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二日，出席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并被会、议递补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八月十五日，指示中央党校公开揭发批判林枫同志。
八月十六日，同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师生并发表讲话。他号召大家“牢牢记住”：“革命事业不能包办代替”，“要自己解放自己”。
八月十八巳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一次大会。席间，他给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写了一张纸条，让其调查刘少奇的所谓“被捕叛变”问题。
八月十九日，中央党校一些人给林枫等同志戴上高帽子在校内游斗。当晚，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表示支持，说：“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还说：“林枫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揭露，没有彻底搞深搞透”，“他的问题不光是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林彪的问题”。
八月二十日，打电活给中央党校，说他“完全支持革命同志的革命热情”，希望中央党校“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搞深搞透”。并说“戴高帽、挂牌子不算武斗”。
八月二十八日，去中央党校听取各派群众代表的意见席间谈了他对中央党校的两点看法：（1）“党校是长期抗拒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2）“党校的盖子又大又厚又深”，“揭开林枫的盖子”，对党校来说“仅仅是初步的”。
八月三十日上午，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下午，第二次去中央党校听取各派群众代表的意见。
八月三十一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八一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并讲话。说林枫早在东北时就同彭真结成死党，因而，这次揭林枫遇到了“彭真这个大盖子”，遇到了“中组部、中监委和其他一些力量的阻止”。
还说林枫比杨献珍“更狡猾、更阴毒。更厉害”。是日下午，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二次大会。
九月四日，收到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的信。信上说：“党校的问题同刘少奇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关系”。康生对此极表赞同与支持。
九月八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山大等来京同学，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和经验”，继续煽动反工作组。
九月十日，接见谭厚兰，让其去山东砸曲卑。说：到那里“凡是应该砸的都可以砸”。
九月十五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三次大会，并为大会主持人。
九月二十一日，出席中央党校文革会。会上，康生讲述了一九六四年批“合二而一”的经过，说他是最早发现“合二而一”“有问题”的人。
十月一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四次大会。
十月六日，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集的首都三司发起的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会间，与北航“红旗”
代表座谈，赞扬他们写的《两条路线斗争》“写得好”。
十月八日至二十八日，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对刘、邓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揭发和批判”。
十月中旬，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头头在康生的暗示下，领先对刘、邓的所谓“反动路线”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批判。康对此大加赞扬，说这样才算“掌握住了真正的大方向”。
十月十八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五次大会。十月十九日，同中央党校一些人谈什么是政治表现。他说，所谓政治表现“主要是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在当前来说“就是坚决不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组长汇报会。其间，康插话说：“，＼大政治报告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同志当即说：“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十月二十七日，率领中共代表团去参加阿劳五大。
十月二十八日，拜会阿劳中央。拜会时，康表白他这个人一向有点“激进”！
十一月二日，在阿劳五大上致词。十一月九日，同阿劳中央会谈。
十一月十日至十三日在阿尔巴尼亚参观访问。此间，他首次提出赞成还是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的分界线”的观点。
十一月十五日，回国途中在乌鲁木齐接见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星火燎原战斗团”、“东方红战斗兵团”，并发表长篇讲话。极力宣扬赞成不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在今天已经成为“区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说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伟大贡献”主要表现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时，不是象列宁那样仅仅从经济上看，而且还“从思想范畴上看，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方面看，从政治范畴看”。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出席并主持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八次大会。
十一月二十七日，同一兄弟党代表团会谈。
十二月二日，就《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问题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说此前言“已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修改过，准备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
十二月三日至五日，出席林彪主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会上，康生作了中心“批判”发言。他说：工矿企业中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并“不比学校少”，因为在这里所有制虽然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但在流通、分配等方面“基本未改”，“仍是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因此，“工厂文化大革命，在整个意义上讲，比学校更重要”，“因为它是基础”，“如果基础变修了，整个社会就变了”。
十二月十四日，同陈伯达、江青等一起，召集一司、三司、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等进行座谈。座谈中，康生多次插话说：李洪山到处贴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陈伯达等大标语、大字报，说明他是“反革命的小头目”，对他必须“严厉镇压”，“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就是最大的民主”。还说。“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正是由于康生的这个讲话，北京林学院发起了有四万人参加的“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接着又将李逮捕入狱。
十二月十七日，同一兄弟党总书记谈话，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说列宁所讲的”今后的东方，革命无疑地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一句话，”实
际上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之意。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的一份《学习简报》上逐段加批。
十二月二十三日，同陈伯达、江青等一起接见红卫兵并讲话。康生说；明年“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全国普遍开展的一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一年”，但要最后胜利还要看“明年的大决战”。
十二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专案人员。说：“两条路线的实质或关键”，“不只是指六六年六月初七月底的五十夭的路线错误，也不是只指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而是指贯穿解放前后的整个党的历史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提出“生产力论”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的论点。
一九六七年六十九岁
一月一日，北大技术物理系学生崔子明等人两次致信康生，对李洪山的结论和处置提出质疑。康生在信上批道：来信是“大毒草”，是“为反革命分子李洪山之流鸣冤叫屈的”。
一月×日，鉴于陶铸同志被揪斗，中央责成康生兼管中组部的工作。
一月四日，同陈伯达、江青、王力等人一起，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接见时，康生竭力鼓动“造反团”把材料整理出来，说“把材料摆出来，你们就胜利了”。
一月五日，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说：“军队的同志应好好想想，军队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会不会把无产阶级的军队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还说：工厂实行按劳分配“有两面性，可以产生资产阶级思想”。
一月六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红色联络站”的头头，大讲所谓“批判刘邓问题”。
此外，这次接见中，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工厂，“完全可以蜕化为资本主义工厂”问题，发明了人民军队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新提法。
一月十日上午，在人大会堂接见北航“红旗”等单位，说《人民日报》发表《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一文，标志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新阶段。他表示“要和大家一起闹革命”，“要组织大联络站一起战斗”，“一起回击经济主义妖风”。下午，又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红旗战斗队”，诬说党校“红战团”的方向“是错误的，是顽固的保皇团体”。
一月十三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青训班的一些人，主要讲：（1）
中央党校从四八年以来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不同的是五七年前“同逆流作斗争的是陈伯达”，五七年后同逆流作斗争的则是他康生。（2）说他主管中央党校以来，曾领导党校进行了所谓“十次路线斗争”，直到揭了刘邓之后，才把“党校的盖子真正揭开”，并抱怨说：“我把党校的盖子根开了”，可有人却“把矛头指向我”，这就“完全错了”。（3）说十六字方针是“杨献珍、侯维仍、刘少奇、彭真一块制定的”，是“对抗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方针”，是“抽象、不明确、没有阶级性。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
一月十五日，通过陈伯达将中央党校的拥有三百多人的群众组织——“红战团”定为“反动组织”，并指使“造反派”抢先“夺权”。事后不久，又经康批准，将青训班学员苏承德、宋扬之等六人逮捕入狱。
一月十七日，看刘少奇同志于一九五七年五月初所作的《关于高级党校如何开展整风》的报告。突然从中发现了“认真学习文件、联系实际、讨论问题、检查思想”四句话，象是发现了什么重型炮弹，立刻在旁边批注道：“这就是杨、侯‘十六字方针’的初版，杨、侯拒绝以毛泽东思想为党校的指导方针，说他们的‘十六字方针’是少奇同志定的，以此对抗主席的方针”。1一月十九日，在王力、关锋陪同下在人大会堂接见了受工效禹派遣专程来京摸夺权之底的儿子张子石。让张子石转告王效禹“立即夺权”，“不但考虑青岛夺权问题，还要考虑山东省夺权的问题”。
一月二十日，同一兄弟党会谈。他说：过去是依据列宁的阶级定义，“从生产资料和经济范畴来划分阶级的”，而现在看，“不仅从经济范畴，而且要从政治、思想范畴来决定阶级”。
一月二十一日，接见中央党校一些人，表白他没有保过郭影秋和蒋南翔。
说：“恰恰是我的一个讲话，第二天把郭影秋揪回人大。蒋南翔，恰恰是我派××去揭开的”。当“造反派”头头汇报说，他们已把“红战团砸了”，康生说：“也可以嘛，那也不算什么，他们也搞你们嘛！群众革命嘛！”
一月二十二日，同北京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座谈，指责他们联合敌人把矛头对准他康生。
1 这段批注，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①“十六字方针”是高级党校于1955年5 月提出，同年6 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而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是1957 年5 月作的，1962 年付印的。57 年的讲话怎么可能成为53 年正式文件的“初版”呢？②“十六字方针”是根据延安整风精神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有关指示制定的，而且是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贯彻这一方针，根本不可能成为“对抗主席的方针”。③杨、侯两同志从来没有说过“‘十六字方针’是刘少奇同志定的”。
一月二十六日，同陈伯达一起接见一兄弟党代表团。接见中，竭力鼓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里程碑或三个阶段，说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当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
一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党校一些人。要他们在反对刘、邓时，“注意利用矛盾，利用那些老人，哪怕他们投机也好。”
一月底，中央成立毛选编委会。康生被任命为该委员会副主任。
二月八日，中联部“工勤总部”的同志贴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有“林××”几个字。康生和王力等人硬说“林”字是“×”字，是指美国专家×××同志，其目的是想把×××打成“黑帮”，来“破坏我党同兄弟党的关系”，因此，就把“工勤总部”打成“反动组织”，宣布“取缔”，并强行夺权。
二月十一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向他们传授黑龙江、山西、山东等省的所谓“夺权经验”，说“只有三结合才能夺权”，而“三结合”又必须让左派“占主导”。这次谈话中还指令他们着手清理“红战团”的问题，并具体部署了斗“红战团”的策略。
二月十三日下午。出席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室举行的中央碰头会。会议主要讨论“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会上，谭震林、陈
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志严厉痛斥了康生一伙搞乱党、搞乱政府、搞乱
工厂农村，搞乱军队的罪行。康、陈一伙百般狡辩，。多次蛮横地打断叶、陈、徐等同志的发言。
二月十六日下午，中央碰头会在中南海会议室继续举行。会上，谭震林
同志驳斥了张春桥阻拦陈丕显同志来京的种种狡辩；陈毅同志揭露了康生
在延安整风中搞抢救运动的罪行；李先念同志又揭露了康生指使人炮制《红
旗》杂志第十三期位论（即《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所带来的危
害。
同日夜，康生背着会议主持者周恩来同志，指示张春桥、姚文元、王力三人，到人大会堂“集体整理和核对中央碰头会的‘记录”’。然后，带着这份“记录”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同志作歪曲汇报。
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八日，怀仁堂会议室连日紧张举行会议。康、陈一伙向敢于坚持党的原则的老一代革命家们进行围攻批斗。其中数康生叫得最凶。正是通过这次会议，林彪宣布：以中央文革小组代替政治局，以军委办事组代替军委常委会。
三月六日至十四日，康、江、陈一伙积极策划在社会上掀起所谓“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以同他们在怀仁堂的围攻批斗会相配合。
三月十日，在军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讲话中，对刘少奇的《论共产
党员的修养》一书肆意歪曲和批判，对该书所说“思想意识修养”，“既不通又不科学”；所说“共产主义道德”，“完全是孔孟之道”；所说“没有偶像崇拜”，就是“暗示攻击毛主席”；所说“无事不可对人言”，就是党的机密也可告诉蒋介石“；所说”自爱心。自尊心“，就是”活命哲学“。总之，该书”只谈个人修养，不谈夺取政权“，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泥坑“。
三月十二日，同外宾谈话，介绍他促动、支持聂元梓等七人写第一张大字报的过程，解释他所批判的“唯生产力论”的含义。
同日，同另一外宾谈话，说我党干部“大体可以分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叛徒，第二部分是资产阶级化了（的人），第三部分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攻击老干部“搞民主革命的目的是实现民主革命，搞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