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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能说出很多高论的马谡，还是在用兵上栽了。街亭之战，作为主帅的他，不听王平的劝告，一意孤行地非要把重兵摆在没有水的山上，结果被魏军围困，不战自乱，丢了街亭，让诸葛亮大军进退失据，差点吃了大亏。（图3）
王平说不过马谡，因为马谡有理论。理论来自《孙子兵法》：兵法上讲了“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然后存。”把兵摆在没有水的高山上，是置之死地，不仅置之死地，还可以居高临下，有势能，按道理没错。而且人家韩信，井径之战，背水列阵，置之死地，仗打赢了，有成功的先例在。但是他忘了很关键的一点——战争的情景，也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事件发生的条件。韩信那个时代，战争很有战国的余风，以消耗对方有生力量为宗旨，杀的越多越好，战争中，各方经常发生把俘虏杀掉的事情，最著名的就是项羽在锯鹿战后，一举坑掉20万秦降卒，在这种情况下，士兵很害怕做俘虏，缴枪投降的可能性很低。加上当时韩信手中有只有一些乌合之众（老兵都被刘邦调走了），面对强敌，稍有机会，都会逃走的，只有置之死地，才可能有赢的可能——反正后退也是死，前冲也是死，冲过去还有一线生机，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置之死地的战术应用，胜机才会比较大。
反过来，马谡的时代，由于经过东汉末年的大乱，人口锐减，是个各国兵员极度缺乏的年月，彼此之间都想尽办法争取对方的兵员，魏国甚至不得已实行了“士家制”，拿士兵的家眷做人质，防止士兵投到敌方去。既然投降不会有生命危险，而且还可能受优待，士兵在面临“死地”的时候，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投降——不战自溃。
比井径之战稍早的秦楚锯鹿救赵之战，也有跟马谡、王平争论类似的情况，事情发生在楚军主帅宋义和副帅项羽身上。宋义跟马谡类似，此前也有高明的建议和明智见解。先是提醒项梁（武信君）注意战胜后将骄卒惰，在项梁不听劝告的情况下，又预言项梁必败，劝齐使者不要着急去见项梁，省得把命搭进去。锯鹿救赵之战，按兵不动也有道理：不急出手，坐待双方消耗，自己承其弊，收渔翁之利，不战而屈人之兵，完全合乎兵法。所以，宋义很自信，对项羽说：“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打仗我不行，谋划你不行。结果，项羽不像王平那样老实，说不过，就动家伙，一刀宰了宋义，自己当家，无师自通地操练起置之死地的兵法，破釜沉舟，大破秦军。
两个战例，一个是主帅要冒险，副帅不干，一个是副帅要冒险，主帅不干，只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真正有道理的一方，都是披坚执锐的战将。
懂兵法的和会打仗的（2）
项羽和王平都是粗人武夫，披坚执锐，冲锋陷阵，吃的是刀口舔血的饭，两人都说不过对方，但他们俩都是对的，他们没有理论，更没有口才，但是他们有战士的直觉，有战争的常识式的智慧。比如王平知道，人是要喝水的，作为战士，水尤其重要，军中缺水，比缺粮还要可怕，口渴的士兵是没有士气的，没有士气，就打不了仗。同理，项羽的直觉告诉他，仗必须马上打，不打自己这方就完了。后来史书记载的道理是这样的：在强大的秦兵面前，赵根本算不上什么，灭赵，消耗不了秦军多少兵力，但却可使士气大振，反过来，救赵的诸侯本来就畏敌如虎，赵灭之后，不仅诸侯没了士气，连楚兵士气也会受损，如此，战事将不可为。但是这很可能是司马迁的马后炮，当时项羽是否如此清楚个中道理，讲的如此有条理？未必。
战争，落到实处，毕竟是那些亲冒矢石者的事，第一线操作者的感觉，从来都是必须尊重的。虽然，第一线的人员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但后面运筹帷幄的人，也容易犯本本主义的错。有时，比较起来，还是后者的危害更大。
豆腐跟革命的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豆腐是正宗的中国国粹，有人说，豆腐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有意思的是，其他的四大发明，还有国家在跟我们争，而这个豆腐，连丁点争议都没有。近来，西方世界动物保护主义和素食主义流行，提倡以植物蛋白替代动物蛋白，中国的豆腐，成了一个榜样，让西方人佩服得一塌糊涂。国人到了西方，如果一时没有更好的工作机会，只要有做豆腐的手艺，就可以混饭吃，已经见过不止一个国内的教授，在美国或者加拿大，靠做豆腐过的挺滋润。那种把一粒粒的黄豆变成白白嫩嫩的方块的把戏，在白人看来，跟变戏法差不多，只有中国人玩得来。现在日本人也会做豆腐了，不过所谓的日本豆腐，不像豆腐，倒更像是中国人鸡蛋羹的失败版，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要吃豆腐，还得靠中国人。
发明豆腐的中国人据说是西汉时的淮南王刘安。关于他的传说很多，有炼丹药的，也有吃美食的，豆腐的发明，当属于后者。西汉提倡简朴，贵族不许用金属器皿，所以大家纷纷在吃上下功夫，从马王堆的发掘可以看出，那些王侯贵妇们对吃是多么的热爱，出土的时候，要是现代人有本事保鲜，那些丰富而且色香俱全的食品准会让世界惊掉眼镜。由此推断，刘安发明豆腐，倒也合乎道理。豆腐的发明者是贵族，让豆腐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也是个名门之后，这个人名叫李石曾。
李石曾是李鸿藻的公子。李鸿藻是晚清的重臣，清流的领袖，在世的时候，很有点保守的色彩，总是跟搞洋务的人过不去，但是他这个晚年得的儿子，思想却新潮得紧，于国学没有兴趣，在科举上没有半尺进展，却早早地就跑到法国留学，学成什么不太清楚，让人知道的却是身为贵公子的他，在巴黎开了一家豆腐公司，比较成规模地让洋人见识了中国发明的模样和味道。
李石曾在海外多年，但却始终学不成洋模样，身穿西装，却要扎个中国式的腰带，走起路来，腰带凸在前面，硬是扎眼，据说巴黎的银行曾经因为他这身打扮而不让他进去。李石曾又嗜好大蒜，西服上边的口袋里，装的不是手绢，而是蒜瓣。这样的中西结合式人物，想到在西方贩卖中国国粹倒也自然。为了让国粹很粹，李石曾豆腐公司的师傅和小工，一律从国内找来。那个后来帮助梅兰芳改革京剧的齐如山，就给他带去了几十位，一路上，这些中国农民要蹲在坐便器上方便，很是辛苦。
就这样，洋人们尝到了正宗的中国豆腐，李石曾的豆腐公司也发了洋财。发了财的李石曾在政治上却不安分，因好友张静江的关系，开始资助起孙中山的革命党来。据说，只要孙中山没钱花了，拍电报去，A字代表一万，B字代表两万，C字代表三万，钱就从巴黎过来了。李石曾父亲所忠于的王朝，多少有一点他的努力，被推翻了，可惜“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李石曾只好再接着忙活。第二件事从后来的结果看，也跟革命大有关系，那就是组织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成千的有志青年来到了法国，来到了欧洲，学成什么我们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中间，涌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中国人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就是由这些勤工俭学的人成立的，当时叫青年共产党。如果按某些研究者的说法，其实这青年共产党，才应该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这些在法国搞共产革命的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历史倒海翻江的人物。而这些人留法的基金，一部分就来自于豆腐。
中国人的豆腐，卖到外国之后，就这样跟两次中国的革命都发生了一点不寻常的关系。
对毒与赌的另一种期待
养儿子都希望他出息，古今一个道理。苏东坡作诗，说是“但愿生儿愚且直”，那是气话。不过，在中国，还真就有不希望儿子成材的父母，对他们来说，儿子不出去惹事，不做特别厉害的败家子，就足了。这样的父母，一般都小有家资，膝下的宝贝儿子如果不是玩了命地败，估计一时半会儿败不光。他们的培养儿子的办法很独特：教儿子抽鸦片。（图5）
清末民初的北京，这样的人家还真不少，好好的孩子，刚长成个模样，就把烟枪拿来，非让熏一口，不大功夫，就孩子成了烟鬼，每天不吃饭行，少了“福寿膏”（当时人对鸦片的雅称）万万不能。有了这口嗜好之后，精神萎靡，身子骨长得跟衣服架子似的，成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瘾大的可以昼夜都呆在床上，吃喝拉撒不动窝，经年累月不出门。这样的儿子，按说是废了，但是有一样好处，那就是不可能出去惹事生非，当然也不可能出去干“大事”，比如大笔的买卖（一般都是吃人骗），追歌星，泡戏子，甚至下海玩票。他们的家长，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好在那个年月，鸦片没有现在值钱，即便天天消费，也耗得起。
军队是用来打仗的，但是也有军队的首长，不仅不指望手下的军人打仗，只希望他们不生事，只要当兵的老实呆在军营里，就阿弥陀佛。清朝的道光年间，广州的水师，很是骠悍，可惜只表现在上岸以后，在水里的时候，跟绵羊似的，连鸦片走私船都打不过。在岸上的骠悍也是骠悍，包娼包赌，寻衅闹事，动辄插刀子放血，连八旗驻防兵都敢惹。水师的领导，很是发愁，因为乱子一大，自家的官位就不保，总得想个办法，把这些丘八爷拴住才行。于是，也不知是哪一任的水师提督帐下的师爷，想出来一个绝招，开彩赌博，立一个花会，有几十种花头，任参赌的人下注，每天开彩两次，每次都有一两种花头中彩，每注额度不大，押中的，就可以有几十倍的利益（是今天六合彩的祖先）。这样一来，果然把水师士兵牢牢地吸在了军营里，安静了许多。
安静了儿子和安静了的士兵，都成了废物，但却都实现了他们各自“领导”的期待。别误会，古代的人也是人，跟我们现在差不多，当年的领导没有吃错药，这样的期待，其实是形势逼出来的，不是说，形势比人强吗？
引导儿子吸鸦片的，多系八旗中人，而且是有头有脸的那一帮，什么王爷、贝勒、贝子和将军、云骑尉什么的。到了大清快要不行的当口，这些人家的子弟，多半都不学好，教也教不明白，改也改不过来，没出息呆在家里还好，一出来，准惹事败家，眼看着家里的那点底已经薄了，皇上的铁杆庄稼也靠不住了，打算多过两天富裕日子，想来想去，也就只有把孩子圈在家里这一招。八旗人家开了头，后来北京的小康之家也跟着学，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怪事干得人多了，也就见怪不怪，反倒显得咱们老北京厚道。
广东水师也是这样，到了道光年间，距离打台湾已经过去了百多年，承平日久，陆上的绿营还说不定有个土匪和造反的农民需要剿，水师则连这点事都没有。没事做，却有走私者的贿赂可以享用，饱暖思淫欲，不闹事才怪！凡事，积习已久，成为大家共同的习惯性行为，就难改了，除非把这个群体整体换掉——显然，这是谁也做不到的。因此，做领导的，为了自己在任期间的太平，开花会赌博，倒也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
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真是高明，老早就造出了饮鸩止渴这个成语。对于得过且过的领导来说，做事的原则，是需要第一，况且，这个“鸩”（毒药）又不是自己喝下去，混一天算一天，如果侥幸混过了，管他以后洪水滔天。
法国的路易十五，比起咱中国的官来，算个甚！这句名言安在他的头上，简直胡闹，完全不尊重知识产权嘛！
官服的前襟与后襟
明清之际，北京有个关于裁缝的传说。说是有个高明的裁缝，为官员做衣服的时候，先要打听此人科考得售年龄的早晚，说是中进士早的，心高气傲，走路昂头挺胸，难免肚凸胸挺，所以衣服的前襟要长一点；中进士晚的，被考试折磨得惨，未免弯腰驼背，衣服的后襟要长点。这个故事的版本很多，也有说专指都察院御史的，因为御史气性都比较大，刚进院的和进院时间长的不一样，刚进院的，衣服的前襟要长一点，御史干长了，钉子碰的多了，气性渐渐消了，背也就驼下来了。
这个传说，我总觉得是说官员的，跟裁缝无关。除了衣服样式有变化，做衣服的工具现代化了之外，古代的裁缝跟今天的裁缝并没有什么区别，是裁缝，给人做衣服，都要量身材，量体裁衣嘛，能揽上官员买卖的裁缝，手艺自然不差（传说里也说是高明的裁缝），怎么会蠢到量身材的时候连前凸还是后弯都弄不清？还需要打听人家简历才能知道？所以，传说说的，实际上是官员的前肚和后背，不是裁缝的前襟和后襟，官员前肚和后背与宦海生涯的关系。
官员的身材当然首先是跟他爹娘的遗传有关，跟营养好坏有关（跟金多金少也有关，像范进这样，考一回试都要饿肚子的穷秀才，估计入仕之初肚子是鼓不起来的），但与仕途状况，却也不能说没有关系。不过，如果非要说这种相关性，那么跟入仕之早晚的关联度，其实远不如升迁快慢，官阶高低的关联度大。不管个子高矮，肚皮脂肪薄厚，脾气秉性如何，只要仕途顺利，肚子多半是要凸起来的，反之，仕途蹭蹬，背就要突出一点了。
更多的时候，官员的挺胸凸肚还是弯腰俯首，关键要看他们跟什么人在一起。跟上司和来头大的同僚在一起的时候，身体必然有向后的弧度，点头如同鸡啄米。如果下属来见，或者审理官司，堂下跪着老百姓的时候，那么，身体向前的弧度自然就出来了。
有什么样的裁缝，能够顺应这种变化，裁出合乎官员动作需要的官服来？我想没有，除非准备许多套不同的衣服，或者前襟长，或者后襟长，在不同场合，见不同的人，换不同的衣服，如果是这样，衣服合适与否，关键不取决于裁缝，而是仆人了。好在，那个时代，士大夫的服装，都很长，弹性大，只要剪裁大体合适，无论肚子挺到什么程度，腰弯到什么地步，断不至于衣襟前撅后翘，更不可能走光的。
时代在进步，袍褂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经过革命洗礼之后，长的衣服没有多少人穿了，干部队伍，更是没有长衫的生存余地。幸好，当官员们再次学会跟前辈们挺胸凸肚和鞠躬如仪之时，西装开始流行，很快，前面不太扣扣子的标准西装，就成了官员们标准的官服，样式越来越洋，剪裁越来越好，自然，也越来越合乎官员在各种场合的需要，断不至于让他们失仪。从前流行的中山装，或者一度被外国人视为新中国官员标准制服的毛制服，很快退出了官场。
衣服，或者说官服，也要识时务。
官运挡不住的人（1）
从晚清入民国的大人物中，徐世昌算是地位很高的一号要角。在晚清位极人臣，做到军机大臣，太傅衔太保，进入民国，做过袁世凯的“国务卿”（内阁总理），最后居然成了民国大总统。可是细想起来，此公虽然一路大官做上去，但好像什么事也没做过。他参与过袁世凯小站练兵，但兵不是他练的；他做过清朝第一任的巡警部尚书，但警察也不是他办的；他做过东三省的总督，好像除了让自家的宦囊鼓了好些之外，没留下什么政绩。至于在民国做总统，本是傀儡，姑且不论，给袁世凯做国务卿，连主子要做皇帝，都没帮什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