在迅速地走向“崩溃”、“总崩溃”，革命的力量已大大超过了反革命的力量。他说：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反帝运动的高涨”，已经成为决定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重要因素。3他主张工人的斗争要“进攻”，不要“防御”。
谁若根据实际力量的对比，提出工人阶级的革命策略应当防御，他便批判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他有恃无恐地批判刘少奇同志关于当时工人斗争是1 《取消派的“工人运动”》（1932 年1月25 日），载《红旗周报》第29 期。
2 《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1932 年4月30 日），载《红旗周报》第 41 期。
3 《机会主义的罢工运动总结》（1932 年 4月 3日），载《红旗周报》第36期。
“防御”的正确主张，是对革命形势“估量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量”，是“在全总中央职工部机会主义领导中的一切错误的根源”。1 在康生看来，凡是同王明不一致的意见，都是右倾机会主义；凡是同王明的崇拜者不一致的意见，也是右倾机会主义；倘若有谁同康生的意见不一致，那就要自始至终的，甚至连其后代，都得是右倾机会主义！
三、极端行动，适应极端口号。
一味鼓动罢工，是康生文章的主题。打开康生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可以说没有一篇不谈罢工的。《学生罢课后干什么》，2是康生这一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中最早的一篇。标题好象是篇不谈工人罢工的文章，可是一看内容，全然不是那么回事。康生这篇文章，从“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书本理论出发，说“无产阶级是反帝运动中最坚决的队伍”，“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扩大罢工的浪潮，才能使反帝运动更坚决更激烈的发展下去”。因此，他极力鼓吹学生罢课之后，都要“到工厂中去！号召全上海工人阶级起来罢工”。
其他文章，更是突出地鼓动罢工了。不但要罢工，而且要长期坚持罢工。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日，康生在《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一文中，直接批评江苏省委与工会在“九一八”后，不是“完全放松了工人运动的领导”，就是“空喊罢工，纸上罢工”，前者是“右倾机会主义”，后者则是“立三路线”的表现，提出全党在“目前反帝运动中最迫切最中心的任务”，就是以“十倍的努力去扩大工人的罢工”，并责令江苏省委“深入到企业中，有组织有准备的发展罢工”，要他们“打破过去组织反帝罢工的极端秘密方式，要利用公开的路线活动，公开地组织工厂中的反帝组织”，要“经常的召集群众大会，领导群众斗争，号召罢工。”3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九日，康生在《这次罢工的教训和批评》一文中，武断地说，一九三一年底罢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江苏省委放弃了领导，责令省委接受教训，纠正错误，定出具体实际计划，去推动支部加紧工厂的活动，“努力发动第二次罢工”。4 一九三二年四月三十日，在《开展布尔什维克的火线，向着放弃职工运动的倾向斗争》中，康生又责令说：“党与团的省委必须将领导罢工工作作为他的第一等的任务”，“区委也必须将一切的工作集中到领导罢工中”。5 王明打的旗号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康生当然也会抓住1 同上。
2 载《红旗周报》附刊第26期，写于1931年12 月上旬。
3 载《红旗周报》第27期。
4 载《斗争》第1 期。
5 载《红旗周报》第41期。
这个口号不放的，所以他在文章中，甚至在题目里都要塞上“布尔什维克”
的字样。这不仅为王明相呼应，也为自己贴金，至于中国的实际，他们是不管的。他们的办法是，只要口号喊出来了，那就只好要事实去适应口号！
康生不只是鼓动罢工，而且特别强调将罢工引导到“武装工人”，“夺取政权”上去。他说：要使“工人武装起来”的口号，“真正深入到每个工人中去”，要“广泛地组织工人的自卫队、纠察队、童子团”，并“要领导这些队伍由要武装走向夺取武俊的道路”。1 他认为：“只有将罢工引导到夺取政权上去，才能使之更加政治化、革命化”，从而“走上反帝国主义更高阶段上去”；2“只有工人武装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也“只有无产阶级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才能争取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革命战争彻底胜利”。3 因此，他极力主张在罢工中，要“把着急进的革命浪潮，去争取群众，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4 康生宣传的关键就在于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才是王明所说的“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实，立三的“左”倾错误就在于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就是靠批立三“左”倾错误起家的，康生也是靠反戈一击而得到王明赏识的。康生的本领就在于他能用一套内容、一套手法，得到两个不同的门庭的支持，而且都能得到宠爱！
四、向黄色工会“进攻”，公开建立赤色工会。
康生在这个时期的许多文章中说：黄色工会成了“积极的阻止反帝运动的发展，破坏工人阶级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罢工“的主要障碍，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维持他垂死统治的支柱“，因此，黄色工会也就成为康生进攻的主要目标，于是他对黄色工会加紧了”政治上的进攻“和”组织上的活动“，极力主张”实行下层统一战线“，去夺取他们之中的下层群众。5与此同时，康生又在许多文章中大声疾呼：”立刻在工反（即工人反日会——作者注）的广大的群众中，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公开的活动，吸引工友积极干部及广大群众，大批的加入赤色工会，深入各个企业里，按照产业的原则来建立赤色工会，坚定的在黄色工会中进行建立反对派的组织，是不能再拖延一分钟的。要反对那些不敢公开的宣传赤色工会的纲领，不敢于争取赤色工会公开的活动，不去广泛的吸引群众来加入赤色工会而1 《怎样去扩大上海反帝的罢工运动》（1931 年12月10 日），载《红旗周报》第27 期。
2 《反帝运动与失业工人运动》（1932 年2月24 日），载《职运指南》。
3 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193 年2 月 27日），载《红旗周报》第33期。
4 《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1931 年12月21 日），载《红旗周报》第28 期。
5 《怎样反对国民党的黄色工会》（1931 年12月15日），载《红旗周报》第28 期。
采取脱离群众秘密狭隘的方式，在亭子间里建立赤色工会的组织“。1 把话说明确点，这就是要在白色恐怖中建立公开的、没有任何掩护的、脱离群众的、第二党式的”赤色工会组织“，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会，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以便于敌人的破坏和全歼！
五、对“右倾机会主义”要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康生在党内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所说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不坚决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同志。同他们的调子稍有不符者，也在斗争打击之列。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康生在《右派破坏党的新策略及其罪恶》一文中说：“革命的急速发展和党的伟大进步”，引起了“党内不彻底的两面派，以及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路线的残余，重新组织小组织”。“他们破坏党的新策略是：一，勾结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AB团、取消派等，来破坏党的工作。二，口头上承认国际及四中全会的决议，在实际工作中怠工，破坏群众的斗争。三，利用党的个别错误，实行反党的阴谋。四，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向党攻击，斗争激烈时，取消他们的意见，承认错误，”保存组织上的活动。五，煽动欺骗幼稚的同志，扩大他们的小组织，假借领导斗争，到工人中活动。……“2根据这些，他提出的办法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派，反对两面派，反对党内右派暗探“，”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一切企图对国际路线的怠工“。康生责令要把这些斗争，”深入到支部中，群众中，实际工作中“，并要”在组织上得到反应“。
在康生看来，右倾机会主义，成了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心腹大患，必须集中火力进行无情斗争。所谓在“组织上得到反应”，就是以组织部长的身分，下令清洗就是了。对于王明的领导，康生深怕党内有人不服，他象只警犬，到处搜索与王明意见不同者。他认为，放弃组织赤色工会，就是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摆一摆工会工作中的困难，就是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是对于资本进攻的投降屈眼”，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康生提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因此要对它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不这样做，就不是国际路线，不遵照他的主张去办，就不能保卫王明路线。尽管实际上，王明“左”倾盲动主义已经危害到党和党领导的工会，康生却仍然这样大喊大叫，说明他对推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是真够卖命的！
1 《反对职工运动中的机会主义》（1932 年 3月 25 日），载《红旗周报＞第33 期。
2 载《红旗周报》第28期。
第七章王明的国际伙伴
推行主明“左”倾盲动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白区的组织几乎破坏殆尽。康生觉得需要转移阵地了，于是，一九三三年七月，他偕同夫人曹轶欧和小姨子苏枚离沪赴苏。康生之名，就是这个时候开始起用的俄文名字——“Кан Щен”的译音。到达莫斯科之后，康生对米夫、王明竭力逢迎，因而更加得到他们的赏识，很快被提拔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搬进了王明在共产国际招待所——“留克斯”的办公室。
康生对于他能有机会同王明坐在一起办公，并成为他的有力助手，感到无上荣耀。从此，对于王明表现得愈益“忠诚”，看着王明的脸色，跟着王明的腔调，一唱一和、亦步亦趋，从而成为王明形影不离的独一无二的国际伙伴。他俩简直象搭配好的相声演员，处处是双双出面，同台演出。
康生作为王明的国际伙伴都干了些什么呢？
第一，继续吹捧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
王明的这本小册子是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代表作。康生在上海党中央工作时，全力贯彻的正是这本小册子的观点。可是实践证明，这本小册子给中国共产党及其事业带来极其严重的危害，正是它，导致了白区工作的大失败，使中共中央不得不撤离上海。然而康生却不顾这些事实。他一到苏联，就以“刚从国内来苏的中央领导”的身分，到东方劳大、国际列宁学院（康生曾先后兼任这两个学校的中国部主任）等学校，作报告、讲党史、谈现状，大吹王明及其小册子。他说，王明的小册子就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它“体现了党的路线”。一九三四年前后，曾在国际列宁学院学习过的卢竟如等同志，就曾亲自听过这些报告。
康生既然对王明表现了奴才式的依附，那么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贯彻和执行，当然也是忠贞不二的。在国内时是这样，到了莫斯科就更加露骨。在康生看来，在中国共产党内，没有比靠上王明更保险的了。所以，他象热衷于传教的牧师一样，对王明的“左”倾盲动主义真诚信仰和卖力推行，作了充分的表演。
第二，利用共产国际讲坛，鼓吹王明“左”倾盲动主义。
康生到达苏联的第四个月，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正好举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康生随同王明参加了这次全会。会上，王明、康生都作了长篇报告。会后，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将这两个报告，冠以《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的标题，公开出版。这两个报告，都是总结几年来推行
王明“路线”的所谓“业绩”，鼓吹王明“路线”如何“正确”。不同的是，王明的报告是对《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的全面说明，而康生的报告只是侧重从白区工作上对《中国现状与中共任务》作些补充说明。
王明的报告，完全不顾我党白区工作已经遭受破坏，党中央已经被迫撤离白区的事实，也不顾我军第五次反“围剿”已经遭受失败，红军正在被迫长征的事实，连篇累牍地论述了“苏维埃中国和非苏维埃中国的革命运动”的所谓“胜利和成绩”，并以此为据；说什么“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了”，而这种“更加布尔塞维克化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共中央不怕一切困难， 。。。。。。。。。。。
不顾任何复杂，坚决不移地执行在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