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陈桥驿的另一个隐秘的逻辑起点。
高平之战的历史大义
高平之战，另有历史大义。
按照船山《读通鉴论》的意见，高平之战，不仅仅关乎北汉、后周之兴亡，更关乎天下“治乱之枢机”。从历史时光的后面来看，一家一姓之兴亡确实并不重要，譬如，后周，不过是郭氏夺了人家刘氏的社稷，丢了后周，这个后周本来就不应该是郭氏所应有；北汉，兴起的是复仇之师，灭了后周，也不算不义。但说它关乎“治乱之枢机”则另有道理。
从历史角度来考察，后梁朱友贞，后唐李存勖、李从珂，后晋石重贵，后汉刘承祐，这些邦国帝君的覆亡，都不能算直接亡于外寇，而是亡于大藩的骄帅。这些藩镇刺史，带着并不忠贞之心，觊觎高位、贪婪荣华，因此对故主兴亡并不介意，反而会利用故国之亡成其不轨之志。故在历次大战中，大帅们关心的往往是自家实力之扩张，而不是同仇敌忾扫荡仇雠。所以大战中并不鼓勇向前，反而一败而溃的战例比比皆是，犹疑观望的大藩在在皆有。甚至在溃败中，反而反戈内向，挟持故主而迎奉国仇，并因此而居功邀赏。平时拥兵自重，据土自强，做着国家的将相，却尸位素餐，只想着如何在自家地盘上成就非分的想法。这就是五代藩镇的真实面目。所以船山先生断言：樊爱能等人在高平之战中，所以未战即溃，当时就是存了这类念头。
四朝老臣冯道，也怀有此心。
勾结契丹，以成就升迁，不仅在藩帅们那里如此，在下级军官中，也有人愿意这么做。如广顺三年，郭威的时代，就有齐州（今山东济南）戍卫部队右保宁都头刘汉章杀死都监杜延熙，准备策划接应契丹军队的事件。事情虽然没有成，但这是一个恶例。证明借助契丹图谋不轨者，即使在下级军官中也时有人在。
当时的柴荣，并非郭威之血亲后裔，也未有大功于邦国，郭威时代就有朝中元老对这个没有军功的皇上养子有过莫名的嫉恨。柴荣那时镇守澶州，但知道朝中有乱象，多次要求入朝做官，辅助养父一整朝纲，但大臣王峻等人一力排挤，不让他入朝。王峻此时虽然已经死去，但朝中王峻第二、第三之类人物还是不少。假使高平一役，柴荣不是御驾亲征，而是坐镇京师，派出诸君去平定刘崇，万一小战不胜，大军奔溃，那非常有可能重现藩帅回师，假敌手之力反灭故主的历史场景。樊爱能辈未战即溃，这个可能性太大了。当初郭从谦、朱守殷就是这么对付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康义诚就是这么对付李从厚的，赵德钧就是这么对付李从珂的，杜重威、张彦泽就是这么对付石重贵的，侯益、刘铢就是这么对付刘承祐的。这些人的规律性做法就是：“秉钺而出，倒戈而反，寇未入而孤立之君殪。”带着皇上封赏的节钺出军，却背信弃义倒戈而回，敌寇还没有进入本国，而孤立无助的国君已经被逆臣杀害。周世宗柴荣，如果不是坚持北上亲征，也很有可能会有此结局。
这说法并不是为历史做假设，而是五代藩镇逻辑的经验性呈现，是一种屡见不鲜的风景。
如果出现这类风景，那将不仅仅助长当朝逆臣之恶，让中原从此继续习惯于乱世而无底定，更让刘崇之辈挟契丹而入据中原，那时，不知又要有多少场“打草谷”，而黎民之苦更无尽头了！当初耶律德光都赖在中原不想走，耶律璟如果过来，怎么肯走？那样，就等于是一场靖康之祸！
冯道所熟悉所盘算的，就是这类风景。他正等着“袖劝进之表以迎新君”呢。
但大帝柴荣决志亲征，高平对垒之际，右翼已经溃败，但这一队人马，还不足以摇动众志；樊爱能的溃掠逃兵，也不能够回奔京师劫掠宫阙；柴荣及诸君将士身立血战之功，而樊爱能等人伏法，没有人敢为之说情请命。“于是主乃成乎其为主，臣乃成乎其为臣，契丹不战而奔，中国乃成乎其为中国。”船山先生认为：“周主之为天子，非郭氏授之，自以死生为生民请命而得焉者也！”周主柴荣之所以能够稳稳地做他的天子，不是郭威授给他的，而是他自己以死生为赌注，为生民请命而得到的。船山先生将高平之战看成是“为生民请命”，从大历史视角看问题，就应有此见识。最后，船山先生认为：周世宗是有资格成为唐太宗那样人物的，这不是“冯道之老奸所可测”的大义所在。
他认为周主没有当时斩了冯道是因为“惮于其虚名”，忌讳冯道的虚名。
王夫之痛恨冯道，就差骂一句“苍髯老贼、皓首匹夫”了。
“五朝十君”老宰相
冯道这个人，史上即存在争议。
《旧五代史》对他评价不低，《新五代史》则把他骂得体无完肤。近世以来，更有文化本位主义者，对他有了新的肯定性评价，但民族主义者，则往往对他有了更深入的否定性评价。
冯道在“赵匡胤时代”是一个奇异存在。
事实上，他已经在不顾旧君、迎立新君，并以“事当务实”的姿态，回应了整个乱世，这样，对他褒贬不一的评论中，就有一个问题：“事当务实”，不应该吗？
当然也可以反过来问：“事当务实”就是应该的吗？
如果不应“事当务实”，士君子们在乱世中该如何处世？
如果应该“事当务实”，圣贤价值在乱世又当如何评价？
这可不是小问题。毋宁说，这是中国文化安身立命的大问题。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是有着富有道德张力的大问题。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已经将冯道钉在了耻辱柱上；如前所述，王夫之的严厉批评更再次将冯道钉在了耻辱柱上。
但回首纷乱的往事，重行思想冯道的思想时，也可以发现另外的可能性。
应该从冯道的一个个故实，展开对他的分析。发生于冯道身上的故实，是不可移易的铁案——至于对这些铁案的理解或讲述，当然因人而异。我要说的，是我对冯道的理解和讲述；也即不是你的，也不是他的。这样说话，是想避免一种争论或指责。当你认为我所言“错误”时，我也可以指责你的所言“错误”，有意味的是：你我之间，可能不存在仲裁。
我还知道一种智慧不那么高妙的独断论者有这样一种思维倾向，当他看到“无仲裁”这类判断时，率先想到的是：“怎么能没有仲裁？什么什么思想，谁谁谁的意见，难道不是仲裁吗？你这是历史虚无主义！”我很熟悉这类批评。我愿意耐心而又温和地预先回应在这里：您所谓的什么什么思想，或谁谁谁的意见，对我（而不是对你）而言，不是图腾。这类什么什么思想，或谁谁谁的意见，对我的重新思想历史人物，不构成尺度。我的尺度，价值尺度，在您知性可以感觉的苑囿之外。您所陌生的领域，恰恰是我所熟悉的。而我，愿意在我熟悉的苑囿，愉快地游戏。所以，我尽可能地谦逊一点，不去指责你的“错误”——我知道，那是你心目中的冯道，不是我心目中的冯道，当然，反之亦然。
我想象中，或经由我重行思想而“建构”的冯道形象，来源于今天可以看到的历史记录，也即俗称的所谓史料。我选择几个记录，大约可以呈现冯道比较丰富（而不是单向度的）的人性。
冯道自号长乐老。历仕后唐、后晋、契丹、后汉、后周五朝十君，做了二十多年宰相，人称官场“不倒翁”。
“不倒翁”的菩萨行
在这么多年的宰辅生涯中，他的个人操守有他人不及处。
乱世战争中，美女是战利品，每一次都有人取（不是娶）了美女送他。他的反应是，能推拒就推拒，不能推拒，就为美女安置别室，然后，设法找到这个女子的亲人，送她回去。乱世中取来的美人，大多是贵戚，一般也都有不俗的品质。但冯道不动心。这样的柳下惠品质，节制自己的欲望，在三千年文明史中，能够做到的，有多少人？唐太宗李世民对节制一向做得相当不错，但唯独在性的欲望方向上，他无法节制自己。冯道，在很容易得到性的满足的机缘之下，却像处理日常“义利之辨”一样，不动心，臻于化境一般，恪守圣贤之道，与他为人诟病的“事当务实”有了道德方向的紧张。
人性的复杂，即使在道德评判中，也往往充满可能的坎陷。一字褒贬之下，距离三维世界可能很遥远，也许还不过是一个二维的平面价值表格，甚至也许不过是一维线性世界的简单数据，无法整全性质地描摹三维世界中人的丰富。
褒贬，需要重新思想之后的推演。如果不考虑人性的复杂，就一时一事而论定史上人物的褒贬，很可能是言不及义的，也很可能是问题重重的。
冯道在听到父亲丧事的消息后，当天夜里就徒步出发，要赶几百里路，回去奔丧。他的家人在后面追上他，将路上需要的行囊给他。为父亲服丧期间，遇到饥荒，他就倾尽所有，救济乡里，甚至还在夜里，无人知晓的情况下去帮着没有能力种田的人家去种田。说他有民生理念，是有道理的。
后唐明宗李嗣源在位时，认为四方无事，冯道就在皇上比较得意的时候，对他说：“我常常记起过去任掌书记时，奉先帝之命出使中山，经过井陉险要地方，我常担忧马失足，非常小心，谨慎地抓住缰绳，幸好没有失误。但是等到了平坦大路，放开缰绳让马奔跑时，却不小心摔倒了。治理天下的道理也是这样啦！”这一番话感动了李嗣源。
李嗣源又问：“今年丰收了，百姓们的赡养是否该充足啦？”冯道说：“农民们遇上灾年就饿殍满地，遇上丰年又为粮价便宜发愁。无论是丰年、灾年，都有困苦。这是只有庄稼人才有的处境啊！我曾记得以前有个进士聂夷中的诗写道：‘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语虽粗俗，但说出了庄稼人的甘苦。农民是士、农、工、商中最勤苦的，陛下不可不了解这些情况啊！”李嗣源听了很高兴，让人将聂夷中的这首诗录下来，经常诵读。
耶律德光进入汴梁时，冯道正在邓州做官。他赶回京城来向草原帝国的君主效忠，这事成为他一生中的耻辱，但他在跟耶律德光对话时，仍然不忘记民生。耶律德光也知道天下疲敝，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
冯道说：“此时佛出救不得，唯皇帝救得。”
这时候，就是佛祖出世也救不了百姓啦，但皇帝您能救！
耶律德光没有更大程度地凌暴中原士庶，应该与冯道这一句话有关。这就是“一言兴邦”的最好注释。乃至于大宋名相王安石认为冯道此际是“屈身以安人”，所安者，百姓也。这种行为就是“诸佛菩萨行”，对冯道此语评价极高。有意味的是，将冯道骂得一钱不值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行文至此，也愿意说一句公道话：“人皆以谓契丹人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冯）道一言之善也！”
冯道的民生理念，感动了王安石，也感动了反对他的欧阳修。
这样的历史记录，在记录者那里，是经由思想之后的再讲述，其间的褒贬清晰可辨。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历史地位，已经出现了丰富性。
他对美色的超人自控能力，体现了他的道德操守；他对民生的关注，体现了他对传统圣贤精神的肯认。但他真正的复杂性，更体现在他对军政事务的处理方向上。这方面，他有“典型案例”。
远结契丹冯道出使
石敬瑭时，举国投靠契丹。契丹帮助石敬瑭有了天下，曾派人出使后晋，后晋需要派出大员去回应契丹的来使。一次朝会，石敬瑭说：“咱们应该派遣一位宰辅做大使，到契丹走一趟。”
这时候，朝中的大臣，宰辅一级的官员有好几个，都不敢搭腔，因为他们知道，到了契丹，生活苦不说，能不能回来不是个可以肯定的事。过去很多出使契丹的人，都被留下没有回来，韩延徽、赵德钧、张砺等，都没有回来。他们不愿意离开桑梓之地。此外，虽然已经与契丹通好，但是反覆难测，万一有变，性命休矣。于是，没有人愿意去。
冯道正与诸公在政事堂刚刚吃完饭，知道这事后，就对厅堂的管理主任说：“我冯道可以走一遭。”管理主任听后，手都发颤。冯道很从容地要来一张纸，写了两个字：“道去。”冯道出使契丹。当即就替石敬瑭拟定了一份敕令：着冯道出使。写完这道敕令，管理主任都流下泪来。冯道却找一个人交代他回冯府向妻子告别，自己连家也不回，当晚就住在驿馆中，准备出使的细节。
石敬瑭很感动，为他饯行，他说了很多推心置腹的话头，说到为了家国，不得不劳烦国家大臣出使远方，石敬瑭甚至很动情地向他敬酒。
契丹因为冯道名气大，所以对他也是极尽礼数，招待他的规格与招待本国国相的规格一致。赐给的物品也一样。平时赐给契丹宰辅象牙笏，也赐给冯道象牙笏；腊月赐给契丹宰辅大牛头，也赐给冯道大牛头。冯道还写诗记录此事：“牛头偏得赐，象笏更容持。”契丹看到诗很高兴，就暗示要把冯道留在草原。冯道回答：“两朝皆臣，岂有分别？”我冯道在后晋、契丹两朝都是臣子，留这里在那里，有什么区别。
契丹赐给他的财货，冯道全部用来购买薪炭。人问他，他就说：“北方地方寒冷，我老了，不堪忍受寒冷，要多买些取暖。”
他这个举动对契丹人有了感化作用。契丹人最后决定还是放他回中原去吧，尽管这是多么难得的一个人才！但契丹放他走时，冯道又三次上表愿意留下。契丹知道这是礼数，还是出于对他身体的考虑，让他南下。等到确定可以走了，冯道又拖拖拉拉了一个多月。等到出发了，又在各个驿站住上好几天，这样在契丹境内走了两个月。等到一出契丹国境，冯道马上命令快快回京！他早就归心似箭啦。人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冯道答：“契丹多诈谋。我如急着回国，他们要是看出什么端倪来，按照他们的骑兵那脚力，想追上我们，就是一个晚上的事，咱怎么走得脱？我不急，慢慢走，他们就无法测度了。”
后晋与契丹联盟，这事，不是冯道做的，却是冯道遭遇的。这话的意思是说，中原帝国勾结草原帝国形成一种屈辱的联盟，是冯道见证的“实然”世界。他只能在这个“实然”世界中做事。他可以不到契丹去，但必须有人到契丹去。在这个“实然”世界中，如果打破平衡，也即与契丹诉诸战争，按照中原当时所有的国力准备，有否胜算不论，兵戎相见中，民生的苦难就会以“浩劫”的局面而出现。契丹的“打谷草”，后晋的“括率”，已经有例在先。
“传国宝万岁杯”
“实然”的军政格局条件下，冯道选择的是平衡。
若干年后，到了后晋出帝石重贵时，冯道位居宰辅，但遇到决策，他往往“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办事这样也行、那样也行，模棱两可，不拿大主意。于是有人对石重贵说：“冯道这人，可以是和平时期的好宰辅，现在正是国家艰难时期，他当宰相，就好比让参禅的和尚去飞鹰抓兔子，那可不是他擅长的。”石重贵认为是这么回事，就让冯道去做节度使，兼侍中，等于不再让冯道做朝官。
在此之前若干年，冯道在晋王李存勖时代，做秘书。李存勖刚刚拥有了河北三镇，麾下有一位中门使认为平时陪着晋王吃吃喝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