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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夏，康生在北京音乐堂给政治教师作报告时，又抛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的荒谬提法。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日，在军事科学院和高等军事学院于部大会上，就“发展”问题作了一个长篇报告。在报告中，否定了“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提出了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新定义。他说：“毛泽东思想是世界上分成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特别解释说；在各兄弟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最明显的、最突出的、最全面的是毛泽东同志”。同时，他还说：“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是“不妥当的，不科学的，甚至是错误的”，“因为这一口号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不是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阶级、政党、领袖的关系和个人与群众的相互关系。”
一九六〇年一月四日，康生又向中央党校负责同志指示：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后标准”。这个“最高最后标准”，无疑是康生“超顶峰”的一个“发明”。
不可否认毛泽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落后的大国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思想确实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增添了新的武器。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正是我国理论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可是，康生怎样谈“发展”呢？
他采用主观臆断、任意扩大的手法，说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最明显、最突出、最全面”，是“全面发展”、“全面超过”，是“顶峰”，是“最高最后标准”，等等，等等。这哪里是谈“发展”，这完全是曲意逢迎，无
耻吹捧，是借谈“发展”之名，达其制造“个人迷信”之实。
当然，康生抓理论工作，不只是借谈“发展”来制造“个人迷信”，而且也是为了借谈“发展”，来制造整人的“棍子”和“帽子”。既然，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观察处理问题的“最高最后标准”，那么，就得表示“拥护”和“紧跟”，就得将它放到“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地位上，对其来不得半点犹豫，不能提出半点问题。否则，就是“反毛泽东思想”。一九五七年四月，就是康生刚刚开始谈“发展”的时候，就曾打着“拥护”、“紧跟”的幌子，通过他老婆曹轶欧，干涉起中央党校的教学活动来。他硬说中央党校对毛泽东著作不重视，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强令中央党校“停课学习毛主席的东西”。到一九六〇年初，康生“发明”
了“最高最后标准”之后，他又强令中央党校要从“最高最后标准”的“高度”来检查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规定学员的学习“必须先学毛著，后学马列著作”，说什么这叫“先入为主”。甚至提出学习马列著作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谁若对此略表怀疑和反对，那就成了大逆不道。例如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在《资本论》问世的时候，还没有毛泽东思想，学习《资本论》如何以毛泽东思想为纲”的疑问，就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大整特整。
再者，康生借谈“发展”贩卖私货，也是他抓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康生从来不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因而，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合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所能提出的只能是些为自己野心服务的谬论。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就非得把他的这些谬论强加于人不可，这就只好借助于“发展”
了。在这方面，康生确实有一套特殊的本领，不管多么荒谬的观点，都可让它穿上“发展”的外衣，到处招摇过市，欺骗别人。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康生在河北省高校负责人座谈会上，曾自诩为“理论家”，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大发议论，说“现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再用老一套的理论去解释，就说不清楚了。比如厂长是国家代表，这是上层建筑，可是他又参加生产，也是生产关系，从李富春同志来说，他是计委主任，属于上层建筑，又是生产关系，这就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本来，这是十分明显的肆意混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原理的荒谬论点。然而康生硬是把它打扮成“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拿来骗人。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康生曾为留苏归国学生介绍过建国十年来阶级斗争情况。其中说到，按照毛主席发展了“的观点，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虽然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但同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前不同了，完成之前”主要是从经济范畴来说的“，而完成之后”主要是从政治思想范畴来说
的“。这显然是后来所谓”以政治思想标准划阶级“观点的萌芽。从这个萌芽，可以清楚地看到，象”以政滑思想标准划阶级“这样十分荒谬的观点，也是打着”发展“的幌子问世的。
此外，借谈“发展”还可把自己打扮成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理解得最深的“理论权威”，打扮成对毛泽东同志“无限崇拜和敬仰”的“忠实追随者”。关于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康生在这次复出之后所采用的抓理论、谈“发展”的策略，确实起到了他所预想的“一箭多雕”的作用。借谈“发展”，即可制造“个人迷信”，禁锢人们的思想；又可美化抬高自己，标榜自己是“理论权威”，是“无产阶级革命家”；还可诬陷好人，贩卖私货。可见，“发展”是康生的遮丑布、是护身符、是保护色、是万能法宝。在“发展”的幌子下，他可以说他想要说的一切话，干他想要干的一切事，实现他想要达到的一切目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康生的这套策略是获得了“成功”的。康生自这次复出到病死，整整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尽管他遇到过许多不满和反对，但他不仅一直安然无恙，而且还能步步高升。所以能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原因很多。从社会上来说，有“左”倾思潮的泛滥，欺骗领导使人上当受骗，民主生活不正常等等原因；从康生本人来说，还有善耍两面派，善于观察领导需要而逢迎，善搞一套政客手段等等原因。但是，不容置疑，抓理论、谈“发展”、制造“个人迷信”的策略，对于康生的后二十年确实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对于我们党来说，也是一个应该记取的深刻教训啊！
第十五章 “大跃进”的鼓吹者一九五八年，是个热火朝天的年份，也是为中国人民难以忘记的年份，它确实在我们社会主义的历史上，留下了“大跃进”的一页。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提前实现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接着又打退了右派的进攻。这样，使人觉得胜利似乎可以唾手可得，有的领导明显地变得头脑发热、骄傲自满，不怎么谨慎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工作指导上违背了客观规律，离开了深入调查研究和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犯了严重的“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然而，恰恰这时，康生表现得特别活跃，成了“大跃进”的鼓吹者。
康生主要精力，在于钻营逢迎之道，研究谗谄之术。一九五七年在反右派当中，他已摸到了如何把反右派扩大化，又如何搬用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绝招，以达自己之目的的门道。
经过一年多的经营，康生已为自己的伸张铺平了道路。在这个基础上，康生活跃了。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在党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听到了毛泽东同志对“反冒进” 的严厉批评，他知道这是批评周恩来、陈云同志的，他不管批评是否符合实际，只是观测风向，调整调门。以后，毛泽东同志又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康生当然摸到了底数。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党的“八大”制定的方针和路线，被搁置在一边了。对此，康生颇为得意，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时机，是将积压多年的闷气吐出来的时候了！他知道，毛泽东在试图走出一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这条新路怎么新？又怎样走？康生是茫然的，他熟悉的是“左”的一套，煽动狂热是拿手戏。于是，他精神抖擞，干劲倍增，决定以“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的身分，以三寸之舌，以吓人之面，去作煽动“大跃进”的游说。南宁会议一散，他就跑到四川视察了将近二十天。回到北京，参加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和一次一届五次人代会之后，很快于二月二十六日出发前去东北视察了四十天。再次回到北京，参加了一次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和一次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从六月三日起又在北京、天津、河北视察了二个半月。八月，康生到北戴河参加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钢铁要翻番，即由五百四十万吨增加到一千零七十万吨，高级社要升入人民公社，教育要大办。出现了很多全民大办之事。在这种形势下，康生回到北京，没有休息就跑到山西、河南、安徽、上海等地视察了二个月。康生在一九五八回；年一年中，用了六个半月的时间，先后
跑了九个省市。他走到哪里，讲到哪里。不停地鼓吹，不断地煽动，调子越来越高，似乎我们已经超越了整个时代！他的讲话记录，现在已清查到的就达七十一份之多。如果把他的讲话连续记录下来，就是一部难得的《狂想曲》。
康生究竟鼓吹了些什么呢？第一，“教育大跃进”。
所谓“教育大跃进”是康生于一九五八年三月三十日在辽宁大专院校校长和党委书记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的。其含义何在？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因
为康生在这次讲话中只是叫喊：“当前影响教育大跃进的主要障碍是保守主
义、官僚主义、教条主义、过分强调正规化以及培养目标不明确等等“，要”实现教育大跃进“，就”要认真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除此之外，再无别的解释。不过从这一叫喊中，人们已经粗略地感到，康生的所谓”教育大跃进“ 就意味着要全盘否定过去的教育方针、教育秩序和教育中的一切规章制度。
果然如此。康生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召开的长达十八天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先后五次讲话，全盘否定教育部的工作。他说：“教育部过去有严重的方针性的错误”，“把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搞”。还说：“第一个五年计划花钱很多，但（花的）不是地方，没有（办学的）经济政策。钱多了，没有勤俭建国的空气，对学生思想有害”。并在这个会议上擅自公开宣布：“过去教育部制订的教育规章制度一律无效”，称这些规章制度是“绳索”，攻击教育部“吃罢（饭），没事（干），天天开绳匠铺，放绳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康生跑到华东师大又向师生煽动说：你们“要把教育部过去所有的东西摊开来看看，零打碎敲不行，要来个彻底革命”，“你们对教育部过去的东西没有进行批评，那怎么行？这是基本建设。没有群众运动，要扫除旧习气是不容易的”。在上海化工厂半工半读技校，康生又号召师生“革旧教育的命”、“革资产阶级教育的命”。
随之，康生又否定了学校的一切。第一，否定学校的基础课教学。他说，基础课教学，“实际上是一些教条、空话、垃圾”，是“不结合实际的理论，虚假的理论”，是“被列宁称之为无用的累赘的东西”。1 第二，否定教学计划。他说，教学计划是“绳索”，“凡绳索都可取消”，因而教学计划也可“取消”。2 第三，否定按时上课。他说，“每节课上四十五分钟实在不合理，没有科学根据，有的其实只要讲十分钟，结果（非得）凑四十五分钟”，“从前认为恰恰讲四十五分钟的教师是好教师，其实是最差的教师”。3 第四，1 1958年11 月，康生在听取上海市教育局汇报时的插话。
2 1958年10月16 日，康生在河南八院校汇报会上的插话。
3 1958年11 月，康生在上海铜仁合金厂的讲话。
否定假期，他说，学校放假没有“科学依据”，“我问过许多生理学家，医学家，（他们）也搞不清。理由无非两条，一种认为学校是脑力劳动，所以要放假，但有个问题他们不肯回答，中央算什么？我想也是脑力劳动，为什么我们不放假。还有一个理由，学生年龄小要休息，但农村小孩，如果没有升初中，就没有休息，这又是为什么？”1康生否定了这些，他究竟如何大办“大跃进”的教育呢？他讲“大跃进”
的教育，分量很大，次数很多，可能是由于语言的“大跃进”，听众常常是“保守”的，所以听来感到他的话是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自相矛盾的。
我们还是从中看看他讲的几个要点吧：
一曰：“学校要停课劳动”。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国人民大学根据康生多次鼓吹的精神，决定“停课劳动建校”。康生得知后，立即赶赴现场大加赞扬，说：“这就是文化革命，文化革命并不神秘，挑土、挖泥、建人工湖，这就是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并且极力主张人大师生“冲出红庙，和群众打成一片”。这样，很快又从“停课劳动建校”发展成“下放劳动锻炼”。后来，康生对这些提法和做法，虽然有多次改口或声明，比如说，“停课不叫停课，这叫换教室”，“下放不叫下放，而应该把它看作教学计划的一部分”等等，但实质上就是把劳动看作是“大办教育”，实现“教育大跃进”的重要内容，甚至是唯一内容。正因如此，他极力主张，“在现在钢铁潮流下，也可以只劳动不读书”，指令全国一亿小学生“都参加炼钢铁”运动，要使学校成为“整个劳动大军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曰：“学校要大办工厂”。这是康生“大办教育”中讲的最多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他向辽宁、江苏、河北主省高校和中学来京参观的同志讲：“学校办工厂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好办法，也是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是我国今后教育的总趋势，所有学校都必须走这条路。各校都必须把它当作大事来抓”。甚至连农林院校也不能例外。七月十九日，康生指责北京农业大学，“一进学校就是一种安静美丽的环境，没有革命气氛”，指责北京林学院，“花那么多劳动力建设植物园”。康生之所以如此指责农大和林院，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按照他的指令也去“大办工厂”。
三曰：“学校要走综合道路”。关于这个问题康生有多种讲法。一九五八年七月九日，康生在视察北京农业大学时说，所谓“走综合的道路”，就是“一个学校，最低挂五个牌子：一学校、二工厂、三农场、四研究所、五农林局。最好挂它十几个牌子，这样力量集中，任务集中，联系实际”，“一1 1958年10月30 日，康生在安徽省合肥工业大学的讲话。
个院长要兼好几个长“。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山西平遥一中视察时，又指示平遥一中”走综合道路“。所谓平遥一中走综合道路就是让他们，”同平遥动力机械厂、城关一小协商，在平遥一中的基础上，以‘穿靴’、‘戴帽’、‘左合右并’的方法成立平遥综合大学“。就是把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