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过敏,被视为“偶像崇拜”(显然是庙里的泥胎作怪),严禁教民参与,而且还特地为此从总理衙门讨来了一纸赦令,允许教民在这种活动中可以不出份子(这种活动都是村民自己凑份子)。在农村,唱戏是一种社区的“集体活动”,如果不参加,就意味着不合群,甚至是跟众人对着干,这样做,难免引起其他人的白眼。况且,在那时的中国乡村,平日的生活的娱乐活动,唱戏是必不可缺的,教民也是村民,他们同样需要戏剧来排遣解闷,这种欲望有时甚至并不比衣食上的需求弱上多少,就算教民自己能够恪守规矩,他的家人亲戚,在锣鼓喧天的时候,未必能抵挡得住诱惑,如果也跑出来看上几眼,那么教民就成了占大伙便宜的人,白眼不免会变成嘲骂。如果是求雨活动,唱完戏如果碰巧真的下了雨,而这个雨当然不可能只下在非教民的土地上,那么参加求雨的人则不平衡——教民这个便宜占的更大了,由相骂进而开打,教案就这么闹起来了。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2)
因唱戏引起的教案,虽然多,但规模往往都不大,毕竟,两边的利害冲突不大,而一些庙产纠纷则冲突要激烈得多。中国北方农村的村头巷尾,都有庙,里面供着关公、观音、玉皇、水母娘娘之类的神,这些庙有很大部分是没有人经管的,里面既没有和尚,也没有老道,而且庙产往往没主,弄不清那块地皮和地上房屋产权属于谁,实际上,它应该属于村民的公产。但是在教会的扩张过程中,教会在寻找建教堂地皮的过程中,往往冒出某些无赖,造出假的地契房契,骗说这些无主的庙宇是他家的产业,然后把它卖给教会。待到教会真的在自己“买来”的产业上拆庙动工盖教堂时,村民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于是大哗。虽然这些破庙平时看起来不起眼,甚至一任其房倒屋塌,也没人在意,但是一旦有人将之拆掉,变做另外一种村民根本不明白的用途,大家的神经就都紧张起来,神庙的镇压作用,辟邪作用都从人们的记忆深处冒出来了,人们甚至还记起了这些神庙当年是如何的灵验,这些神佛是如何的神圣,如果听任洋人拆毁,将会给村庄带来怎样的灾祸等等。由于兹事体大,这种教案纠纷往往闹的时间特别长,争、闹、打、打官司,然后再争、闹、打,往往会闹上十几二十年。著名的山东冠县梨园教案,就是民教双方争夺该村的玉皇庙的庙产引发的。
当然,有的时候,误会和不误会往往搅在一起,比如上面提到的天津教案,闹起来的时候,有四个根本不相干的俄国人在乱中被杀,可抓来的疑犯,每个人都供说,他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闻说“外国人打官闹事,(指法国领事丰大业因教案咆哮北洋大臣衙门事),心生气忿”,因此前去救护的。其实呢,这些混混无非是在趁乱打劫。事变中,四个俄国人的财物都被抢走,其中一个俄国女人戒指被抢,连指头都被剁掉。还有很多规模很大的教案,其实就是由于某些匪类觊觎教会的财产,因此利用误会,制造谣言,说教会拐卖儿童,挖心摘眼,再举出“物证”一只童鞋之类的东西,往往就会闹出大事来。
无论误会还是不误会,教案的主导者往往都是乡绅或者其他乡社组织(包括帮会)的首领。像做过湘军将领的湖南人周铁汉这样、特别富有卫道情绪的乡绅,当然也有,不过更多的乡绅反教,主要是看不惯乡村崛起另外一个文化和威权中心,分享了他们的世袭权力。大多数教案,如果前台没有乡绅领头的话,追究下去,背后都有某些乡绅在起作用。遍查教案档案和地方志,留下来的打教揭帖,多半出自读书人之手,有的还是八股体,读起来抑扬顿挫,合辙押韵。不过,乡绅毕竟要跟着官府走,只要官府不同意甚至制裁他们的闹教打教行为,他们多数都会识趣地偃旗息鼓的。即使倔犟如周铁汉,官府要想制住他也并非难事。
但是问题是,自从1844年中法黄埔条件基督教开禁以来,中国政府对这种在武力压迫下的开禁,始终耿耿于怀,对挟坚船利炮进入的洋教,往往怀有最大的警惕。在朝廷中,也许像贵州提督田兴恕,广西西林知县张凤鸣这样对基督教持赤裸裸地强硬态度的官员,并不多见,但在整个19世纪的后半叶,利用民间的反教情绪暗中抵制,始终是清朝对于基督教的既定政策。以往,人们对于教案往往有种说法,认为凡是教案的官司,中国的地方官往往向着传教士和教民,甚至教民到官衙可以直接登堂入室,对县太爷颐使气指。显然,这种情况在庚子(1900)以前,是不可能出现的。我所看到的教案档案,凡是教案的官司,一开始官府几乎都向着民方,有时甚至直接出面收集不利于教方的证据,教民被掌嘴,挨板子的事情,绝不稀奇。一个案卷,看前面,整个官司一面倒地倾向于民方,如果案卷上的证词是真实的,给人感觉好像教会方面简直十恶不赦。但是看着看着,突然之间,风向转了,案情居然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最后结案,多半是民方败诉,该抵罪的抵罪,该赔偿的赔偿。很明显,这是传教士通过外国领事或者公使,把状告到了总理衙门的缘故。当然,这种外力借强权干预中国司法的行为,需要批判,但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我们的地方官葫芦僧乱断葫芦案,往往一入手就在主观上断定教会方面理曲,好像也大有问题。
误会的和不误会的教案(3)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那些非常明显的荒唐事,比如挖心剖肝,采生割析之类的控告,官府从不做分辨,一味听信,等到外国干涉了,又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于案件审理前踞后恭的状况,官府却不做任何解释,让打官司的民方觉得,官府只是屈从于外国的压力才枉法曲断的。在查阅教案卷宗时,我发现,非教民最热衷的官司,往往是那些缘由荒诞不经的事件,发生了瘟疫,教民偷偷往井里放漂白粉(因为当时的瘟疫主因之一就是饮用水不洁),会被当成往井里下毒,天旱不雨,会认为教会做法,止住了云雨,拐卖婴儿的事情已经不需要说了,反正只要机缘凑巧,一切都会被一般民众当成充分的理由,去兴讼,去打闹,甚至去杀人防火。官府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民众负屈含冤的心理,从而使得民众的反教情绪日趋严重。只要某个地方民教双方打过官司,这个地方双方的冲突就会加剧,某些原本民教相安无事的地方,只要打过官司,哪怕仅仅是误会,那么就会由此变成民教冲突高发区。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的直隶宁晋县双井村,原本相亲相善的民教,就是由于一场因合作引发的误会,打完官司,这个地方后来成了义和团运动的发祥地之一。
事实上,尽管在外国压力下不得不惩罚闹教打教的人,官方却一直在刻意培养这种来自民间的敌意,在清朝统治者看来,“民气”始终是他们对付外国的一种资源,所以必须要让“民气可用”。义和团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官方对“民气”的一次大利用。在这次大利用中,虽然对外国人的文化隔膜和冲突,甚至种族的分野与歧视(比如洋人的毛发和肤色眼睛颜色,都成为点燃敌意火种)都被动员起来,但跟中国知识界自甲午战争以来兴起民族主义思潮,却根本不是一回事,呈现出一种落后、排外、向后看的强烈倾向,这种倾向,是受到戊戌变法失败后,向后转的清朝政府有意推动的,结果使得国家像失控的列车,脱轨而去。
误会是可以消除的,不误会的冲突,也可以化解,不同文化之间有交流,就会有误会不不误会的冲突,如果某种文化是以宗教的形式介入,那么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从东罗马时期开始,基督教在全球的行进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无论中国政府喜欢与否,中国都不可能将之关在门外。基督教“中华归主”的目标也许听起来有点令人不悦,但他们毕竟不是真的要占我们的土地,颠覆我们的政府,而且,无论再怎么强势的政府,也不可能真正阻止人们信教,因此,为了培养敌意,在今天还不顾历史事实,甚至重复当年打教讹言的说法,叙述当时的历史,显然是不明智的,这一点,近代以来的历史,早已经告诉我们了。
200653于京北清林苑
有关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1)
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图18)看京剧的事,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过,不过那篇文章主要是说西太后和京剧的故事,有点冷落了老瓦,在这里,不妨旧事重提,稍微仔细一点把这件事说一说。瓦德西在上个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绝对是个知名度非常高的名人,他的出名,半靠义和团,半靠赛金花,半靠德皇威廉二世。没有义和团起事,大乱之中,德国驻华公使被杀,轮不到德国人做八国联军总司令,没有德国皇帝的任命,瓦德西做不了司令,当然,最要紧的,没有坊间流传的我们的名妓赛金花、赛二爷跟老瓦之间那么些风流韵事,国人断不会翻来覆去那么多年总是炒那点陈年旧事,从上个世纪初八国联军打来,一直炒到30年代日本人打破门。害得鲁迅临死前还愤愤然:说怎么那个传说中跟瓦德西睡过的女人,居然被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其实细说起来,这件事的余波还长得很,被西方某些左派人士至今奉为旗手的江青,年轻时的一件大事就是跟人争演赛金花,没争到,愤而革命,由此种下了文革中众多演戏界人士遭迫害的祸根。
很令国人扫兴的是,令我们如此兴奋的瓦赛公案,在瓦德西的日记里,却一个字都没提,根本找不出哪怕任何一丁点他认识赛金花的蛛丝马迹。写《孽海花》的海上文人曾朴,写《彩云曲》的清朝遗老樊增祥,以及跟着起哄的冒广生,杨云史辈,不知听了会做何想?不过还好,老瓦在日记里记了一次他在北京看京戏的经过,马马虎虎可以算是一桩能引起好事者兴致的事情。那是1900年11月23日,瓦德西实在抗不住一干北京商人的软磨硬泡,应邀去了一趟戏园子。那天演的什么戏,谁的开场,谁的压轴,老瓦是一概不知(肯定有人给他解说),一个字也没记,只记了他和随从被迎到雅座,桌上备有香槟和西式糕点以及雪茄烟,显然,这是为瓦大人特意准备的,一般戏园子里只有茶水、果子和瓜子,外加满天飞的手巾板。老瓦的嘴舒服了,但耳朵却难受,在他看来,京剧的音乐分贝大的足以让石头软化,实在令他受不了,一个半钟点之后,他和随从离开了戏园子,感慨道:“得离苦海”。这期间,我们青衣的宛转歌喉,二丑的插科打诨,外加武生的跟头把式,都不足以令瓦大人破颜一笑,虽然他注意到女角都是男人扮的,却既没有欣赏“扮女人”,也没有惊讶“男人扮”(如果老瓦死后有知,知道了中国人后来把他也编进了京剧《赛金花》里,在他看过戏的戏园子里演,不知是会哭还是会笑)。
看来,老瓦毕竟是老了(其时已年过七旬),或者还加上文化的隔膜,还有德国人的刻板,中国传统的风月场所与风韵佳事,都不足以令此公食指动上一动。不过,比瓦德西早40年来中国的另一位西方武夫,英法联军法国军队的司令蒙托邦,却敏感得多。他在率军远征中国途中,路过当时还是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被招待看中国戏(应该不是京剧),虽然根本没明白演了什么,但他对“漂亮的女演员”却十分着迷,特别欣赏人家“梳那乌黑秀发的优美姿势”。扫兴的是,陪同他看戏的英国人,马上就告诉了他,“漂亮的女演员”其实是男人。那么,所谓“乌黑的秀发”,也不过是假发了。蒙托邦后来进入中国之后,没有看戏的机会,开始是战事紧张,后来仗打差不多了,他的军队恰在进入北京城之前,就抢了圆明园,同时由于清政府妥协得足够迅速也足够充分,进占北京没有多久,就撤到天津摆摊出售圆明园的宝贝了,没有给北京人留太多的机会请他们欣赏京剧,无从领略肯定是更漂亮的男人扮的女人。
瓦德西和蒙托邦都是侵略者,而且是给中国人造成最大伤害的两次侵略战争的指挥官,蒙托邦还因为八里桥一战(此役令作为清朝战略预备队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损失殆尽),被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两个都是欧洲的武夫,却也是欧洲文化熏出来的“绅士”,他们在中国做的坏事不用说,罄竹难书,但跟中国戏剧的邂逅,能恰如其分地折射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在蒙托邦来华的时代,这些来自欧洲的人,对于神秘的东方,还多少有点猎奇的心理,画着脸谱,男扮女装的中国戏剧还能给他们一点新奇的刺激,可是到了40年以后,面对更加地道,更为华丽好看的中国戏,那个来自普鲁士的将军,却只有厌烦的份了。两人表现虽然各异,但骨子里对他们所入侵国度的文化的轻慢却是并无二致。1860年的英法联军在抢劫圆明园的时候,随意砸掉价值连城的瓷器,撕毁珍稀的字画,把《永乐大典》用来垫马槽,1900年的八国联军兴之所至,就用大炮轰击北京的古刹,用善本书当手纸。这一切,两位司令官都没有亲手参与,但从二人对中国戏的态度来看,这一切都的发生,一点都不奇怪。中国的东西,大概只有金银珠宝可以用来填充西方财富宝库的材料,其他的,成住坏灭,全不在他们心上。
有关中国戏的一点涉外的往事(2)
西方的武夫,本来就来征服“落后民族”的,有若干文化上的傲慢,倒也不奇怪,有意思的是,从1860到1900年,中国人对西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我们这个善于编故事演戏的民族,1860年的故事是有关女人的,那是一个弱女子冯婉贞组织猎户打败侵略军的故事。故事里冯婉贞挥刀上阵,大呼小叫,而且深谋远虑,坚持近战肉搏,最终杀得鬼子落荒而逃。而1900年的故事主角依旧是女人,但已经变成了赛金花用自己的身体取悦瓦德西,换取了北京满城百姓的平安。其实不管当年的普鲁士武夫有没有浅斟低唱的雅致,能否领略赛金花吴侬软语的风情,也无论赛金花是否真的住进了作为瓦德西司令部的仪鸾殿,有没有可能在仪鸾殿着火的时候,被瓦德西抱出来,到了这步田地,国人对付洋人的态度,已经在向软的方面下功夫了,从冯婉贞近敌肉搏,使鬼子“枪炮终不得发”的中国功夫,变成了同样贴身距离的床上功夫,只是一种象征,一种国人最终对洋人服软的象征。服软之后,就施展软功,而1900年11月23日那邀请瓦德西去看戏之举,其实就是这种软功夫的一种,还有的就是北京市民一批又一批给占领军送来的“万民伞”。一个比瓦德西晚一些来中国的西方人写到,中国人对自己文化上的软功夫相当自信,因为他们就是这样磨软了蒙古人,又磨软了满洲人,现在又开始磨西方人了。
进入民国之后,无声不歌,无动不舞的京剧终于逐渐开始为西方人接受了,特别是在那个由于懂外语,当年跟瓦德西的军队做过生意的齐如山投身京剧改革之后,京剧随着梅兰芳的轻歌曼舞走出了国门,男人扮女人,征服了欧美,于是梅兰芳成了“博士”,而京剧成了peking opera(北京歌剧)。眼下,不少西方人已经不满足于《三岔口》与《挑滑车》的打斗,开始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