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盖楼，后找油”的教训还不十分深刻吗？余秋里和康世恩作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开拓者和领导者，自然更懂得应该从这样的教训中吸取什么，所以后来在大庆会战时提出了“先生产后生活”的战斗口号。它实际上是一种权宜之计，并不是余秋里的一贯思想。相反，“总后”政委出身的第二任石油部长的余秋里同志一直把抓职工生活问题当作出生产力的“动力”，甚至在像“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他亲自动手抓职工生活，其情其景，凡是石油战线的老职工都会记忆犹新。说得再心平气和些，诸如“先生产后生活”、“先生活后生产”还是“生产生活一起抓”一类问题，对那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看来，它与“先有蛋还是先有鸡”一样，这是个连哲学家都难于扯清的问题。更何况，余秋里一向主张生产是第一位的，而保证生产能不能快速发展，职工的人心、人气又是最关键的，而要保证人心、人气始终处于高昂之中，生活问题必不可忽视。几乎可以这么说：在众多的中国高级领导干部中，能够像余秋里这样既懂得如何抓生活、又亲自上灶能炒出几个拿手菜、在桌台上也能“指点江山”的美食家并不多。
80年代初，中国的石油工业出现过一段痛苦的争执与滑坡现象。这既与当时国家刚刚起步的四个现代化快车有关，也与社会上有人借拨乱反正、批极“左”有关，加上生不逢时的“渤海二号事件”，使自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以来，石油人第一次以屈辱的形象出现在国人面前，一张张多年高昂的脸低了下来……全国原油产量跟着一滑再滑，继1978年首次10404万吨后，到1980年时却倒退到了10121万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感到了压力，因为石油产量的下滑进而导致整个国民经济下滑的可能性在所难免。这是他作为总理所不愿看到的，也是不能接受的。在寻求“新人”保住一亿吨无望后，此人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又把目光聚集到了因“渤海二号事件”从国务院副总理一职上“休息”下来的康世恩身上。康世恩此时已年至65岁，又因患膀胱癌而病卧在医院。1980年12月的一个下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人亲自前往医院看望康世恩，向这位老石油人讨取保住一亿吨的良策。交谈中，康向他推荐了经与余秋里等人集体研究的一亿吨包干设想。那位总理要康世恩再次出任石油部长，并说：此任非你莫属，其他人都担当不起保住一亿吨的重任。在这样情况下，重病在身的康世恩应承接担。1981年1月19日，在国家能委召开的会议上，新调任的国家能委主任余秋里宣布：今天早晨中央决定康世恩副总理兼任石油部长。这就是石油部盛传一时的“康世恩临危受命”的故事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从1979年开始，全国经济进入了三年调整时期。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成为调整时期的主要工作。此间，国家对石油的投资锐减。1981年计划投资只有1980年的一半——才17亿元。在这种形势下，石油如何稳住年产一亿吨，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1980年秋天，作为副总理兼能委主任的余秋里就对石油部提出：“1981年产量1亿吨就1亿吨，要讲些道理。……现在国家有困难，你们要有点革命精神，还是要敢想敢说敢干，还是要解放思想，三年之内一定要搞上去！现在国际油价上升，过去没开采价值的油田现在都可以开采了。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积少成多，一本万利。没有钱可以借。”曾长期担任过石油部副部长的国家计委副主任李人俊也说：“你们石油部想办法，增产节约100万吨原油，可以考虑都给你们。”住在医院里的康世恩也在不停地抱病找石油战线的有关人士议论如何把石油从“资金短缺”的困境中冲出来。最后大家的想法基本一致，并逐步形成了“石油工业年产一亿吨的包干方案”。这套方案简而言之是：在国家对石油不增加投资的条件下，石油部“包干”年产一亿吨原油。但国家允许，在一亿吨以外，石油部增产和节约的石油全部由石油部自行出口，筹措的资金作为国家对石油投入的补充。这个方案在当时“统支统收”、“打酱油的钱不许买醋”的体制下，是个“创举”，也开创了石油工业改革的先河。
中央很快同意了这一包干方案。
同年5月14日，国家能委在余秋里的主持下，邀请国家计委、建委、经委、进出口委、外贸部、财政部、商业部、石油部、物资总公司、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11个单位，共同商定了石油部超产原油的出口事宜。至此，这个鼓励石油自主发展的“一亿吨包干”方案正式出台，它对石油工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要实现年产一亿吨的包干方案，第一重点是大庆油田。自从60年代初发现并开发大庆油田以来，它一直撑起了祖国石油工业的“半壁江山”，一天也没有松懈过。大庆油田自从1976年起，就达到了年产5000万吨的规模。在一亿吨包干的形势下，1981年8月，余、康经过反复斟酌，并把大庆的陈烈民、王苏民等领导干部和专家请到北京开了十三天座谈会，商讨大庆油田有没有可能在5000万吨基础上，再增产150万吨原油。当时大庆没有新增后备储量，5000万吨产量已绷得很紧的情况下，要再突然增产这么多，无疑是有风险的。一旦把大庆油田累垮了，局面更是不可收拾。何况，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的10万职工当时仍住在会战初期的干打垒房子里，生活情况基本没有多少改变，仍然十分艰苦，生产配套、矿区建设和生活上设施欠账很多。但是，大庆干部、职工历来具有以大局为重的好传统，他们二话没说地接受了每年多产原油150万吨的任务。第二个重点就是胜利油田。作为全国第二大油田的胜利油田，自“四人帮”垮台后，在会战指挥部刘佩荣、张兆美、焦万海、陈宾等人领导下，团结广大会战职工，奋力工作。面对复杂的地质条件，叶大信、陈斯忠、钱凯、刘兴材等石油地质专家，带领广大科技人员，攻克一个个难关，使石油产量在1978年达到1946万吨，生产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而后，由于资金不足，勘探工作量减少，原油产量逐年下降。1980年冬，石油部副部长焦力人、黄凯与胜利油田书记陈宾等商议，认为要实现一亿吨包干任务，在稳住大庆之后，关键是要在胜利油田打一场“翻身仗”，迅速遏制它的下降趋势。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石油部把在中原油田主持工作的李晔调回东营胜利油田工作。
国务院正式批准一亿吨原油包干方案后，石油部抓紧方案的落实。1981年5月24日，康世恩离开医院正式到石油部上班。他即派副部长焦力人、李天相、闵豫率领的专家工作组到胜利油田，和油田的领导干部一起，从资源、工程、经济三个方面听取汇报，经过反复讨论，初步拟定了胜利油田包干方案。这个方案中，胜利油田1981年的生产指标是1590万吨。讨论这个指标时，康世恩苦笑着对李天相说：“好你个李天相，连1600万吨都不敢要，给我签了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可见，胜利油田在当时即便是一年内只多产10万吨，也非常艰难！这个方案八易其稿，终经石油部通过。又向国家能委、计委、经委、财政部作了汇报，得到了一致同意。同年8月，石油部正式下发了《关于胜利油田实行原油产量包干试点的通知》。10月，国家经委、财政部、石油部又联合行文下发了这个通知。
此时，身为国务院领导之一和国家能源委主任的余秋里同志，一直十分关注着全国的石油生产尤其是“一亿吨包干”的事。他在北京召开的石油部厂矿长会上明确指出：“今后石油要继续大发展，要继续大踏步前进”。具体要实现“一个加深、三个开展、六个稳定发展”的奋斗目标。即：加深从松辽盆地到渤海湾盆地的广阔东部地区的勘探；开展准噶尔、陕甘宁、柴达木盆地的工作；继续稳定地发展大庆、胜利、华北、辽河、中原、克拉玛依油田生产。他为石油工业勾画的这幅发展蓝图，事后证明，之后几年的我国石油工业基本上是按这个轨迹运行的。
“全国稳产一亿吨，其中大庆5000万吨，胜利油田怎么办？”将军在此次会议上，向胜利油田的干部职工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也是他继抓大庆油田稳产5000万吨后，致力“建设第二个大庆”的一个宏愿。
1981年8月下旬，余秋里奔赴胜利油田。这个油田他不陌生。早在1964年，他两次在这儿蹲点，长期坐镇指挥，与石油工人一起，在一片盐碱滩上创建了这个油田。此次故地重游，老将军或巡视现场看望工人，或听汇报找人座谈，与油田的领导干部和地质专家们切磋，深入研究与讨论了胜利油田的现状与发展前景。油田干部大会上，他深情而又严肃地指出：胜利油田仍大有作为，大有发展前途。面对当时在胜利油田发展问题上存在的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少数人认为胜利的黄金时代已过去，主张把现有产量大幅度降下来；大多数人则认为，胜利油田的生产基础比较雄厚，勘探领域还很广阔，资源十分丰富，还大有发展前途。对此余秋里明确表态：坚决支持大多数人的观点。接着，他用大量的事实与数据，从领域广阔、资源丰富、基础雄厚、潜力巨大以及技术装备不断进步等方面，向人们展示胜利油田大有可为的前景。
“你们现在搞到的储量相当于大庆储量的一半左右，大庆现在每年产5000万吨，你们为什么不能在这几年搞到2500万吨？”将军发问胜利人。继而他告诉他们：“从战略上讲，今后在勘探的深度与广度上，胜利油田不是走下坡路，而是要走上坡路；不是小发展、中发展，而是要大发展。这个油田，你们今天在座的同志，这一辈子是搞不完的。你们的儿子、孙子搞不完，你们孙子的孙子也是搞不完的……”
胜利人感到了鼓舞，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对把自己的油田建成“第二个大庆”有了信心。这信心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靠科学。胜利油田有依靠科技攻克难关的好传统。文化大革命期间，广大地质人员克服没有先进设备的困难，采用“手摇计算器”、“手拉计算尺”的办法，处理了数以百万计的数据与资料，人称“人工三维地震”，在油田的勘探开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1年初，胜利油田又发动广大地质人员，广泛收集与重新研究以前的“五老”（钻井、测井、地震、试油、地质）资料。在此基础上，车卓吾、刘兴材、陈斯忠、钱凯、李小孟、杨申镀等十几位石油地质专家，集中讨论了十五天，得出胜利油田近期勘探的重点。随即油田又召开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的地质论证会。这实际上是胜利油田的一次地质“会诊会”，也是胜利油田的一次“规划会”。与会者情绪活跃，畅所欲言，座谈会连续开了半个月，有车卓吾、刘兴材、陈斯忠、钱凯、李小孟等34名地质学家作了综合报告和专题发言。这些报告，以大量的数据与资料，向人们展示了胜利油田广阔的前景。与这个座谈会相呼应，会议期间的许多夜晚，又有一些专家聚集一起，促膝商讨，彻夜长谈。他们计算着，思索着，争辩着……胜利油田的勘探部署和找油计划逐渐清晰起来。在论证会即将结束之际，主持人指着墙上那幅硕大的地质图，激情满怀地说：“综合各路专家的意见，胜利油田近期的勘探部署，可以按照刘兴材等同志提出的‘三类三十块’来实施：第一类可增加几十、百把万吨储量的十来块；第二类可增加几百、千把万吨储量的十来块；第三类可增加几千、亿把吨储量的十来块——当然这第三类目前只是个方向……”（胜利油田在并不长的若干年后，大大超过了这个预测。）
二靠先进的技术。有了主战场，发现了主要“敌人”，靠什么来打赢这一仗、来歼灭这股“敌人”？在石油业来说，就是要靠以钻井技术为主的一整套石油勘探开发的先进技术与工艺。在主管钻井的副指挥姚福林组织领导下，与钻井总工程师于万祥、钻井指挥部指挥张兆礼等人反复研究，提出了实现“解放钻速，解放泥浆，解放油层”的具体措施，并组织专门队伍对关键的技术工艺进行攻关。1986年他们提前50天完成350万米的全年钻井任务。尤其令人鼓舞的是他们在全国率先攻克与推广高压喷射，优选参数钻井技术，使全油田一百多部钻机的钻速大幅度提高，钻井质量也明显改善。而正是这一贡献，使日后在钻井指挥部召开的总结庆功大会上，年逾古稀的老部长康世恩，把屡建奇功的钻井队长与钻井工程师们请上主席台，当着几千人的面，向这些功臣们恭恭敬敬行了三鞠躬大礼。1987年，他们又一鼓作气，全年打井1959口，钻井进尺434万米。胜利油田依靠先进技术，取得突飞猛的进步，余秋里听取李晔的汇报后，异常兴奋地说：“胜利”的胜利，是科学技术的胜利。
三靠人心。这是余秋里传下的石油作风。胜利油田的随矿职工家属，当年只有3000多户，这还是文化大革命前经层层申请批准解决的。70年代以后，职工人数超过10万人，前几年虽然组织了一部分职工家属参加农业劳动，但还有大量户口在农村的职工家属不能随矿，即便随矿了多数也还是“黑人黑户”，不供应粮食，不分配住房，不准参加农副业劳动，娃娃上学没着落。这是胜利油田面临的“老大难”问题。1981年以后，油田领导班子几经慎重研究，在山东省的关怀帮助下，划拨给几个农场和几十万亩盐碱荒滩。由负责后勤生活与职工家属工作的副指挥侯庆生统一组织与实施。于是，全油田彻底解决了职工两地分居问题。当时宣布：只要自愿，可以敞开大门让职工家属迁来油田开荒种地。真是石破天惊。“家属敞开来”，当时在石油厂矿是头一家。其反响与效果，不亚于几口千吨井同时喷油。众望所归，人心所向。工人们喜迎家属团聚。剩下的就是万众一心，为找油而战了！此刻，油田上下，人气大增。
四靠人才。1981年初，胜利油田地质勘探处副处长、副主任地质师刘兴材给油田领导班子成员每人一份11万字的地质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积他在胜利油田二十年潜心研究成果，立论严谨，从方方面面论证了胜利油田仍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深信胜利油田不但有油，而且有大油。为此，他还因不合“时宜”而屡坐“冷板凳”，被人贬为“刘大吹”。他无奈无助。刘兴材的报告得到了胜利油田领导班子的赏识，并根据他的表现，提拔了这位党外人士为油田副总地质师，之后不久，刘兴材升任为油田副总指挥兼总地质师。从此，刘兴材在这个岗位上，和许多同行在一起屡献良策，屡获成果，对胜利油田的发展和石油勘探理论都有重大贡献。这一期间，像刘兴材这样的技术人才获得重用，在胜利油田比比皆是。正是这些受重用的知识分子们努力的结果，为胜利油田能否成为“第二个大庆”提供了技术上的可靠依据：1982年初他们郑重提出的油田的“六类四十块”有利战略新生代：一类是新增2亿吨储量的一个——埕岛油田；二类是新增1亿吨储量的3个；三类是新增5000万吨储量的4个；四类是新增1000万吨储量的18个；五类是新增天然气储量20亿立方米的4个；六类是很有勘探前景的10个。事后经过勘探验证，以上前五类的目�