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一点都不苛刻，充分显示了一位胜利者博大的胸襟与宽容。
要说类似的事，以前也有过先例。壬辰战争开战之前，宗义智曾经把朝鲜使臣以“祝贺”的名义诓来日本，骗秀吉说是朝鲜来献降表，结果秀吉对朝鲜使臣表现得非常趾高气扬，气得使团直接回国，差点断送了日本的侵朝大计。
这种极其短视的小伎俩，只要稍加对质便会被揭穿，不知为何，日本人却对这个手法乐此不疲。回想起在二战末期，日军穷途末路之际还在大吹大擂，从上到下都做着美梦，不得不感叹，民族性这东西，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秀七条”提出以后，玄苏一脑门子官司，他不敢提醒秀吉您产生了错觉，也不敢把这七条直接扔到明使脸上，左右权衡了半天，他只能硬着头皮跟明使坦白说了。
谢、徐两个人一听秀吉的这七点要求，脸都白了。如果这七条他们点头答应，回到大明不再是杀头的罪过，而是要被千刀万剐了。
没等他们翻脸，玄苏赶紧又含含糊糊地补充了一句，说这七点不是最后通牒，有什么条件咱们可以慢慢磨合嘛。谢、徐二人一听，面面相觑，表示兹事体大，这事儿不是我们能定夺的，还是回去禀告上峰，再给你们答复吧。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那也没什么好谈的了。名护屋谈判就此告一段落。
送走了明使，玄苏告诉秀吉，明使已经答应了您的七条意见，现在要带回北京去盖章确认。秀吉听了大为欢喜，乐呵呵地到处写信炫耀，这从一个侧面表明，他的自大症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对常识的判断力。
在谢用梓、徐一贯返回朝鲜之前，已经把谈判结果和“秀七条”说给等候多时的沈惟敬听。沈惟敬一听，登时傻了。
日本人在晋州的举动本来已让明、朝都对和议产生极大的疑惑，现在秀吉又提出这么一堆不靠谱儿的要求，一旦公布出去，铁定开战，到时候他这个游击将军的人生，也就走到了尽头——他跟和议现在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他必须让议和成立，无论用什么手段。
沈惟敬写信吓唬谢、徐两位，说日本人提的条件太苛刻了，这么带回去说给宋经略听，肯定会惹下大祸。谢、徐赶紧问他该怎么办，沈惟敬是个老骗子，一屁三个谎，告诉他们回去什么也别说，只说日本人如何如何恭顺如何如何畏惧天朝，剩下的事交给他来张罗。
这时候，日本派往北京的使者抵达了釜山。
这位使者叫做内藤如安，出身丹波内藤家，是小西行长的心腹之臣。因为他曾授赠“小西”苗字，官拜飞騨守，所以在明史与朝鲜史料里，被不熟悉日本风俗的史官当成了两个人，一个叫小西飞，一个叫禅守藤。
内藤如安跟沈惟敬也是老相识了，当初还跟着沈惟敬在顺安谒见过李如松。两个人这次在釜山一见面，彼此都先苦笑了好久。
内藤如安这一次被秀吉委派去北京，身负着两件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让万历把朝鲜割让四道的文书签了；再把明室公主迎回来。
秀吉不知道实情，小西行长和内藤如安怎么会不知道，这铁定是个有去无回的差事。
沈惟敬和小西行长最后想出来的解决办法，可谓石破天惊。说白了就一个字：瞒！
瞒着秀吉，瞒着大明，两头都糊弄着。
这可真是个大手笔，但也是个极其愚蠢的做法。可那个时候沈惟敬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沈惟敬告诉内藤如安，你这一次去大明，关于秀七点一个字都别提，拣好听的说就行。内藤如安知道利害，连连点头。
可是现在还存在一个问题。晋州之战后，大明对日本已经失去了信任，如果日本仍旧在朝鲜保持驻军，就算内藤如安去了北京，也没人会相信。
内藤如安的上司小西行长是个惯于欺上瞒下的老手，他拍着胸脯允诺说太阁大人这边我来搞定，肯定给你们创造一个好的谈判氛围。
于是这三个胆大包天的家伙便自作主张，定下了一个要骗过中、朝、日三国的超级大谎言。
内藤如安与沈惟敬等不及谢、徐二人返回釜山，先启程奔赴汉城。小西行长也在同一时间赶回日本，伙同玄苏一起，设法劝说秀吉先让几步。
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带着三十名随从，在七月七日抵达汉城，。可内藤如安在汉城遭遇了冷遇，所有人都认为日本人不可信，这个人表面上是使者，其实是来刺探军情的，甚至还有人建议把他砍了祭旗。内藤如安被困在汉城，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惶惶不可终日。
但很快沈惟敬和内藤如安就听到了好消息，不是一条，而是一系列好消息。
第七章 去与留
七月中旬，秀吉在名护屋突然宣布，对大明做出让步。
这个让步不再是虚话，而是实打实的让步。
七月十四日，毛利辉元、小早川隆景两个军团开始从釜山撤退回国；到了七月二十一日，被俘一年多的临海君、顺和君两位朝鲜王子抵达釜山港，他们没有多作停留，与谢、徐两位明使直奔汉城而去。到了八月五日，他又送了一个大礼包，正式下达了在朝日军撤退令，日军开始有次序地缓缓朝国内归还。
这个一贯眼高于顶的小老头，突然之间变得格外善解人意。
日本人的这一连串让步让朝、明联军大惑不解，他们已经习惯了日本人的狡诈与不守信用，怎么这些禽兽突然转性了呢？
究其原因，不是什么经济结构上的需要，不是什么政治军事上的诉求，更不是社会阶层的呼声。这个理由非常单纯，单纯到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理解：太阁大人老来得子，得好好庆祝一下。
八月三日，在大阪的侧室淀姬为秀吉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儿子，起名为丰臣秀赖。
秀吉想要有个自己的儿子都快想疯了，他曾经有过一个儿子鹤松，但在壬辰战争前一年夭折，让他痛不欲生，间接促成了侵朝战争。在鹤松死后，秀吉一直认为自己身体衰微，再也没机会有亲生儿子了。想不到这一次铁树开花，一击中的，淀姬居然顺利产下一个儿子。
这让太阁大人高兴得简直要疯了。
早在淀姬生产之前，小西行长便劝说过秀吉，说孩子即将出世，应该少动兵戈，增加福德。秀吉很迷信，生怕因为自己的杀业而让这孩子也夭折，所以在七月底，秀吉同意释放了两位王子，并撤回了一部分军队。
等到八月三日秀赖出生以后，欣喜若狂的秀吉当即连名护屋也不想呆了，迫不及待地要返回大阪去亲手抱一下自己儿子。这种时候，他变回了一个普通老人，满心都充塞着喜悦，除了儿子什么都不想考虑。小西行长趁机又提出撤军事宜，这次秀吉答应得更加痛快，二话不说就批准了。
就这样，因晋州之战而骤然紧张的朝鲜局势，随着这个婴儿的降生而戏剧性地发生了转变。日军从八月份开始撤军，截止到十月底，先后有浅野长吉、毛利重政、羽柴秀胜、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福岛正则、伊达政宗等大名相继撤退，前后五万人归国，占日本占领军的一半。
日军的撤退在秀吉看来是大胜归国，在明、朝联军眼中，却是日本服软的标志，看来战争即将结束了。无论是柳成龙还是李如松，此时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此时明方已经接到谢、徐的报告，说“关白极其恭谨礼待， 愿顺天朝”，现在秀吉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原本围绕在内藤如安与沈惟敬身边的冷言冷语逐渐消失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内藤如安确实是带着诚意去北京请降纳款的。内藤如安与沈惟敬对小西行长充满了感激，若不是他在日本的周旋，恐怕他们这辈子都要在汉城渡过了。
八月底，沈惟敬和内藤如安终于艰难地迈出了使明的第二步，从汉城向平壤进发。随着他们后撤的，还有三万名明军。
这三万名明军，大部分属于李如松的辽东军编制。他们在朝鲜奋战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已经疲惫不堪。朝鲜大臣曾经在辽东军中听到《山坡羊小詞》，一共十来首，都是抱怨朝鲜生活艰苦的，当时便断言说辽东军已无再战的士气。
辽东军的最高统帅李如松一接到撤兵的命令，半点都没延误，拔腿就走。八月十四日，撤到半途的李如松在黄州得到了朝鲜国王李昖的接见。
尽管朝鲜对李如松颇多微词，但朝鲜三都八道毕竟是在这位提督手中光复的，无论如何得表达一下对恩人的感激才是。
朝鲜国王李昖一见到李如松，恭恭敬敬向他叩了三个头。以国王之尊向一位提督叩头，这已经大大超越了礼数的规格。李如松吓了一跳，赶紧把李昖搀起来，说我因为粮草不继兵马多疲，没有彻底把日本人赶走，真是太惭愧了。
接下来两个人拉了半天家常，李如松人之将走，其言也善，拽着李昖絮絮叨叨叮嘱了半天，说要击败倭寇，一定要兵精粮足云云，还指点朝鲜人在庆尚、全罗两道应该如何防守。这时候一位朝鲜大臣张云翼站出来大声问：提督这一次西归，就再也不回来了吗？”李如松肃然道：“倭寇还没打完了，我怎么可能不回来呢。”
李提督食言了。他在黄州见完李昖以后，继续带人朝西撤去，在九月十二日渡江回到辽东，结束了在朝鲜为期九个月的征程。回国以后，因抗倭有功李如松被加太子少保，中军都督府左都督。五年以后，李如松在一次与鞑靼人的战斗中轻军深入，战死于浑河，终其一生再没有踏入过朝鲜半步。
在他回国之后，朝廷里不停地有言官上书，批评他一心求和丧权辱国。此后历代对于李如松的评价，众说纷纭，朝鲜史书固然没什么好话，中国史书上也对他评价不高，贬多褒少。
必须承认，李如松在朝鲜确实有很多污点，比如他对南兵不遗余力地打压；比如他对朝鲜大臣们的恶劣态度；比如辽东军在朝鲜的军纪劣迹斑斑；他在后期消极避战的举动，也广为人所诟病。
但李如松在朝鲜战场上的功绩同样不容抹煞。在他入朝之前，李朝只能龟缩在平安道一角苟延残喘；在他入朝之后，三都八道相继光复，日军被压缩到了釜山一地。一名将军，以数量少于敌人、补给劣于敌人的军队克复三都，转战三千里，这无论如何都可以称得上是名将了无论是日本史书还是朝鲜史书，都把日军的最后退缩归功于李舜臣与朝鲜义军，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评价。李舜臣和朝鲜义军从日军入侵开始以后一直在奋战，战术上的几次胜利却未能削弱日军在战略上的优势。即便是李舜臣在海上奇迹般的反攻，也只是延缓了日军的推进速度，并没从根本上扭转局势。
真正的战争拐点，恰好是在李如松入朝之后。
除了平壤之外，李如松没有跟日军打过几仗，战绩上不那么漂亮。可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战功”，在他的指挥之下，明军对日军造成了极大的外线压力，这种压力让日军在战略上逐渐陷入被动，迫使他们从进攻转入防守，并最终不得不撤退——要知道，这可是四万缺衣少食的明军对十万日军的战果。
《孙子兵法》里说：“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勇功，故其战胜不忒。不忒者，其所措胜，胜已败者也。”，意思是说，擅于打仗的人，别人看不出他多么足智多谋，也数不出什么煊赫战绩，但他总能悄无声息地引导自己的军队立于不败之地，让胜利看起来理所当然。
孙子说的，正是李如松这样的人。
我们不妨作一个假设。假设李如松最终没有入朝，那么朝鲜人可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反攻么？
答案显而易见：不可能。
李提督的价值，就在这里。
李如松走了，但也有没走的。宋应昌在八月十日下了一道命令，要求刘綎的川军和吴惟忠、骆尚志、王必迪的浙兵留了下，协助防守庆尚、全罗两道，总兵力一万六千余人。饷银大明出，粮草由朝鲜供——毕竟日军还有一半兵力留在了朝鲜，没撤干净，必须得派人盯着。
宋应昌始终认为，明、日之间终有一战，和谈封贡什么的只是权宜之计，当不得真。因此，一切部署都必须着眼于未来要打一场大战。
这在战略上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可是在政治上却很糟糕。主战派的人认为宋应昌卑躬屈膝，一味求和；主和派认为宋应昌存心挑衅，破坏和谈——结果导致他两边都不是人。
更糟糕的是，主和派的中坚大将，是曾经站在背后鼎立支持他的上级——兵部尚书石星。
在战争爆发之前，石星是朝中最坚定的主战派，一力主张援助朝鲜，并促成了明军出兵。而现在战争进展到了这个地步，他的立场却悄然发生了转变。
万历二十一年恰好是京察之年，石星想在职场上更进一步，混入内阁的话，必须得力求稳妥，不能出任何岔子。现在朝鲜三都光复，国王归位，大明援助朝鲜的战略目的已经达成，足可以给万历皇帝与朝野一个交代。只要和议一成，一份“襄助藩国，倭人臣服”的大功是少不了的。在这个节骨眼上，实在没必要再冒险开战，应该见好就收。
可是朝廷对封贡这件事，一直存有争议，分成两派，彼此争论不休。一派是大学士张位等人，他们认为封贡是件好事，可以免动干戈，作买卖总比打仗强。
可是更多的人对倭寇仍旧心存疑惑，兵科给事中张辅之就认为“许贡则中外解严，其祸迟而大；绝贡则战守豫备，其祸速而小。”地方大员更是极力反对，浙江巡按彭应参上表说倭寇天性就是一群强盗，允许他们从宁波入贡，等于是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万一趁机作乱，沿海都会受起荼毒。
他们对宋应昌与石星群起而攻之，认为两个人为了贪功牺牲国家利益，还翻出旧帐，说在平壤和汉城沈惟敬跟倭寇许诺封贡，肯定是出于宋、石两个人的授意，三个家伙都该撤职查办。
这个指控相当严重，宋应昌不得不上书自辩，解释在平壤和汉城假意许贡，只是为了迷惑倭寇，并不是拿朝廷公器开玩笑。石星虽然心里有讲和的想法，可看到群情汹汹，不敢明说，也赶紧为宋应昌辩护，坚称“封贡”是假，欺敌是真。
不过石星到底是宦海老手，他在奏表里玩了个心眼，没把话说死。奏折里一面替宋应昌辩护，一面隐隐约约地暗示，日本人确实有乞封的意向，万一他们真带着降表过来，咱们可得好好检查一下他们是否有诚意，再说封贡的事。
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餐厅服务员，他每次接待顾客，都比别人赚得多。顾客点菜的时候，别人问：您要不要吃鸡蛋“，而他问的却是：“您是要一个鸡蛋还是两个鸡蛋？”石星用的，也是这种技巧。他不说该不该给日本封贡，而是说如果日本人来乞降，咱们该怎么处理，无形中替万历与朝廷预设了一个议和的立场。
万历皇帝听了石星的建议，觉得不错，便开口说给秀吉封一个日本国王没问题，就是个空头名分。至于入贡，还是免了吧，让他们老老实实呆在日本岛上就行了。
根据万历的口谕，朝廷拟定了一个底线：日本从朝鲜全部撤军；秀吉派人上一份降表请罪；大明封秀吉为日本国王。
皇帝既然定了基调，群臣也暂时消停了。石星心中大喜，赶紧告诉宋应昌，你手里不是还扣着一个日本使臣么？赶紧弄过来吧。
石星说的日本使臣，正是内藤如安。
原来沈惟敬和内藤如安两个人在汉城随明军后撤，满心以为能跟宋经略、李提督一同赴辽。可是九月十二号宋应昌和李如松渡江回辽，他们两个却被留在了平壤，一呆就是两个多月。
对于截留使臣这件事，宋应昌的解释冠冕堂皇：“我是打算把内藤如安羁留几个月，到时候留守的明军部队都安置好了，朝鲜军队也都整训完毕，届时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没后顾之忧了。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