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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赵要拣选一批京官监督管理在京的各类仓库。这类工作偏重事务性，比较缠人，一般比较爱端着点的官员或小文人不屑于去做，称之为“浊务”。但帝国要运转，就少不了这类事务性工作。事实上，孔夫子早年也曾有过“浊务”工作经历，大宋帝国，有出息的大臣，也往往不惮于做这类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帝国秩序与结构，有此分工。有一位工部侍郎本来也在拣选名单中，但他认为自己有“清望”，有美好的令名，不愿意沾这类“浊务”，就推辞不干。对这类官员，老赵的方法很简单，回答他说：“惟致仕乃可免耳。”只有退休才可以不去做。如果不退休，就要服从朝廷安排，去做。这个处理方法，省略了很多麻烦，也不必过多解释理应如何。这位工部侍郎为了维持“清望”，选择了退休。
大宋的“天下目标”不是“发展”而是“太平”。一般来说，由官方主导的“发展”程序会出现种种政策倾斜。即使制定政策者皆为圣贤都难免出错，官方的圣贤与民间的圣贤一样，都是理性有限的物种，在“发展”的政策倾斜中，如果杂入“寻租”活动（一般来说，是一定会杂入的），“发展”就成为官方的牟利借口。按自发秩序原理，发展与否，是民间根据“看不见的手”自我推演的程序。官方无须倡导。因为官方不一定知道哪些该发展哪些不该发展，老赵也不例外。他即使身为“圣君”也不能保证国家的发展可以按照他的意图愿景渐次展开。传统儒学基本上不讨论“发展”问题，道理在此。
善言《易》者莫如昭素
老赵不致力于“发展”，将天下目标简洁地锁定为“太平”，一切皆由民间自发地去推演。
乾德二年（964）春正月丁未，老赵下了一道诏书，规定：
县令、县簿、县尉，非公事不得到村落。
这是传统“皇权不下县”的“旧贯”。民间如何“发展”，由民间自行演绎。这种源于保守主义精神、源于儒学“仍旧贯”的智慧，成就了大宋的繁荣。
大宋经由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五代百年，基本上奉行一个“简”字，君王们看到天下有不足，自省中反求诸己，故天下安定。到了仁宗朝庆历年间“议论始兴”，延续到神宗熙宁年间，“法制始密，舍己以求人”，从这以后，太祖赵匡胤以“简”为核心的“德意”渐渐泯灭。
船山称：“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生死之机，风俗淳浇之原，至简也。知其简，可以为天下王。”军政得失的枢机、国家治乱的枢纽、万民生死的钥匙、风俗好坏的本源，其道，都是至为简洁的。知道这种简洁，可以使天下达致王道。而那些不懂“简”，总试图有所兴作，并打着儒者的旗帜，其实是泛滥于申不害、韩非子之间的法家做法，距离儒学远甚。
“反求诸己”也是儒学的智慧。
《论语》孔子有言：“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
《孟子》更反复陈说此义：“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
后一个比喻很精彩。说“反求诸己”就像几个人竞赛射箭一样。射箭者要“正己而后发”，如果射箭不中，没有理由埋怨竞赛对手，应该反过来想想自己哪些地方出了问题。因为自己射箭不中，要求他人射中，是没有意义的。
之所以能够“反求诸己”，是因为心下先存一份戒惧，知道人的理性有限，不可能在暴戾恣睢中达成正当愿望。故君子有所不为，而鄙夫则无所不为。
元佚名《宋史全文》说一事。有个高人名叫王昭素，说此人少年时就读圣贤书，有志行。据说他有一次装修房屋，房间里堆了些木料，有个小偷穿墙而来，因为有木料靠墙，他进不来。王昭素察觉后，就将室内所有的东西扔到房外，对小偷说：“你快拿着东西跑吧，再不跑会有人来抓你啦！”小偷很惭愧，丢弃了东西不拿，逃了。王昭素还著有《易论》三十三篇，很多人跟着他学《周易》。
开宝三年三月，老赵听到了他的大名，就在便殿召见他。当时王昭素已经七十多岁了。老赵问他：“你为何不出仕啊？以至于我这么晚才见到你。”王昭素愧谢说不会做官。老赵知道他对《周易》有研究，就让他讲《周易·乾卦》。
讲到《乾卦》中的爻辞，说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时，王昭素敛容道：“此爻正当陛下今日之事！”
于是引援证据，话语中对老赵多有劝谏性质的“微旨”。
《乾卦》是《周易》第一卦，爻辞中论“潜龙”为“不及”，因此“勿用”，因此要“跃”；论“亢龙”为“过”，因此“有悔”，因此又可以回归“潜龙”状态。过、不及，都不是“中庸”状态，也即不是最佳平衡点。但“飞龙在天”则不同，它在诸卦中居于“九五”之位，是一个最佳平衡点，也即得到“中庸”的状态。王昭素用这个来说老赵的现场。但《周易》之妙不在简单的现场描述，而是对现场之前之后的展开状态的推演。按照《周易》，“飞龙在天”之前，是“潜龙勿用”，之后是“亢龙有悔”。因此，在天的飞龙，是可以随时转化的。这之中，就需要一种文明邦国元首的大智慧：戒惧。
物有不及，韬晦而勿动；物有盛极，日中而西斜。这类比喻都是要元首保持戒惧心态下的中庸之道。具体而言，就是传统礼制讲述的“当位”与“节制”。君王临天下以仁，就是“当位”，不仁，就是“错位”，不仁而残虐，就要“易位”。君王知道有所不为，就是“节制”，无所不为，就是“放纵”，无所不为到无法制衡，就会走向“天禄永终”，那时，就是“汤武革命”之时。《周易》的政治学讲述，大的逻辑就是这样。
老赵听到王昭素的“讽谏”，很高兴，又向他咨询“民事”。史称“昭素所言诚实无隐”，老赵听到了更多民间真相，更高兴，很愉快地表扬了他。最后，又向他询问“治世养身之术”，王昭素在这个时刻表现了儒学大家的姿态，他说出了一句流传久远的名言：
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
史称老赵很喜爱这两句话，“常书屏几间”，经常写在屏风、案几之间，当作了“座右铭”来随时提示自己。
《宋史全文》引吕中意见说：“善言《易》者莫如昭素。”
“保守主义”奥妙
士庶之所以得以休养生息，依赖于“慈也、俭也、简也”。这三者对于治道而言，太珍贵了。但又不能刻意。刻意，不但不美，还往往难于达到初衷愿景，也即很难有真实的预期效果。船山认为汉代文、景二帝就是修炼这三个主题词的圣君，但他们与老赵比，多了一些刻意，所谓刻意，就是：对于“慈”而言，不过是心中存有“刑杀”之心，但姑且忍着；对于“俭”而言，不过是意中存有“厚实”之念，但勤奋用之；对于“简”而言，不过是眼中看着天下之动，而将权谋施之于后而已。这是道家的法术。赵匡胤与此不同。他不懂儒学，但各类“异学”（法家、道家之术）却能不乱其心。他看到天命不恒定，有感于民生的艰难到了极点，非常想推演一个祥和天下。他看到了夷狄盗贼“毒民侮士”的习气，心有不安，所以厚待逊位的柴氏、收服的降王，让天下能暂缓喘息。
老赵是传统中国深得“保守主义”奥妙的政治家。
现代社会，受激进思潮影响，人们对这类“保守主义”多不理解，以为“改天换日”之类才是“英雄手段”。这是造就世相浮躁最重要的动因之一。经验传统，是人类积年沉淀的习惯与智慧。尊重经验，就是尊重先人，事实上也即等义于尊重自我——因为自我也会成为未来的经验传统。那种动辄“历史从我开始”的狂妄，给共同体演绎的苦难已经太多了。
宋太祖反求诸己，以静制动，在渐进过程中，不断化解五代以来的社会戾气，慢慢做成一个有道世界，但他又不去顶着“自尧自舜之名，以矜其美，而刻责于人”。考察他的言论，他不像唐太宗那样，喋喋不休地讨论“仁义”。他不说沽名钓誉的话，言出于内心之诚。考察他的事迹，他也不像汉文帝汉景帝那样，忍人之所不能忍，容人之所不能容，他不用忍，也不须容，那些该“忍”的事，他能泰然处置；那些该“容”的事，他能豁达面对；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太祖赵匡胤的“宽容”并非有意“宽容”，而是本色存在。天下的纷乱之气，因为“我”之镇定而就绪为一种安静的秩序；天下的瓦解之势，因为“我”的真诚而变化为一种渐次的安定。这一切是怎么成就的？船山说：“无他，心之所居者本无纷歧，而行之自简也。简以行慈，则慈不为沽恩之惠；简以行俭，则俭不为贪吝之媒。”因为老赵没有可以求教的老师，就是有些小毛病，也不损伤他的大德；因为老赵没有可以仿效的对象，所以他能够达致圣人之情不必有文牍文本的复杂。五代以来的种种杀伐之气，残虐之道，在简洁、朴素、仁慈的善政中，渐损渐除，终于在近百年的乱世中慢慢推演为一个升平之世。
由乱世，到升平之世，再到太平盛世，是传统圣贤期望中的风景。
孔子说：“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这话与孟子“不嗜杀人者能一天下”说，都预表了由“敬畏生命”为逻辑起点的政治伦理正价值。儒学对这类价值有连续性的推崇和不衰的敬意。
船山说，“胜残去杀”，这话有人认为汉文帝汉景帝可以当之，其实不是的。文、景所为，是老庄道家的支流，还不是孔子所论的境界，如果要说有谁能当得这个境界，那就是宋太祖赵匡胤——“太祖其庶几矣”！
老赵的不正记录（一）
像所有的人一样，赵匡胤的复杂性也不例外。他身为帝王，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考察，他当得起中国史上的伟大人物。但他也有过失，有些过失还很严重。按照“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的意见，今天来审视赵匡胤，他的一些“过失”，甚至就是罪恶。“春秋责备贤者”，对老赵的这类“过失”不可不论。除了书中已经论及的，这里再做一次梳理，看看老赵还有哪些不正的记录。
一、拆散一对好姻缘
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说忠正军（治所在安徽寿州）节度使王审琦与老赵是老朋友，做殿前都指挥使时，宫禁中大火，王审琦不待皇帝诏书，直接领兵进入宫中救火。事情过去后，御史台谏官认为这是一个罪过，必须严肃处理。于是老赵将他“罢归寿州本镇”，就是不能再做京官了。
辞别时，老赵对他说：“汝不待召，以兵入卫，忠也；台臣有言，不可不行，法也。汝但回寿州，吾当以女儿嫁汝子。”你没有得到诏令就带兵入宫护卫圣驾，这是忠诚；但是御史那边有弹劾，不可不考虑，因为这是法律问题。你只需要回寿州去做太守，我当以女儿嫁给你的儿子。
然后召来王审琦的儿子王承衍。不料王承衍不是陈世美，坦诚自己已经有了太太乐氏，史称王承衍“辞”，也就是不要这门驸马婚姻（读史至此，也要为王承衍的夫妇情深，浮一大白）。
太祖对他说：“汝为吾婿，吾将更嫁乐氏。”
然后就派遣给皇帝值班的亲兵四个人带着御马载王承衍回家，不久就让他娶了太祖的女儿秦国大长公主。
而王承衍的原配乐氏，则由帝王出具一笔“厚资”嫁给了别人。
太祖还对王承衍说：“汝父可以安矣。”审琦归镇七年后，率先响应老赵号召，纳节，交出兵权，完成了老赵对藩镇的改革治理。邵伯温行文至此，感慨道：“呜呼，太祖驾御英雄，听纳言谏，圣矣哉！”
但是拆散人家原来一对夫妻，此事实不光彩。
二、宣判死刑过于重
宫内酒坊失火，酒坊与管理国家财政的三司办公处相接。大火发起的当晚，一些不法工徒趁机突入三司省署。恰好被老赵登楼望见，即将酒坊使左承规、副使田处岩以“纵其下为盗”的罪名弃市。酒工五十人，也在几个城门处斩首。当时的宰臣知道这个量刑过重，极力劝谏，太祖赵匡胤稍稍怒解，赶紧命令人缓刑，但已经有很多人被斩首了，只留下十二个人，侥幸免死。
这个案件，老赵下手狠辣，处罚实在过重。
三、以义为名蔽天良
宋王明清《玉照新志》，说陈桥兵变时，老赵大兵要进陈桥门，但陈桥守门者居然“不纳”！老赵只好去扣封丘门。而封丘门的守关者则“望风启钥”，很快交出了城门锁钥。等到“太祖受禅”，做了皇帝，立即斩了封丘门守者，却给陈桥门守者加官一等。史称“以旌其忠于所事”，用来表彰陈桥门吏对他守门事业的忠诚。
这固然是老赵在效法汉高祖的故事，赞美反抗自己的人、褒奖死且不从的人，是对“忠诚”的肯定、对“叛变”的鄙弃。在整个五代时期翻云覆雨卖主求荣苟且偷生无廉耻无气节之浇漓风尚中，这一决定有砥砺气节的功能，但此案例也在另外一个方向斫丧了伦理大义，那就是“天良”。
当年刘邦被项羽部将丁公追击，刘邦见逃不脱，便回头对丁公说：“你我都是好汉，难道俩好汉要相互死磕吗？”丁公想想也是，于是放过刘邦。等到项羽被灭，丁公来谒见刘邦。刘邦令人将丁公拉到军营斩首示众，理由是：“丁公身为项王之臣，却不忠于项王，所以使项王失去天下。”刘邦更对左右说：“杀丁公，让后世为人臣不要效法丁公！”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中评论这个案例说：以“大义”服天下，要出于“诚意”，不能出于“权术”。如果出于“权术”而打着“大义”的旗号，这个“大义”也会遭到戕害。“大义”，是源于内心的东西，不是糊弄天下的名义。刘邦危迫之际，遭遇丁公放还，难道后来丁公是一定有应该被杀的罪名吗？当刘邦决计杀丁公时，难道能忘了丁公放掉自己一条性命不是一件德行吗？刘邦这是要惩罚人臣之背叛其主，却先背叛了丁公之放生大恩。杀了救命恩人，还嚣然曰是天下之公义！这就是“借义以为利”，而人心之恻隐也就丢失了。义，有天下之大义，有吾心之精义。精义，是纯用天良之喜怒恩怨以为德威刑赏，而不杂以利益考虑。让天下知“为臣不忠者”一定要被诛杀的“大义”，但违背了仁慈的精义。这等于矫情，用义来收利。这样的“义”成为戕害“仁”而获利的斧头。正确的处理方式应该是：像丁公这样的人，“废而勿用”就可以了；斩之，则导天下人学会“忘恩”了！呜呼！三代以下，以义为名而获利，实在是有悖于“天良”的大奸慝啊！
这一番话移用到太祖杀封丘守，也很适用。
四、逼死张琼实不当
张琼过去曾经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老赵的生命安全。老赵即位后，提拔功臣张琼典禁军。老赵说：“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非琼不能统制。”殿前的禁卫士兵如狼似虎的剽悍之人不止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