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州大将汪端，劫持周保权及家属，逃亡到长江南岸，在一处僧庙中惶恐不可终日。李处耘率师渡江，擒获周保权，将其押赴汴梁。
太祖释放周保权，不问他的罪过，并封他为右千牛卫上将军。
汪端此际还在拥众寇掠，慕容延钊用了一段时间，率宋师将其击杀。
初平湖湘时，太祖让薛居正来知朗州。当时正赶上汪端的逃亡之卒数千人啸聚山林大泽之间。慕容延钊大军有位监军使怀疑朗州城里一千多和尚都是贼寇的党羽，讨论对策中，准备将这些和尚全捉了，杀了。薛居正认为未必是事实，于是暂缓其事，并率众与慕容大军一道，剪灭群寇，抓获贼帅汪端后，审问得知：没有城内和尚们什么事。于是全城的和尚被薛居正救下。
赵匡胤麾下第一名将
薛居正，就是《旧五代史》的主编，我这部《赵匡胤时间》的重要参考书就是《旧五代史》。后汉乾祐初年，史弘肇领侍卫亲军，做事残忍，执法狠戾，没有人敢于触怒他。薛居正正做着刑部侍郎，对他的做法有不满。有一次，史弘肇的部下有人来告，说有百姓犯了盐禁，按法当死。判决就要定案了，薛居正看卷宗，怀疑此事未必属实，就召来当事人亲自审问。一问，知道事情原委了，原来是史弘肇部下的小吏与这个当事人有私人过节，所以借史弘肇的严刑峻法，想置人于死地。薛居正不客气，直接召来这个小吏审问。史弘肇虽然“怒甚”，也没有让薛居正屈服，坚持要执法公正。两堂对证，小吏承认了自己的诬告。薛居正救了一个冤民。
这些事证明了薛居正先生确有“弭冤白谤”的圣贤之心。在五代十国时期，在大宋剿匪初期，他不畏权贵，坚守法度，我甚为赞赏。此事足可浮一大白。
史称薛居正“气貌瑰伟”，相貌气质，俊朗伟岸，能吃酒，可以饮至数斗而不乱。品性也不错，有孝行，居家时很是俭约，为相十八年，以“宽简”得人称道。但史上对他有微词，说他胆小有畏忌，但我以为此评不确。薛居正是守身正派，不多事，史称“不好苛察”，不习惯苛刻地盯着谁谁谁的毛病，懂进退之礼。这样的人物，最适合出任宰辅。他应该是乱世结束后，为大宋带来祥和之气的最早的国家高级干部。
慕容延钊，则是赵匡胤麾下第一名将。
后汉初，他与赵匡胤差不多同时期从军。周恭帝即位后，任殿前副都点检，赵匡胤入都点检，是老赵的副手。赵匡胤称帝后，加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他与老赵是多年旧友，感情深厚。延钊病重时，老赵亲自选了良药封好送他。讨伐荆湖不久，慕容延钊病逝，老赵哭得甚为哀恸。
连负责礼仪的官员都觉得这个老赵太过了，就说：“为近臣发哀，哭声应按礼仪规定，不要过哀。”
老赵说：“我不知道哀恸从哪里来，我就是哀恸啊！”
慕容延钊与赵匡胤惺惺相惜，是那种英雄间意气相投的友谊。延钊大老赵十四岁，老赵称延钊为“兄”。史称太祖“常兄事延钊”。直到太祖即位，派遣使慰劳时，还以兄呼之。
我相信老赵和慕容将军的这份情谊很真诚，超越于君臣品阶之上。
慕容将军平定荆湖之后，剩有湖南辰州（今湖南怀化）一地未能攻下。
此地有锦、溪、巫、叙四郡，唐末时，为“蛮酋”割据，各自凭险自固，并不时出兵寇抄四邻郡县。
宋师既平湖南，赵匡胤认为辰州应该另有平定之法。于是秘使人寻找了解南人情性、通晓当地形势、沉勇智谋之土著，准备由其自治管理。
不久，地方推举了一个“辰州猺人”秦再雄，称此人“武健有奇略，蛮党畏服”。赵匡胤召他来京师，亲自与他谈话，觉得此人可任，于是提拔他为刺史，要他自己搭班子，所在租赋由其自行处理。秦再雄十分感恩，誓以死报。到得辰州之日，训练精锐士兵，得三千人。据称这些士兵“皆能披甲渡水，历山飞堑如猿猱”，都能披着盔甲过河，过山峰、越沟堑，轻捷得如同猿猴。他又亲自挑选了心腹亲兵二十人，让他们分头到境内诸蛮之地，传达朝廷怀柔之意。这些地方势力“莫不从风而靡，各得降表以闻”，全部归附了朝廷。
太祖大喜，召秦再雄到京师，在大殿当面给他奖励。秦再雄感动得伏地流涕，呜咽不止。太祖又改封他为辰州团练使。后来又以他的门客王允成为本州推官。这些，都让秦再雄无限感恩。史称秦再雄一生尽忠尽瘁，辰州以南，并诸州延袤千里，终太祖之世，无蛮陌之患，不增一兵，不费军帑，而边境妥安。“自是荆、湘无复边患”，从此以后，荆襄之地没有边患。这事不得不推功于老赵起用“蛮人”自治“蛮地”的政策英明。
湖南悉平，得十四州，一监郡六十六县。太祖以户部侍郎吕余庆权知潭州，大将潘美为潭州防御使。
武平军，平。
孟知祥的彩头
赵匡胤在地图前，按着荆南、武平诸州郡，想起当年王朴《平边策》中“先南后北”的战略意见。王朴认为“先南”之“南”为“南唐”，得南唐“则桂广皆为内臣，岷蜀则可飞书而至。如不至，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广西、广东都将成为内臣，巴蜀则可以一纸文书而令其归附朝廷。如果不来，则四面并进，可像卷席一收复两川……但在老赵的直觉中，“先南”之“南”，却是“荆南”“武平”，次第到“巴蜀”“南汉”，最后才是“南唐”。在老赵眼里，南唐，比较起来，块头还是大了点。而今“荆南”“武平”已平，他的眼睛已经瞄向了西部又一块广袤而又富饶的土地——巴蜀。
大唐帝国灭亡之后，中原先后立国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史称“五代”。但“五代”到了大宋时代已经终结。
中原之外又有四川的前蜀、后蜀，江南的南唐、南汉、吴越、吴、闽、南平、楚，山西的北汉，共十个国家形态的政权，史称“十国”。现在这“十国”中，吴国已经由南唐取代，不存在了；闽、楚被南唐灭了，不存在了；南平，已被慕容延钊所灭，不存在了；但南唐、南汉、吴越、北汉尚在。
五代十国之外，另有各类割据政权十几个，如赵国、北平、晋国、岐国、定难、卢龙、殷国、武平、清源、朔方、静海、归义、河西等。这类政权，武平，已被慕容延钊所灭，不存在了；其余诸政权，除了清源军还在据守泉州、漳州之地外，其他政权也都在军阀混战中灭亡了，不存在了。
这些大小国家政权之外，又有北部契丹，西北部回鹘、正在崛起的夏，西南部吐蕃、大理，东北部女真等部落政权。
这就是大宋立国之初面临的地缘政治格局。
后蜀，即五代十国的十国之一。
公元925年，后唐灭前蜀，以大将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次年，知祥入川。公元932年，知祥杀东川节度使董璋，被后唐封为蜀王。公元934年，孟知祥称帝，年号明德，史称后蜀。同年，知祥死，谥为高祖。子孟昶即位，是为后主。这一年，赵匡胤八岁。他应该在少年时代听到过孟知祥和孟昶父子两人的故事。后蜀次年改元广政，传两代，总三十一年。
关于孟知祥，有两个传说，一个是“好一点的”，一个是“坏一点的”。
先说这个“坏一点的”传说。
说孟知祥入蜀之初，见川中险固，暗有割据之志。到达成都后的某个晚上，走到郊外小憩。看到有推小车的路过，车上的东西都装在袋子里。“袋”与“代”音同，孟知祥忽然有讨彩之念，因此问车夫：“你这车子能装多少袋啊？”
车夫答：“用了吃奶的力气，也不过就两袋。”
史称“知祥恶之”。其后果然两代而国灭。
再说这个“好一点的”传说。
当时川中分东川、西川两部分。董璋在东川，本来是要与孟知祥合兵一处抵御后唐的，但最后被孟知祥吞并。据说，董璋勇悍，自认为天下无敌。孟知祥对他有忌惮，当他来攻打董璋时，董璋认为他这是来送死。
但到了阵前，孟知祥想故意做出轻松的样子，让诸将放心，坚定信心。想了想，就说：“我写个字给董璋吧。”拿起笔就写，本来想写个“董”字的，没想到写了个“重”字。他心里不太高兴，别扭了好久。
跟随他的判官知道了，马上带着诸将从马上下来拜贺。孟知祥迷惑，说：“我写了个‘重’，这事可不好推测了。你为何要拜贺啊？”
判官说：“主公写的这个‘重’字，是‘董’字无头啊！‘董’已无头，此必胜之兆也！”
孟知祥一听大喜。三军也欢呼起来，士气大增。于是一战而灭董璋。
神秘家因此认为有些事是不可测知的。
昏妄的末世君主
说来孟知祥当初据蜀而反，与安重诲有关。
当初孟知祥的家眷都在内地，孟知祥要反，心疼这些家眷，如果不接到巴蜀，他一反，估计家眷们就危险了。于是上表给后唐朝廷，请求将家属搬到川中来。安重诲正在主持枢密院事，一开始没有答应。孟知祥对人说：“我知道了。”于是秘密地让人带上黄金百两去贿赂安重诲。安重诲见钱眼开，当时就面奏明宗李嗣源，让孟知祥将家属接走。
等到家属到达川中后，孟知祥对后唐这个朝廷立即有了鄙夷。他笑着对人说：“天下人听到枢密院，嚯，好家伙，以为这是天地间没有的大家伙。嘁！谁能知道它也就消受百金而已啊！这就没有什么可怕的啦！”
于是据守巴蜀险要，称帝，反。
但他称帝当年就病逝了。儿子孟昶即位。
这位孟昶也是一有章有节的人物。他不像后来若干文献中说的那样不堪，他有不少德政，说起来甚至很感人。但在他执政二十年后，却有一项恶政开始让后蜀渐渐走向衰微直至灭亡。
大宋建隆三年，当后蜀广政二十五年，孟昶感到周围“国际环境”的压力，又跟周世宗打了几仗，损兵失地不说，财政也开始紧张。他又想扩充军备，往日朝廷财税有限，于是下令要有关部门考核境内诸州的业绩，实际上就是“查账”。果然，“查账”后，说这些州镇有多年拖欠的赋税，需要“别行追督”，也就是除了按正常程序缴纳外，现在还要开始补交，而且一次就要补交五年的赋税。这是明摆着的聚敛之术。朝廷“追督”地方，地方就要“追督”士庶，因此，聚敛的终端就是国民。此类做法与后晋石重贵的“括率”、契丹耶律德光的“打谷草”性质一样，都是掠夺。邦国政府一旦开始掠夺国民，它的合法性、合理性、正当性，顿失。后蜀无论有多少德政，从掠夺国民开始，已经置民于倒悬，而推翻这个后蜀朝廷，就有了解民倒悬的汤武大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宋颠覆后蜀，实是一场王道革命。
北宋僧人文莹《玉壶清话》载一事：
有间者（老赵派往蜀国的间谍）自蜀还，上问曰：“剑外（剑门关外，指巴蜀）有何事？”间者曰：“但闻成都满城诵朱长山苦热诗曰：‘烦暑郁蒸无处避，凉风清冷几时来？’”上曰：“此蜀民思吾之来伐也。”
“烦暑”，就是“烦蜀”；“无处避”，就是“无处逃避恶政”；“凉风”，就是盼望“救民于火热”的义师。老赵对自己伐蜀的正义，毫不怀疑。
后蜀有一个县官名叫田淳，他是成都人。朝廷“别行追督”令到了他的管辖地方时，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一项“犯天意”而“损君道”的恶政，若不加改变，后蜀必亡。出于那种桑梓之情、忠义之理，他给后蜀朝廷上疏劝谏，大略说了两条“犯天意”、两条“损君道”：
现在正当阴阳变动，天运人事，应有改更。陛下如采厚敛之末议，必乱经国之大伦，此犯天意者一也。
天象已经呈现为灾福变易之兆，顺天者应早有所谋划。如果更倍赋加租，将有不测之祸，此犯天意者二也。
四海财货，尽属至尊，散在民间，积为赀产，或有强逼勒索，谁敢抵拒？陛下何不舍其小畜以成大有乎？此损君道者一也。
夫百姓，六军之主也，百姓足则军莫不足，百姓不足，军孰与足？务夺百姓，专赡六军，此其损君道者二也。
田淳此议实是圣贤思想所在，都是正道正理；但蜀主不能用。
田淳于是大失所望，他知道他正在辅佐的乃是一个昏妄的末世君主，于是对亲近们抖落孟昶的僭妄之处说：
我看这蜀主，改厅堂为宫殿，改紫绶为黄服，改前驱为警跸，改僚佐为卿相，改妻妾为妃后……这都是“僭伪”的称谓啊！他还真不如常称“成都尹”（成都市长），省得以后遭遇灭族之祸！
听田淳这一番话的人，无不为之恐惧。但田淳论议自如，恬不为意。
有人对田淳说：“如君之才干，固然能当大任，但如果稍稍低调一点，也许就能做到庙堂高官了！”
田淳不屑道：“吾安能摧眉折腰附和狗鼠哉！”
史称田淳所谓的“狗鼠”，是实指后蜀当朝权臣枢密使王昭远之辈。
如果推究起让后蜀灭亡的原因，可以说一堆，但若推究最直接的人物，这个王昭远先生，难辞其咎。
少主孟昶励精图治
王昭远，成都人。少年时曾服侍一位禅师。孟知祥在府中请禅师吃饭，少年王昭远执巾履跟从禅师。知祥一见，就喜爱这个佛门童子。加之这个少年又“慧黠”聪明，知祥越发喜欢。当时孟昶也在少年，知祥就令他与儿子陪读，给事左右。两少年也是一见就互相喜欢，甚为亲狎。孟昶称帝后，以昭远为卷帘使。当时的枢密院权重难制，孟昶就以王昭远为通奏使知枢密使事，朝中事无大小，都交由昭远办理，府库金帛也随便昭远取用，概所不问。
孟昶母亲李太后觉得昭远不可用，告诫孟昶，不要委大权于这个庸人。孟昶不听。他与昭远似有男人间令人感动的友善。
王昭远好读兵书，常年手持一柄铁如意，自比诸葛孔明。
孟昶在位三十年间，中原正是多事之秋。后蜀却据险一方，基本平安，除了跟周世宗的一场战争，丢了秦州、凤州之外，似乎始终置身中原争斗之外。大本营几十年没有遭遇战争烽火。于是君臣“务为奢侈以自娱”。史称孟昶所使用的尿壶，都用七宝装饰，可称极尽奢华。
据说这个用“七宝”装饰的尿壶，最后进入大宋后宫。老赵初时不知，当得知这个装饰得花里胡哨的东西是个尿壶时，下令将其击碎，并且对孟昶说：‘你拿这个东西做溺器，又拿什么东西盛食物呢？奢靡如此，不亡国还等什么！”所谓“七宝”，诸说不同。唐时“七宝”为：黄金、白银、琉璃、水精、美玉、赤珠、琥珀。这都是用来供奉佛祖的贵重装饰用品。孟昶此举，不仅奢侈，更有轻佻渎神倾向。
孟昶继位时不过十六岁，人称“少主”。但少主却年少老成，有一种刚毅果敢之姿。孟知祥留下的老臣倚老卖老，并不曾高看这位少主。其中几个老臣残害百姓，恶名昭著。孟昶年纪轻轻使起杀伐手段，解决了几个老臣，很快树立起个人威望。以至于有个老臣李肇，平时见孟昶总是拄着拐杖，一次自藩镇来朝，像平时一样，杖而入见，自称有病在身，不能跪拜。等到听说孟昶居然干掉了几个老臣，吓得赶忙丢掉拐杖下拜。
孟昶将先帝故旧收拾殆尽，开始亲问政事。
执政之初，孟昶有鼓励言论自由的肚量。他好打球、好走马，又好房中术，还多次从民间采良家女子以充后宫。宋无名氏《五国故事》记载，孟昶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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