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帝国三百年:赵匡胤时间- 第123部分

徽宗时，再一次给后周恭帝的后人赐官，为宣教郎，监周陵庙，并规定世世代代“为三恪”。所谓“三恪”，就是本朝奉前代三朝的子孙为王侯，表示他们是本朝的客人，不是臣子，“恪”，有“敬”的意思。这是古来“兴灭国，继绝世”的礼制规定。三千年前的西周王朝成立后，以周之前的舜后陈国、夏后杞国、殷后宋国为“三恪”；后周则以后唐、后晋、后汉的后人为“三恪”；大宋曾封隋、唐、五代后裔，并吴越、荆南、蜀汉等国后裔为官，主宗庙祭祀，也是“三恪”的礼制延续。这类做法体现本朝“宽容”之义，同时显现视前朝为正朔，从而本朝也为正朔的意思。宋徽宗的做法，就是承认后周为正朔，这对在世的柴氏后人是极大安慰。从历史文化有机性考察，这也是将本朝纳入历史长河的一种法统安排，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一种历史连续性。历朝历代，无论优劣，皆在这种连续性中。是光荣是丑陋，都在时间的流动中，不可分割，不必截断。历史，很早就开始了，因此，不必“历史从我开始”。就这个意义言，“三恪”之礼，意义重大。

大宋南渡后，高宗也不忘柴氏后人，还特意选柴家的长者袭封崇义公。

南宋理宗时，又诏周世宗八世孙、承务郎柴彦颖袭封崇义公。

赵翼对此评论道：“此皆见于《本纪》及《续通鉴长编》者。盖柴氏之赏延直与宋相终始，其待亡国之后，可谓厚矣！”这些都是见诸《宋史》中的《本纪》和《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记录。于此可见，对柴氏的恩赏一直与大宋帝国相终始，大宋对待亡国者的后人，可以说是很优厚了。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五代以来的诸帝亡国之后，几乎都没有后代；只有大帝柴荣的后代，历宋三百余年，世袭不断，与五代诸帝比较，应该是最幸运的，因为，逊帝柴宗训，遇到了千古一帝赵匡胤。

不仅如此。赵匡胤还由柴氏后人，推及其他亡国者的后人，也给予了很优厚的待遇。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宋初降王子弟布满中外”，说大宋与诸国“角力而灭其国”，从不“猜防疑忌而至于杀戮”，这是大宋独有的特色。

湖南周保权投降，授千牛卫上将军；

荆南高继冲纳土，仍令镇守其地；

南汉刘鋹被擒，仍封恩赦侯；

孟昶既降，赐第京师，封秦国公；

南唐李煜城破始降，封违命侯；

……

赵翼对此评论道：

统计诸降王及诸降臣，无一不保全者！此等僭伪窃据之徒，归降本非素志，况新造之邦，民志未定，国势易摇，岂能一无顾虑？乃其主皆赐第京师，居肘腋之地，其子弟臣僚又皆分职州郡，掌兵民之权，而庙堂之上不闻操切猜防，入仕新朝者，亦帖然各效其勤，无反侧不靖之意。于此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之大度，震服一世之神威，非诈力从事者所可及也。后之论者往往谓宋开国之初，即失于弱。岂知不恃诈力以为强者，其强更甚也哉！

统计下来发现，各位投降的亡国之君，没有一个没有得到保全！像此等僭伪窃据的伪国国君，归降大宋，本来不是他们所愿意的，何况新造的大宋帝国，民心未定，国家的形势容易摇动，太祖赵匡胤就没有一点顾虑吗？乃至于竟为这些伪主赐给京师的宅邸，居住在天子肘腋之下，他们的子弟臣僚又都到各个州郡去做官，掌管兵民之权；而庙堂之上，并没有听到有急切、猜忌、督防之术，而到大宋做官的人，也都老老实实地各尽职责，没有反侧不定的异志。于此可见，宋太祖、太宗，并包天下的大度，镇服一世的神威，这可不是靠着诈力做事能得到的效果。后世论大宋，往往要说开国之初就失之于软弱，岂知不依靠诈力做到强大的君王，比那些依靠诈力而成为强大君主的人更强大啊！

这是说，老赵不仅对柴氏优待，对归附的诸国国君也优待，原因是自身的强大。





未尝轻杀一臣


赵匡胤，不靠“诈力”而强大，是强中之强。

这一切，源于老赵内心的强大。

他对自己所秉持的圣贤道义，有天然的自信。他做应该做的事时，没有犹疑，毫不勉强。待己之“俭”，待人之“慈”，待天下之“简”，全出自然之天性。“俭、慈、简”是最接近于“仁”的品性。儒学论“止于至善”，“至善”事实上是一个最佳平衡点。按照角色化原理，每一个人都在共同体中扮演一个角色。每个角色都在“表演”中。但角色可能会有变化，譬如，对儿女而言，是父亲，对太太而言是丈夫，对“君王”（上级）而言是“臣下”（下级），对“臣下”而言是“君王”，对国人言，是广义的“朋友”。传统对“止于至善”有个说法：为人君者，其“至善”之境就是“仁”；为人臣者，其“至善”之境就是“敬”；为人子者，其“至善”之境就是“孝”；为人父者，其“至善”之境，就是“慈”；与国人交，其“至善”之境就是“信”。这类“至善”境界，都是躬己自求的结果，外力是不可能强加于角色的。现在可以看到，赵匡胤在反求诸己的程序中，对“仁”这个境界有感觉。由于赵匡胤“君王角色”的自在呈现而不是表演，以“仁”为背景色，大宋天下，慢慢演绎为一个“和解”主题的共同体。

老赵试图与各类“敌人”和解。他在通往“仁”的至高境界中，踏实地迈出一步一步又一步。

为何“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

老赵应该记得周世宗柴荣曾经下过《求言诏》。正是因为这一篇《求言诏》，引来了名臣王朴的《平边策》。昔日即使尧舜禹汤这样的“上圣之君”，文武成康这样的“至明之主”，都在求逆耳之言，苦口之药，何况不及他们的人呢？士大夫，是国之精英，是读书的做官人，或做官的读书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大宋“天下为公”的基本职官结构。大宋不是为了独夫利益治国，不是为了部落利益治国，不是为了政权利益治国，而是为了全面共同体而治国。这样就需要士大夫也即邦国精英的深度介入。

《续资治通鉴》记录：太祖在长春殿，对宰相薛居正说：“古之为君者，鲜能无过，朕常夙夜畏惧，防非窒欲，庶几以德化人之义。如唐太宗受人谏疏，直诋其失，曾不愧耻；岂若不为之，而使天下无间言哉！为臣者或不终名节，陷于不义，盖忠信之薄而获福亦鲜，斯可戒矣。”古来为君主的人，很少有没有过失的人。朕常常整夜想这个事，有畏惧感。如果能时时想到防止为非作恶、节制个人欲望，也许可以做到“以德化人”的大义。譬如唐太宗，他接受臣下的谏诤上疏，臣下对他的批评直接责备他的过失，他也不觉得惭愧。这样，不如不做有错误的事，让天下没有不满的言论，不是更好？古来为臣的人，有些人到最后没有保持住名节，终于陷自己于不义。这是因为忠信之心太薄，所以获得的福祉也少。君臣如此，可以自我戒惧啊！

但正如《续资治通鉴·考异》的一番议论所言，这段话本来是“君臣交儆之语”，君臣互相戒惧的话语，但在《宋史·太祖纪》中，同样记录这件事，却删去了这段话的前面一部分，成为专门责备臣下的太祖语录。

细细玩味这一段话，可以理解古来“君臣交儆”的圣贤大义。而尤有意味的是，这一段话出自于帝王之口。也即有帝王自省中得出“君臣交儆”的一番宏论。这就为帝制时代提供了最好的言论自由空间，为“君相博弈”的军政活动预先假设了两道并行的逻辑：

一、君王必须自省，在羞耻心的作用下，尽力做到“防非窒欲”。

二、臣下则应该培育忠信之正，不能不忠不信。

这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前提——“君臣交儆”。有此“君臣交儆”，而后可以“君臣共治”。

“共治”之际，士大夫在“忠信醇厚”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军政智慧；帝王在“防非窒欲”品质之后，最需要提供的就是决断方向。但如果不能做到“君臣交儆”，士大夫则无能做到“忠信”，也就不大可能提供有益于邦国的军政智慧；帝王如果无能做到虚怀纳言，也就不大可能为国家运转提供正确的决断方向。士大夫的军政智慧，则主要由“上言”而体现。士大夫的“上言”是帝王战略决断的重要依据。阻断了士大夫“上言”，帝王的决断也就成了独断。

《太祖誓碑》在大宋具有大法、大宪章性质，虽然不是成文法，是“秘法”，但此事够得上伟大。它推动的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方有望贡献智慧，方有望为共同体带来福音。这是经由历史经验证明了的百试不爽的铁律。所有对言论的限制，一定是出于独夫、部落或政权利益而不是出于共同体利益。老赵立国伊始即诉诸“天下为公”理念，奠定当时世界范围内罕见的自由主义性质的政治格局，是大宋帝国也是中国传统的极大光荣。后来的大宋名臣范仲淹有言：“祖宗（太祖太宗）以来，未尝轻杀一臣下，此盛德之事！”

今天来看，“誓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这一条，也有宪法政制之影。这是吾土由官方最高首脑讲述的“言论自由”，从此为“清议”也即“异见”也即“物议”也即“理性批判”也即“批评政府的权利”，开一生路，从此成为政府内部“君相博弈”的安全保障。“言事人”于千年之前就实现了“免予恐惧的权利”。千年之前，由一个中国帝王，以这种方式推演言论自由，几乎具有神秘的性质。





不加农田之赋


考两宋三百二十年，杀过两个读书人：陈东、欧阳澈。都在宋高宗时。是太学生“示威游行”，“上书言事”，要求恢复李纲官位，主持汴京防务，极力与当时的权臣对着干；大宋南渡后，又极力主张迎回徽钦二帝，被有司抓了，杀掉。此外再无杀过一个读书人。

夏商周三代，被儒学讲述为中国历史上最圣明美好的时代，汉唐宋，又被元代儒学讲述为“后三代”比较圣明美好的时代。大宋成为“后三代”中的佼佼者，为何如此？大儒程颐有一个意见，他认为自从“上三代”夏商周以来，大宋有五件事属于创造性的军政管理增量贡献（程颐的说法是“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按“超越”实属于创造，前所未有之意）：

一、百年之内，国无内乱。这是历朝所未能达到的“郅治”功效。

二、四圣治理达到百年之久，皇室平安。

三、受命之日，市不易肆。也即陈桥兵变之际，东京城里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市场照样营业。

四、百年未尝诛杀大臣。

五、至诚以待夷狄。用至诚之心对待异族，包括澶渊之盟。

之所以做到这一步，程颐认为，是因为“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以忠厚廉耻作为军政管理的大义统领，所以能够如此。

出使到大宋的异族使者也赞美大宋说：“外戚不与政，宦官不典兵，而不杀大臣，此又汉唐之所不敢望，与三代可以比隆者也”，外戚不参与军政管理，宦官不带兵，不杀大臣，这又是汉唐都不能做到的，真可以与三代相比达到同等高度的郅治之世。

为何“不加农田之赋”？

此事关系民生。

老赵宁肯宫禁生活节俭，也不苛求民间财富，“以天下奉一人”，这个活，老赵不干。他的节俭深得中庸之道，他不刻意节俭以邀名，他非常喜欢宫中宴饮，经常与臣下、亲族、异邦使者觥筹交错，但他不会奢侈无度，就是因为他知道民生多艰。

大宋王朝三百年，无论遇到怎样的家国困难，也不向农民“加赋”。后晋石重贵时可以打着“抗击契丹”的旗号，在士庶之间“括率”，也即搜刮财货，马楚、南汉也会这么做，就是南唐也曾有过此类举动，但老赵不能这么做。他不会在崇高的国家目标旗帜下搜敛民财。

传统儒者在推演政治、伦理价值观时，必是“民生主义”者。反暴敛、惜民力，主张轻徭薄赋，是传统儒者恒定的主题。此义近于捍卫私有财产权利。中国传统圣贤人物，也无一例外，都是注重民生的人物。孙文曾言：“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见《孙中山选集》）由此也可以概见：那些以国家“大义”为诉求，借机搜刮士庶，背离士庶“民生”的权力，都是非文明政治生态的无道行径。有道邦国、无道邦国，是否尊重“民生”，是否在“大义”旗帜下背弃“民生”，分野在此。

不仅“不加赋”，赵匡胤做得漂亮的，更多是不与民争利。除了几个较大企业收归国有算作央企之外，一般都让与民间自营，连“赋税”都不收。有一位知舒州（今属安徽安庆）、左谏议大夫叫冯瓒的上言说：“本州界内有菰蒲鱼鳖之利，居民经常捕捞了自给。但前防御使为增收，搞了个市征（纳税），这样苛细的税法，弄得当地人很困苦。期望能免掉这个赋税。”老赵听后，当即答应蠲免其赋，史称“从其请”，听从他的请求。

宋代赋税沿唐中期以来两税制，即夏、秋二税。赵匡胤时代，令州县各置义仓，官方所收二税，每一石粮，另外留出一斗贮存在这个义仓里，史称“以备凶俭”。等于国家收税，另外返还百分之十留在地方，以备凶年荒年赈济百姓。这类德政，甚至超越了“不加赋”。

老赵晚年，特别在意地方治理，有一次，他任命官员钱文敏知泸州，召见他，对他说：“泸州那个地方接近蛮獠，但越是这样，越要加以抚爱。我听说原来的知州郭思齐、监军郭重进，擅自搜敛做不法事，爱卿你此去为我调查审问一下这个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在此之前多年，太祖也说过类似的话。

乾德四年八月，太祖召宰相以下群官多人，在紫云楼下宴饮，顺便说到“民事”。太祖对赵普等人说：“下愚之民，虽不分菽麦，如藩侯不为抚养，务行苛刻，朕断不容之。”

居于弱势的庶民，即使愚蠢到不分菽麦，但如果藩镇的侯爷们不好好抚养，只知道苛刻盘剥，朕断不容这样事！

赵普回答说：“陛下爱民如此，乃尧、舜之用心也。”

地方官盘剥百姓，在老赵那里是大恶。

在老赵的感召下，很多官员都有了爱民、重民倾向。譬如乾德五年四月，史上记录中说，四川的陵州有陵井，后蜀时曾置盐监，每年可以炼盐八十万斤，供给当地食用，很方便。后来井口坍塌，有毒气上升像烟雾，炼匠进入就会死掉。这样，盐井就很久没有再用。当地无盐，日子艰难。这时大宋刚刚平定后蜀，老赵派去的通判贾琏，开始建议开浚盐井，但是刺史认为开浚会犯“井龙”，所以役夫都不肯入井。贾琏于是亲自执锸，开始浚井。第二年疏理到泉脉，最后达到日产盐三千六百斤。

这样关心民生的官员，在以后的日子里，越来越多。





贪赃者处极刑


历史上注重民生的帝王不只是赵匡胤，三代不论，汉代以来，帝王对民生的关切是一种传统。期间除了某类聚敛成性的暴君之外，一般还都能在民生方向上有所戒惧。

民生问题，除了“不加赋”之外，当然还有敬授农时、兴修水利、荒年赈济等具体德政措施，但打击盘剥式贪腐，则是对民生的重要救助。

这方面，历代都有“重典”。

譬如后唐明宗李嗣源，他就不能容忍道义的败坏，尤其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