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龙无首的日军完全搞不清状况，无心恋战，纷纷向后撤去。李舜臣还嫌他们不够乱，竟顺风纵火，就这么一口气打沉了三十条船。剩下的在毛利元政带领下仓皇后撤，头都不敢回一下。
李舜臣真回来了，而且比以前还可怕！
周围观战的老百姓都发出阵阵欢呼，没有什么比这种现场直播更提升士气的法子了。战争结束以后，三百多条船呼啦把朝鲜军给围住了，箪食壶浆，庆祝胜利。
战争结束以后，全罗海面为之一清。受胜利的鼓舞，老百姓们纷纷报名参军，朝鲜水军在短短时间内激增到八千人。
人是有八千了，可粮食不够八千人吃，船也不够八千人坐的。
怎么办才好呢？李舜臣想了一个特别绝的主意。这主意咱们现代中国人看了一定倍感亲切：设收费站。
李舜臣宣布，以后凡是在三道海域活动的民船与官船，都必须得有海路通行帖，没有的就是奸细，船要没收，人要下狱。想要申请通行帖很简单，到李舜臣的军港拿东西换，最好是米，铜铁木材等建筑物资也可以。大船要三石米换一张通行帖，中船二石，小船一石。一个多月就聚敛了一万多石。
鸣梁海战是一场漂亮的胜利，但如果我们深入去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场象征性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海战。
这一场大战中，李舜臣以极微弱的兵力击退日军舰队，宣告了自己的复出，而且击毙了日军主帅来岛通总——他是整个侵朝战争中日军阵亡的最高级别大名——让日军上下都为之震惶，极大地鼓舞了明、朝联军的士气。
但心理层面的优势，取代不了现实战略的劣势。
李舜臣是个出色的将军，他从不因为胜利而自大。他清楚地认识到，鸣梁大捷是一场凭借运气与勇气的胜利，不可能指望每个日本将领都像来岛通总这么冲动突前，这种胜利模式不可复制。
整个鸣梁海战日军损失船只不过三十多艘，不过是总兵力的一个零头，来岛通总的阵亡对于日本水军指挥序列来说，也不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拿孱弱的朝鲜水师去跟日本大舰队拼人品和运气，这不是李舜臣的风格。
所以在鸣梁之后，日朝水师的悬殊比例与战略态势并没有得到扭转，日军固然惩于李舜臣的威名，不敢轻易西来；李舜臣也缺少东进的实力，只能退到古今岛，继续积攒力量。要在几个月内造出足够的战船，训练出足够多的水战精兵，即使对李舜臣来说，也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在接下来爆发的蔚山之战中，朝鲜水师无所作为；而且日军在整个万历二十六年大半年时间里，釜山对马九州这条生命线通行畅通，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干扰，以至于邢玠不得不从广东千里迢迢地调动大明水师前来助战。
事实上，一直到战争结束，朝鲜水师也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跟壬辰战争中的成就相比，逊色了许多。
这都要怪元均，不怪李舜臣。
第十六章 蔚山血战了（上）
解生的稷山之战和李舜臣的鸣梁海战，是联军在九月取得的两场关键性胜利。稷山成功遏制住了日军的攻势，鸣梁则威胁到了日军的补给线。两场胜利的影响叠加到一齐，让日军陷入既缺乏进攻的勇气也缺乏对后勤信心的境地。
九月中旬的态势，事实上对日军相当有利。全罗道已经大半沦陷，通向汉城的大门也已经洞开。明军的主力兵团尚未齐聚，而李舜臣的舰队要形成战斗力还需要不短的日子。
可是日军却没有趁机北上，他们占领了稷山以后，十分突兀地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
九月十四日，稷山之战刚结束不久，左路军在井邑——李舜臣曾经就职的所在——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的结果不是乘势北上，反而是全军转向南下。井邑本来就在全州南面，你还继续南走，说是去扫平全罗道，谁信啊！？
右路军也好不到哪里去。杨镐与麻贵为了防止日军从另外一个方向偷袭汉城，派遣参将彭友德前往汉城东南方向靠近庆尚道的青山。在那里，彭友德没碰到进攻的日军，反倒碰上了撤退的日军。彭友德哪肯放过这个机会，率兵追击。双方甫一交锋，日军就开始撤退，根本无心恋战。彭友德追杀了一阵，发觉日军兵力太盛，遂停住了脚步。
这一战虽然规模不大，但仍旧被明方称为青山大捷，因为被吓退的对手不是别人，是加藤清正。
摆脱了彭友德的加藤清正在九月二十日退到了报恩岩，又遭遇了朝鲜军郑起龙所部四百人。时值大雾，郑起龙一通乱射，射到日军十几人，而加藤清正居然不是虎吼一声冲入敌阵，反而“良久不敢动”。郑起龙趁机带兵护送沿途朝鲜灾民离开，两边各自退兵。
到了十月八日，加藤返回了出发地西生浦，黑田长政返回东莱，毛利秀元回到梁山，岛津忠丰重返泗川，其他日军将领也纷纷放弃占领城镇，回归驻地，继续盘踞从顺天到蔚山的沿海地区。汉城之围，不战自解。明、朝联军高层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一直到麻贵亲自探访了被日军放弃的全州，这才确认日本人真撤了。
这肯定不是补给的问题。日军已经侵占了全罗道大部，尤其是攻克了顺天以后，顺天以南的丽水港也沦落敌手，李舜臣的小舰队被迫退守到古今岛，与日本隔罗老岛相望。他一时半会儿，还无法威胁到釜山。更何况，日军的战线并不漫长，只限在全罗道与庆尚道之间，运输不会有太大压力。
也不是天气问题。这会儿才九月份，离朝鲜严冬还有三、四个月呢，再说打下汉城过冬，岂不是要比退回去更好？
不是补给问题，也不是天气问题，那么日本人到底怎么了？
从开战到十月收缩，日军的行动呈现出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求战欲望十分低下，变得暮气沉沉。
日军右路军在初期通过巧妙佯动，绕过朝鲜军的封堵直扑汉城，这在战术上是一个精彩的战例，但却缺少了壬辰战争一往无前的锐气——如果是在壬辰时期，日军根本不会把面前这点朝鲜军队放在眼里，什么佯动，什么迂回，直接在地图上划一条直线，大踏步地击穿敌人阵地就是了。而日本左路军的表现也是如此，他们只会在南原这种十倍于敌的围城战中才会踊跃杀敌，似乎几万大军簇拥在一齐才能让自己不那么害怕。
一旦碰到稷山这种双方战力旗鼓相当的战斗，日军立刻开始叫苦连天，踟蹰不前。
一切迹象都在显示，日军大部分将领对于这场战争已经厌倦了。壬辰之战证明，从战略上击败大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之所以会再次渡海来到朝鲜，不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敷衍秀吉老爷。
这也就能解释，日军为何制订了一个只涉及全罗、忠清、庆尚三道的作战计划。他们缺乏进取心，浅尝辄止，在稍微取得优势之后迅速撤退——秀吉大人，我们打赢了一场仗给您长脸了，差不多就得了。
对于日军出乎意料地退缩，明、朝联军完全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此时明军还没有完全集结完毕，因此杨镐与麻贵非常谨慎，生怕是日军诱敌深入之计，非但没有追击，反而严令诸部不得轻进。这种心态可以理解，十几万大军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突然撤退，换了谁当将军，都要犯一下嘀咕。
于是明、朝联军在日军撤退以后，慢慢地整军，慢慢地前进，像蜗牛一样伸出触角，谨慎而龟速地试探着前方。整个十月，日军龟缩在沿海不动弹，联军则站得远远的，一脸警惕，战略态势基本恢复到了战前。
最后打破这一僵局的是援朝明军最高长官邢玠。经过一个月的试探与侦查，他终于确信日军退回沿海倭城，没耍任何心眼。这时候明军也都集结完毕，粮草辎重什么的也积储得差不多了，有了一战之力。
在这个时候，大明朝廷开始有了议论，说日本人狼狈逃回沿海，胆气已落，邢玠、杨镐、麻贵几个人非但不奋勇杀敌，反而顿兵不前，是不是有什么别的心思？这个指控太严重了，就算只是言官胡说八道，也把前线的几位大佬惊出一身汗。
万历皇也有点不耐烦了。在万历二十七年，播州杨应龙的叛乱越演越烈，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进剿不利被杀，川贵震动。朝廷急于结束在朝鲜的战事，好腾出手来处理播州的事。
在这些或明或暗的压力之下，邢玠在十一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联军三道进剿，开始反攻。为了鼓舞士气，邢玠亲身入朝，在十一月二十九日抵达汉城。他都到了汉城，逼着杨镐和麻贵往前线移动。
当时日军在沿海修了一圈倭城，如同一串珍珠散落在庆尚海滩，十几万人驻屯。明军一共只有四万人，加上朝鲜军也不过六万到七万人，无法面面俱到，只能选择一个重点方向进行打击。
经过反复讨论，他们选择了一个看似最不可能的目标——蔚山城。
蔚山城位于庆尚道最东侧、釜山东北方向，汉城在最西侧，两边直线距离是所有倭城最远的。挑这么一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说，似乎有些不合常理。
战争理论告诉我们，军事永远不能脱离政治而存在，必须服务于政治目的。
蔚山城不是个好选择，可是蔚山城里有一员武将，叫做加藤清正。
大明最熟悉的日本武将，是小西行长；而朝鲜最熟悉的日本武将，则是加藤清正。他们跟加藤的仇，可以说是罄竹难书。李舜臣功劳大不大？就因为沾了加藤清正的事，被一捋到底——加藤清正简直就是朝鲜的一根高压线，谁提跟谁急。
如果能够一举攻破蔚山城，杀死加藤清正，那将是煊赫的一场大胜。日军甚至会因此而士气丧尽，自动撤退。提前结束战争的诱惑，明军非常有兴趣。于是两边一拍即合，开始紧锣密鼓地筹谋进攻。
明军分成三路大军。左路是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梅，中路是高策，右路是李芳春。左右两路将在麻贵、杨镐的带领下，从忠州附近的鸟岭进入庆尚道，沿安东、庆州走一条斜线，剑指东南蔚山。而中路军则前抵宜宁，既可以策应主攻部队，又可以防止全罗道的日军赶来赴援。他们还抽调了董正谊和一千五百名明军，与朝鲜地方部队混编，南下南原，吸引顺天小西行长的注意力。
与此同时，权僳也纠合朝鲜精锐高彦伯、郑起龙、金应瑞等部向蔚山趋动，以配合明军。
十二月初四，援朝三巨头齐聚汉城，搞了一次盛大的祭天仪式。邢玠亲自登坛祭告天地，誓戒官兵。祭旗的时候，火器一字排开，万炮齐鸣，场面极之宏大。旁观的朝鲜军民都异常自豪，觉得这么牛逼的军队，看来可以彻底把倭寇赶下海了。
祭告完天地，在十二月初八，明军正式开始出发。临走之前，朝鲜国王李昖表示要亲自送杨经略出征。杨镐欣然从命。两个人骑马并排出了汉城，正说着话，杨镐忽然离开大路，从一条险要小路跃马疾驰，李昖不甘示弱，紧紧跟在后面，身后的随从与大臣不知所措，都追不上去。两个人你追我赶跑了一段，杨镐忽然回头笑道：“王可与共事矣。”
告别了惺惺相惜的李昖，明军四万四千八百人耀武扬威地越过鸟岭，并于两日后抵达山脚下的闻庆县城。这里是壬辰战争时，小西行长与加藤清正急速狂飙的第一阶段终点。
在这里，麻贵对权僳提了一个要求，要求他派遣朝鲜水师到蔚山附近海域配合。
这个要求提的很奇怪。那时候李舜臣的舰队虽然略有恢复，但要绕过顺天、巨济、釜山几个港口重镇去袭击位于东侧的蔚山，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件事麻贵可能不清楚，但权僳应该知道。可权僳半点犹豫都没有，一口答应了。
这件事最早被记载在李恒福写的《白沙集》里，后来被《再造藩邦志》所引用，其他史料里都未有提及，反倒是中国史料《皇明实记》里提了一句“我师陆路粗备，独水兵屡檄不至”。
所以真相可能是麻贵提出水师配合的要求，权僳明知道不太可能实现，但为了不让明军打消进攻蔚山的念头，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答应归答应，做不到归做不到。纵观蔚山之战全程，没有看到半点朝鲜水军助战的记录，权僳肯定是食言了。李恒福为尊者讳，就在史料里做了一些曲笔，把一个硬着头皮拍胸脯的老将军塑造成了一个热切配合明军战斗的大将。
得到了权僳的保证以后，杨镐与麻贵带着大军继续南下，于十二月十八日抵达义州。杨镐找来接伴使李德馨，说我们大明虽然擅于查探，可这里毕竟是朝鲜人的地头，不如你找几个本地人跟随我军斥候，前去侦查。李德馨一拍大腿，说我手底下有一个降倭，叫做吕余文，土生土长的日本鬼子，脑子好使，只要您能多给点银子，派他化妆回日本人潜入蔚山，岂不是更好？
杨镐一听，言之有理，依言而行。于是日奸吕余文跟着明军斥候宗好汉先行一步，化妆成日军士兵奔蔚山而去。
明军大部队在十二月二十日抵达庆州。庆州距离蔚山只有八十里路，到了这里，等于正式进入战区。他们在这里略做休整，到了次日，吕余文风尘仆仆地回来了，还带回了一份大礼。
吕余文见到杨镐以后，从袖子里拿出一张地图。诸将一看，不由大喜，原来这是一份详细的蔚山布防图。
日军在蔚山的主力，并不在蔚山城内，而是在北侧的岛山之上。岛山海拔五十米，位于蔚山山区的丘陵地带，北面被平山洞、上安洞、感校洞、伴鸥亭几处险峻之地环绕，南边与蔚山城隔太和江相望。若敌人自北攻来，欲占蔚山，必先跨越岛山。
在这里，加藤清正为了防止明军袭击，早早地修建起了一座倭城。，海拔五十米左右，背靠山壁，只有一条水路通往太和江。这座倭城完全依照日本风格修筑，又是大建筑师加藤清正亲自主持设计，所以修得异常坚固。不仅城体全部用石头垒成，城内一丸二丸三丸千饶百回，还在城外山坡上围起三重木制栅栏和一重土墙，把整个岛山倭城里三层、外三层地包裹住。在岛山外围，还有伴鸥亭、太和江水营等八处营垒，可以彼此呼应。
岛山倭城与外界交通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走陆路到彦阳，再去釜山；还有一种是从太和江走水路，前往西生浦。在明军抵达的时候，这座倭城还未完工，加藤清正本人在西生浦督运建筑材料，在城中督工的是加藤安政、锅岛直茂和太田一吉，指挥着守军和朝鲜劳工拼命修筑着。
杨镐看到吕余文的这份情报，大喜过望。敌人的底细还没开战就被掀了个清楚，这场仗看来是没什么悬念了。他欣然拿起一支朱笔，在地图上划了三条线。
第一条攻击线直指岛山，李芳春、高策、彭友德三协兵分三路，目标是把岛山城团团围住；第二条攻击线是吴惟忠，他率领南兵前往梁山，以阻截可能赶来增援的黑田长政；第三条攻击线落在了太和江上，由卢继忠的两千兵马封锁江面，防止敌人从水路来往。杨镐还加派董正谊部前往南原，增加对顺天日军的压力。
十二月二十二日，诸部都按照杨经略的方略开始进军。辽东军和宣大军的马队浩浩荡荡地朝着蔚山开去，而吴惟忠带着所部三千南军，急匆匆地朝着梁山开进。不过他没有想到，队伍夜半出发，凌晨刚到彦阳，就碰到了日军敌人——岛山之战的第一场战斗，便以遭遇战的形式爆发了。
彦阳是蔚山与南方诸城的交通咽喉，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吴惟忠遭遇的日军，是秀吉心腹之臣浅野长政的儿子浅野幸长，还有监军太田一吉。他们本来是前往岛山当监役的，二十二日这一天正在彦阳休息，打算次日进城。
日军的大部队都住在城里，只留了五百人在彦阳城以北的河边。吴惟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