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艉５谝环澹０�545米。峰名由来，照例是一段捕风捉影的传说：旧志载，古时有海船遥望岩顶宝光直射星汉，寻之不获乃去，岩之半则有古松如张盖，人去则不见。百年乡村生活如古井深水，波澜不惊，超稳定的乡村生活缘于一个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家族体系是乡村传统的权力结构方式，多子多福多寿即其重要的价值取向。乡村知识分子徐郎中和他的妻子钱月娥生命不息耕耘不止，育九胎，活六胎——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一部家世的流水账，背后是泪和笑，是等待、祈盼、屈辱和生活重轭下的喘息。
一、二胎，女，生下后得“七日疯”（小儿破伤风症）夭。
三胎，女，取名祝三。
四、五、六胎，男，按徐氏宗谱，排行“孝”字辈，谱名依次为孝瑞、孝祥、孝邦，取名芝庭、兰庭、松庭。
七胎，女，早夭。
八胎，女，取名素韵。
少年是这个大家庭的第九胎。生下这天是1910年农历五月初五，一个挂艾蒿插菖蒲的节日。时其母40岁，大姐18岁。按“芝兰松柏”序，取名柏庭。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亲情地狱，温情罗网
写以上这段文字时，总想到传统宗法制社会里的一个规则：长兄如父。
少年的长兄徐培根（芝庭），是个标准的现代军人。查有关资料，在徐培根条下有以下履历式的介绍：北京陆军大学毕业。辛亥革命时曾参与攻打军械局。北伐时在广东革命军总司令部任职。1923年回杭，任驻浙陆军第一师中校参谋。1927年春，奉调上海，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司令部上校参谋处副处长。
徐培根的修养品性，是典型的儒家传统一脉：对父母孝，对弟兄爱，对朋友信，对上司忠，于生活俭。1927年，少年殷夫入读上海浦东中学，时徐培根已由杭州调至上海，驻扎龙华，对兄弟自然关爱有加。他要求小弟每半个月到他那儿报到一次，一是领取生活费，二是报告学业，三是改善伙食。“4·12”事变，殷夫第一次被捕入狱，又是他利用军界的关系把他救了出来。
殷夫在浦东中学开始接受新知识，学会了两个新名词，“阶级”和“斗争”。一个史姓同学动员他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团，理由是——“因为你是一个热血青年”。出狱后，少年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大哥家，兄弟俩时常就时局争论。虽是在书房和饭桌上进行的温和的争论，但兄弟分歧已一日深似一日。徐培根为了照顾好小弟，把妻子从象山老家接来调理打点。20天后，小弟体重增加了4公斤，身高增长3公分。
一年后，少年殷夫再度入狱，时徐培根留学德国未归，这个大家庭的又一个女人——大嫂张芝荣——凭着丈夫的关系疏通了关节，再次营救出狱。当女人们在乡下哭成一团时，少年惊叫着，“世界大同的火灾已经被我们煽起”。
1929年农历正月里的一天，少年的爱情创伤刚刚弥平，又迫不及待地重返上海。在三哥徐松庭处，他读到了大哥从德国写给他的信。他觉得再也不能重投温情罗网，当夜写了一首《别了，哥哥》的诗，要他大哥把“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把“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作为一场噩梦收回去。他说他已经选好了一条道路——这条路，“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但他决意要走下去了。诗的最后两句像一封火药味浓烈的战书：“再见的机会是在，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两个阶级交了战火。”
这些革命话语在激情的驱使下如洪水奔涌，固执、自信而谵妄。“阶级”、“斗争”这些词语滋生的新知识的谱系，把亲情驱赶到了一个角落，而代之以“阵营”：革命的阵营和反革命的阵营。在这种新的话语系统里，亲情是绊脚石，是地狱，少年要抛开它，“踏着虹的桥，星河的大道”，造他的“新生”去了。
这年夏天，大嫂张芝荣来到上海，意外地得到了一本新出的《拓荒者》，上面正好有少年殷夫的大作《别了，哥哥》。她把这本杂志寄给了徐培根。大哥读了此诗，又从德国给小弟写来一封长信，谈为人信条，父母期望，兄弟情谊，家庭荣耀，要少年早早悔悟。但殷夫以为这封看似温情脉脉的信不是一个大哥写给一个小弟的，而是“一个狰狞的阶级向另一个新生的阶级的胁迫和威压”，于是他回信说，觉得读那封信比读一篇滑稽小说还要轻松，觉得好像有一把不重不轻的担子从肩头移开了，觉得把他的生命苦苦地束缚于旧世界的一条带子，使他的理想与现实不能完全一致的溶化的压力终于是断了，被消灭了。
他承认，“当我的身子已从你的阶级的船埠离开一寸的时候，我就开始欺骗你，利用你或者甚至鄙弃你了”。
他也承认，纯从个人的角度，他感谢和佩服兄长，父亲早逝，他的确做得不一般的周到——“你是一片薄云似的柔软，那么熨帖”。可是一当他站在“阶级的立场”上，他就“不禁要愤怒，不禁要反叛”。
哥哥，这是我们告别的时候了，我和你相互间的系带已完全割断了，你是你，我是我，我们之间的任何妥协，任何调和，是万万不可能的了。你是忠实的，慈爱的，诚恳的，不差，但你却永远属于你的阶级的，我在你看来，或许是狡诈的，奸险的，也不差，但并不是为了什么，只因为我和你是两个阶级的成员了。我们的阶级和你们的阶级已没有协调、混和的可能；我和你也只有在兄弟地位上愈离愈远，在敌人地位上愈接愈近了。
说到底，他还是一个孩子，一个任性、固执、容易害羞的孩子，当世界在他面前刚刚打开，他就像一只飞蛾满怀献身的渴望扑了进去，并被推到烈焰的中心。他对一直关爱着他的大哥的恶劣态度，看似绝情，更似一场孩子气的游戏。这里找不到情感上的根源，大哥对他谆谆关怀，他们兄弟感情一直不错。也没有有力的思想的支撑。环境和新知识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一次次的监禁已经使少年的内心暗暗发生了逆转（现代监禁制度下什么样的可能不会发生？它可以使一个享乐主义者奉受苦为生活真谛，可以让绅士变流氓、流氓变圣徒），禁锢中埋下的仇恨和叛逆一直在寻找释放的途径。他遭遇了新知识、新学说，并进而奉之为奋斗终生的信仰，于是当他祭起“阶级”这面空镜，滔滔天下，两个阵营泾渭分明。又是一出革命的经典叙事：爹亲娘亲不如阶级亲，革命大于亲情，甚至要消弭亲情。
“别了，哥哥”——哥哥在这里成了一个符号，一个“阶级”的符号。在殷夫新的知识谱系中，这个符号代表着一个腐朽、残忍、不人道和终将没落的旧制度，还隐约透露出传统的权力体系——父权的阴影。他是个叛逆者，弑神者。革命者的崇高感和弑神者的快感在殷夫的心中交替出现互为消长。
当一种知识成为信仰，一种话语成为霸权，它在方法论上的简单和粗暴势必造成人性的戕害、扭曲和异化。好在殷夫的淳朴和本性的天良还没有让他完全走到亲情的背面去，把这一切全部埋入“孩儿塔”。这一封信和一首诗是一次告别的仪式，仪式之后，革命家还要继续生活。因为没有生活的附丽就没有战斗。几次入狱，冬天到了，他只穿两件夹袄，穿街过巷，站在寒风凛冽的大街上演说。夏天，他在太阳底下奔走晒出一身的臭汗，清苦的职业革命家开始向家里人求援：
我的工作是忙碌的，在整天的太阳火中，我得到处奔跑！但是天哪，我所有的只是件蓝色爱国布大衫，两件麻布的衬衣，我想我怎么过得了这夏天啊！所以我迫切地请求，给我想法十元或十五元钱吧！我没有办法再可以想了。他还写信劝阻小阿姐陪母亲去南京，理由是“近来时局太坏，南京也不是什么太平地方”。这笔旅费倒还不如让我做件夏衣呢！（再：夏布衫及衬衫已在去年为恐怖所吞没，所以没有了。附告。）
信发出不久，他收到了一件夏布衫，十五元钱。
少年血
1931年1月17日，殷夫与八位同志在上海的一家小旅店开会时被英国巡捕逮捕。两天后，被引渡至警察局。
这是殷夫第四次入狱，也是最后一次。这次再也没有奇迹发生，没有人把他从死亡的边界线拉回来。二十天后的一个深夜，殷夫在龙华监狱遭当局枪决。和他一起处死的四个作家中，有一位是他的同乡，宁海人柔石。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附记1：兄弟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语出《诗经》，意思是说金星有两个名字，当它出现在凌晨，是启明星，出现在黄昏，又叫长庚星。1923年，融洽一时的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周氏大家庭彻底破裂，鲁迅愤而迁到西四砖塔胡同，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以前“兄弟怡怡”的情态。时人曾借用这种天象形容兄弟间的失和（鲁迅周岁时取法名“长庚”，周作人字启明），长庚和启明不能在一起，似乎是天命注定。
安顿好新居，鲁迅最后一次回八道湾取自己东西时，爆发了兄弟之间最激烈的一场正面冲突：
周作人抄起一尺高的狮子铜香炉，朝鲁迅的头上打去，幸好被门客抢下。鲁迅也不客气，回敬了一只陶瓦枕。
鲁迅日记关于这一日（1924年6月11日）的记载是这样的：“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许多关于周氏兄弟的传奇里都有意无意地省略了这现代性伦理叙事的一节。
事后，兄弟两人竭力避免正面接触，但免不了在各自的文章中对此事的隐秘影射。周作人写了篇《破脚骨》。“破脚骨”在绍兴话里是撒泼流氓的意思，这种人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来达到制服对手的目的。在周作人看来，他的兄长正是这样的流氓。鲁迅回击一篇《兄弟》，取材于1917年周作人刚到北京时治病的故事，无情嘲讽了兄弟之情。
1925年10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周作人发表了短文《伤逝》，借用古罗马诗人的一首诗和英国画家的一幅画，传达了他对不可再得的兄弟情谊的追念，“只嘱咐你一声珍重！”这是他向兄长发出的一份意味复杂的密码电报。看到此文的九天后，亦即10月21日，鲁迅完成了短篇小说《伤逝》，这个以“涓生的手记”为副题的第一人称的小说是他的小说中最沉郁悲痛的一篇，“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世人都误以为这是一篇爱情小说，但只有周作人看出来了，这不是一篇普通的爱情小说，而是假借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死，哀悼兄弟之情的断绝。
他在一则读后感中（后收入《知堂回想录》）如是说：“《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借假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因为我以不知为不知，声明自己不懂文学，不敢插嘴来批评，但是对于鲁迅写作这些小说的动机，却是能够懂得。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从新文化运动肇始时的兄弟一体而分道扬镳，他们施向对方的每一招，也都无情地伤着了自己。
阿忆的文章写到，鲁迅死后的第二天，周作人正好有一堂关于六朝散文的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了教室”。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下课铃响了，周作人挟起讲义说，对不起，下一堂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才看到周教授的脸色是如此幽黯，让人觉得他的悲痛和忧伤不是笔墨所能形容。
附记2：何其不堪
1931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一起被处决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中，还有四位文人是：柔石、冯铿（女）、胡也频、李伟森。这五位左翼作家的死，几经渲染，成为耸动国际的“五烈士”事件。
同时赴死的五人中，以教师为业的柔石年岁稍长，死时也不过三十一岁。柔石饶有文才，极得鲁迅赏识（从1929—1930年鲁迅日记的记述来看，两人情逾父子）。其文《为奴隶的母亲》写女性身体被剥削的痛苦，充满人道主义的深情。他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二月》以江南水乡为背景，娓娓叙述“五四”之后知识分子在启蒙热情和传统桎梏间的两难，是早期现实主义小说的典范之一。平心而论，柔石之外，其余四人在文学上皆是泛泛之辈。但在成了烈士之后，他们的文名始为世人所知。王德威有一段话说得好：
求仁得仁，原是革命作家的宿愿。何其不堪的是，日后资料显示，五烈士之被捕牺牲，未必是当局侦警如何的神通广大，倒可能是出自红色左派人士的内讧及告密。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