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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康生的所谓“走综合道路”，就是办成一个工农兵学商五业俱全，大中小学幼儿园样样都有的，政教社结合为一的学校，也就是康生所说的便于消灭差别的综合体。
四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康生极力煽动学校“停课劳动”、“大办工厂”、“走综合道路”的目的。在康生看来，所有他下令要人大办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因素。努力实现这些，就是向共产主义过渡，就是提前实现共产主义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康生在同中央党校下放上海劳动锻炼的干部说：“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了解不很清楚，现在看，社会主义社会，一开始就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前进”。一九五八年冬，党中央发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开始采取了纠“左”的措施，人们逐步冷静清醒起来，特别是领导人不随意说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这一点康生是清楚的。但是，一纠“左”，他已经唱了这么久的“狂想曲”又怎么再兜售呢？于是他采取了你搞你的，我唱我的，公开对抗态度。一九五九年初，他在一次会议上抱怨说：“去年以前，什么都是共产主义”，“可现在有些同志对陈伯达同志提出的‘苦干五年，建设共产主义的新北大’的口号都提出了怀疑，难道学校讲《共产党宣言》是搞社会主义吗？学校搞义务劳动能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吗？我们在民主革命就搞了共产主义大学，为什么现在倒不敢提共产主义了呢？”康生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人们，他要实现的是什么样的“共产主义”？当党中央纠正这种荒唐做法时，他又采取什么诡辩手法进行抵制。仅仅这些就足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的所谓“教育大跃进”，就是取消教育、取消学校、搞“学校消亡论”。所谓“大办教育”，就是“大毁教育”。
第二，肆意打击、陷害知识分子。
康生在“大办教育”，实现“教育大跃进”的同时，对知识分子肆意进
行打击、侮辱和陷害。因为，在康生看来，知识分子是“向共产主义过渡”
和实现“教育大跃进”的最大障碍。
一九五八年五月，康生在一个理论工作座谈会上，把知识分子列为剥削阶级。他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也包括在内。
知识分子属于剥削阶级是从思想角度看的。有的知识分子说，我们越来越升级了，以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后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又是剥削阶级知识分子。为什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呢？这是从思想范畴来看的“。康生的确是善于维护自己谬论的专家，常常摆出满腹经纶的架势，时而讲马列书上如何讲，时而讲党的决议怎么说，不然就是发展和创造！总是似乎有根有据，使你感到他过去正确，今天正确，以后仍然正确！不管在他管辖的领域里出现什么严重问题，他都解释得别人百分之百错误，自己百分之百正确。他领导反奸工作时，特务多似牛毛！现在他抓文教工作，知识分子又都成了敌对者；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康生在一个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再次宣布：”知识分子是剥削阶级“，”老教师一般讲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也”属于剥削阶级范畴“。他还解释说，知识分子之所以是剥削阶级，这主要是”在新形势下，从政治思想状况上来划分的，而不是象土改时那样主要是从经济上划分的“，知识分子对此议论纷纷，说明他们”怕革命“。
由于康生将知识分子当作剥削阶级，所以，他竭力主张采取孤立、冷淡、威逼等办法来对待知识分子。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康生在郑州召开的全国农林系统院校长会议上，就极力主张逼压知识分子下乡“劳动改造”。他说：现在对知识分子，“从总的来说”，是“逼得还不够”，“压得也不够”。怎么办？“如果现在是四面楚歌，那么我们今后就应该给他们来个八面楚歌”。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康生跑到安徽对农学院的教职员说，你们要统统到农村去，“不愿下去怎么办？不愿下去，要结婚，要找老公，也可以，但要弄清思想，要辞职，要开欢送会”。他对怀疑产量有浮夸的教授大肆叫嚷：“有的教授不点头，不点头很好嘛”，不点头，那我们就给他“来个‘三头主义”’，“问问他，谁叫你点头来？你有什么资格点头？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才有点头权，我们争的就是点头权，你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你不点头，我们越有信心，你点头反而糟了。你有摇头之权。有几个摇头的有好处，都点头就危险。可以大鸣大放，就是有摇头权。我们希望你低头，向农民低头，低了头才能改造”，总之，是三句话：“点头不劳驾，摇头有权利，低头是我们的希望”。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康生在上海的一次汇报会上，公然主张：对于下
厂教师“要冷淡，要给他个颜色看看”。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已为康生的恐吓政策所代替了。第三，职工宿舍大调整“就是共产主义”。
关于职工宿舍大调整是职工生活中的一个问题，由组织上有计划地加以解决，职工是非常欢迎的。这件事康生视察山西时作为一大“发现”大肆夸耀。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康生在太原听到了阳泉市各厂矿职工宿舍进行大规模调整的汇报，第二天他就赶往阳泉市视察。在这里，他听汇报，作指示，又座谈，又参观。他说：调整职工宿舍是真正实现“两参一改”的关键，是改善人与人关系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措施，是实现政治挂帅以及使生产领导又见人又见物的重要方法，是贯彻群众路线的很好形式。他认定：“这种形式，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创造了前提条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打下了基础”。为了放出这颗特大“卫星”，他立即撰文《城市社会生活的革命措施，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好办法》，送《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向全国推销。
十一月十日，康生在接见中央党校在上海下放劳动的于部说：“今后上海要实行人民公社，房子要大调整”，“过去在上海搞秘密工作时，经常骂日本人要工人住在工房里，妨碍我们活动”，“但现在变成社会主义企业了”，倒感到“工房分散实在不方便”。
十一月十一日，康生到上海同济大学视察时说：“上海的房子要改造，工人要集中住宿‘，”这就是共产主义，是个尖端问题“。他还说：”农村怎样建设？有的主张把中小学集中起来，一万人口一个中心，（平原）周围直径五里，山区二十里，有的主张学校与农民结合在一起，这就影响房屋设计问题“。
这就是康生喧嚷的“论住宅问题”！恩格斯写过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叫《论住宅问题》，那是一八七二年为了揭露和清算蒲鲁东派的思想而写的，这一著作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住宅问题只有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真正解决。恩格斯这本著作给无产阶级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康生的大吹大擂，能给人留下什么呢？不过是梦呓的胡话和笑料而已！
第四，宣扬科学就是“胡搞”。
康生在煽动狂热的时候，说了许多热昏的胡话。如果这种胡话出自幼稚无知者之口，人们可以当作神话或童话，不予理采，可是出自康生之口，那就不能不听，甚至不敢不听了。人们怕的是他手中的权力和他那样高的职务。
请看康生是怎样以公开否定科学，鼓吹“胡搞”，作为自己的行动哲学
的吧！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二日，康生在听取河南省教育厅负责同志汇报教改情况时“指示”说：“象过去那样冷冷清清安排教学已经不可能”，竭力鼓动他们“胡搞”，说只要“敢于胡搞就行”。十月二十五日，在视察河南长葛三中时，听到消川小学汇报“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浮夸“经验”时，康生当即表态，予以肯定，说：“这种精神好！”并且指令长葛县县委，以长葛三中为基点，搞一个“用十五天学完一年课程”的试验。十一月十日，跑到上海又说：“河南有一个火箭师范，一个月学完三年的课程，有的十天把三年的课程学完，且经考试及格”。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五日，在
郑州召开的全国农业院校负责
人会议上说：“山西有个红领
巾，把棉花接在凤仙花上，结出了红棉花“，”红领巾不是科学家，但他敢于做科学研究“，”什么是科学研究？只要敢于胡搞就是了，没有什么神秘“。
十月二十七日，在安徽农学院说：“（河南）有一个互接运动，甘薯接西瓜，烟草高九公尺，而且是大面积的，不用说书本上没有，就是想也不敢想。”又说，“从全国来说，中国的科学在大跃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农业科学大跃进”。十月三十日，在合肥工业大学说：“上海科学院农业研究所不如小孩，农学院有个教条，凡是不同科的（植物）不能接，小孩他就不管同科不同科”。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一日，在同济大学视察时，又鼓吹搞钢铁也要“敢于胡搞”，说河南来县就出了许多炼铁家“，”最小的八岁，用小竹竿穿孔，用嘴吹当鼓风机“，”每次出铁三、五斤“。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日，在合肥工业大学说：“搞反应堆、加速器、火
箭没有什么了不起，你们不要被这些吓倒了，只要胡动手，很快就能成功“。
“你们要有一个气概，目空一切，旁若无人，…。什么一机部二机部、哈工大、清华都不要管，就是胡搞就是了”，“胡搞就是科学研究”，“你们胆子要大”。十一月四日，在上海参观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展览会时说。“什么叫科学研究，就是在一定基础上敢于胡搞，青年人是敢于胡搞的。”他指示说：“明年国庆节时，上海的学校，如能放出三级火箭，放到三百公里高空，就考三分，否则，就是二分一分，……三级火箭加卫星，得五分。这容易得很，上海人过年都放高升炮，学校难道不会放？”十一月七日，又要上海七院校党委书记“发动群众搞尖端科学”，说“有条件要干，无条件也干”，“要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要象河南人那样，有“十分丰富”的“想象力”。
康生认为，有些话需要请马克思来支持，不然，怎么能和“理论权威”
相应呢？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康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应该象马克思那样，允许讲胡话”。这就告诉人们，他的胡话都是经过马克思批准的。
不可否认，一九五八年的错误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错误，因而，我们不好将这一错误简单的归结于某个人或某几个人。但是，这绝不是说促成这错误的每个人不可分析，大家都一样。事实上，促成这一错误的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所负责任的大小不同，促成错误的出发点也不同。康生在一九五八年利用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分，到处煽动跃进，制造狂热，象持有上方宝剑的瘟神，散布康氏毒菌，使许多地区和省市处在无法抵制的境地，这就增加了危害的蔓延，使之不能随着中央纠正错误而及时得到应有的制止。这就不能不是康生所起的特别作用了。
第十六章 在“反右倾”中推波助澜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左”的错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逐渐有所察觉，并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陆续召开会议，从政策上采取了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的一些措施。但是，挫伤农民积极性的许多“左”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
一九五九年七、八月召开的庐山会议，按广大群众和干部的要求，本来是继续采取有效措施纠“左”的。事出意外，仅仅由于彭德怀同志经农村调查后，出于忧国忧民，对“左”的错误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就引起了会议主题的逆转和反常。随即形势急转直下，由纠“左”转为反右。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通过向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写信的方式表达的。其主要内容是，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提出了一九五八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要党从领导上总结经验教训。他说；一九五八年“有失有得”，犯了“左”倾错误，其根源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之脑后了”。这个意见书，无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提意见的方式上，都是正确的。
他如实地反映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出现的一些严重问题，并分析了党应当吸取的教训。但是会议却认为这是对党的进攻，是“右倾机会主义”
言论，于是纠“左”变成了批右，变成了对所谓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批判。会议还通过了对这一集团和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决议。这样，“左”
倾指导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制止，反而更加发展了。
纠“左”是康生的疼处，从内心世界就有说不出的反感，道不尽的牢骚。
要把自己到处宣扬的“跃进”宣言，收回来承认是“狂热性”，那真象挖了祖坟一样的难忍。一说反右，他象吃足了鸦片的烟鬼，象着迷的赌棍，一股子邪劲使他顿时活跃起来。康生得到了会上印发的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之后，认为宝又押对了，于是与上海的同伙串联，研究如何从鸡蛋里挑骨头。他一面利用种种机会进谗言，一面又强词夺理造舆论，说什么彭的信是“反毛主席”的，诬蔑彭是“魏延反骨”，“搞分裂”，是组织“章罗联盟”，还说什么再不“反击”，“人都被彭德怀同志拉过去了”。这种鼓噪，对于庐山会议开展错误的反右倾斗争，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会议上作为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被批判的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这几位同志于八月三日至十日分别在小组里接受批判。康生正好同彭德怀同志分在一个小组。他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
象他历来的调门一样，恨若仇寇，如临大敌，激昂慷慨，口沫四溅，又拿出他那股一九五八年到处煽动“大跃进”的劲头。康生批判说：“你们搞俱乐部，搞阴谋活动，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搞革命活动。”他的话有的是诬陷，有的是假话，只有一句——“我们也有一个俱乐部”，吐露了一点真情，不过这个俱乐部是以极左的狂热凝聚在一起的，结果危害了中国革命事业，迫害了大批实事求是的干部。
康生不仅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同志进行了批判，而且在庐山会议之后，更加积极地作反右倾报告。比如，十一月十五日在编写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会议上，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文教书记会议上，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干部大会上，都留下了康生对所谓“右倾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