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抱团骗我，明天就敢抱团反我，我这个皇帝还怎么当？
万历皇帝越想越气，把张位、沈一贯叫过来，说当初杨镐他爹去世，是你撺掇我给他夺情视事。我说你怎么那么积极，原来是早就商量好了糊弄我啊？你们俩呀，停职闲住，歇歇吧。
这一下把两位阁老给吓坏了，又是请罪，又是自贬，几乎没晕死过去。首辅赵志皋也拼命说好话，替两位同僚开脱。
万历皇帝后来气稍微消了点，仔细一想，这两个人平时办事也算得力，给别人发私信也算不得什么大事，这才下旨让他们继续留任。
处理完了内阁的两位大臣，朝廷对前线几位主事者的处理意见也出来了：杨镐革任回籍；邢玠暂兼经略军务；麻贵、李如梅暂留原职，等调查清楚了再论处置。朝廷还派出特派员兵科给事中徐观澜前往朝鲜，仔细调查丁应泰指控的诸项罪名。
至于经略之职，朝廷先属意汪应蛟，后来挑中了天津巡抚万世德。
丁应泰弹劾的消息传到朝鲜，杨镐大惊。他拿到了奏疏的抄件一看，发现里面有许多细节，不是军中之人根本就不知道，再仔细一查，原来是周陛干的好事。
杨镐怒从心头起，把周陛叫过来痛骂了一顿，然后关进了大牢。这一下子浙兵们不干了，他们一直以来打仗都是最苦的，发饷吃粮都是吃最差的，长期压抑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在周冕的带领下居然围攻经略衙门。杨镐一看浙兵这是要闹兵变，连忙叫来彭友德、许国威几个亲信，带兵勒马，跟浙兵展开对峙。
陈寅听到浙兵闹事的消息，大叫不好，围攻主官是军中大忌，无论杨镐失势不失势，无论接任的是谁，浙兵都要倒霉。他连忙驰马赶至经略衙门，亲自劝解周冕等人。浙兵在他的劝说下，这才收兵回营。杨镐知道自己这个经略当不长了，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现在陈寅把台阶准备出来了，他顺坡下驴，把周陛也给放了出来。
很快朝鲜人也知道杨镐被去职的事，汉城立刻掀起了巨大的波澜。杨镐虽然打了败仗，但在朝鲜人心目中威望却很高，大家都还记得这位杨经略在去年单骑入汉城的壮举。尤其是朝鲜国王李昖，他特别喜欢杨镐，听到他居然被朝廷去职，大吃一惊，说杨经略是有功之臣，大明怎么能这么干呢？
不行，咱们得帮帮杨经略，李昖说。怎么帮？自然是用他们最擅长的手段——辩诬。
李昖先找到负责朝鲜山东军务的钦差梁祖龄——恰好就是他接替了丁应泰的老上级萧应宫的职位——絮絮叨叨说了半天，梁祖龄说你跟我说没用，还是给皇帝上书吧。于是朝鲜在八月份给万历皇帝上书一道，说杨经略是个大好人，他一到朝鲜，整个局面为之一变，所有人都交口称赞他；虽然岛山之战失败了，但那是小败而已，不能因为输了一次就把主帅换走。自从杨镐走以后，人心惶惶。邢玠也不干事，联军人心惶惶，仗就快没法打了。
恰好在这时候，监军御史陈效也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认为蔚山之败确系属实，但与日军和谈，只是欺骗敌人的手段，“擅自和谈”这帽子扣的有点大了。
在这两方面的努力之下，万历的态度有所缓和，杨镐的境况又开始变得微妙起来。丁应泰一看朝鲜人居然敢来搅局，十分恼怒，他恰好在九月份又去朝鲜考察，转一圈后上书一封，把朝鲜人也告上朝廷去了。
丁应泰罗织罪名的水平，比来俊臣什么的都强。他在奏折里说：“我在定州用布匹跟朝鲜人换了本书，叫做《海东记》，作者叫申叔舟。这本书里记载了一些万历二十年发生的秘事，比如里面说朝鲜偷偷召来日本人，约定一齐取回辽东高丽旧地；又说朝鲜即使在战争期间，仍旧偷偷与日本交通贸易，大米黄豆一船一船地运去九州，说的有鼻子有眼。
最后丁应泰又说了：在这本书里，写到日本年号字都特别大，写到大明年号，字都特别小，明显有不臣之心。
罗织到了这地步，也算是一朵奇葩。
朝鲜一听，又是害怕，又是愤怒。他们实在没想到，为了捞出杨镐，把自己也搭进去了。国王少不得又派遣使臣继续辩诬之旅，拼命辩解这本书是伪造的，朝鲜对大明的恭顺绝无问题。
好在万历皇帝大事不糊涂，他知道丁应泰在瞎说，于是下旨安抚朝鲜国王：“尔国世效忠顺，不必因人言疑惑。”万历皇帝又给他们吃了一粒定心丸，说朝廷大军已经云集，新任经略万世德也已经往朝鲜去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于是从万历二十六年的正月到九月之间，明军没有继续进攻，一边积蓄力量一边热热闹闹地打着嘴架。在这期间，除了丁应泰折腾起的大波澜以外，还发生了几件事。
第一件是李如松之死。
这位总兵回国以后，朝廷里指责他通倭的声息一直未曾断绝，李如松也很识趣地低调过日子。万历二十五年，辽东总兵董一元离职，无数人都盯上了这个肥缺，推荐奏表如雪片般堆到内阁，可没想到万历谁也没挑，直接发话让李如松担任。
朝廷官员们不甘心，七嘴八舌地说李如松有多差多烂，万历却丝毫不为所动。李如松对万历的爱护大为感激，从此尽心尽力。万历二十六年四月，土蛮侵犯边境。他亲率部队前往围剿。这位大将秉性不改，仍旧喜欢冲锋在前，轻骑孤进。这一次，他没有像在碧蹄馆那么幸运，在诨河附近中伏身亡，年仅五十。
消息传到汉城，朝鲜国王李昖闻之嗟叹不已。他跟李如松相处的不太愉快，但后者夺还三都的大功，也是不能抹煞的。李昖派了专使前往辽东吊唁，还在汉城设立了牌位祭祀。
李如松的死影响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祖承训。他原来驻扎星州，听到老长官阵亡的消息，大为悲痛，当时就表示要回辽东。但杨镐考虑到援军未到，没有批准他这个请求。
还有一个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
丁应泰在奏疏里除了骂杨镐以外，骂得最狠的就是李如梅，什么难听的话都说出来了。在他的嘴里，李如梅是一个无比贪婪、无比蠢笨又无比暴虐的将领，朝廷居然容忍他活到现在，简直不可理解。
可万历却没有动李如梅。
一来是李如松刚死不久；二来万历本人还是挺欣赏李如梅的，反而一度考虑过把他扶为御倭总兵官。这个举措遭到了群臣的反对，他们觉得李如梅在朝鲜抢功劫掠，不收拾他就算好了，怎么能还升职呢？
群臣都没料到，这是万历一招拆屋开窗的妙手。我说开窗，你们一定反对；但我说要拆屋子，你们就会说只开个窗户就算啦。在大臣们上书反对李如梅担任御倭总兵官之后，万历大笔一挥：“好，听你们的，李如梅在朝鲜表现不佳，还是回辽东接替他哥哥当辽东总兵吧。”
不只是辽东总兵，万历还给他加了一副担子，担任备倭总兵官。备倭就是防备倭寇，辽东防备倭寇的方向，只有朝鲜一处，所以实际上他的职责，是管理援朝明军在辽东境内的后勤补给。这等于是肩负起了辽东战区、朝鲜后勤区两大重任。
李如松九泉之下，看到万历这么够意思，也可以瞑目了。
第二件事，是李宁之死。
李宁也是辽东军的一名悍将，早年在辽东名声不太好，曾经屠杀平民冒领军功，被御史弹劾过好几次，但他倚靠的是李家这棵大树，都有惊无险地渡过去了。
李如松入朝的時候，李宁作为主力之一也随军而行，历经平壤、碧蹄馆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第二次援朝的时候，他也跟祖承训等人一齐再度被征召入朝。蔚山之战后，他被分配到了居昌附近，协助解生防御，在双方实际控制线附近活动，算是一线作战。
万历二十六年四月，解生在居昌击溃了日军一股小部队，救出大批朝鲜百姓，把明军的控制线推进到居昌以南。这意味着明军从此可以一路南下进攻晋州，把日军的沿海防线一分为二。
驻守晋州的岛津连忙派遣一支部队北上，封堵住明军沿中路进攻的大门。杨镐接到军情以后，立刻命令李宁率兵两千前往阻截，力求把敌人拦在居昌附近的险峻山岭中。
李宁与日军在居昌、咸阳附近的沙斤驿发生了遭遇。他对倭寇毫无惧色，二话不说，带着人杀过去，与日军拼了个势均力敌。日军面对辽东铁骑，抵挡不住，纷纷败走。这时候，李宁的“李如松综合症”爆发了，他没有等全军集结，只带着身边的几十个家丁就杀了过去。
日军一看李宁轻军深入，便在山后摆了一个口袋阵。等到李宁入围之后，四面伏兵大起。李宁这几个人带的太少了，即便是辽东军战斗力惊人，也无法弥平巨大的数量差距。李宁奋战不敌，被乱枪打死——和他的老长官李如松一先一后，同月身亡。他战死以后，他的亲兵把总李乐带着六百多人继续，最后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脱离了战斗，被赶到的朝鲜军郑起龙救了下来。
李宁是整个援朝战争中明方阵亡的最高军官之一，副总兵。李宁战死之后，杨镐立刻下令让其他将领都安心防守，切不可轻易出击。
其实杨镐的担心是多余的，日军除了在居昌搞了一次大活动以外，然后在彦阳、锦山、古今岛、顺天、龙谭等地发生了一些小摩擦以外，其他时间都表现得异常乖顺。
日本人不仅不愿意往北打，而且已经不愿意再打了。早在二月份蔚山之战刚结束的时候，加藤清正派了一个日本使者和一个朝鲜俘虏，前往汉城要跟杨镐继续和谈，结果走到竹山就被吴惟忠逮住了。杨镐连见一面的兴趣都没有没，让吴惟忠自己处理。到了四月份，在顺天的小西行长又派了那位金牌小间谍要时罗，前往南原找李芳春，希望和谈。李芳春这次一点没客气，直接把这位爷逮起来了，算是出了一口恶气。
他们为什么这么急着和谈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三件事，秀吉之死。
秀吉在这一年，病情愈发严重。这位六十二岁的老人罹患重病，早已经是形销骨立，弱不禁风，连走路都需要搀扶，只能龟缩在伏见城里，只是在三月份去醍醐寺赏了一次樱花。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位日本霸主绝对撑不过今年了。
庆长之役是秀吉凭借一己之力强势推动，除了他以外，其他人都打的十分不情愿。现在秀吉已经病入膏肓，日军退出朝鲜已经是必然之势。现在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退，怎么退而已。征朝诸将在心里都开始打起了小九九。
秀吉的野心此时已经被病魔折腾得所剩无几，再没了“显佳名于三国”的理想。可他觉得不甘心，前方的捷报频传，胜利一个接着一个，每一战都杀死几千数万的明军与朝鲜军，吓得大明和朝鲜不断乞和，可为什么日军的领地却越打越小，敌人越打越多呢？
前线的真实情况是怎么回事，秀吉其实很明白，毕竟他自己就是行伍老手。只不过这位老枭雄不肯放弃心中那一点侥幸，不愿意让花费了无数心血的征韩大计付之东流。可是理想在现实面前碰的头破血流，朝鲜战局的日趋恶化，国内越来越多的一揆叛乱，还有德川等东国大名们谦恭外表下的隐隐威胁，让秀吉不得不把目光从自己挪到心爱的儿子秀赖身上。
自己已经活不了多久，但秀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不能扔下一副烂摊子就走，我要给我的孩子留下一个万国臣服的天下。
于是，狂妄的秀吉逐渐消失，理性的秀吉在慢慢醒来。可是，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庆长三年（万历二十六年）五月，前田利家等大老集体向秀吉请求撤军。在秀吉的默许之下，小早川秀秋、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等大名先期渡海归国。他们要么是秀吉的亲戚，要么是西国的精锐，秀吉先把他们调回国，是怕他们折损在朝鲜，削弱丰臣家的实力。
而留在朝鲜的日军，只剩下六万多人，其中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黑田长政、锅岛父子、立花宗茂、宗义智和岛津义弘等大名——基本上全是九州兵。他们以东边的顺天、中部的固城、泗川以及西边的蔚山、西生浦为三个支撑点，背靠大海，遮护全罗、庆尚两道的南部海域。
这六万人，是日军两次侵朝的绝对主力，绝大部分战役都是由他们承担的。秀吉没让他们回国，一是需要他们监视联军动静，以免干扰大部队渡海；二是他还抱有一丝侥幸，希望能在朝鲜保留一个落脚点，以便日后再图。
可惜秀吉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庆长三年八月十八日，这位日本霸主在伏见城内溘然去世。在临终前，秀吉向德川家康、前田利家、毛利辉元、宇喜多秀家以及上杉景胜五位大老表达了托孤之意，希望他们能辅佐丰臣秀赖，把丰臣家的传承一直延续下去。
在五位大老先后都表达了忠心以后，秀吉停止了呼吸。这位壬辰战争的元凶，就这么死在了战争结束之前，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局——这对他来说，反而是件好事。
无论秀吉在日本国内拥有多么崇高的地位，无论后世的影视文学电子游戏对他进行怎样的渲染和美化，对于大明以及朝鲜来说，秀吉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侵略者，他的双手沾满了几十万明、朝军民的鲜血。这个元凶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就死去，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丰臣秀吉的侵朝，是日本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对邻国展开以灭国为目标的大侵略。它不仅影响到了当时的政治格局，还开启了潘多拉的魔盒。数百年后。秀吉的精神信徒们再次踏上朝鲜，开始了构建“大东亚共荣圈”的，其思想渊薮，即肇始于秀吉。
八月二十七日，除了宇喜多秀家以外的四位大老，集体签发了一份文件，文件只表达了一个意思：根据秀吉的遗命，要尽快把驻朝日军都撤回来。九月十五日，他们又形成一份决议，要求设法大明和谈，以争取时间。
到了九月二十八日，四大老第二次下达了班师的命令。
这道命令，驻朝的六万日军没有立刻执行。
不是他们不想走，而是实在忙得走不开。
因为一个绝大的危机，正朝着他们汹涌袭来。
第十九章 大增兵
从万历二十年小西行长进攻釜山开始，这场战争已经足足持续了七年。
别说日本与朝鲜被拖得民生凋敝，就连大明也感觉到一丝疲惫与不耐烦。朝中已经有很多人议论，认为朝廷应该毕其功于一役，一次性把日本鬼子赶回老家去，不能再拖了。万历皇帝本人也希望尽快结束朝鲜战争，让国家财政喘一口气。
本着这一诉求，大明朝廷在丁酉之乱一开战，就确定了一个明晰的原则：增兵，增兵，再增兵。
李如松和杨镐的两次出兵，总兵力都只有四万左右，部队成分也以辽东、南兵与宣大为主，相对比较单纯。但如果要扩大增兵规模，势必不能继续从辽东与宣大抽调——这两处肩负着守卫大明北方的重任，不可能为了朝鲜削弱京师的防御力量——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全国全国海选合适的参战部队与指挥官，而且还要设计更庞大、更复杂的后勤补给计划，这些工作都无法一蹴而就。
所以在开战之初，明军一直处于兵力不足的窘境。这种窘境，一直到了万历二十六年蔚山之战结束以后，才得以缓解。
从万历二十六年二月开始，以游击将军蓝方威的四千浙兵、前营参将王国栋的三千骑兵延绥为开端，开始了明军的增兵大浪潮。来自辽东、宣大、保定、江浙、四川、广东乃至广西、云贵的土兵相继汇聚到朝鲜来，道路上的车马络绎不绝。
在这些援军中，有三个人特别值得提一提。
一个是刘綎。刘綎也算是抗日援朝的老面孔了，他在第一次援朝战争中赶上了尾巴，没打什么大仗，打了两年酱油就回国了。
刘綎这个人有一个特别奇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