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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四日，康生又派其老婆曹轶欧等七人，以“中共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打着“调查”的幌子，去北京大学秘密策动、欺骗一些人，写反对北大党委以至北京市委的大字报。
以曹轶欧为首的“调查组”出发之前，康生专门召集他们面授机宜，让他们“从北大点火，往上搞”。他们到了北大，既不听北大党委的汇报，又不参加北大党委的会议，却鬼鬼祟祟地私下串连，把一些人找到他们的住处——西颐宾馆，进行秘密谈话，煽动一些人反对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扬言“要摄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盖子”。康生、曹轶欧明知聂元祥政治上、生活上有许多问题，群众意见很大，却极力鼓动地贴北大校长、党委书记陆平同志的大字报，康生直言不讳地说：“就是乌龟王八蛋也要支持！”开始聂元样等人准备写关于北大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大字报，但康、曹觉得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央，时机未到，不如从北京市委下手容易得逞。
于是曹铁欧杀气腾腾地说：“要揭宋硕、陆平、彭佩云。宋硕五月十四日讲话是捂盖子。”大字报就按这个调子，把北大党委打成“三家村”的分店，两易其稿，炮制出笼。这张大字报的题目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其中说：“你们把伟大的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引导’到‘纯理论’、‘纯学术’的圈套里去”，“你们想把革命的群众运动纳
入你们的修正主义轨道“，”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怕大字报？害怕开声讨大会？反击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黑帮，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革命人民必须充分发动起来，轰轰烈烈、义愤声讨，开大会，出大字报就是最好的一种群众斗争形式。“”告诉你们，螳臂挡不住车轮，蚍蜉撼不了大树。这是自日做梦！“
聂元样等人的大字报是五月二十五日下午贴出的。大字报一出，当即引起北大师生的强烈不满，仅半天时间，群众就自发地贴出上千张大字报进行反击。当天晚上，周恩来同志派人到北大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的规定，严肃批评了聂元祥等人。康生得知了周恩来同志对聂元样等人大字报的态度之后，惟恐其阴谋勾当被揭穿，二十六日紧紧扣着大字报底稿研究对策。最后决定孤注一掷，将大宇报底稿送给正在外地的毛泽东同志，以求侥幸获得支持。此事，是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同志于的。
六月一日，康生的赌注得逞。他说毛泽东同志同意大字报，并决定让中央广播电台于当晚播出。大字报一播出，群众纷纷给电台打电话，提出质问。电台连夜将质问的情况，整成《简报》报给康生。康生批道：“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佩云、北大党委长期欺骗群众的反映。
当前最主要的是揭破黑帮宋硕、陆平、彭佩云等等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众在长期被蒙蔽、被欺骗的状态中清醒过来，……“。后来，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康生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曾详细介绍了他支持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的情况和心情。他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祥等七同志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这是革命的大字报，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大字报”揭露了陆平、彭佩云黑帮，实际上也是揭露了彭真黑帮……“，又说：”这张大字报实际上已经点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火焰，反革命想扑灭它，我们伟大英明的导师毛主席在六（月）－（日）看到大字报后，立即打了个电话给我。要我立即广播这张大字报。六月一日下午四点我接到通知，我感到聂元样同志解放了，当时，我、×××、×××等同志也感觉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也支持这张大字报。“他把这张大字报吹到了天上，说什么”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甚至说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宣言I“
六月二日，康生又指使《人民日报》以《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这样耸人听闻的通栏标题，全文刊登了聂等人的大字报，同时登出了由陈伯达、王力、关锋连夜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第一张大字报》。这样就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使我国进人到一场灾难和内乱之中。
康生对他亲自指挥炮制聂元祥等七人的大字报一事，一向是作为资本来炫耀的。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他同两位外宾会谈时说：聂元祥等人
的大字报，“是受中央文革小组的促动和支持的。”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二日，
他同一位外国朋友谈话时也说：“聂元样等七同志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中央
文革的促进推动下产生的“，”他们同我们发生联系时，我们鼓励他们写大字报“。这里所说”中央文革小组“和”我们“，就是指康生及其一伙。康生如此炫耀，无非是向全世界宣布，这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载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时，要人们知道它的幕后策划者是康生！
第二十一章 “二月兵变”的真相自从中央广播电台播出了北京大学聂元祥等人的大字报之后，似乎出现了什么重大案件，象大战来临一样，人们处在疑虑不安之中，很多干部不理解，广大群众在观望，学生们很惊异，只有少数人象发疯一样做狂热地煽动和串连！北京自从作为人民的首都以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局面。谣言不胫而走，小道消息满天飞。你不信吗？你保皇！你右倾！你信吗？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没有文件和部署。似乎都要靠“造反派”重新考虑一切！
事情还是从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林彪那篇著名的政变经讲起。他把中外古今的政变罗列一番，无非告诉人们当时在中国有人要搞政变。林彪既然发起了进攻，吹鼓手就得把林彪的话想方设法加以证实。康生跟得紧，领会得快，当然不会放过这次立功的机会。于是，他就一手制造了轰动全北京，震惊全中国的所谓“二月兵变”事件。真是一个耸人听闻的要案！
也是康生继第一张大字报之后放出的又一颗轰动全世界的卫星！
善于制造事端的人，总是要捕风捉影的。一九六六年二月四日，中央军委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决定北京市新组建一个团，归卫戍区建制，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战时作为扩建地方武装的基础。北京卫戍区考虑到该团新建，官兵不相识，需要集中训练三、五个月。这样就需要解决一所营房问题。为此，卫戍区曾派人去北京市人委交涉。市人委答复：“由你们找有空房的单位，找到后由市人委出面借用”。卫戍区的同志先到大兴、房山、通县、朝阳、门头沟、丰台等地找房，均未找到合适空房。
后来，海淀区武装部同志介绍说：“现在有些大学学生下去‘四清’，有些空房，可以暂借。”找房的同志即到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石油学院、农业大学等校去交涉。当时北大、人大都表示同意拨出部分空房借部队暂住。
但是卫戍区一位领导同志得知后，认为部队住学校不太合适，遂决定不住学校，而由南苑教导队腾出部分房子交那新组建的团使用，不足部分可以搭些帐篷。
这本来是人民解放军克服困难的优良传统，并不需要作过多的说明，但就这么一件并不复杂的事，却被称为“情报专家”的康生放在阶级斗争的显微镜下，吹肿夸大，加上他的丰富想象，大胆假设，于是制造了一场轩然大波。
“文化大革命”烈火正在燃起，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正在北京各高等院校学生中广为传抄。本来就有一些“神经过敏”的人，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平时就把猫说成虎，把精蜒当飞机，这下子，可找到“蛛丝马迹”了。北京大学有几个学生和工作人员在一起开串联会。会上有人“揭发”了二月间北京卫戍区曾去北大联系空房准备驻军之事，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调动这么多的军队，很明显要搞政变”。会后，有的学生把会上议论的内容加以整理归纳，把会上谈到的“政变”取名为“二月兵变”
贴了一张大字报。一处点火，处处冒烟，这张大字报很快被传抄了出去。
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看见后，联想到卫戍区也曾派人到人民大学联系借房，也贴出一张大字报，质问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郭影秋同志知不知道在人大驻军搞政变的事。
有关“二月兵变”的大字报贴出后，康生如获至宝，立即派他的联络员去北大、人大调查了解。他们不去卫戍区了解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只听大字报起草者片面之言，就向康生写了一个书面汇报，说北大某人揭发的“二月兵变”确有其事。康生拿到这个“调查”报告，如同得到一枚重型炮弹，准备借机发难。一九六六年七月，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一次会议上，康生首先将这发炮弹抛出。会上，他突然质问列席会议的郭影秋同志：关于“二月兵变”的大字报你知道不知道？郭答：没有看见过大字报，但这件事我知道。康问：你知道，汇报过没有？郭答：没有汇报，因为我认为大字报所谈的事是不可能的，是没有的。康生当即把他的联络员写的“调查”报告拿给郭影秋看，并指着报告说：“二月兵变明明是有的嘛！”半个月之后，即七月二十七日晚，他率领中央文革小组所有成员去参加北师大的一个群众大会。会上，康生宣布：“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把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策划在北大、人大每个学校驻上一个营的部队，这是千真万确的。他们在北大看过房子，这件事包含有极大的阴谋的。这点北大的……同志亲自参加过他们的会议，陆平是给他们修过房子的……人大郭影秋完全知道，而且在人大也看过房子的。六月一日以后，北大（是）用大字报揭出来的，这个消息也传到了你们师大……，在六月二十日也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叫《郭影秋你是什么人》，这张大字报千。真万确，千真万确。但是这张大字报被孙友渔（当时是驻北师大工作组组长——引者注）歪曲了，孙友渔在
二十日做报告时，就认为贴这张大字报的同学是‘造谣’，‘挑拨’，他煽动同学说，‘这是制造流血’，还说这是‘孤立毛主席’，他胡说！他在五千字的报告中，用四千字反来覆去讲这个问题，这样他就把同学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热情蒙起来了，一些同学不了解，被蒙蔽了……这些同学认为谭厚兰、高树奎同志是‘反党’，是‘反革命’，这件事完全是孙友渔一手造成的。而且不仅如此，同志们看看六月二十三日北京师范大学的简报就是这样造谣诬蔑的！他说：“有些同学要欺骗群众，制造混乱，造谣说彭真要搞政变！‘同志们，这是在替彭真辩护！……彭真大黑帮要去北大、人大准备政变，这本来是真的，但是孙友渔说是假的，彭真本来是要政变，要夺取政权，孙友渔却说是造谣！你们看孙友渔是什么立场I 同学们，你们想一想，这样替彭真黑帮辩护，应该不应该罢他的官呢？……”
就这样，在广大群众面前，由于康生的宣布而肯定了政变！本来是无中生有的“二月兵变”，便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你说“二月兵变”
是造谣吗？那你或者就是站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立场”
上，“把同学们保卫党，保卫毛主席的热情蒙起来”，“替彭真辩护”；或者就是“二月兵变”的参加者！怎么办才好呢？要么被罢官，被撤职，被打倒，被关押；要么按照康生的旨意，把“谣言”当“事实”来接受，把“假的”当“真的”来传播！于是，这场纸上的“二月兵变”变成了康生迫害干部的借口，也变成了他向林彪、江青表忠诚的标志。
林彪在“五。一八”讲话中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
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
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了一些味道，火药味道。……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了许多权。罗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工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器，报纸、广播、电台、文字、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结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所以，很值得我们的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并挖掉。“
林彪这篇贼喊捉贼的讲话，康生认为是投靠的机缘，他立即伙同陈伯达代中央起草了转发批示，说：这个讲话，“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确的阐述”，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件”，是“活学活
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全党全军都应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把它运用到文化革命和一切行动中去“。康生一手制造的”二月兵变“，就是他对林彪这一讲话领会得深刻，运用得具体的表现。在林彪那里，还只是”嗅到了“一些”政变“的”味道“，而在康生这里却抓到了”兵变“的”事实“，甚至连”兵变“的时间、地点和具体部署都统统抓到了，真可说是林彪指到哪里，他就打到哪里！林彪对此当然感到满意。正因如此，一边欢呼英明贤主降临，一边慨叹自有保我巨子！
林彪认为，妨碍他篡夺军事大权的是罗瑞卿同志，因为他是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还是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林彪急于排除这个直接障碍。由于林彪在军队中搞的个人迷信、空头政治和毁坏我军优良传统的一些措施，都遭到了罗瑞卿同志的抵制。林彪的野心驱使着他消灭异己，通过打倒罗瑞卿而把矛头指向主持军委实际工作的贺龙同志。
康生看透了林彪的心思，又符合自己的害人高升哲学，于是“二月兵变”
就应运而生了。这样既为彻底打倒彭真制造了口实，又为诬陷、打倒贺龙放出了第一颗试探性的信号弹。尽管康生在制造“二月兵变”事件之初，并没有点贺龙的名字，但是谁都心里明白，康生制造这一事件是指向谁的。
在林彪、康生看来，彭、罗、陆、杨都已经打倒了，用不着再花气力了，问题是借群众的力量，继续打倒他们内定的打击对象。既是军事政变，就得从军队中挖掉林彪的对头。贺龙同志正是当时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矛头所向是一清二楚的。康生制造“二月兵变”，是说了林彪想说还未敢说的话；是干了林彪想干还未干的事；为得宠而害人，这是康生历来的“杰作”。
正是在康生制造“二月兵变”的气氛之下，林彪部署了一系列诬陷贺龙的阴谋活动。八月中旬，即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不久，林彪授意吴法宪、李作鹏等人搞诬陷贺龙插手空军、海军的材料。八月二十五日，林彪又制造了“八。二五事件”，诬说贺龙指使王尚荣要夺总参党委的权。九月八日，林彪便在军委常委会上诬蔑贺龙是“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