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吗不留在这里，这么着急回去，是要跟石郎一块造反吗？
啧啧！千秘万秘，一句话泄露天机。这话传到石敬瑭耳中，更让他有了戒惧。人的勇气很多时刻来源于恐惧。恐惧让人有放手一搏的动力。石敬瑭就在恐惧中开始了密谋运作。而李从珂也自知语失，对河东有了更深的猜疑。
石敬瑭再次放出胜负手，将他在洛阳及诸道的财货派人全部收起，直接送回河东治所晋阳（今属太原）。他给出的借口是：以个人财产充当军费。
但没有人相信他的高尚说辞，稍有一点脑子即知他已经心怀异志，而且，羽翼已丰。反与不反，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一点，李从珂也体会到了。
有一次夜半，与值班的臣僚们说到这个事，他故意平平淡淡地问：“石郎与朕是至亲，无可猜疑；但近来总是流言不断。万一，我是说万一，失掉和好，那时怎么办？”
史称“皆不对”。众臣都不能回答。没有人猜度未来的吉凶。藩镇河东，兵强马壮，一旦出事，就是大事。
朝廷人人惊惧。
于是，河东问题成为国家战略问题。
朝廷中的一些老成持重的大臣有了为国分忧的思考。
端明殿学士、给事中李崧率先想到了这个问题。
给事中，是门下省也即宰相管理部门十分重要的职官，责任是分判本省日常事务，对国家政令、所谓“圣旨”有审议封驳的权力，也即皇帝颁下诏敕，大臣上有奏章，给事中如果不同意，有异议，可直接批改或驳还。这本来是帝制时代职官设计中的圣贤思路，但具体执行中往往因人而异。人，因制度而异；制度，亦因人而异。这是历史经验。
李崧，这位给事中，就遭遇了一次考验。
李崧是五代名臣，考其一生，此公有时愚笨，有时睿智。在乱世中，他最后不得善终，但在如何对付石敬瑭这个国家隐患问题上，他有务实的思考。
公元936年，后唐最后一个年头的正月，李崧带着自己的成算，来找同僚，也任给事中的吕琦。
他对吕琦说：“我们这些人，官做得这么大，应该算是受恩深厚了。国家有此隐忧，咱们怎能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原话是：‘吾辈受恩深厚，岂得自同众人’），都在这观望呢？各位说说，事已至此，计将安出？”
吕琦刚直而仁厚，看事有远见。李崧的问题，他也一直思考，也同样有成算。李崧来问，他就将自己筹之烂熟的一番意见娓娓道来，他说：“河东那边要是有‘异谋’，我断他必要勾结契丹以作后援！现在的态势是：契丹太后述律平，因为他的长子李赞华（也就是耶律图欲）归降中国，多次要跟咱们和亲。但条件是放还萴剌（音册拉）。这个条件咱们一直没有答应，所以和议也就一直没有成功。现在，如果咱们能把萴剌等人放还，以此跟契丹议和，每年给他们十几万缗礼物钱财，契丹必会答应。北边安定，河东再怎么蠢动也无能为力了！”
萴剌，是契丹名将，骁勇善战。但在年前骚扰中原时，被后唐边将所擒，一直押在京师。后来契丹多次向后唐求和，并索要此人，来往信使更是赔小心说话（史称“其辞甚卑恭”），但明宗李嗣源跟臣下商议此事时，名将杨光远认为：“萴剌等都是北狄善战之人，契丹失去他们犹如失去手足；况且居住洛阳京师已久，熟知中国内部事务，放归他们对中原不利！”李嗣源最后接受了这个意见，虽然同意“修好”，但始终没有放还萴剌。
李崧听罢吕琦所言，欣然道：“你与我想法一致！但钱、粮都要从三司支出，这事要跟三司使张丞相商量。”
三司，一般包括盐铁、户部、度支三个板块，总理国家财政。唐代以来是仅次于政事堂、枢密院的重要机构。
这时，担任三司使的是张延朗。此人似乎天生就是掌管财政的大佬，史称为人有心计，“以三司为己任”，整天在任上忙钱粮之事。
有一次，明宗李嗣源出游，召他来吃饭，他居然不去，让使者告诉明宗说：“三司事忙，无暇。”李嗣源也不怪罪，一直让他管理天下财源。他对石敬瑭的“异志”，也早有察觉。石敬瑭不断将四方属于他的财货调往太原，张延朗就常常打着征用的旗号，不断调用石敬瑭囤积在太原的财货，以此暗暗削弱石敬瑭的实力。这事让石敬瑭恨得半夜磨牙，所以得到天下后，先把张延朗杀掉，二话都不说。但杀掉张延朗，他才忽然发现：国家之大，竟找不出个理财能手来！
且说李崧，早就知道张延朗对石敬瑭有备，所以知道此事可以与他商议。
果然，张延朗一听此计，当即表示赞同。他那数学家的头脑略一计算，即知此事“妙”在何处。于是，对李崧大加赞誉。
他说：“这真是个好主意！按学士您的策划，不但可以从此制约河东，还可以节省往常戍边经费十分之九。真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谋略了！没说的，主上如能接纳这个意见，只要责成老夫办理就是。我可以在国库之外去征集这十几万费用，跟契丹结好，不用动用国家一分库财。”
按张延朗算计，幽州、河东两大藩镇，戍边费用每年都要一百多万，而结好契丹只需要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而这十分之一，甚至都不用动用国库，他自有办法在日常征调之外，搞到这笔经费。
李崧得到主管财政的副总理支持，于是与吕琦商议，完善了整个规划。在一个值班的晚上，二人秘密地向李从珂进献了这个意见。
李从珂闻言大喜，不断地称道二人忠心可嘉。
随后，二人又私下草拟了《遗契丹书》——这就相当于一份同意与契丹和解的国书——只等圣旨一下，即派员出使契丹。
一切条件都已具备。只要按此办理，则一直到1005年，宋真宗时代才完成的“澶渊之盟”，早在后唐时代就完成了，可以提前七十年！而且省去多少战火！那么多悲剧也可能早早避免，甚至，连“陈桥兵变”也可能不存在，赵匡胤也不一定成为大宋帝国开国之君。但历史真是无法假设，简单说，在这个本来可以出现历史拐点的时刻，拐点却没有出现，因为，末帝李从珂遇到了一个糊涂蛋子，当朝枢密直学士薛文遇。
李从珂错失良机
枢密直学士，唐以来就与观文殿学士并掌侍从，是皇上的秘书班子、顾问团成员，地位近于翰林学士。这是个闲职，一般都是学富五车的文人担任，有荣誉性质。但正因为这种荣誉，令担任这类职务的官员多多少少都有点傲气傲骨。薛文遇就是这类人。
有一天，薛文遇值班，末帝找他聊天，顺便将李崧等人的机密意见跟他说了。薛文遇即刻表示了反对。他的理由是：“以我大唐（后唐不能自称后唐）天子的尊贵，屈身来侍奉夷狄，这不是太耻辱了吗！再说啦，如果那胡虏按照过去大汉和亲的做法谋求迎娶公主，怎么拒绝他们？”
薛大学士是反对大汉刘邦时代以来的“和亲”政策的，说着就诵读了唐人戎昱的《昭君诗》：“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这诗说的乃是汉元帝时以王昭君嫁匈奴的故实。
一番话，挑动了末帝李从珂先生的“爱国”心，原来答应李崧等人的意见顿时就变了。
他召来李崧、吕琦，声色俱厉地质问这二位道：“你们这班人，想想也都是通晓古今之变的人物，理当能够辅佐人主获致天下太平。怎么现在竟出了这么个馊主意？结好胡虏，万一胡虏要和亲，朕只有一个女儿，还乳臭未干，你们是要我把她抛弃到沙漠里去吗？况且，要将国家养兵养士的钱财输送给胡虏，这是安的什么心？”
李从珂这是受《昭君诗》启发，想到了唐太宗。唐太宗时曾以宗室女下嫁诸蕃，史称“和蕃公主”。从这一番话也可以想见李从珂先生还是很爱惜自己女儿的。所以李崧、吕琦，这二位大佬，听到皇上这一番话，忘了“给事中”的岗位责任，吓得流了一身汗，只得一个劲儿地拜谢，请求宽恕。末帝还不依不饶，继续指责，二人就只好继续拜谢求饶。
拜谢，是个体力活，要跪在地上，两臂张开，空中划弧，额头点地。皇上说一句，要拜谢一次，再说一句，又要拜谢一次。
反复下来，吕琦渐渐气力不继，叩拜中的动作就有了停顿。末帝见他“拜舞”偷工减料，气更大了，直斥道：“你个吕琦，脖子够硬啊！你还把朕看作人主吗？”
这意思就是要治个“大不敬”的罪名了。他以为吕琦会吓哆嗦，不料吕琦忽然有了梗劲儿。他干脆不拜，直挺挺地跪在那里，喘息着说：“我俩谋事不善，愿请陛下治罪，这样拜来拜去的又有什么用！该治罪就治罪吧！”
听到这里，李从珂反而“怒稍解”，就制止了他俩的拜谢，还每人赏了一壶酒，让他们离去。从此，与契丹的和解政策，没有人再提。
这位吕琦，也不是凡人。大宋后来有个“大事不糊涂”的名相吕端，就是他儿子。他的父亲曾经做沧州节度判官，敌军攻陷沧州后，吕父被擒。敌军要杀灭他全家，当时吕琦只有15岁。就要行使杀戮时，有一个幽州的义士叫赵玉，看到这一家人就要灭族，不免动了恻隐之心。他指着吕琦，骗行刑者说：“这小子，是我的兄弟，别滥杀啊！”于是将吕琦带走。当时吕琦正患足病，不能行走，赵玉就背着他，步行数百里，变异姓名，一路讨饭，最终免予一死。
吕琦后来在石敬瑭执政时，官至兵部侍郎。他牢记赵玉的救命之恩，总想尽办法好好报答。赵玉生病以后，吕琦亲自扶持他，供给医药。等到赵玉病逝，吕琦就代为经营丧事。赵玉有一子名赵文度，成为孤儿，又很幼小，吕琦就亲自教诲他、抚养他，一直到他长大成人。最后赵文度登进士第，成为国家官员。这些都是吕琦的助力。当时人清议认为：“非玉之义不能存吕氏之嗣；非琦之仁不能抚赵氏之孤，惟仁义二公得之。”不是赵玉的义气，不能存续吕氏的后代；不是吕琦的仁爱，不能抚养赵氏的孤儿。仁义二字，赵吕二公已经得到了。这件事，在燕赵之间的士大夫圈子里，传为美谈。
这是道义沦丧天下的一抹亮色，值得为此浮一大白。
且说这俩给事中，本来应该抗言直辩，但他们囿于吏治多年的因循腐败，政治大环境的恶劣，士大夫尽忠国事风习的沦丧，没有敢坚持自己的意见。
回到历史和时光的后面来看，后唐如能不被激情左右，哪怕策略性地暂时结好契丹，石敬瑭也许还真就失去了外援，那样，中原王朝也便不会丢失燕云十六州的北部屏障，赵匡胤也无须为了收复这一片失地而殚精竭虑。
李崧等人并非史上大智慧人物，但结好契丹，在那个时刻，确是不二选择。大汉时，从汉高祖刘邦开始，与匈奴结好，刘邦太太吕雉甚至面对匈奴的侮辱而处之泰然。在所有的政治格局中，力量达不到期许中的目标，愤怒，只能自取其辱。战略韬晦，反能赢得时间和未来。大汉隐忍多年，终于有了“封狼居胥”“燕山勒铭”“犁庭扫穴”的光荣。反观这个后唐，环顾四周，都是敌国，江南有王法不到的藩镇，川蜀有分庭抗礼的藩镇，而河东石敬瑭徘徊于契丹与中原之间，纵横捭阖之际，李从珂失去了机会。不要说与大汉刘邦比，就是与本朝李崧、吕琦、张延朗这几个平庸之辈比，他也是一个缺乏政治驾驭能力的庸才。他不懂平衡之术。这样，后唐的亡灭也便进入了日程。
如果，如何如何，历史将会改写。
但是，这般这般，历史没有改写。
历史，并不古怪，很静谧地呈现往事。
石敬瑭，在静谧中浮出水面，走入历史前台。
肆 晋阳大战
燕云十六州不再属于中原，反成契丹南部屏藩。草原帝国雄踞此地，进可攻，退可守，而燕南之地一马平川，铁骑数日间可直抵黄河北岸。以至于赵匡胤在后来的日子里，不得不将重兵压在汴梁，拱卫京畿。所谓大宋“冗兵”之弊，因此而起。
石敬瑭不是软柿子
石敬瑭在“赵匡胤时代”，影响深巨。
此人生于892年，死于942年，他活动的时期，正是赵匡胤的少年时代。
石敬瑭不是汉人，与李嗣源一样，也是沙陀族人，他是五代第三个朝代后晋的建立者，史称后晋高祖。
后唐末帝李从珂时，他感觉到了不确定的危机。为了试探末帝，他上表陈述自己身体病重衰弱，说是可以解除兵权，或调往别的镇所（因为河东大藩，地当契丹边境，压力山大），话说得很悲惋，凄凄惨惨戚戚的样子。
李从珂得到这个信息，又惊又喜又忧，他也不能确定这个石敬瑭是不是玩真的，何况，当初还跟“石郎”有约：永不移镇。在跟臣下商议此事时，李崧、吕琦等人都劝谏他不要听信石敬瑭的请辞报告，说这很可能是在刺探主上意图。李从珂犹疑不决，还是那个书呆子薛文遇鼓舞了他的勇气。
初夏的一天夜里，薛文遇一个人值班，末帝与他讨论河东事。薛文遇激情满怀，高言道：“过去有个谚语说得好：‘当道筑室，三年不成。’这事不必跟李崧那班老家伙们商量，主上的意志可自行决断！群臣怕打仗，都在为各自的利害打算盘，不可能说实话的。以臣看来，河东这事，他是移镇也反，不移镇也反，早反晚反，早晚得反。我看是晚反不如早反，早反早解决！”
末帝听后，大喜。
此前，他不知在哪儿曾听一个术士说后唐今年应有贤人辅佐，有奇谋，定天下。听了薛文遇这一番话，末帝以为这个“贤人”就应该是他。于是对他说道：“爱卿一番话，让朕之心意豁然开朗！此事不论成功还是失败，朕决计施行！”
说罢，即刻命薛文遇起草改封石敬瑭官职的拟议，交学士院拟制任命书。制书中说：“任命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同时河东节度使一职，也做了安排。
天平，治所在今山东东平县，这个藩镇远较河东逊色，就地方要塞之重要性和历来屯聚兵粮之重言，应该属于中原二等藩镇。所以这个干部任免书一出来，满朝文武听到呼叫石敬瑭的名字，不免相顾失色——略有头脑的人都知道：这是要出大事了——除非石敬瑭是个软柿子。
但石敬瑭不是个软柿子。
藩镇地头蛇，最怕是移镇。石敬瑭一下明白：不反即意味着完蛋，于是决计谋反。但他还要做出“哀兵”的模样，在接到朝廷要他尽快到山东上任的“制书”后，对麾下将佐们说：“当初，我第二次来河东前，主上曾当面应我终身不再派他人来替换；现忽有了此令，莫不是像年初千春节时，主上同公主讲的那样吗？我如不反，朝廷会先发制人。我怎能束手被擒，死于道路之间！现在我要上表说有病，不能赴任，就用这个来看看朝廷的意向。如对我宽大，我就继续臣事他；如对我用兵，那我就只好另作打算了！”
这一番话也有试探僚佐的意思。果然，他听到了意见不同的各种声音。有人劝他不要反朝廷，有人认为河东虽大，但以一藩之力，究竟不是后唐一国的对手，有人劝他赶紧到山东去上任，有人说不懂军政大事，不掺和意见。石敬瑭倒是宽大，对各人意见一律不与计较。
但他看出部下意见不一，应该有了“篝火狐鸣”神话自我的故技。
《玉堂闲话》这部野史记录说，石敬瑭跟宾佐聊天时，有一次讲述了一个白日梦境。说他梦中与当今天子李从珂并驾行走在京师洛阳（后唐首都洛阳，后晋首都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