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成了peking opera(北京歌剧)。眼下,不少西方人已经不满足于《三岔口》与《挑滑车》的打斗,开始欣赏京剧的作唱念白,一拨又一拨的老外,赶着来学京剧,荒腔走板者众,字正腔圆者稀,但认真倒是蛮认真的,有好事者还创造了英语京剧,有腔有调,就是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也听不懂。
不过,这一切,跟当年的软功夫,其实都没有关系。
戏里的战争不让女人走开(1)
英国二战的英雄蒙哥马利(图19),1961年访问中国,在河南洛阳见识了豫剧,不过演的是《穆桂英挂帅》。看完之后,蒙哥马利说,这出戏不好,怎么让女人当元帅。陪同人员解释说,这是中国的民间传奇,群众很爱看。蒙哥马利回答道:爱看女人当元帅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爱看女人当元帅的女人不是真正的女人。(据曾经以谍报工作闻名的中国外交官熊向晖回忆)蒙哥马利虽然活到了现代,领教过西方战后文化的前卫与颓废,但毕竟是个老派的军人,而且是老派的英国军人,无论如何也难以领会中国戏剧的“女性主义”风情,想不通女人为什么要“挂帅”。
其实,蒙哥马利尽管老派,却不可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在他当年率领的英国军队里,就存在着大量的担任后勤、救护和通讯的女兵,他只是不能理解女人做元帅而已。但是在我们戏文故事里所描绘的中国古代,军队里是不大可能有女人的(大诗人杜甫说过,“妇人在军中,军气恐不扬”有禁忌在)。商代的商王的妃子妇好,据说带过兵打过仗,一支用过的大斧几十斤重,但那是三代的古事,秦汉以后这种事似乎就没有了。木兰从军的传说,是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的事情,严格地说,是“可汗大点兵”点出来的,跟汉人什么关系。相反,倒是欧洲人曾经有过女人挂帅的事,圣女贞德的历史,距蒙哥马利其实也不算远,虽然那是法国人的事,想必英国人也都知道,因为贞德打的就是英国人,而且最后是被英国人当女巫杀掉的。
然而,奇怪的是,中国军队里没女人,在中国人的戏文里,偏多女人打仗,甚至挂帅的故事,这些故事的最妙的地方是,往往是男人打不过女人,连夫妻之间都如此。以杨家将故事为例,赫赫有名的杨六郎的儿子杨宗保,打不过一个山寨的女子穆桂英,被逼着,半推半就做了上门女婿,中间经过了一些曲折,最后当然是杨家捡了便宜,大宋王朝多了个能征善战的女元帅。不服不行,这种故事居然会往前复制,据说杨六郎的爹杨老令公杨业,跟他孙子一个命,也是打不过佘太君,才上门的,佘太君虽然在年轻的时候没机会上前线,但老了老了,却来了个“百岁挂帅”,领着十二个寡妇出征了。
无独有偶,类似的戏曲故事还有很多。比如薛丁山(传说中薛仁贵的儿子)和樊梨花的故事,北宋大将高怀德之子高俊保与女寨主刘金定的故事等等,大体上都是一个模子,靓男俊女,男的打不过女的,被女人抓到床上,然后靠老婆打胜仗,挣功名。最可笑的是,著名的秦香莲和陈世美离婚事件,也有好事者把它改成这样了:秦香莲当闻之被陈世美甩了之后,没有哭哭啼啼去找包拯,而是一咬牙一跺脚,上山学了一身武艺,然后去投军,建功立业,当了元帅,这回轮到陈世美来求着她了,幸亏此戏陈世美的角色是文官,没法夫妻对打,如果打的话,陈世美连人家一个指头都当不起,戏的结尾,跟所有类似的戏一样,都是夫妻乱哄哄的大团圆。
最耐人寻味的是,我们上面讲的种种古代“野蛮女友”,或者女元帅的戏剧,几乎都是晚晴以后的产品,在清朝中叶之前,人们的想象力好像很是不够,编不出这么多男女之间床第之外的枪棒逸事来。然而,我们知道,那个时代,是男人打仗根本不用女人的年月,除了鸦片战争时的清军将领杨芳,用过女人用过的马桶,义和团的勇士,用过金刀圣母、黄莲圣母之类的活的“女神”之外,女人基本上跟战争无关。但不幸的是,那也是个中国的男人打败仗的时代,一个败仗跟着一个败仗,败得旁边观阵的文人们不好意思了,于是编出一个又一个女人出征外夷而且战而胜之的故事,过过干瘾,装装门面。当然,也有细心人看出来破绽——女人还缠着足,怎么可能上阵,于是乎,大家一起来呼吁女人放足,发起“不缠足运动”。后世弄不明白,还以为那么早中国就有了妇女解放的先驱,于是写文章研究啊,歌颂啊,没完没了。
戏里的战争不让女人走开(2)
其实呢,说一千道一万,打仗主要还是男人的事,连这个事都指望女人的话,中国的确就没有真的男人了。
中国的事,演戏只当它演戏就是,要紧的是,现实生活别跟演戏似的就好。
选举与美女经济(1)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vote),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做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投票,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功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图20),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买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美女。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妓女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1,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愁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妓女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投票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抗议,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民主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都不美)。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选举与美女经济(2)
在报纸发起评花榜之前,中国的花业或者说娼业,虽然也是一种“产业”,但却只在中世纪的层次上运行,不过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投票选举的花榜,才转变成了美女经济。花榜评选的设计者李伯元之流,对民主政治未必了解,但却无师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选举,显然,如果不是这种海选性的投票,花榜的评选绝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绵延二十几年的花榜选举,也就没有了美女经济。
西方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国人手里,最先得济的,是我们的美女和美女经济。
洋人的膝盖
洋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人,是人就有膝盖,基本构造没有什么两样,除非像我们古代一个伟大的兵学大师孙膑一样,被人“膑”掉了,不过,这个道理,曾经有一度中国人不太明白。
说起来,事情是洋人惹起的。乾隆末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打着为乾隆皇帝祝贺80岁生日的旗号,要求建立平等通商关系,礼物没有少送,从钟表、光学仪器到新式火炮,一大堆,但唯独见了皇帝不肯弯曲自家的膝盖下跪。结果呢,建立关系的请求泡了汤,除了一个随团来的孩子得了一个乾隆赏的荷包,使团一无所获地离开了中国,礼物原封不动地被封存在圆明园里。1860年英法联军打上门,抢掠的圆明园财宝中,有一小部分原是大英帝国的东西。
马嘎尔尼使团回去以后,西方有了很大的动静,此前来华传教士们多年宣传所建构的那个理性的中华帝国影像,破灭了,使团成员用自己的记录和素描,向欧洲人展示了一个外强中干的东方大国的形象,从此埋下了以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伏笔。与此同时,在他们走过的中国,也留下来两个相关的传说。第一个传说有点阿Q的味道,说是虽然洋鬼子嘴上硬,坚持不肯下跪,但见到皇帝那一刹那,天威之下,居然双膝跪倒。第二个传说有为鬼子开脱的意思,说是洋鬼子不肯下跪,是因为他们的膝盖不能打弯,直腿,属于生理问题,不是态度问题。
马嘎尔尼回去之后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中国人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这两个传说,却一直在坊间流传,传得中国官员军民人等都知道。一直到1839年林则徐来到广州禁烟,连这个号称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都信。
林则徐来广州禁烟的时候,底气很足,底气建立在两个“情报”上,一个是洋鬼子天天吃干牛肉粉,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叶和大黄,就会大便不通胀死。一个就是我们上面说的鬼子膝盖打不了弯,打仗的时候,肉搏很吃亏。好在林则徐到了广州之后,亲自观察了洋人,而且还特意去了一趟澳门,跟洋鬼子来了个近距离接触,总算有点明白了。从澳门回来以后,请人收集西方的“新闻纸”(报纸),编了《四洲志》,还从一个在广州的洋人医生讨来了一条疝气带,治他的疝气病。
不过,林则徐明白的事情,其它的中国人依然不明白。尽管林则徐编的《四洲志》已经经魏源改编成了《海国图志》,印成了书,但看的人,却寥寥无几。京城内外的官员们,依旧津津乐道那些个关于洋人直腿的传说,直到第二次洋人打上门。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人和法国人动了武,但也参与修约谈判的美国人,却没有跟中国人撕破脸皮,所以,在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候,美国的使节进了北京,而且被告知可以见皇帝,只是必须下跪,哪怕仅仅跪一下,一小下也行。没想到,美国人一小下也不肯,一个中国官员说,你们就是现在不答应跪,见了皇帝,天威之下,自然就跪了。美国人说,肯定不跪,我们只对上帝和女人下跪。
无计可施的中国官员,最后只好认定,洋鬼子的膝盖的确不能打弯。跟他们有同样认识的还有前线的一批军官,因此他们准备了很多长棍子,预备在跟鬼子短兵相接的时候,冲鬼子下三路下手,把他们扫倒。
当然,洋人的膝盖,一直都跟我们的一样,能伸能屈,活动自如。不是洋人的膝盖出了问题,而是国人的脑袋有点进水,他们总是喜欢用自家的想当然来解释那些他们不太明白的事情,根本不在乎这些想当然的故事本身就自相矛盾,逻辑不通。其实,中国人在马嘎尔尼之前,也不是没有见过西洋人,不仅有洋人在朝中为官,而且葡萄牙人、荷兰人以及北边的俄罗斯人都来过,而且见皇帝的时候都下跪过。可是,一旦碰到洋人不跪的事实,大家还是回去各自编故事。医学家说,眼睛,是受脑袋支配的,这话不假。当脑袋进水的时候,眼见为实这句话,其实是不管用的。
一旦革命成了功——王金发的故事
清朝末年,革命党人推翻满清,一手运动新军。一手拉拢会党,而拉拢会党的历史更久,光复会的几个干将,徐锡麟、秋瑾。陈其美、陶成章,都走的是会党路线。革命成了功,在这个过程中,革命党人死了,但从前的会党中人,倒有坐天下的,王金发就是一个。
王金发本是浙江嵊县的一个浮浪子弟,从小斗鸡走狗,舞枪弄棒,加入洪帮之后,成了一个堂口的首领,徐锡麟在浙东运动会党,结识了王金发,这期间,王金发跟着徐锡麟去过日本,读过一个速成的体育学校,后来徐锡麟和秋瑾在绍兴办大通学堂,王金发也是其中的骨干,在里面教体育,实际上军事训练,后来东窗事发,起事不成,徐锡麟和秋瑾都折了,王金发却活了下来。辛亥革命,浙江光复,王金发率领帮中弟兄,杀回绍兴,驱散了已经宣布起义的绍兴官绅,自任绍兴军分政府都督。
会党原是地下社会的秘密结社,走的黑道,一直在政府压迫下,非法生存,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突然一下子当家作了主人,能想到的事,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