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八日，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山东来京学生代表时，就曾为他煽起的
戴高帽、挂牌子、游斗示众的妖风进行过一次辩解，说：“有些地方流传我一句话，说我赞成戴高帽、挂黑牌，这完全是误会。我当时打电话说，‘游街、戴高帽，当然不算武斗，但又不算文斗’。可是接电话的人向全校传达时，只传达了我的前一句（‘不算武斗’），丢了我的后一句（‘不算文斗’）”。
这是愚蠢的辩解。这辩解非但没有推脱掉他的罪责，相反，倒无意中供认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戴高帽、挂黑牌、游斗示众之风确是由他煽起的。不过，说老实话，康生这里所煽起的戴高帽、挂牌子、游斗示众之风，同他后来所搞的“武装左派”，制造武斗事件相比，正如他自已所说的那样，确实“轻得很”。关于这一点，后面将详细叙述。
四、把军队搞乱。
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因而，他们不能不把矛头指向军队。这就是他的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根本原因。
阴谋有术，窃国有方的康生，在关键问题上，显示了特有的能量。由于他对林彪、江青的意图摸得准确，因而对打砸抢分子的指挥就特别灵验。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康生在中央党校接见“造反派”头头时说：你们要好好想想，“军队会不会产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会不会把无产阶级军队变成修正主义的军队？”一月六日，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另一“造反派”头头时又说：无产阶级军队，“也有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无产阶级军队，“也可变成资产阶级的军队”。康生谈这些话的第四天，即一月十日，王力、关锋等人，就在一个材料中明确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乱军口号，送江青审批。江青又转送林彪“批示”，林彪当即批了“完全同意”几个字。于是，这股乱军之火便烧到了军队。三月二十日，林彪又在军级干部会议上蛊惑人心地提出：“带着枪杆子的修正主义路线，比之没有带枪杆子的还危险。”经他这样一说，已经点燃的乱军之火，燃烧得更旺了。
由于有林彪作后台，康生更加有恃无恐起来。一九六七年七月，中央文革讨论“七。二〇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和江青、陈伯达等人，坚持要在宣传提纲上写上“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派” 的口号。七月二十五日晚，在审定新华社写的《首都百万军民集会支持武汉革命派》新闻稿时，由康生口授，关锋执笔，又坚持加上了“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这条新闻和相应的社论，这样，就使这一反军乱军口号第一次公布于全社会。从此之后，全国各地到处出现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和冲击军事机关的情况。许多部队内部出现了尖锐的对立。从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鉴于“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造成了严重局势，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不得不出面制止。在这种情况下，康生又竭力推卸自己在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方面的罪责。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他在接见安徽两派群众代表时说：那是“我们的报纸犯了错误”，而“我们一开始就认为（揪军内一小撮）是不对的”。接着又诡辩说：“我们是批评了军队中的某些干部的错误”，但是不能把我们的批评看作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两面三刀，横竖有理，应黑应红，随时而变。康生就是这样一个翻脸不认帐的人。但是事实是赖不掉的。
五、把生产搞乱。
“文化大革命”之初，尽管形势很乱，但是这种乱还仅仅限于党政机关和文教战线。可是，康生之流并不满足于这种状况，他们一心想把烈火引向全国，引向各条战线，特别是引向牵动所有工人和农民的生产战线。
当时，周恩来同志为了使国家减少损失，特指示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
于十一月底召开一个工业交通工作座谈会（即中央工交企业文化大革命会
议），研究一个工交战线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与会者分析了工交战线的三个特点：第一，工交系统是执行毛泽东同志革命路线的，没有那种所谓“黑线”统治的问题，第二，工交系统历来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第三，工业生产是社会化大生产，一环扣一环，需要稳定的连续性，不象学校、文艺团体那样，可以随时停止工作。从这三个特点出发，大家得出结论：工交战线的“文化大革命”，应当分期分批地进行，不能一哄而起，更不能停产闹革命。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一个工交系统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十五条》。
应当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十五条》算是一个保护生产，减少损失的及时措施。然而，这同那伙以搞乱全国为目的的倒行逆施者，是背道而驰的。因而，他们看了大为恼火，立即责令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向他们汇报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于十二月二、三、四日连续开了三天，名义是“汇报”，实际上是对工交会议及其制定的《十五条》进行批判。这三天是这样安排的：头一天，他们听取汇报；最后一天，由林彪出马作总结；中间一天，主要是康生对工交会议进行“批判”。康生批判时，林彪连连赞许，颇为欣赏，并多次插话，文武共谋，狼狈为奸，就这样完全推翻了工交会议决定。康生的“批判”发言，劈头就说：“我同××（共产党）左派谈了三次，共十多个钟头。他是中央委员，搞工业的，谈话后教育很大。
从××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样搞资本主义复辟的呢？“还未等康生回答，林彪立即插话说：”康生同志，你把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蜕化到资本主义的？从思想、农业、党，……政策等怎样变的，我们怎样才不变，怎样堵
住这个漏洞，我们不甚了了，搞得不好就会变。……请康生同志研究研究。
对这些问题，只有笼统概念，没有具体事实，印象不深刻，没有说服力。“
林彪向其“理论顾问”请教了，康生当然不会放弃自己立功的机会，他如同打了吗啡针一样，顿时精神倍增，滔滔不绝地讲起××怎样变修的所谓“经验教训”来。他的结论是：“××变修首先是从基础变的”，所以，“资本主义复辟，工厂企业关系很大，因为这是经济基础嘛！”（林彪插话说：“对，工厂比学校厉害，好也厉害，坏也厉害！”）接着，康生把话头一转就讲起我国的情况来。他说：“我们的工厂也不那么于净”，虽然私有制变为公有制，所有制变新了，但是，“商品、等价交换规律基本未改，仍然实行按劳付酬”，这些都是旧的。因此，“我们的工厂，恐怕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工厂的修正主义根子，不一定比学校少”，这样，就“不能不反映到上层建筑中去”。所以，“工厂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在整个意义上讲，比学校重要，因为工厂是基础”。（江青插话说：“应说工农业是基础”。
林彪说：对，无论工业农业都是基础。）康生继续说；工厂农村“文化大革命，不是可有可无的，不是比学校次要，而是比学校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现在领导机关对于工农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还很不理解，总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工交的同志对这些问题要很好研究一下，教育干部认识这些问题”。（林彪插话：“前车之鉴，要引为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康生还指着国务院主管生产的同志的鼻子骂道：“你多年来只抓生产，不抓革命，已经成了职业病。不问政治，不看路线，单纯抓生产，这本身就是修正主义的东西。”最后强调说：“为了反修防修，在工交系统必须立即全面地开展文化大革命”。康生这篇经济基础变修论，是以理论权威的架式提出的，又得到了林彪、江青的批准，真象十万吨黄色炸药的爆炸，大大地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唬住了很多人。更严重的是它成了当时工交系统打砸抢分子的理论武器。林彪、“四人帮”利用这一武器，迅速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推广到整个生产战线，从而使我国工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破坏，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六、全国性大夺权。
一场灾难性的烈火烧向了全国各个领域之后，一九六七年一月起，从上海开始，又掀起了一个夺权恶浪。康生亲自指挥了一些部门的夺权活动。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在康生的授意下，中央党校的一伙紧跟康生的人，夺取了中央党校的大权。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王效禹派康生之子张子石来京摸中央文革对夺权的态度。康生由王力、关锋等陪同，于二十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他。康对张子石说：“王效禹是山东夺权的好条件”，你回去可转告王效禹，“要立即夺权”，“不但考虑青岛夺权问题，还要考虑山东
省的夺权问题。“王效禹得了康生的指示，迅速于”—。二二“和”—。二七“
先后夺了青岛市和山东省的党政大权。山东长期盛传王效禹夺权是“走的康生的后门”，便是由此而来。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中联部有一个不受康生支持的群众组织贴了一张大字报，其中有“林××”几个字。康生、王力等人硬说是“柯”字，是指某著名专家，目的是想把某著名专家打成黑帮，以破坏我党和友好人士的关系。以此为借口，把该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宣布予以“取缔”，指示他在中联部的心腹强行夺权。三月，康生又伙同江青、王力等人为早已被开除党籍的刘结挺、张西挺翻了案，封之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支持他们夺了四川省的权。
此外，山西、贵州、宁夏、黑龙江以及其他各省市的夺权活动，康生都直接插过手。他在整个夺权活动中，确实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高昂情绪。
林、江天下康家党，中国究竟向何方？这是广大人民和广大干部焦虑的问题。
大量事实说明，康生以毁党毁国之“奇功”，换来了他更大的权力和更高的职位，他先由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上升为正式委员。接着又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后来又成为党的副主席。
第二十三章劲松和逆流
当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的时候，我们的党和国家正处于深重的危难之中。一切忠诚的人民、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无不为之担忧，并采取不同形式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给予了抵制和反对。特别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眼看着用革命鲜血换来的人民江山被糟踏，领导人民事业的共产党被篡夺，他们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了，于是象暴风雨中迎接战斗的海燕，巍然挺拔的劲松那样出现在第一线。他们就是为中国革命建立过功勋，使敌人丧胆，为人民敬仰的一批老共产党员。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会议上，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且这种斗争在一九六七年二月怀仁堂会议上达到了高潮。这次斗争的特点是，开门见山，短兵相接，一边是义正严词，一边是阴谋诡计；一边为捍卫党的原则而义愤，一边为破坏党的事业而称快。拨开乌云，忠奸分明。
康生是参加这次斗争的重要成员之一，是林彪、“四人帮”不可缺少的顾问。他为了在那遗臭万年的耻辱碑上，再刻一笔功劳，使出了他的全部秦桧式的本领，上窜下跳，出谋于密室，鼓噪于基层。他把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二月怀仁堂会议上所进行的正义斗争，诬蔑为“二月逆流”，从而制造了一个震撼全党全国的大冤案。
历史本来面目是怎样的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有当时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的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参加的中央碰头会，讨论如何抓生产的问题。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
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地激烈斗争。
这次碰头会，象往日一样，周恩来同志坐在中间，一边坐着陈毅、李富
春、徐向前、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等七位国务院副总理或军
委副主席，另外还有余秋里、谷牧两同志；一边是康生、陈伯达、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在座次上就是两阵对立，十分鲜明。
叶剑英同志首先站起来讲了话。他说：“你们（指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严厉的质问，刺痛了康生、陈伯达、江青一伙，他们象热锅上的蚂蚁，立即阴阳怪气，交头接耳，唧唧喳喳起来。
坐在叶剑英同志旁边的新任军委文革组长徐向前同志激愤地拍着桌子
痛斥康、陈、江一伙。“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同志接着又质问他们说：“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叶剑英同志还幽默地嘲弄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完全戳穿了康、陈、江一伙的墓党夺权的阴谋。
三天之后，即二月十六日下午三时整，中央碰头会在怀仁堂继续举行。
前来参加会议的谭震林同志在怀仁堂门口碰见了操纵上海“一月夺权”
黑风的张春桥，劈头就问：“陈丕显同志来了吗？”谭震林同志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一些省市委书记被游斗之后，毛泽东同志多次指示要把各省市委的书记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周恩来同志排除多方阻拦，把一部分省委书记接到了北京，可是仍有一部分省市委书记在当地被无理扣压着。
陈丕显同志就是其中之一。张春桥听了谭震林同志的质问，打着官腔说：“群众不答应啊！”谭震林说：“群众！党组织可以做工作嘛！”张仰着脸说：“党？
党不管用了。在上海，科长以上的干部统统靠边站了！“谭震林同志当即怒斥说：”原来靠边站，打击一大片，都是你们领导的呵！“这就是会前的一段交锋。
会议开始之后，谭震林同志接着会前的交锋，又提出陈丕显同志回京的问题。说：“陈丕显同志从小参加革命，是红小鬼，他有什么问题？几个大区书记、许多省委书记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让他们来北京？”张春桥仍然打着“群众”的招牌进行刁难和推脱。谭震林同志马上打断他的话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这是什么？这是形而上学！”又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四十年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高干子弟也统统挨整，你们见高干子弟就掀，这不是反动血统论是什么？这是用反动的血统论来反对血统论，这不是形而上学吗？”还说：“蒯大富是什么东西？
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