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江淮之间将逐渐全为我所有。既得江淮,就用那里的百姓,扬我大周的兵勇,江之南亦不难而平之也。如此,则用力少而收功多。
得到江南,那么桂州(后楚)、广州(南汉),皆为“内臣”,巴蜀诸国,可以传檄而定。如不至,我已得四方之地,则四面并进,席卷而蜀平。
吴、蜀平,幽州(等十六州故土)亦望风而至。
只有河东,并州北汉,是必要拼死一战的敌寇,不可以恩惠信义诱导,必当用强兵制之。但自从高平战后,他们已国力虚、士气丧,必不能再主动兴兵,故此地当无太大边患,我们应暂放以后图取。待天下已平,看好时机,可一举擒获。
如今士卒精炼,甲兵有备,部下懂得畏服军法,诸将愿意效力疆场。再有一年时间就可以出师了。现在,应该从夏秋开始,积蓄粮草充实边境。
史称世宗柴荣看完这一篇《平边策》,“欣然纳之”。
柴荣时代群臣多因循守常,苟且偷安,很少有人考虑天下问题。故柴荣《求言诏》下后,群臣所上言,很少有可取者。只有王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凡所规画,皆称上意”,神采俊朗、气度劲迈,有谋略,能决断,所有的战略规划,都能让世宗满意。从此以后,柴荣格外赏识王朴,很快将其提拔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以后又进入枢密院。
底定中原路线图
今日读《平边策》仿佛再见“隆中对”。那一种规划分明、指挥若定的气概,五代雄文,似无出其右。所以后来周世宗、宋太祖,基本上是按照《平边策》战略构想行动,虽然次序有不同,但思路是一致的。在五代末年大棋局中,这是一篇名垂青史的“底定中原路线图”。
但这个“路线图”也有两个地方,在今天看来似乎并不准确。
一是“吴、蜀平,幽州亦望风而至”。这句话说得未免过满,后来的事实证明,幽燕十六州并没有“望风而至”,虽然世宗柴荣征讨契丹时,幽州以南确实是“望风而至”。历史无法假设,但终宋太祖、宋太宗两代人,没有解决契丹问题,终北宋九朝百余年,也没有解决契丹问题。显然,“幽州亦望风而至”不现实。小觑契丹,是不明智的。
二是关于路线问题,按王朴设计,平天下的程序是:
先下江淮;
次下江南;
再下荆湖、南汉;
再下巴蜀;
尔后北向幽燕(契丹);
最后下河东刘氏。
世宗柴荣按照王朴的意见,果然平定了江淮,但没有去下江南,兵锋转向契丹,兵不血刃征服燕南等地,惜英年早逝,壮志未酬。
宋太祖继承后周事业,已经得到江淮之后,首先征服了与北汉勾结的潞州李筠,而后平定了扬州李重进。接下来,没有动江南,而是从江南西侧的南平、武平、南汉开始用兵。等于在南唐和后蜀之间的湖北、湖南、两广等地撬开一个巨大的裂痕。而后还是没有动江南,而是转向巴蜀。一直到巴蜀灭后,才将兵锋指向江南。南唐下,宋太祖没有按照王朴的意见先去解决幽燕问题,而是转向了河东之地,结果没有达到目的,顿兵而归。
周世宗在征讨幽燕时,遗恨而终。
宋太祖在征讨北汉时,遗恨而终。
而幽燕、北汉,事实上都是契丹的势力范围。
故柴荣虽然接纳了王朴的意见,但又做了战略调整,按照柴荣后来实施的“路线图”计划,大略程序应该是:
先下江淮(与王朴同);
次下幽燕(与王朴异);
再下江南(与王朴异);
再荆湖、南汉(与王朴异);
尔后下巴蜀(与王朴异);
最后下河东刘氏(与王朴同)。
按照赵匡胤的“路线图”意见,大略程序应该是:
江淮已下(与王朴同);
次下荆湖、南汉(与王朴异);
再下巴蜀(与王朴异);
再后下江南(与王朴异);
尔后下河东刘氏(与王朴异);
最后下幽燕(与王朴异)。
但老赵的这个“路线图”被赵普所修订,赵普坚决不同意下幽燕,甚至不同意下河东。所以最后老赵实施的“路线图”是对赵普“路线图”的折中:
先下江淮(与王朴同);
次下荆湖、南汉(与王朴异);
再下巴蜀(与王朴异);
再后下江南(与王朴异);
尔后下河东(与王朴赵普异);
最后下幽燕(与王朴赵普异)。
关于“平边路线图”,王夫之《读通鉴论》也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大略是:
先下江淮(与王朴同);
次下幽燕(与王朴异,与柴荣同);
再下荆湖、南汉(与王朴同);
再下巴蜀(与王朴同,与柴荣异);
尔后下江南(与王朴异,与赵匡胤同);
最后下河东刘氏(与王朴同)。
王朴、柴荣、老赵、赵普、船山五人意见用图表展示,如下:
人 物
顺 序
王朴
柴荣
赵匡胤
赵普
船山
一
江淮
江淮
江淮
江淮
江淮
二
江南
幽燕
荆湖、南汉
荆湖、南汉
幽燕
三
荆湖、南汉
江南
巴蜀
巴蜀
荆湖、南汉
四
巴蜀
荆湖、南汉
江南
江南
巴蜀
五
幽燕
巴蜀
河东
不下河东
江南
六
河东
河东
幽燕
不下幽燕
河东
我赞同船山意见。
船山王夫之认为柴荣下江淮后,即转向幽燕,作为大棋局的第二步落子,非常正确。而这一个意见,不仅王朴没有认识到、赵普没有认识到,连赵匡胤也没有认识到。船山先生盛赞此举。他说道:
周主南伐江南,劳师三载,躬亲三驾,履行阵,冒矢石,数十战以极兵力,必得江北(即指江淮之地)而后止。江北既献,无难席卷以渡江,而修好休兵,馈盐还俘(南唐主向柴荣要求得到海陵之地,以供给国内用盐。柴荣不给地,但每年给南唐三十万斛盐;战争中俘虏的江南兵,也陆陆续续放还),置之若忘。呜呼!此其所以明于定纷乱之天下而得用兵之略也。
盖周主之志,不在江南而在契丹也。
当时中原之所急者,莫有大于契丹也。石敬瑭割地以使为主于塞内,南向而俯临中夏,有建瓴之势焉。叛臣降将,导以窃中国之政令,而民且奉之为主。德光死,兀欲、述律(契丹内乱)交相戕贼,至是而其势亦衰矣,是可乘之机也。然其控弦驰马犷悍之力(指契丹在燕云十六州的兵力),犹未易折棰以驱之出塞。且自朱温以来,所号为中国主者,仅横亘一线于雍、豫、兖、青之中(是说“雍、豫、兖、青”之北已经属于契丹),地狭力微,不足以逞志。而立国之形,犬牙互入,未能截然有其四封(边境与敌国直接接壤,地缘形势无安全感),以保其内而应乎外。则不收淮南、江北之地,中国不成其中国。守不固,兵不强,食不裕,强起而问燕云之故壤,石重贵之覆轨(后晋末没有收复江淮就向燕云用兵,导致亡国大败),念之而寒心矣。
然而契丹不北走,十六州不南归,天下终不可得而宁。而欲勤外略,必靖内讧。乃孟氏之在蜀,刘氏之在粤,淫虐已甚,下之也易,而要不足以厚吾力、张吾威也。唯江南之立国也固矣,杨(行密)、徐(知诰)、李(李昪)阅三姓,而保境息民之谋不改。李璟(李昪之子)虽庸,人心尚固,求以胜之也较难。唯其难也,是以胜其兵(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兵)而足以取威,得其众(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众)而足以效用,有其土(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土)而足以阜财,受其降(指属于南唐的江淮之俘)而足以息乱。且使兵习于战,以屡胜而张其势;将试于敌(指契丹),以功罪而择其才(在攻打契丹时发现并挑选日后用于讨伐江南的将才)。割地画江,无南顾之忧,粤人(南平国等)且遥为效顺。
于是逾年而(周世宗)自将以伐契丹,其志乃大白于天下。而中国之威,因以大振。其有疾而竟不克者(指柴荣早逝),天也,其略则实足以天下而绍汉、唐者也。王朴先蜀、粤而后幽、燕之策非也,屡试而骄以疲矣。
现在来看船山先生主张江淮一定,即将兵锋指向石敬瑭割地的意见,很可能是正确的。因为道理如此,更因为柴荣有此一役,已经尽得关南之地,再努力,就足以克服幽云。可惜英年早逝。
赵匡胤后来没有按照柴荣的战略展开,结果幽云始终在草原帝国手中,为北宋带来一百余年的压力。
历史的多种可能
江淮、北汉、契丹不论,关于南方诸国,先下荆湖巴蜀,还是先下江南南唐?王夫之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在这方面,他赞同太祖赵匡胤的战略,认为老赵此举优于王朴《平边策》。他说:
以势言之,先江南而后蜀,非策也。江南虽下,巫峡、夔门之险,水陆两困,仰而攻之,虽克而兵之死伤也必甚。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埽叶得势故也。
以道言之,江南虽云割据,而自杨氏、徐氏以来,以休兵息民保其国土,不随群雄力竞以争中夏。李璟父子未有善政,而无殃兆民、绝彝伦、淫虐之巨慝(意思是说李璟李煜没有大恶);严可求、李建勋皆贤者也,先后辅相之;冯延巳辈虽佞,而恶不大播于百姓;生聚完,文教兴,犹然彼都人士之余风也。
孟知祥(后蜀第一代君主)据土以叛君,阻兵而无保民之志,至于昶,骄淫侈肆,纵嬖幸以虐民也,殆无人理。则兴问罪之师以拯民于水火,固不容旦夕缓也(意即后蜀比南唐恶,理应先讨平之)。
岭南刘氏积恶三世,民怨已盈,殆倍于孟昶;而悬隔岭峤,江南未平,姑俟诸其后,则势之弗容迫图者耳。
先吴后蜀,理势之两诎者也(如果先下江南再下巴蜀,从道理和形势看,两方面都不利)。此宋之用兵,贤于王朴之策也。
但王夫之也从“道理”和“形势”两方面立论,分析了平定河东或幽燕的利弊。这方面,他赞同王朴的意见。船山说:
刘知远之自立也,在契丹横行之日,中土无君而为之主,以拒悍夷,于华夏不为无功(是说后汉第一代君主刘知远有捍御契丹之功)。刘崇父子(刘崇、刘承钧)量力自守,苟延血食,志既可矜;郭氏既夺其国,而又欲殄灭其宗祀,则天理之绝已尽(说郭威灭汉隐帝,又杀刘赟,违背天理);抚心自问,不可以遽加之兵,固矣(因为理不直)。虽在宋世,犹有可悯者存也。契丹乘石敬瑭之逆,阑入塞内,据十六州以灭裂我冠裳,天下之大防,义之所不容隳者(中华道义不能沦丧),莫此为甚,驱之以复吾禹甸(大禹所奠定之九州岛之吾土),乃可以为天下君。以理言之,急幽、燕而缓河东,必矣(因为幽燕是吾华之故土,不应在契丹境内,故应先下幽燕)。
即以势言,契丹之据幽、燕也未久,其主固居朔漠,以庐帐为便安,视幽、燕为赘土,未尝厚食其利而歆之也(说契丹对幽燕之地无恩可言)。而唐之遗民犹有存者,思华风,厌膻俗,如吴峦、王权之不忍陷身污秽者,固吞声翘首以望王师,则取之也易(说幽燕之地有人在盼望王师来讨)。迟之又久,而契丹已恋为膏腴,据为世守,故老已亡,人习于夷,且不知身为谁氏之余民,画地以为契丹效死,是急攻则易而缓图则难也。幽、燕举,则河东失左臂之援,入飞狐(今河北涞源)、天井(今山西襄垣)而夹攻之,师无俟于再举,又势之所必然者。王朴之谋,理势均得,平一天下之大略,斯其允矣。
当初赵匡胤曾有先下幽燕之志,惜没有实施;反而先去下河东,结果没有成功。直到太宗赵光义时代,还是坚持先下河东后下幽燕,等于还在犯战略错误。其实,不能先下河东,这个见识不仅王朴有,赵普也有,柴荣也有,张永德也有。据《东都事略》,太祖受禅之初,曾经向永德问“并汾之策”(并州、汾水,都在河东)。永德说:“刘氏虽然兵少但是很强悍,再加上契丹的援助,未可遽然而下。可以用间谍来离间他们君臣之心,设游兵以扰乱他们农耕之事,待等到它疲敝不堪时,才可以图谋。”这个意见事实上是深化了王朴的意见。老赵初期没有采纳这个意见。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继承了王朴、柴荣、张永德和王夫之的意见,对太祖、太宗的这一战略失误,有一段深刻的论述,他说:
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蓟;其不能取燕蓟,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与周世宗谋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后乃及太原。盖燕定则太原罝中兔耳(幽燕平定,河东太原就像笼中的兔子),将安往哉!太宗一日忘其本谋,急于伐汉,尽锐坚城(指太原)之下,仅能克之。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缯。一败而没世不振,再举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势,倒行求前,以致颠蹶也(打河东之后,兵已疲敝,再打契丹以致失败)。
王朴《平边策》虽然是一个可以调整的战略规划,但大辂椎轮,结构架子是出色的。他提出来的平天下次第,至少启发了柴荣、老赵,从地缘、形势、天理各方面来评估用兵先后,决定路线逻辑。王朴所谓“先南后北”“先易后难”,取江南先取江淮以获得战略先手主动权的思路,都是攻战战略中值得称许的大见识。不同的只是:“后北”的“北”有两个方向:河东与幽燕。在这个问题上不仅赵匡胤犯了错误,赵光义也犯了错误。没有犯错误的是柴荣,但他可惜死得太早了,以至于王夫之要慨叹:
威方张而未竭,周主亟用之,天假之年,中原其底定乎!
后周征伐江南,其兵威刚刚开始震慑天下,还没有衰竭,周主柴荣如能赶紧乘其兵威而用之于幽燕,天假之年,中原就可以在后周时代底定了吧!
在老赵那里,持“先南后北”战略最坚定的人物是赵普。
但钱穆认为“宋则以赵普谋,先南后北为持重。兵力已疲,而贻艰钜于后人,则太祖之失也”。钱穆认为这个“先南后北”战略是错误的,正因为一开始就在南方用兵,结果“兵力已疲”,再向北方用兵时,力量开始削弱,等于给后人(赵光义等)造成了难度。这也是一个意见。历史已矣,无法复盘,可留给人的是思想的无限推演。推演中,各有家法。钱穆意见,也是一家之言。
西征军首战失利
周世宗柴荣常常因为自唐僖宗时中原日益缩小而愤慨。自从高平一战奏捷,慨然而生削平诸国、一统天下的志向。正好后周西边的秦州,有人到汴梁献策,请求恢复旧日大唐疆域,柴荣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意见。
当初后晋末年,契丹入主中原,雄武节度使何重建,杀死传诏的契丹使者,率秦(今甘肃天水)、阶(今甘肃武都)、成(今甘肃成县)三州,归附后蜀。现在,后蜀听说后周有异动,就派出客省使赵季札来到这三州巡视东北边备。
赵季札与史上纸上谈兵的赵括有一拼,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家伙;但他又没有赵括的勇气,只会吹牛。所以他巡视了一圈之后,对后蜀主孟昶说:“雄武(今甘肃榆中)节度使、凤州(今陕西凤县)刺史等人,都不是将帅之才,不足以御大敌。”蜀主问:“那谁可镇守那里啊?”赵季札说自己行。蜀主就任命他为雄武监军使,并将宿卫精兵千人作为他的亲兵部队。
蜀主又命知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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